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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徐达内:五毛党和八毛党

徐达内:五毛党和八毛党 进入专题 : 五毛党 八毛党    ● 徐达内       一          比起另四家对手重点展示铁道部公告“火车票退票费将由票面额20%降至5%”的做法,凤凰网更加重视名人新闻的标杆作用,以《李双江之子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1年》作为头条。     这家门户还为警方通报附设调查,截止今晨6时,超过半成受访者认为李天一“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受点教训”,而认为之所以导致这一处理结果主要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太大”的人数比例更高,而相信“没什么因素,这是警方的公正执法”者只占三分之一。反映在微博论坛上,当人们深夜通过新华社电稿得知这一消息后,喝彩赞赏确是主流,但同样伴随着一些悲观者“能真执行吗”的依例担心,以及质疑判罚过重、于法无据的反转。     认为李天一无需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的人们,所凭依据中正是昨日早前消息——京华时报头版刊出标题,通报“李双江15岁子打人事件和解”。据文章描述,“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并希望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节日来病房探望伤者请求原谅的军人歌唱家自叹“中秋夜全家也不能团圆,儿子一个人在拘留所度过,家人都很难过”。     腾讯今日话题的编辑们就是不喜欢“大快人心”,他们今晨用“法律视角”公开宣布,收容教养李天一“值得商榷”、是桩“错案”。在质疑“警方怎能认定‘构成犯罪’”之后,专题认定最大问题是“未经法院审理不得剥夺自由”,虽然“‘拼爹’时代,理解民众的心情”,但仍呼吁“对于未成年犯罪,公众不应主张重刑主义”。末尾更是一语道出专题主旨--“‘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等制度,该改改了。”     从危机公关的角度来说,老来得子的李双江以道歉认罚姿态获得了广泛谅解,不考虑那些针对“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普遍现象而借机抒发的愤懑,有关他那自小以正面形象示人却突然惹下满城风雨的孩子的主流舆情最终走向了家庭教育议题。昨天人民日报就曾以“为何‘儿子闯祸,爸爸受过’”为题,展示凤凰网有关此事的另一项调查结果,即“90多万投票网民中,只有2.6%的人认为这是行车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而其余的网民均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溺爱、管教无方,以及同阶层玩伴间相互影响,致其生性骄纵,目中无人”,并就此由作者阐述“‘身份标签’折射社会焦虑”。     不过,汇集到李双江身上的骂声之所以能够逐渐平息,恐怕还要感谢另一位“名爹”。虽然“驾着宝马去战斗”的是李天一,但还有一位“恶少”苏楠开着悬挂晋O-00888车牌的奥迪,自被原籍山西的李建军公开揭发其可能系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长苏浩“私生子”后,他的身世就更加后来居上“红星闪闪”。     根据北京警方昨晚同时宣布,苏楠亦因构成寻衅滋事罪被提请逮捕,而苏楠的父亲苏文斌则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刑事拘留。山西媒体善始善终,不置一词。不过,对这个省份的公安系统员工来说,这恐怕又多了一桩私下谈资。被指控“非婚生子”的苏副厅长面对外省记者反复否认传闻,但爆料人李建军三天来的困境却增加了人们对这位警方高官的猜疑。以“建军伟业”为账号名的这位前《山西晚报》记者于周二发帖,称自己在平遥家中遭遇“上门骚扰”,系有人声称其8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另类审计风暴背后的生意经》“内容不实”、“害他们没饭吃”,微博中更以“砸门”、“争执”、“肢体冲突”等来描述现场冲突。《云南信息报》是少有的周三跟进此间变故的公开出版物,据其报道,“蹊跷的是,李建军在新浪和腾讯的微博昨日遭到干扰……屏蔽半小时,恢复后又被大量删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文中更引述李建军“不得不产生”的联想:“昨天苏浩说是要对我‘正当防卫’,今天就有我报道过的与太原警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山西兴成法务会计师事务所任燕平带不明人员到家骚扰。”     政务微博中各地警方一马当先不是没有道理,在晋中市公安局于“骚扰”当日公开要求下属辖地警方上线“按时限回复网友提问”后,平遥县公安局于周三午前发帖公告,对“连续两次非法侵入李某父亲住所”者处以行政拘留5日等处罚。     不过,“私生子”传闻一日不坐实,这种官民互动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更何况网络上还有人开始发布李建军当街小便的偷拍照、并指其曾敲诈勒索等,更让敏感者推测此乃苏浩手下“泼污水”。人民日报上述文章中正有一段:“每次‘打人事件’发生,都如同引爆了一个舆论炸弹。无论是媒体评论还是网友议论,不乏言辞激烈的内容,有的针砭时弊,有的反思症结,而有的却显然醉翁之意不在‘儿子’,也不在‘爸爸’,不是从案件本身和事实出发,只图骂得痛快,甚至捕风捉影、自由‘联想’,进行人身攻击,并且固执地怀疑一切,疑心事情得不到公正解决,不相信有关部门会秉公处理。”          二          中共中央机关报感叹“老不信”,南方周末专栏已将当下总结为“犬儒社会”——河北宣传官员对此一定心有戚戚。他们现在需要呼吁民众相信司法,除了那桩已经被评论员们抨击“封锁信息”的深州越狱事件,还有一前一后两档旧案。     先是“王朝抢劫案”,因为事涉“我爸是李刚”中的那位“名爹”警官,此间是否有冤情一直是舆论关注所在。新京报是其间旗手,正是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28日刊出两整版调查报道,质疑这是“一桩‘没有作案时间’的抢劫案”,更刊出王朝对“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李刚副局长”本人的刑讯逼供指控,使得这桩事发五年后被河北高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子,搭上“李刚门”的春风,天下皆知。     上周四,保定市北市区法院,“王朝抢劫案”重审开庭。新京报记者自然又来到了现场,周六版面中刊出王朝母亲杨惠贤手举公开信哭泣的模样,称在“‘排疑’”再判”中“现场采集单个指纹、作案时间等关键证据被认定;辩方观点几乎未获法庭采纳”。     负责审案的北市区法院为此次庭审开设了官方微博,对判决结果等进行解释。不过,正如新京报总结,“解释没有消除公众的疑问,多有评论认为案件疑点重重”。面对那些因王朝或因李刚而来的斥责,例如《河北“王朝案”:疑云密布,真相何在》、《不应剥夺王朝母亲的旁听权》,140字不足以全面反击,于是,纸媒出面。     本周一,石家庄畅销的燕赵晚报宣布,“虽然再审法院对‘王朝案’的审理采取了最大限度公开透明的态度,但仍不乏有质疑声音”,因此刊出对本案审判长、北市区法院副院长吴亦涛的采访,副题明确宣布“保定市检察院调查认定,侦查人员在办理王朝抢劫案件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     有来就有往。《京华时报》也来助阵,周三宣布获得了“王朝60岁的母亲杨慧贤给本报传来一份13页的手写回应书,对吴亦涛的说法一一作出回应,并出示相关证据”,由其抱怨自己放弃证人身份意欲旁听却仍被拒,并重申她为儿子脱罪提供的证词:“自己在抢劫案发时给王朝先后打过两个电话,当时王朝正跟朋友一起在石家庄吃饭,根本不在保定,通话清单上应该有详细的显示。”     比起“王朝案”,聂树斌的“冤情”更加久远,也更加确凿。17年前被控奸杀女工康某、半年后命丧法场,虽然这位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已经看不到自己重获清白的一天,但自有律师和媒体为他连年奔走,要一个“死后公道”。     说起来,聂树斌要感谢王书金,正是这位“真凶”2005年初落网后主动供述是其于1994年8月奸杀康某,2007年,被判处死刑的他更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     于是,这桩“杀错了人”的悲剧成为那些中国法治关注者反复提起的判例,以此痛陈刑讯逼供、检方失察之弊。不过,四年来,“一案两凶”的聂树斌案仍未启动重审,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真凶”王书金也没有拿到他的终审判决书,已然超过法律规定审理期限,连反复针对此案发布报道的《南方周末》在2009年11月都已大标题哀叹“翻案渺茫”。值此僵持时段,意见领袖们设置议题的能力再次得到呈现,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律师9月11日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     这次,是人民日报大院中的同道之人在领衔推动。先是前天在人民网舆情会商室请来聂树斌的母亲以及何兵,由他们讲述“六年申诉无果”的郁闷,感触“老百姓打官司难”;而后又在白纸黑字刊出署名“裘法正”的来论,质问“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据作者推理,“恐怕不是‘无人管’的问题,而是管的人太不得力、太多顾虑吧。或是怕推倒重来影响部门形象,或是怕暴露问题追究责任。宁昧私利而不惜损害公义,致使问题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文章高呼“聂树斌案真的再也拖不起了”:“冤案猛于虎,但比冤案更可怕的是沉冤不雪、有错不纠。其结果,流失的是司法部门的公信力,损毁的是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知错即改,才是重获社会信任、重建司法权威之计”。     有光明网《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刑诉法尊严》《聂树斌案再思考:纠正错案到底难在哪儿?》、东方早报《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重庆时报《聂树斌案真相不能随蒙冤者死去》等跟进助阵,商业门户转载推介,人民网今晨便再接再厉,网评有言《聂树斌案,被耗掉的是正义更是民心》。作者在文中引用刑诉法规定和最高法院长之言,点名直斥河北省高院“如此漠视法律规定,将法律的尊严置于何处?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政法部门的形象,让人民群众对其的负面印象俱增。”     南方都市报今天更以社论向中共中央机关报那“措辞强硬的短评”致敬,喝应一声“久违了,聂树斌!”在这篇《再审聂树斌案,中国司法面临自救之役》里,作者感叹连日热议再起却“恍如昨日”,因为六年来“话早已说尽,但痛却未得到丝毫纾解……任凭舆论声嘶力竭,再审程序呼之不出”。将这六年定义为“对司法形象的再度致命性摧残”,文章认定聂树斌案目前所遭遇的困境“是一干责任人等企图用个人私利来绑架一方司法,让个人法律责任披上了司法形象的外衣”,因为“那些曾经因聂树斌案而得以提升,或者与聂案难逃干系的各色人等,个个还在,而且身居高位,聂案如果真的翻过来,便注定会有一大批相关责任人必须要为当年的泯灭法律良知的作为承担罪责。正是这样的群体性心思,在与一方司法机构的所谓面子实现利益绑定之后,个人荣辱与整体形象貌似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拖延,成为几乎唯一能选择的伎俩。”     文末,这份被广泛认为中国民主法治先锋的南方媒体给出终极方案:“最高人民法院亟待放弃长久以来的沉默,主导启动对聂树斌案的再审程序,还个案一个虽迟到却必须要到来的正义,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拾对司法公正的起码信心。”          三          山西、河北,或者湖北、江西,媒体难免都有“不能说的秘密”,而在媒体管制相对宽松的广东,旁征博引、四面开花的新闻人有时也会遭遇另一种尴尬:用力过猛、情何以堪。     相信深圳新闻网的编辑记者们这些天多少有点“兼听则明”的感慨。这家网站在9月5日首发消息,引用喜得贵子的牙医陈先生对同行的控诉,即“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然而学医的陈先生隐约觉得有蹊跷,他拒绝了手术,并带孩子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孩子的病。”     “缝肛门”余波仍在,深圳这等“医疗黑幕”怎能不掀起波澜。经由网络媒体重点推介,深圳儿童医院顿成千夫所指,“医德沦丧”“过度医疗”的斥责满溢屏幕,这也已经迫使院方在两天后的傍晚召集多家媒体说明情况,批评陈先生“严重歪曲事实”。     不过,市场化报章总是偏爱展现冲突,医生们“完全符合规范”的辩解显然不适合作为大标题。南方都市报次日即与广州日报、深圳晶报等同时刊出消息,比起竞争对手们加了个问号的内版处置,其更加决绝地许以头版头条三排大标题:“婴儿腹胀求医,深圳要价过万,广州八毛搞掂”。组合报道中,双方争执得到展示,例如:“陈先生说,医院工作人员告诉他手术和后续治疗费用预计将超过10万元,但是儿童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麻晓鹏称,医院没有人提出过10万元的价钱,治疗费用两万元之内就可以搞定”;“陈先生质疑…医生甚至可以从手术中提成获益,所以医生会给病人安排毫无必要的检查,甚至动价格昂贵的手术;深圳儿童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军否认了‘医生从手术拿提成’的制度……没有手术必要还要安排手术的做法是不可能的。”     “同用开塞露,为何广州有用深圳无用?”——在得知深圳方“因为该院前期治疗有基础”的辩解后,那位宣布自己儿子“能吃能拉,每天都有排便……廉价药目前看来很有效果”的陈先生,更通过记者反驳,“医院方面说的各种手术指征,我不是专业人士,并不懂,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么小的孩子,在没有百分百确诊的情况下不应该手术。”     感染了深圳电视台“颇有煽情地播出”,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此时也因微博发言卷入“力挺患者”和“力挺医院”两方的论战。根据南都记录,这位医院主管部门领导在9月7日午时警告下属,“就媒体报道而推论,这是一件技术误诊的事件,其中也有滥用抗菌药物和大检查的嫌疑。情况是否如此,希望深圳卫生局给予调查,深圳儿童医院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不要‘失足’在这样基础诊断的低级错误上!”     风波已获简称“八毛门”或“八毛钱事件”,虽然正式出版媒体在报道争议时至少要实现一些平衡,但在那些啸聚来去的自媒体渠道中,“从这方面看……从另一方面看”的辩证法就太不受发言者欢迎了。评论员们也已经集体出动,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站感怀身世,《医院的老虎》、《医院反噬比“10万元手术”更让人心寒》、《是技术差还是良心差》、《两种答案透视不同医德》、《祷告8角钱就能治病的好运气》、《过度医疗势必损伤公共信任》、《把问题搞复杂,伪专家们的技术及道德》喷涌而出。     不过,到了本周三,这种声讨医生的群情激愤戛然而止。因为在这一天的南方都市报头版上,又有了一个跟踪报道标题,“‘八毛门’患儿中秋入院洗肠,广州医生建议住院家长不听。专家呼吁先放下纠缠对错,最要紧尽早确认是否‘巨结肠’”。根据网络报料循迹而来的记者此番转述医生诊断,“当时小孩肚子胀得厉害,鼓鼓的,孩子表现的症状确实比较重,连腹膜经脉都凸显出来,而且还影响到呼吸不畅……从孩子的症状来判断,其患有先天性巨结肠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在引用陈先生“不过只是做常规的复查”、““之前孩子肚子还有点鼓,但是现在非常平坦,与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的口径后,信息时报再录廖新波对其劝告,“要尊重事实,虽然陈先生本身是一名牙医,但其对医学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窍不通’的,希望他不要再意气用事,否则可能会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份广州日报子报更由编辑跟进点评,《不要让“8毛钱”耽搁治病》:“可以理解,因为‘8毛钱’事件,这名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旦孩子再次入院,说明这个病并非‘8毛钱’就能治好那么简单,父亲之前跟深圳儿童医院的较劲,也就从‘有理’变成‘无理’”……笔者想奉劝父亲一句:孩子的生命最重要,不要为了较劲死撑”。文中,更有一句写明送给力撑‘8毛钱’的网友:“事情尚未水落石出,稍安勿躁,不要一味抨击医院,看病已经够贵够难了,如果连对医生医术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一旦生病,就只能等死了。”     廖副厅长在微博中说,“媒体报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报道的方式”。现在,又是反思媒体责任的时候了,只是这一回,那些一周前冲锋陷阵的民意斗士们多少有些难以启齿,换由官办媒体扬眉吐气接管麦克风。南方电视台昨对事件作出归纳,《八毛钱治“表”不治“本”》;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认为“部分媒体在报道‘8毛门’事件中对医学概念和事实的误用误解,是引发过度担忧的直接动因”;光明日报通报深圳卫人委对“八毛钱”事件进行内部调查的决定,称可以肯定的是“8毛钱绝对没有治好病”,所摘网友声音除了呼吁陈先生再勿赌气、感慨医患关系紧张外,就是“看到部分媒体偏听偏信一方观点,最先的报道中只有患者亲属声音,没有院方话语,而且部分报道有意制造噱头,把事情炒大。但是,从这几天的发展来看,之前的不少报道内容失实。民众需要知道的是事件的真相,媒体采访时一定要立足新闻事实,不能‘添把火’”。     昨天的人民日报上,除了有头版头条“一切为了患者”的北京协和先进经验和“公立医院就是要破除逐利机制”的发改委目标,也有一文直接不吐不快于《医生为何总被质疑》:“眼下,质疑医生似乎已经成为公众的习惯性思维。只要发生医患纠纷,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谴责医生无德。而媒体也总是‘顺应民意’,‘一边倒’地炮轰医院、质疑医生。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医生往往有口难辩,即便是被误解、被冤屈,也很难获得理解和同情。于是,公众在宣泄中得到满足,媒体在娱乐中赚足‘眼球’,谁也不再追问事实真相,医生成为‘沉默的羔羊’。”     人类总是依靠经验来趋利避害,只不过,有时这经验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做一个忠诚的“五毛党”或者“八毛党”都有风险。广东媒体提供例证:9月9日,一深圳新生儿家属疑因受“8毛钱”事件报道的影响,拒绝医院为孩子进行手术治疗并自行出院。9月11日孩子突然出现肠穿孔被送院急救,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期。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五毛党 八毛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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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剿地沟油背后的惊人秘密

译者 sheromeng 中国围剿地沟油背后的惊人秘密    2011年9月15日由Stan发表  中国新闻 打着公共健康项目的幌子,中国政府正致 力于围剿地沟油产业。然而,随着更多消息的泄漏,人们不禁会困惑:逮捕生产废食用油的人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新京报》最近报道(《环球时报》的翻译版本)给出了一个官方解释: 七月中旬,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生产销售非法食用地沟油案件,抓获 32名犯罪嫌疑人。共查获百余吨非法食用油,均收集自餐馆已经使用过的油和从下水道中所刮的油。此次全国范围内的围剿暴露出地沟油的加工已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此次案件中,查获了大量的非法油并抓获了许多犯罪嫌疑人,是一次空前的成功。更重要是,这是公安机关首次破获全国范围内的非法食用油产业,这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中国的许多餐馆都使用地沟油烹饪食物的传言。   但是,这仅仅是宣传吗?一位姓张的食用油巨头(化名),表示他对新政策感到十分沮丧:“原以为政府是想要进行回收利用,我对这个‘绿色’行业颇感自豪。但是这次新围剿行动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在中国,事情的变化如此之快!近日,我的风险管理部门感到完全茫然了。” 环保人士并不是唯一的对新举措感到失望的人。其它批评人士声称没收地沟油侵犯了个人自由。 李娣莲女士是成都非常受欢迎的“加油”厨艺展示节目的主持人,近日她录制了一整集关于地沟油制成的菜的节目。“反响太棒了。用地沟油做成的菜香气扑鼻,能使简单的家常菜拥有意想不到的味道。我对这次围剿地沟油的行动非常不解。人们应该能够自由使用他们想要的任何配料。” 鉴于公众对此次新政策反对的态度如此明显,一些分析人士开始质疑政府发布的和当地媒体宣传的所谓的官方解释。 Fred Yellin 是 Washington Blade 上海的总编辑,他认为具体的信息肯定要比半政府媒体所报道的多。“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国务院的某成员与一个大型、国有食用油公司有关系,该公司的市场份额受到了新的地沟油趋势的威胁,整个事件可仅仅归结于保护主义。” 其他人指出,寻求地沟油的其他用途可能比较靠谱。 Tex Cohen 是总部位于休斯敦的润滑油集团的能源顾问和负责人。他认为清华大学最近的调查结果具有关键作用。“吴阮教授上个月发表了从各种燃料中产生的热增殖反应堆能量的调查结果。使用地沟油的增殖比例远远超出了标准!地沟油所释放出的能量远高于 U-233和 钍 并足以与 santorum 相媲美。” Cohen  认为最近的打击地沟油行动是国家发改委试图建立地沟油战略储备以利用其为中国的核电厂下一代提供燃料。“在5年之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地沟油发电的领军者。” 随着公众反对的呼声不断升高,不禁使人想问此次围剿地沟油的活动还将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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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陈志武: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 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p#分页标题#e#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陈志武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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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成钢体造句大全:质问骆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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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志强 | 王秀强:19亿吨陕北煤矿权益争夺始末——21世纪经济报道

    来源: 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王秀强 2011年09月17日09:25   8月19日,作为陕西凯奇莱能源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赵发琦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被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逮捕。他的公司也因此被勒令注销。   2003年,凯奇莱公司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了一纸勘探合同。当在合作勘查区块发现了大型煤田之后,后者以省政府的一份会议纪要为由单方面中止了合同。自此后的7年中,赵和他的公司一直生存在没完没了的官司中。   而当赵发琦上诉至陕西省高院并获胜诉之时,却遭遇陕西省政府发函最高法而推翻审判,直至凯奇莱公司被勒令注销。   凯奇莱与西勘院合同纠纷发生后,陕西省办公厅、国土资源厅、发改委、地矿局均参与其中。律师界人士认为,这不是一件普通民事诉讼案件,而是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于一体的案件,“背景很复杂”。    合同被中止   2003年8月25日,赵所任法定代表人的凯奇莱公司,与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双方决定共同出资,对波罗红石桥勘查区煤炭资源联合进行详查及精查。   合同约定,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前期勘探费用1200万元,并拥有该普查项目勘查成果80%的权益。勘查时间为2003年10月15日至2004年10月15日。   记者了解到,这片勘察区由西勘院于2002年7月取得探矿权。对已取得的探矿权,在当时签协议的时候,经法定评估机构评估,双方协商确定矿区价值为1500万元。   根据上述协议,勘查区内无论是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所产生的利益,由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以8:2比例分享。   协议签署一年多后,凯奇莱公司在勘查区获得重大发现。赵发琦初步获得的勘查数据显示,在该协议勘查区的279.24平方公里区块下储藏着约19亿吨优质动力煤。   根据当时的动力煤坑口价估算,这片煤田的价值高达3800亿元。这一发现令赵发琦和他的投资者们欣喜若狂。尽管当时赵尚未拿到采矿权,但其应得的探矿权转让收入亦有20亿元以上。   但是,陕西省政府的一纸文件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正常进程。   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政府召开21次常务会议。此次会议形成的文件称:“对由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省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探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   这一文件,让身为事业单位的西勘院以此为由而决定终止勘查合同。西勘院的这一决定获得了其主管部门陕西省地矿局的支持。   2005年3月22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转款1200万元,用于前期勘探。而令凯奇莱公司意外的是,西勘院在收款后又悉数退回来了。   三天后,西勘院致函凯奇莱公司,称:“由于与2003年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无法按合同约定实施,所以不能收取你公司款项。”    探矿权“一女二嫁”   事逼无奈之下,赵发琦将情况反映给时任陕西省省长陈德铭。在陕西省政府部门协调下,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合同。2005年5月26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勘查费用900万元。   与此同时,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也介入协调。2005年11月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65号文,报告称:“双方同意继续以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进行合作勘查。并同意勘查工作结束后,将探矿权转入双方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或转入凯奇莱公司,进行后期开发。”   陕西国土资源厅勘查处干部王凤林是上述报告承办人。王凤林回忆称,“当时双方重归于好,大家都很高兴,说了许多以后如何积极履行合同、友好合作的话。”   但是,国土资源厅的协调意见并没有让纠纷就此作罢。   就在陕西省国土厅就此事进行协调和调查之时,令赵发琦始料未及的是,陕西省政府突然批准了 中国化学 工程集团和香港益业对波罗井田的开发项目。   此前,中国化学工程集团、香港益业投资成立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化益业”),并向陕西省方面提出在波罗井田申请发展煤炭转化项目。   对于这一对央企和港资的组合,陕西省发改委、国土资源厅等部门颇为支持,相关批文密集下发、上报。   三个月后,西勘院与香港益业签下关于“波罗井田”合作勘查合同书。随后,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陕西省发改委再次发文,同意此合作勘查备案。    19亿吨陕北煤矿权益争夺始末   西勘院与凯奇莱合同纠纷未解,政府又将探矿权“一女二嫁”。但对此批复,陕西省政府在后来的函告中解释称,“由于凯奇莱公司没有落实转化项目,省政府没有批复同意上述协调意见”。   2005年12月8日,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发出郑重函告,恳请西勘院积极、切实、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尽快提供详查设计和预算,明确凯奇莱公司还应支付的款项数额。   据记者拿到的当时西勘院的复函上称,“近期接省有关部门函件,波罗井田被省上规划作为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益业”)一个重点化工项目的配置资源,作为省属地勘单位我们必须服从。”    搅局者中化益业   据本报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在西勘院与香港益业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书中,西勘院作为乙方,而香港益业是甲方。双方合同约定,所取得的勘查成果和由此所产生的探矿权增值全部为香港益业所有。   若合同执行,西勘院将无法获得项目开发的任何收益,国有资本被排除在合同之外。   中化益业何以有如此能量?   陕西省工商资料显示,中化益业设立于2006年6月20日,注册资本2亿元,法人代表刘娟。由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陕西益业”)和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共同出资,分别占注册资本90%、10%。   陕西益业成立于2006年4月14日,仅早于中化益业2个月。法人代表亦为刘娟,注册资本1亿元。其股东为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陕西太兴置业”)和自然人刘峰。其中,刘峰占注册资本的95%,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占5%。   工商资料显示,陕西太兴置业成立于2003年6月10日,股东为自然人刘浩和刘亮。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刘峰是刘娟侄子,刘浩是刘娟的胞兄,刘浩与刘亮是父子关系。   坊间盛传,刘娟曾是陕西省政府打字员,后下海经商,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陕西省联谊会副会长。   2008年2月3日,陕西益业做出投资人(股权)变更,陕西太兴置业将5%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刘峰。陕西益业成为自然人刘峰的独资公司。   2008年7月25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又将10%股份无偿转让给太兴置业,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从中化益业退出。至此,拥有央企背景的中化益业变身为由刘娟、刘峰、刘浩、刘亮组成的家族企业。   2007年6月5日,中化益业240万吨甲醇及配套煤矿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是日,陕西省及国家部门官员悉数到场。但当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自开工仪式举行之后,这个号称“采用国际先进的技术气化合成甲醇”的煤化工项目便一直没有开工建设,原声称于2009年投产的计划更无从落实。   中化益业的一位人士在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中称:“中化益业正在与延长石油磋商,希有意将甲醇MTO项目部分股权出让。”该人士特别强调,陕西省高层已对此事特别关照,希望尽快促成合作。    陕西省政府发函最高院   2006年5月,凯奇莱公司将西勘院起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0月19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于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凯奇莱公司胜诉。   陕西省高院认为,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双方所签订的2003年8月25日合作勘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有效”。   西勘院不服,2006年11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凯奇莱及其法人代表赵发琦措手不及。   2008年5月4日,陕西省政府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关于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探矿权纠纷情况的报告》的政函。该函件“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和重视陕西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大局,作出公正判决”。   根据本报记者掌握的函件内容,陕西省政府请求最高法院推翻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政函称,“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的合作勘查合同没有完成备案,没有实施,应属无效合同”。   政函认为“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并称“执行一审判决将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争议区有煤炭资源15亿吨以上,估计涉及国家应收探矿权价款20亿元以上。西勘院是我省事业单位,其持有的探矿权是代表省政府持有,属国有资产。”   政函称,如果维持省高院判决,将对已形成的煤矿开发正常秩序造成混乱,并将“对陕西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   2009年11月4日,最高院做出审判,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陕西省高院的民事判决,发回陕西省高院重新审理。   2011年3月30日,陕西省高院开庭重审此案。在审判答辩中,西勘院称其与凯奇莱公司2003年8月25日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无效。“凯奇莱成立于2003年12月5日,并故意隐瞒这一事实,于2004年2月19日说服西勘院将合同时间倒签。用于规避陕西21次会议纪要精神,即没有下游转化项目,不得转让探矿权。”西勘院委托代理人称。   这一次,西勘院的诉求得到陕西省高院的支持。   陕西省高院判定,“凯奇莱与西勘院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3年8月25日的合作勘查合同无效。”   而对于这一重判的依据,凯奇莱代理律师杨金柱认为:21号会议纪要属于加密文件,其传达的范围要受一定限制。凯奇莱公司根本无法了解。这样的一个纪要,将已经登记在一个普通民事主体之下的探矿权的处置权收归政府,完全违背了基本的法制精神。   此外,关于勘查合同备案,陕西国土资源厅、陕西发改委各有不同政策要求。前者认为,按照备案要求,应提交探矿权评估报告、省发改委同意立项的批准文件。   律师团的一个重要质疑,还在于陕西省政府向最高法院发函行为本身即存在干预司法的嫌疑。   不满陕西省高院的重判,2011年4月29日,凯奇莱公司再次向最高院提出上诉。    凯奇莱出局   在陕西省高院重审合同纠纷期间,凯奇莱公司面临的境况出乎赵发琦的预料。其根源是凯奇莱公司注册之初的违规行为。   2006年12月22日,西勘院就曾向陕西工商局举报,凯奇莱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2007年1月25日,榆林市工商局立案。   2010年8月21日,榆林市工商局对凯奇莱公司作出“处以罚款人民币5万元,上缴财政”的行政处罚。   随后,11月9日,陕西省工商局下发《行政处理决定纠正决定书》至榆林市工商局,称上述处罚决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依据不够准确”,撤销处罚决定。   2011年3月16日,榆林市工商局做出榆工商处字(201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凯奇莱公司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   随后,凯奇莱公司提出行政复议。2011年8月19日,在榆林市政府正在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复议时,榆林市公安局以虚报注册资本罪逮捕赵发琦。   凯奇莱公司代理律师杨金柱认为:“榆林市公安局对赵发琦予以逮捕,剥夺了凯奇莱公司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行救济的法定程序权利,明显违背了我国刑法的谦抑原则,榆林市公安局应当立即无罪释放赵发琦。”   6月18日,中国法律咨询中心应松年、马怀德、姜明安、刘俊海、施天涛以及李曙光等法律专家就撤销凯奇莱公司的行政处罚给出论证意见书,认为榆林市工商局无权就同一事实再次做出处罚,没有新的证据之前,榆林市工商局不应加重处罚。   杨金柱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凯奇莱利益相关方中化益业、 陕西益业、中化益业能源公司分别有6000万元、8000万元、1.68亿元注册资金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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