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

周宇 | 中国在蒙投资悖论

2010年12月07日 11:49:18   多年以来,中国早已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商。两国高层间互访不断,并相互表达出双方有更多投资合作的意愿。     随着蒙古一系列世界级矿产即将开采,蒙古在中国能源、矿石进口中所占的地位也将不断上升。     然而,目前中国对蒙古的投资显现出极为不利的整体局面。尽管也有所收获,实际投资效果远不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理想。中资投资蒙古所面临的政治、舆论压力远远超过其他投资国。     在投资双方的警惕和指责之中,中蒙各有不满。      诱人的蒙古矿业     草原和骏马早已不再是这个游牧民族国家的骄傲,储量巨大无比的资源才是这个国家手中最强的王牌。     蒙古的国土上布满了储量惊人的资源。现已发现或探明有石油、煤、铜、钨、金、银、钼、铝、铁等80多种矿产。15个大型矿产被列为国家控股的战略矿点。其中额尔登特、宝日高勒、图木尔廷敖包等6个矿已投产,奥云陶勒盖、塔旺陶勒盖、图木尔泰等9个矿尚未完全开发利用。     这使得投资额和贸易额对中国而言都微不足道的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1998年,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1999年起,中国成为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后始终保持着这一地位。对蒙投资中,矿业投资毫无疑义地占主导地位。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蒙投资中,矿业投资占中国对蒙古投资总额的59.5%。     蒙古外商投资局的数字显示:2009年,中国在蒙古投资企业4900多个,投资额超过23亿美元,占蒙古全部外国投资的六成,而这些投资大部分在矿产,尤其是煤炭、石油、金、铁、铀等方面。     不过蒙古国家科学院中蒙经贸专家旭日夫(D.SHURKHUU)教授对上述漂亮的数字表示怀疑,认为企业数字早已下降。旭日夫接触到的中资企业中,许多都在抱怨困难重重。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那拉图也证实,上述4000多家在蒙中资企业,很多已经撤走、停止运作或是联系不上。     商那拉图了解的情况是,在蒙古真正运营的中资企业约1000多家,在蒙古投资成功的中国大企业屈指可数,包括中国有色、大庆油田、中金海、东胜油田等。     中华总商会平时接触的来自国内的投资者数不胜数,但投资效果大多惨不忍睹。一些投资者被绑架、抢劫或诈骗,更多投资失败者则是因为遇到了虚假勘探资料。一个共识是,1990年代以前,俄罗斯人制作的勘探资料80-90%都是真实的,而在此之后,80-90%的资料都是不可信的。     商那拉图分析,中国人走出国门较晚,不了解情况就急于向境外扩张,以为蒙古遍地是黄金就一拥而上。这一心态成为蒙古人赚钱的工具。     蒙古人对这样的投资者同样不满。“很多经营小公司的中国个体户素质很低。他们掌握很多矿产许可证,但管理水平低,走后门,破坏环境等,问题很多。蒙古人不满意,逼他们出去,这是投资质量问题。”旭日夫称。     由于受骗和投资失利者过多,中华总商会和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都曾试图了解一些典型情况,进行宣传,以避免更多投资者不必要的损失。无奈中国人习惯“家丑不外扬”,受骗了也是悄悄回国,不愿说出来。     不过,这些个体商户和小型企业,无论对中国还是蒙古都并非真正的困扰。对中国而言,具备战略意义的只有大型国企及它们瞄准的蒙古大型矿产项目;而对蒙古而言,这些“中”字头的大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也是让他们不安的“掠夺者”。      “最大买家”的困境     2005年起,蒙古取代澳大利亚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焦煤进口来源国,并改变了中国煤炭进口的全球版图。与此同时,蒙古也是中国的第三大铜采购国。     毫无疑义的,中国成为蒙古资源的最大买家。根据旭日夫的说法,蒙古去年出口的所有煤炭全部卖给了中国,铜也几乎全卖给中国。蒙古煤炭工业协会的主席Luvsandagva Davaatsedev称,如果某些大型项目开通的话,未来5年蒙古国出口中国的煤炭将上涨6倍。     由于蒙古已经开发的诸多项目离中国北方各大能源、钢铁基地仅数百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是最大买家”的局面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蒙古仅有两个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本身是资源出口大国,而中国则距蒙古最近、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大国。     然而,“最大买家”的身份,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大客户待遇,反而成为中国企业进军蒙古矿业的最大障碍。     中国投资者一直不满足于仅仅参与经营和销售,而是对矿权趋之若鹜,因为这样更能保证价格稳定和供给稳定,同时也更符合上市公司在融资方面的需要。而与中国人对控制权的渴求针锋相对的是,蒙古人做梦都想摆脱中国人的控制。有蒙古人在媒体上谈到,如果能够选择邻居的话,他们宁愿换掉南方的这个。     旭日夫称,中国的消耗量实在太大。如果中国全部使用蒙古的煤炭,即使是蒙古最大储量的焦煤矿,也只够中国使用2年。这令蒙古深感危机。大项目的开发为蒙古带来巨大的发展前景和自豪感,蒙古人并不希望到时候中国依然是独大的买家。     蒙古所有矿点中,目前最为耀眼的是两大“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的优质露天焦煤矿塔旺陶勒盖煤矿项目(Tavan Tolgoi,简称TT项目),以及与之毗邻的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铜矿奥云陶勒盖铜金矿(Oyu Tolgoi,简称OT项目)。     TT项目距中国边境最近距离为100多公里,储量高达64亿吨;OT项目距中国边境仅80公里,铜储量约2000多万吨,黄金700多吨,发现该矿巨大储量的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声称项目价值高达3500亿美元。     仅此两大矿产,就已经吸引了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美国矿业公司Peabody和中国神华等全球几十家矿业巨头旷日持久的争夺。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2002年,紫金矿业、中铝在内的六七家中国公司决定参与OT项目的开发竞标。这也是中国企业大举进军蒙古的肇始。最后由国家发改委出面协调,决定选中一家企业出面谈判。然而,在蒙古媒体大量民族主义的报道攻势下,这一投资最终造成了蒙古国内的反华政治事件。之后,随着OT项目的价值不断被发现扩大,中国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小,直至彻底出局。     为了能够顺利进入这一领域,中国企业开始刻意保持低调,不惜迂回突破,但依然未能逃过蒙古人“雪亮的眼睛”。     2010年7月初,力拓证实,力拓最大股东中铝也有兴趣投资OT项目,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通过购入艾芬豪股权进行间接投资。但蒙古最大银行KhanBank的首席执行长J.Peter Morrow表示,中铝不大可能成为力拓OT项目的直接合作伙伴,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引发来自蒙古政府的政治阻力。“这会成为蒙古政府的眼中钉。出于政治原因,蒙古政府不希望与力拓的交易最终成为与中铝公司的交易。”     对自身经济安全的考量,再加上民间对中国的极度反感,即使仅仅为了政治正确,蒙古也要努力寻找中国以外的第三国买家。与此同时,蒙古还力图在交通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运输能力一直是蒙古资源出口的巨大瓶颈。由于OT、TT等项目全部位于靠近中国内蒙的边境地区,能够将这些资源运往哪里,决定了蒙古有可能向哪些国家出口。     蒙古政府面临两个选择:铁路是采用与中国接轨的国际标准轨道,还是采用与俄罗斯接轨的宽轨—前者直接通往中国,后者绕开了中国,却经由漫长曲折的路线通往俄罗斯的出海口。选择哪一个,成为全国多年大讨论的宏大政治话题。蒙古一些私营公司从商业利益和成本出发,试图修建直接通往中国的铁路,这最经济实惠。但他们遭遇了坚定的反对,甚至引发了政党之间以及企业与部长之间的激烈冲突。无休止的争论让铁路的建设似乎遥遥无期。     2010年4月4日,蒙古国政府终于宣布了未来5683公里的铁路建设计划。在铁路问题上停止争吵,被认为是今年蒙古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最新的计划中,蒙古选择与俄接轨的宽轨,没有向南通往中国,而是横跨蒙古东西,最终向北从俄罗斯出海。     旭日夫是宽轨的支持者。由于被前苏联控制了70年,蒙古已有的1800公里铁路都是宽轨,旭日夫认为,继续铺设宽轨铁路能避免将全国铁路分为两个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铁路的走向:现在选择的线路虽然绕远,但可以为蒙古争取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出海口,并带动蒙古国其他地区的发展。目前,蒙古的出海口主要是中国的天津以及计划中的锦州。     由于俄罗斯目前仍然拥有蒙古国国有铁路公司—乌兰巴托铁路公司大约50%的股权,这一选择还包含了来自俄罗斯的压力。     4月4日宣布的新铁路计划分三个阶段。仅第一阶段即全长1100多公里,投资约需20亿美元。第二、第三阶段修建的线路将向南部和西部延伸,全长3000多公里。全部计划完成后,基本上可以形成连接蒙古国各地的铁路运输网。     新方案牺牲了中国的利益,令中国的投资者和舆论愤怒不已,认为是又一个刻意排挤中国的事实。     尽管这一方案政治正确,但绕道数千公里的新铁路不可避免要面临一系列实际困难:高达20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投资,已相当于2009年蒙古GDP的一半。已有批评者质疑,如果没有巨额的外国投资,或是指望OT、TT项目尽快变现,蒙古政府根本没有修铁路的钱。甚至有蒙古国内政治家已经在等着看笑话。     另一问题是如此绕道将极大推高蒙古资源的出口价格。中国券商国泰君安研究报告中测算的数字显示,从TT项目矿区以最短距离进入中国,最后到达天津港的总运距1539公里,每吨运费约为185元;而绕道方案中总运距长达4784公里,每吨运费高达574元。     虽然蒙古要想拒斥所有的中国资本并非易事,毕竟蒙古自身没有任何资金和技术来开发这些资源,中国企业也的确在蒙古铀矿、石油、铅锌矿领域有所斩获。不过,在失去了OT项目和TT项目这两颗最耀眼的明珠之后,其他屈指可数的成就显得黯然失色。     中蒙之间目前最大的合作项目是图木尔廷敖包的锌矿项目,该项目中方投资了4000多万美元,其中中国政府前期注入了2亿多启动资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参赞柴文睿称,这也只能算是个中型项目。     此外,中石油大庆油田、中石化东胜油田、中金海三家中国企业垄断了目前蒙古的全部石油勘探和开采工作。但蒙古石油储量偏少,所有中资企业每年能够开采并运回国内的石油仅10万吨左右,不成规模。 上一篇: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   下一篇: 《救助基地?奴工地狱!》凤凰周… 阅读数(2922)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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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宏卿 | 中国石油巨头在跟谁叫板?

2011年08月03日 14:27:12    中国石油巨头在跟谁叫板? ――也评中国油价“涨价容易落价难” 车宏卿     科技压缩地球,使甲方与乙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     网络缩短历史,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开放排斥落后,使通律与特色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小;     多元冲击垄断,使去伪与求真行为的难度越来越小。      ——宏卿2011年自语     标签:中国 俄罗斯 石油巨头 比较 办法          一直忙于山西长钢调研、河北唐钢调研、吉林通钢调研等事。在企业内部出了几份报告,引起首钢领导高度关注,但却冷落了自己的博客,当然也冷落了各位网友。为此,宏卿先向网友致歉。     再次出征通钢前,突然想起了油价的事,不吐不快:     1.中国财政部曾经下发通知称,从2011年7月1日起,大幅下调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燃料油的进口关税,其中柴油、航空煤油以零关税进口。     2.中国内地,在成品油批发价狂降800元之后,零售价还按照发改委的最高限价进行定价,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点。     3.已经有媒体报道:《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国内油价为何难下调?》     国际油价走低、国内进口税大降、成品油批发价大降,中国的几大石油巨头,为什么迟迟不肯降价?这里边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石油巨头,他们在跟谁叫板?     几年前的俄罗斯,有过这种先例:当石油巨头们觉得自己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觉得自己足够买通有关政府部门的时候,觉得自己足够让政府听他们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支不把政府、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的特殊的力量。     现在,中国的石油巨头们,他们正在跟政府叫板:你政府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不听你的!     现在,中国的石油巨头们,他们正在跟全中国人民叫板:你们瞎叫唤什么?管用吗?我就是不降价,你能怎么着?     是啊,百姓能怎么着?只能是少烧点油呗!或者,让庄稼、蔬菜烂到地里,也不再愿意去运输了呗!由此,引起全国的粮价、菜价居高不下呗!由此,引起中国境内的恶性循环呗!     但是,政府得考虑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否则,政府就是不为百姓办实事。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当年,普京不就把俄罗斯的石油巨头给扔到监狱里去了吗?没有这种气魄,那些俄罗斯石油巨头能服你管吗?     什么叫宏观调控?这就是,当一些经济团体,只顾自己挣昧良心的大钱,只顾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置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冷暖于不顾的时候,政府,的确需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不然,真得反了他们。     (2011-8-3) 上一篇: 大雨接连考验北京城地下排水系统   下一篇: 用事实数据揭秘中国油价升远快于… 阅读数(620) 评论数( 7 ) 7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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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山 |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_

《财经》封面文章:公共裙带 从法裔越南难民到内地影子富姐,李薇俨然成就了一个“中国梦”样板;而其数度沉浮及与多名高官间的纠葛,亦为超级裙带资本的现形。 《财经》记者 罗昌平 在李薇的财富曲线上,青岛“八大关”是迄今为止的顶点。 她曾在此拥有两栋省级文物别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栋位于山海关路1号,是建于1933年的法式乡村别墅;另一栋隔湾相望,是地处湛山三路2号的私邸。 李薇身陷囹圄前,两栋别墅曾转至其名下,价差数千万元;如今她重拾自由,别墅收归国有。进退之间,是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公权私用。仅以法院认定的数据,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1亿元”,作为不对等交易,李薇回报170万元现金,这正是杜氏伏法的罪证之一。 与李薇存在人脉交集、并与杜世成同在秦城监狱服刑者,还有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石化(600028.SH/0386.HK)原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此外,另有多名省部级官员泥足深陷,因“交友不慎”“严重违纪”等卸甲身退。 这是怎样一个女子,她以何等资本与能量游刃于权贵之间?其财富版图所剩几何? 拆解上述诸案的司法材料和庭外资讯,一个多重利益交汇的政商联盟依稀可辨。居于网络之中的李薇,身世坎坷,财路传奇:这名越南出生的法越混血儿以难民身份进入云南红河,借凭过人的逢迎手段渐次接近本地高层,在脱身险案后,经财经大员引入北京,开始编织一张下联资本作手、上达官场显贵的伞状网络。 调查可示,其在北京、青岛、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烟草、地产、广告、石油、证券等多个行业,关联资产近百亿元。回望其途,一介难民富姐的沉浮,俨然一个“中国梦”的样板,一幕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活剧,最终因双重规训匮乏落得满盘皆输。其案颇具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又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特征。 学者庄礼伟曾论述,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还具有前现代性、体制性、家族性与全社会性等特征。而李薇一案,则丰富了该定义的内涵: ——以血统与姿色为本钱,涉足烟草、地产、石油等行业,皆为垄断暴利领域; ——作为权力代理人,租金与佣金积成其第一桶金,穷尽漏洞经济商机; ——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地方一隅的线性人脉倾覆后,迅速组建横跨央地、政商的网状关系,权贵资本的连横已现; ——拥有银行贷款、央企“现金奶牛”双条融资渠道,不乏空手套白狼之术,并辅之以操纵证券市场,获利倍增; ——与其同业竞争的民企,纷纷铩羽而归。 “给薇姐的标签太负面了,这对她不公平。”李薇的一名亲属如是辩解。 所谓不公平,是指李薇承受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审判,如今,她未经刑事审判重获自由,在2010年岁末留下一个模糊而神秘的背影。 这位属兔的奇女子,已迎来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收拾残局是体制的使命和本能,而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双重规训,营造平等与公正的条件,已是体制改革之急务,亦为还原李薇案之真义。 上篇:李薇前传 别墅里的交易 八大关位于青岛汇泉湾与太平湾交集处,因主要道路以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有此称。解放前,此处为官僚资本家云集之所,现为领导人重要的疗养区之一。这里有上百幢造型迥异的西式别墅,主人更迭,故事却在延续,每栋别墅以不同的装修风格彰显其财富态度。 作为八大关首条开通的道路,位于其间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可谓“天字一号”。这栋掩蔽在浓密树木背后的白色建筑,很难被一个镜头完整囊括。穿过临街拱门,拾阶入内,便见红瓦黄墙;袭袭花香与习习海风,浸入700余平方米的每个角落。举目百米,海景尽收。由此往东,不过五分钟车程,即抵湛山三路2号,亦是旧时官僚资本家的私邸。此楼侧海,主楼与花房近400平方米,空旷草坪可供百人聚会。 李薇的数家公司,即在此办公。陈同海曾是这两处别墅的常客,他还带来一些权贵商贾;另一常客杜世成,不仅在此四次收受贿赂,还曾以哮喘病之名在此及厦门博士山庄33号别墅办公。李薇恭逢其会,录得“薇姐”之名。 细心者注意到,若是晴日,李薇姐妹喜好酒会迎宾,吟咏作乐。据已生效的杜世成判决书,其被认定的626万余元贿赂主要牵涉两个女人,一是替他收钱的福建情妇梁巧云;二是给他送钱的李薇。 李薇的证言称:“为感谢杜世成对自己在青岛经营活动给予的帮助,也为了杜世成能继续帮助自己在青岛发展,于2003年底至2006年春节前在湛山三路2号别墅、山海关路1号别墅,分别送给杜世成人民币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0万元,共计170万元。” 上述所送之钱款,均由李薇的弟弟妹妹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准备并打包。杜世成的儿子杜同原亦旁证,其父亲分四次交给他170万元,并说是李薇送的。 李薇出入境记录证明,这四次给杜世成送钱都在境内。两栋文物别墅既是行贿之地,亦是李薇请托项目之一。 早在2001年,刚任青岛市长的杜世成指示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协调别墅转让一事,参考价是1993年青岛市东部指挥部出售八大关15幢别墅的平均价。 东部指挥部成立于1992年,彼时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并开发崂山——这与杜世成主政期间往西发展相反。上述别墅1993年均价为1.1万元/平方米,八年无差价,这受到姜俊山的质疑。 实际上,随着八大关风景区保护范围的圈定,这些文物别墅均不可做产权转让。杜世成随即指定时任城建副市长罗永明经办此事。罗的证言称,杜多次提出“可以比东部指挥部销售别墅的平均售价还低的价格”让他执行。 两套别墅属于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系青岛直管疗养用房屋,持有其产权的青岛房产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由青岛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姜岱积兼任总经理。杜世成的秘书李大良证言,姜岱积曾对交易价格存在异议,托其找杜世成当面汇报,被杜拒绝,并表示已要求罗永明取个中间价。 2003年1月,杜世成升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威权之下,本地监督环节逐一脱落,莫未能挡。若以今日之市价,这两栋别墅资产或逾亿元,而2002年的最低测算价亦达人民币2470万元。在谈判过程中,李薇多次因为价格、交房等问题与姜岱积方面发生争执;负责将别墅腾空的李昌玉证言证实,他两次被杜世成叫到办公室责问、训斥工作效率慢,影响市委市政府的信誉。 成交在即,李薇不肯按规定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杜世成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敬吉批示:“那就办划拨吧,划拨好啊,没有年限。”最终,两栋别墅以人民币750万元卖给李薇,并以“划拨”方式为李薇办理了产权证。 在威权治下,多数官员丧失独立性,唯上是从。不过,当年这些经办官员,仅罗永明紧随杜世成落马,并因受贿312万余元领刑14年。当年的那两栋文物别墅,现被注销产权。 2011年元月的一天,它们的新租客分别向《财经》记者敞开了大门,此时树木凋零,光环褪尽. 难民入华   与用于办公的湛山三路别墅不同,2003年,在案发前三年,山海关路1号别墅被李薇改成家居。这里住着她年迈的父母,偶尔来往的弟妹李娴、李岑华、李兴昌、李云梅、李少林(别名朱诚)等。   “老爷(指李薇父亲)很喜欢这套房子,近海,有法国风味。”一名亲属说,这源于他特殊的血统与爱好。   李薇出身微寒,入世离奇。据其户籍档案,“李薇,汉族,身高165CM,户籍地为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红围坊6号,出生地是广东省惠来县,籍贯为云南省昆明市,已婚,高中文化。待业。”    司法材料显示,李薇至少拥有两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一是“440301”开头的身份证,籍地深圳罗湖区,出生日期是1963年9月24日;一是“P284”开头的香港居住证。   据其亲属介绍,李薇本为越南居民,因避战乱,七岁左右随父迁入云南省红河州。   在李薇入华六七年之后,越南大量难民因军事冲突涌入中国境内。国家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   与中国西南边陲毗邻的越南,1884年起全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9月独立,此后陷入长达34年的越南战争(1945年-1979年)。依时间推算,李薇入华应在1970年前后,彼时正是越南战争中后段,当地武装两次恐怖袭击美军均以失败告终。   李薇的父亲系法裔越南人,其早年经商,因避战火,遂将家人与家产移至中国云南。一米六五的李薇颇具混血之姿——脸庞修长、弯眉大眼、鼻梁端正、肤色白皙。   李姓本是越南一个大姓,与公元1010年李公蕴王朝有关;因法国殖民统治,越南无论从建筑、饮食还是人文传承,均有法式烙印,那些法裔血统的越南人尤其强烈认同这一身份。亦非巧合,法式风格的山海关路1号别墅应合了李薇及其父亲的乡愁,临街拱门有一对法式直立狮身浮雕;父女俩甚至专门改造地下储藏室以安放名贵的波尔多AOC级别的葡萄酒。   与大多数沉于底层的难民不同,商人起家的李薇之父,自移居云南之初即先觉官道,为其子嗣疏通津要。   1996年12月25日,33岁的李薇拿到了第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件——不是在云南红河,而是广东深圳。“在云南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广东一些县市已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和户籍造假系统了。”有关调查人士说。   她的胞妹李娴1967年9月22日生,出生地和籍贯均为广东省陆丰县,而身份证号在深圳罗湖区;李薇的另一表妹李云梅,身份证号与籍贯地址吻合,系云南省晋宁县。   在旁人眼里,李薇长相标致,善于交际,其商业头脑在青年时代即有展现——在早年的“倒爷”大军中,李薇专做烟草转卖等,成为有名的“倒姐”。当竞争对手感叹她的呼风唤雨时,鲜有人想到,这个踩着高跟鞋在物质城池奔波的女子,早年也曾拎着箱包挤火车、住招待所,或顶着安全帽出入泥泞工地。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工作大都由她的妹妹李云梅等完成。   她在拥有合法身份后,很快与一名处于离异状态的时任红河州烟草局主要领导结婚。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河口、金平、绿春三县与越南接壤,其中河口即是难民重点安置点。在“烟草王国”云南,作为烟草系统的官员,其在政商体系中自然有着较重位置。得益于丈夫的引见,以及烟草这一线性的人脉关系,李薇迅速接近本地高层,其中包括被其视为“家门”的时任云南省长李嘉廷。 涉险李嘉廷案   温润而亮丽的红河,将哀牢山脉切割成南北两部。这片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滇南自治州是李嘉廷的故乡——他生于红河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土格的村子。   李嘉廷19岁迈入清华大学,在黑龙江结束约20年的任职后,于1995年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三年后兼任省长。   知情者介绍,大约自1993年起,李薇与偶有返乡的李嘉廷相熟。彼时她走的是身边人路线,即与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及李的儿子李勃亲近。   早在1995年,徐福英耗资700万元在阳宗海建造“海王号”游船,从政要到大款,都乐于上船游玩,作为顾主之一的李嘉廷曾动用300万元公款助徐。那时的李薇,仅是“海王号”上不甚知名的小帮手。   据与之接近的人士透露,李薇喜留直发,并通过亮丽的色彩与飘逸的布料来表现她的身体曲线。衣着于她更像是武器,在性别意识仍然森严的权力体系里,她借此展现另一种优势。   据有关材料,曾行贿李嘉廷580万元的香港焕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荣,经徐福英、李薇等人帮助,通过李嘉延获得香烟出品配额、与云南省石油总公司合资销售石油制品,斩获近4000万元。李薇日后供述,迎来送往间她掌握了两点:一是烟草、石油这等垄断资源的暴利;二是户籍办理的捷径——杨荣1994年向广东茂名警方捐款50万元,帮李嘉廷之子李勃办得一个假户籍,再以“李博”之名获得香港居住证。   不同的是,李薇乃获得一名安全部门的高官帮助,托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在广东惠来落定户口。得此两人帮助,李薇日后常以特殊身份往来港澳、内地之间。此外,李薇还与郑少东的同乡兼密友——香港“公海赌王”连卓钊搭上线。  1996年,李薇拿下深圳的居民身份证,两年后利用香港回归的特殊政策期,成功办理投资移民——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总发行股本为1000股,Oriental Union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QUICL)持750股;李薇持250股。  随后,李薇又注册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Holly International Limited),总发行股本10000股,其中李薇持9999股,杨晓燕持1股。这家公司在北京、青岛均有投资,同时也是上述两栋文物别墅的产权拥有者,其办公地址与东方联合实业地址一致。  李嘉廷于2001年被查,两年后因受贿1810余万元终审判处死缓,其子李勃与情妇徐福英亦双双获刑。有关权威人士称,李薇曾与徐福英一起出现在专案组面前,幸运的是她涉案不深,侥幸脱险。   此案提供的教训,如李薇日后对身边人所说:“不能将所有的资源与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伞一样的网。”    2003年李嘉廷服刑之际,李薇已获得陈同海专业财务团队的支持,她的“企业群”布点相当成熟——    海外平台,如NC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镇,李薇自任董事局主席,成为内地核心资产的直接控制者;香港平台,如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香港豪逸国际有限公司,李薇直接持股;深圳中转站,用于资金转移与内地其他企业控股,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兴盛源实业有限公司、禾瑞祥投资有限公司等;青岛基地,多为实业公司,如华诚石化置业有限公司、毅创房地产开发公司、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等;京、沪、鄂、闽等地,设有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等及上述公司的分公司。   布局即成,一场李薇“自己也没想到的”大富贵正在等着她。  中篇:青岛基地 首创分子 文物别墅入囊,李薇志不在此。据有关资料,2002年春节,杜世成前往湛山三路2号私邸,李薇指着远方一块绿地说:“给我开发吧!” 窗外是太平角,青岛最美的海岬之一。李薇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包装——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由首创集团申办太平角房地产项目。李薇与首创的渊源始于李嘉廷案发前,后者曾将她介绍给一位在云南任职的京官。李薇在协助调查后避居北京,一度销声匿迹,彼时她依托建设部主要领导藏身于该系统。2001年曾随人远赴湖北,因受限颇多,斩获无几,此人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并同时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若非刘志华情妇王建瑞的阻扰与北京城建市场的复杂局面,李薇的财富轨迹或有另一番景象,事后她转向青岛,多次提携她的上述人士,也嘱咐老部下杜世成多加关照。 太平角项目处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并不同意将这块绿地调整为房地产开发。杜世成点名批评说:“人大也要考虑经济发展,要引进世界五百强,增加青岛市的税收。” 2002年4月8日下午,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姜俊山受托与李薇洽谈,并于同年5月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项目原本以首创股份(600008.SH)之名义开发,但最终落到了李薇名下的毅创房地产有限公司,且未经过“招拍挂”取得用地。 “首创、毅创无所谓,关键是要动起来。”杜世成批示说。 “办事不力”的国土局长张敬吉,再次受到杜世成的责难和批评。2003年,李薇成功揽得太平角61800平方米的土地开发权,但她并未开发,而是转让给首创集团和青岛城建集团,从中获利人民币8400万元。举手之间,8400万元如探囊取物。同期运作的还有李村河污水处理厂项目。按照杜世成指示,这个总投资超过3亿元的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最终采取TOT运作模式(Transfer-Operate-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方式),由首创股份、青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400万元,其中首创股份持股40%。公司于2004年10月1日运营。首创股份有关人士证言,2002年李薇联系杜世成支持、帮助首创股份在青岛投资建成李村河污水处理厂,获得首创股份支付的咨询费100.8万元。该人士同时证言,2002年11月首创集团以引进世界五百强名义申办太平角项目的请示、以及2003年5月首创公司出具的证明青岛毅创公司系首创战略合作伙伴的函件,均是按照李薇、杜世成的意思办理的。 杜世成并不忌讳公开表示与李薇的关系,2002年6月在一次登崂山的过程中,他把李介绍给崂山风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玉华。不久,李薇的公司无资质且未经招投标,直接获得青岛风景区崂山的亮化工程等,至少获利439万元。这一时期的李薇,尚无资金实力亦无专业能力介入实业投资,而是依托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并迅速变现,符合裙带资本的初始发迹模式。 陈同海的大礼包 李薇与首创的关系若即若离,而她的第二步,是“零成本”参股或控股优质资产以长期合法地坐享红利。 自2002年起,李薇的核心关系网有一个明显的标签——要么出生、成长于山东,要么曾任职于山东。当陈同海、杜世成交汇于李薇这个利益通道时,他们的礼包石破天惊。据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000554.SZ)2004年年报,泰山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泰山地产)注册资本为8065万元,资产总额为3.48亿元。当年6月14日,泰山石油将所持泰山地产的75%股权以1.23亿元转让给首创投资(青岛)有限公司(下称首创青岛);NC国际有限公司另无偿获得余下的25%股权。接盘的两公司均由李薇实际控制。 仅一个半月,7月29日,青岛黄金海岸大酒店有限公司以3.25亿元受让首创青岛所持泰山地产75%的股权,李薇净赚2亿余元。黄金海岸有国资背景,杜世成的亲属杜溪山是其主要负责人。2006年12月31日,也就是杜世成涉案免职第八天,杜溪山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泰山石油有关人士称,该公司退出泰山地产,实际由陈同海一手操纵。2004年3月,履新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才一年的陈同海,曾专程召集泰山石油高层开会,讨论泰山地产重组问题。另据泰山石油2005年年报,其转让泰山地产股份应得的1.23亿元,到2005年底仍未清收。直至今日,李薇通过NC国际有限公司仍坐享泰山地产25%的股权红利。 在青岛地产界,泰山地产拿地的能力惊人,甚至奥运帆船赛事基地的商业开发,亦易如反掌。这个紧邻青岛市府行政大楼的奥运工程,位于市南区浮山湾畔,为原北海船厂旧址,占地45公顷,因老厂搬迁及新址建设达32.8亿元,青岛市政府决定拍卖其中15公顷土地以补充资金缺口。 2005年10月17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对其三宗土地捆绑转让,在与海信、海尔等巨型国企同台竞价中,泰山地产仍是最大赢家,成功拿下了最好的两宗地块。其9360元/平方米的起拍价和13.5亿元总起拍价,双双创下纪录,成为“青岛地王”。基于31号地块修建的百丽商业广场,和基于28号和29号的柏丽澜庭住宅小区,目前均已销售完,每平方米外销均价为商铺6万元、住宅3.5万元。 2010年4月16日,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百丽广场开业。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项目,与相邻的五四广场成为青岛地标建筑。 “大炼油”蛀虫 获得陈同海帮助的李薇,在2004年迎来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一年6月,青岛大炼油项目可行性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复。奠基在即,李薇的寄生买卖也已开始。 青岛大炼油项目乃中国石化的一个“巨无霸工程”,是中国批准的第一座一次建设规模达到1000万吨炼油能力的炼油企业,投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300多亿元。 2001年2月,中国石化、山东省和青岛市三方签订“合作意向书”。自此长达六年间,负责此项目议谈的正是陈同海和杜世成。 陈同海生于山东,与本地人杜世成的关系亦随着这一项目日渐密切。跟杜世成的草根出身不同,陈同海生于革命世家,父亲陈伟达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等职。其早岁入仕,后掌国企,政企“两栖”路径令其出手阔绰、禁忌趋少,且人脉通达。 有人士称,以杜世成、陈同海这等身份,并不缺美乏艳,有特殊标签且可利润共沾的特殊通道者更适当其会。司法材料称,2004年8月31日,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达成中国石化高层专家、中等专家、职工住宅的建设用地分别采取协议用地、议标用地、挂牌用地不同方式出让的意见。 经副市长罗永明协调,在青岛经济开发区、黄岛区、胶南市共落实1000亩地。经两公司“陪标”,李薇的青岛华诚石化置业公司(下称华诚石化)以人民币3.6亿元拍得上述土地。及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判决书记载,“在办理土地出让过程中,杜世成多次打电话过问,要求抓紧办理,加快推进,做好服务。” 其中黄岛开发区的土地位于薛家岛石雀滩路侧、编号为HD2006-07,2006年3月30日挂牌的楼面起始价是2500元/平方米,总面积为22.57万平方米。当年4月24日,华诚石化竞得该地块,成交价2633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为1.18亿元。但是,该地块所在的南营村村委会负责人称,同一地段当时的土地市场价达3000元/平方米,成交价明显低于市场价。 上述地产的开发,李薇还获得更保险的定向销售方案,包括中国石化在内的数家国企及政府部门,在项目启动之初即向华诚石化预付了巨额工程款。中国石化年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上市公司应收华诚石化往来款2.88亿元。但有关此笔资金的由来并无交代。 除此,李薇借力于中国石化,在包括河南、福建等地都以“华诚”之名大肆发展房地产业。这些合资公司因高负债,已相继于2010年剥离中国石化,部分甚至以1元象征性价格转让。   下篇:石油梦想 183座加油站 李薇在李嘉廷时期种下的石油梦想,直到陈同海援手才获机会。 2004年7月,李薇及其妹妹在京注册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独家获得中国石化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广告投放。在中国油气版图中,中国石油集团在上游开采业务占优势,中国石化集团的炼油业务占优势,后者又因对进口原油的过重依赖而受国际市场波动较大。而在销售环节,原来南北分治的格局,实已逐步打破。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化拥有的加油站数量达到28801座,这比同期中国石油拥有的加油站多出上万座。巴纳斯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认为,近3万座加油站网络和2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是其公司核心竞争力。但与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这无疑是蝇头微利。 同在2004年7月,中国石化北京分公司与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中石化首创石油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前者以北京七城区123家全资加油站实物资产7亿元投资;后者出现金3亿元,计划新建60座加油站。根据合资公司章程,这60座新建加油站必须在一年内完成:在北京五环、六环、京承、京开、京沈、第二京津塘、第二机场等高速路段新建;买断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及公路联络线公司在京公路上的加油站股权;买断北京市新建路网、新建大型停车场、物流中心、新建小区规划加油站,等等。 陈同海为这份协议的签署者,在之前的申报材料中,多份可见由陈批示的“加急”字样。 需提及的是,北京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5日,首创集团与李薇名下深圳市方远信通技术有限公司各持股80%与20%。公司2007年财报显示,其总资产3.98亿元,税后利润4109万元,净资产亦达1.36亿元。而李薇方一直资金不到位。 携垄断之势而强强联手的首创与中国石化这一“巨无霸”,不仅打破了中国石油在北方市场的独大局面,也进一步挤压了民营加油站的生存空间。中国自1992年放开石油市场,民营加油站迎来六年黄金期。1998年成品油实行特许经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借机大举收购,加之高速公路建设进入高峰期,加油站网点几乎被两巨头垄断。 根据中国加入WTO承诺,外资在2004年12月11日后可进入中国成品油零售市场,2006年底全面开放成品油批发市场,上述公司的成立正逢其时。陈同海曾公开表示:“有人问我:如果成品油定价放开,由市场决定,会由谁决定?我回答说:由我来定!” 除了北京,李薇还以类似方式在广东、福建等地入股数众加油站。其所持股权折算,保守估值应在10亿元以上,这是一只无可比拟的现金奶牛。不过,重获自由的李薇,如今被迫签署了相关文件,将所持首创石油投资有限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首创集团。 目前中国石化、首创集团的合作亦已中止,相关公司注销。 陪庄末路 早在2002年,中国石化顺势一改集团管理模式,在总部决策中心下设采油、炼油、化工、销售四个事业部,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统一调度。是年,其名下上市公司湖北兴化(600886.SH)重组,大股东由中国石化转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解决母子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金额大、比重高等问题。据有关调查,其实早在李薇去留湖北之际,即与湖北本地及石化领域的势力存在交集,并自此重仓中国石化旗下的多只股票。与同期的资本玩家们相比,李薇辅以证券之手,旨在曲线介入鲜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采油、炼油、化工等领域。“一旦政策松动,可以先知先觉,占得先机。”一位知情人士说。 继湖北兴化之后,陈同海主政的中国石化自2006年起推出了大规模的卖壳整合计划,其旗下七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拟定了初步卖壳对象。如S*ST化二(000728.SZ)、石炼化(000783.SZ)分别卖壳给两家证券公司,“隐庄”早已提前布局。其实自1999年开始,李薇即已通过李嘉廷结识云南老乡、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以备日后深度介入证券市场。通过关联信息提前埋伏获取暴利,即是利润之源。据有关方面调查,在得到陈同海帮助后,李薇调集数亿元资金,通过上百个资金账户提前布局上述股票。 利益方所涉之深令人侧目,陈同海一位至交在银行贷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两股票,其疯狂程度可见一斑。通过控制主要领导身边的商人或情妇,进而牵出庞大贪腐网络,是近年来党内肃贪的方式之一,上海社保案等大抵如此。 权威部门通报称,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在情妇李薇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陈同海曾进行了一些干扰调查的活动。不久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其因争取立功而举报陈同海。2007年3月,陈同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线索被呈报高层。但在2007年2月26日,石炼化股东大会以96%的高票通过借壳方案;同年3月13日,化二的重组方案亦已成行。 “头发真在一晚上白了。”一名目睹庄家失态的市场人士说。 显然,若借壳化二、石炼化的方案因陈同海案中止,有关方面将血本无归。上述市场人士介绍,这个利益共同体动用了一切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游说,其中最成功之处在于陈同海案由2007年3月的初查拖至6月主动辞职,再到10月在中共十七大会上通过被“双规”。 前后近八个月的时间差,为上述股票的腾挪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此后,腾壳、瘦身、注资、股改四步一气贯通,业内评价为“手法流畅,堪称经典”,但鲜有人体会庄家们的惊心动魄。以石炼化变身后为例,上市公司市盈率一度冲高到100倍,股东获得了超过13倍的市值回报;其后仍长期保持在30倍以上的市盈率水平。 这样的高收益,得益于卖壳方的“慷慨大方”——让上市公司回购所持股份并注销。只可惜,李薇未能享受到这一暴利,她卷入的资产多数被扣押。其间的诸多细节亦成一笔糊涂账。 洗线路径 权威消息称,在2007年6月,陈同海首次接受组织谈话,被要求从经济、金融方面交代。此时的陈却大规模转移财产,自当年5月中旬到6月20日,通过北京、天津、深圳等地12个账户提取、转移并套购外币超过1.7亿余元。 由于陈同海上述资金均在监视之内,对其源头的追溯及最终的定罪,都有直接影响。 2009年7月15日,61岁的陈同海因受贿1.9573亿余元一审判处死缓。此时的陈氏头发斑白,神情落寞,难睹往昔之风采。 实际上,陈同海转移资产的渠道与李薇由外入内的资金通道略有交集——资金来自于深圳关联公司的划拨,前端是香港中转站,再追查已方向不明。结合李薇的说明,这些资金大体由三块构成:一是其实业投资所得;二是项目介绍的佣金;三是他人的权力租金。案发之前的2006年,李薇大规模从境外调钱入境已有迹可循。彼时,她卷入的“广州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案即是明证。作为当地地标,中诚广场位于广州最繁华的商业圈天河北路与体育西路交界处。高51层的A、B双塔,正面呈百度左右的钝角状,如同两扇翅膀张开。项目由钟华的广州鹏城房产有限公司与广州城建集团合作开发,1993年8月8日开工,引入当时流行香港的销售方式——卖“楼花”,一度炒出每平方米3万港元的天价,涉及购房业主90户左右。 1996年封顶的中诚广场因债务问题突遭查封,此后执行过程被一个潮汕乡党操控——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广东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杨贤才、律师许俊宏和陈卓伦,以及中诚广场的两个接盘者范骏业、郭成。 “李薇想买中诚广场,价钱开得高,很诱人,但前提是要帮她将80亿元资金洗白。”钟华告诉《财经》记者。 从时间上推算,这与其同期在内地的扩张相吻合。钟华介绍,其中一次北京谈判,李薇穿着睡袍在套房接见他,一再暗示自己在政界的关系,并称已成功打动黄松有。但由于身陷中诚广场多年,钟华以不愿承担洗钱风险而拒绝了李薇。尽管如此,李薇还是通过黄松有与杨贤才,绕开钟华,以中国石化的名义于2006年5月与郭成名下的公司签订协议,以13亿余元买下中诚广场北塔。 蹊跷的是,郭成2004年获得中诚广场上述产权时,为9.24亿元收购款提供担保的实为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据知情者介绍,范骏业、郭成与陈同海相识,全因李薇引荐。陈同海自述介入中城广场是中国石化在广州缺乏标志性建筑。似有先兆,案发前的李薇时常会跟身边人分享自己的艰辛与磨难。但她惟独不谈感情。 时至今日,李薇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尤其是在内地司法无法触及到的海外。甚至被调查的四年间,部分资产仍有增值。遍历显要,几番浮沉,青山尚在,虽然其间缺乏明晰的产权保护,但在信息不透明的大环境下,李薇卷土重来亦未可知。 在北京朝阳区,李薇及其妹妹李娴在2005年6月、2009年8月两次办理暂住证,前一次购置资产,后一次变卖资产;在香港,李薇自2008年4月起已卸任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豪逸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由陈丹霞接替;至于NC国际有限公司,其不仅仍是泰山地产25%股权的持有者,还在广东、福建留有大量实业投资。 即使她们移民大洋彼岸,仍可继续“寄生”生活。按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理解,裙带资本是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杜世成、陈同海的命运趋同,以权力深度入市的当年,在石油、地产等市场,他们是一级市场的垄断者;在杠杆率畸形的证券市场,他们可能影响政策并动用国资。遗憾的是,这些背后的交易多数被司法审判忽略。 环境局限了选择,制度提供了导向。法治不立,就会有更多才貌双全的女性,怀揣着梦想走上和李薇相同的路。当阳光仅是偶尔破门而入,暗室中的权贵与裙带,仍有可供生存与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谁在行贿陈同海 饶智 这是陈同海失去人身自由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他戴罪服刑的第二个春节。  2007年6月22日,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同年10月15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中共十七大时透露陈已被“双规”。 2008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陈同海在担任中国石化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兼任中国石化股份副董事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款数额巨大;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生活腐化。此处所述情妇正是李薇,在陈同海庭审中即有提及。 2009年7月15日,陈同海一审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十天后,陈放弃上诉。秦城监狱又多了一名服刑者。陈同海被法院认定的1.9573亿余元贿赂,创下中国1949年以来官方处理并公布的贪腐案件数额之最,该案中的六名行贿人曾以证人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时至今日,六人身份悉数解密。神秘人David An 2009年3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陈同海提起公诉。同年6月12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低调一审。据已生效的判决书,陈同海犯罪事实共五项,卷入行贿人六名,其中九成贿款来自戴伟——汉思能源 (00554.HK)董事局主席。在2010胡润百富榜地区排名榜单(香港)中,戴伟以11亿港元资产位列第33名。 戴伟,男,1959年7月15日生,河北人,在北京读书,大学文化程度,自1997年起拥有加拿大国籍。在汉思能源的有关文件里,戴伟也以“David An”的名字出现。 戴伟与陈同海相识于1997年,通过陈同海的妹夫介绍,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旁的萨拉伯尔餐厅初识。此后,两人交往逐渐增多,行贿事由主要集中于广州市南沙区(原属番禺区)小虎岛油库项目。这个广东最大的油库始建于1992年,投资方粤海(番禺)石油化工储运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粤海石化)注册资本5000万元,广东粤海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粤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度持有其92%股权。 1998年,粤海集团资产重组,其子公司所持粤海石化的股权亦悉数转让。陈同海带队亲赴广东,洽谈收购小虎岛油库事宜;家族背景深厚的戴伟随后介入,最终由中国石化广东分公司与戴伟组成联营公司,完成了对小虎岛油库的收购,获利四六开。初次合作,戴伟获利颇丰。此役之后的2005年八九月间,戴伟来到陈同海办公室,称其采购到一种价格低廉的高酸原油。陈同海提出,希望戴伟将其全部卖给中国石化。 据介绍,陈同海在庭审中曾就此项目辩称,这种高酸原油系戴伟从苏丹进口,陈同海也曾安排中国石化有关人员亲赴苏丹洽谈而不得。尽管中国石化当时的冶炼技术与产能都跟不上,但仍与戴伟签订供货协议,陈就此批示:“价格不等人,加工不好,先储备起来。” 检察机关指控,中国石化一共从戴伟手中购得达混油3160万桶。 陈同海的辩护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子程在庭审中辩称,中国石化因此获利6亿至10亿美元。戴伟与陈同海第三项勾连事实系合资投建东莞市东洲油库。据发改委2005年9月5日批文,项目计划占地700亩,建设100万立方米的特大型油库、码头。但项目未成,陈同海先已落马。 法院认定,为感谢陈同海的帮助,戴伟于2005年12月30日至2007年5月23日先后七次向陈同海儿子陈磊在香港汇丰银行、欧洲金融集团、渣打银行开设的账户,汇入港币1.766亿元。其中一笔发生在陈同海案发前一个月。来者不拒 据法院认定,除戴伟外,陈同海另外1813万元受贿款由四笔犯罪事实构成,卷入五名行贿人。行贿人中既有世交,如香港寰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永健。 2003年上半年至2004年下半年,中国石化新办公大楼基建工程选址中,庄永健受联合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托,在陈同海的批示之下,中国石化最终选定并购买该公司朝阳广场地块,庄永健获中介费1950万元;此后,该办公大楼承建方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委托庄永健游说陈同海成功,中标后,庄又得中介费1500万元。 有关人士介绍,戴伟及庄永健的交易及汇款,大都经李薇出面。如庄永健通过“香港赌王”连卓钊的地下钱庄将获利转入香港。为表感谢,于2004年9月、2005年3月两次给予陈同海150万美元和100万港元。 李薇实际也是连卓钊长期的客户。 另外三项受贿事实,数额相对较小,陈同海可谓来者不拒。如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得益于陈的帮助,安徽江淮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地区市场部经理阚勇志、阚丽君兄妹为公司承揽齐鲁分公司乙烯改造工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法制在线栏目承揽中国石化2005年下半年及2006年全年在该频道投放广告业务等,从中获提成款540余万元。 阚氏兄妹六次向陈同海行贿人民币70万元和6万美元。 2003年8月至2005年下半年,陈同海受中国远东海南国际贸易公司原总经理刘远程请托,在安徽防腐总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海南分公司承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东辛采油厂自动化改造工程、海南炼化续建项目等事宜打招呼、下指示,刘远程从中获中介费170余万元,后者于2006年2月10日在香港给予陈磊港币50万元。 2004年中国石化建设天津港油罐区期间,杭州嘉泰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华民受天津嘉菱联合实业有限公司之托,找到陈同海帮忙促使中国石化买下后者的南疆地块,王获中介费1500余万元。 为此,王华民先后四次给陈同海奉上30万欧元。陈同海创下贿赂之最,其生效审判为死缓。盖因杜世成案发,情妇李薇将陈同海牵出,但上述受贿事实并不被调查部门掌握,系其案发后主动交代。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自首,从轻发落。 ■ 李薇年谱   1963年9月24日生,法裔越南人   1970年前后,随父移居云南红河   1993年起,李薇与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相熟   1996年12月,在广州惠来县落户   1996年12月25日,获深圳市身份证   1998年在香港注册东方联合实业有限公司,获香港居住证   2001年,卷入李嘉廷案,不久获自由,经人引见入京   2001年11月,在湖北短暂活动   2002年,依托首创集团,主要在北京、青岛活动   2003年,获青岛太平角61800平方米土地开发权,倒手获利8400万元   2004年10月,促成首创获得青岛最大污水处理工程,获咨询费100.8万元   2004年3月5日,借力首创、中石化持有北京城区183家加油站的股权   2004年6月,受让并转让泰山地产75%的股权,仅一个半月净赚2亿余元   2004年8月31日,经杜世成主持青岛市委专题会议,获得青岛1000亩地,至案发尚欠1.3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  2006年10月,李薇因涉嫌逃避缴纳税款被警方控制,陈同海曾出面干扰调查   2006年12月24日,杜世成被立案审查,因受贿626万余元获判无期徒刑,其举报陈同海立功   2007年6月陈同海被免职,后因受贿1.9573亿余元判死缓。杜世成、陈同海现在秦城监狱服刑,李薇获释   资料来源:本刊记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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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 韦森就政府减税和中国预算民主建设答凤凰网记者

2011年07月22日 07:21:55           韦森 : 减间接税才真正惠民      2011年07月19日 15:02      来源:凤凰网财经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19/4287256.shtml        凤凰网财经讯: 在沸沸扬扬的个税起征点讨论声中,很多人都忽略了身上最大的负担——隐形税。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本期将视线聚焦于隐形税,来揭开民众身上这座大山的神秘面纱。          隐形税,即指各种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其中除增值税外,其他税种全部实行价内税,具有十分隐蔽的特点。          更严重的隐形税负则是不在税种之列的通胀税。通胀税, 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          本期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表示,城乡居民加上政府所有的储蓄是73万亿。通货膨胀是5.1%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3.5%,每存1分钱一年就要折掉2厘。73万亿一年的通货膨胀税就将近1.5万亿。也就是说每年除去十几万亿的税收之外,通胀税还有1.5万亿。          韦森教授同时认为,税负轻重并不是目前中国最关键的问题,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税收没有用之于民。          以下为《财•知道》栏目与韦森教授对话实录: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个税改革沸沸扬扬,但有人认为是用力用错了方向,真正的负担是在那些间接税,隐形税上,您是否认同?       韦森:我认同这个观点。个税减不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虽然减了对低收入家庭是有一点好处,但是中国更重要的税收是间接税,对低收入家庭的伤害很大。我们都知道西方的个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很高,所以个税可能更应该增加一点。我比较同意高培勇、贾康他们的看法,从长期发展来看,个税总量不但不应该减,而应该增加。真正应该减的,是间接税。把间接税减下来,才能真正惠民,才对低收入家庭真正有帮助。       凤凰网财经:其实个税覆盖的人群很少,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几亿低收入者完全没有作用。       韦森:是啊!提高个税起征点后,财政部其实减不了多少税收收入。研究税收的人都知道,在目前中国的税收里面,最主要的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些间接税,这些税在商品价格里面占很大比重。老百姓到超市里买东西,到餐馆吃饭,都是要交这些税的,这些隐形税对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影响很大。事实上,中国的物价目前这么高,很大一部分跟这些间接税太高有关系。最近,我在《华尔街日报》自己的“经济学如诗”专栏里,曾写了两篇文章,专门探讨了政府税收与中国的高物价之间的关系。       凤凰网财经:两会的时候,就有代表提到,馒头都要征17%的税。       韦森:对啊!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曾估算过,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至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间接税这块,减税的力度能有多大呢?       韦森:我估计不大会减。现在政府决策层的整个政策导向还是增加税收和其它财政收入。国税局局长肖捷和财政部长谢旭人,都一再表示中国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按肖捷局长的说法:“政府集中的税收收入还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说明,政府决策层目前还根本没有减税的想法。       凤凰网财经:您觉得国家有没有能力大幅消减这些税?       韦森:这不是个政府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个基本的施政导向的问题,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中国政府决策层总是觉得财政收入不够用,又怎么会考虑在整体上减税?我们现在的财政,仍然是发展财政、建设财政,还不是公共财政。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靠政府投资来推动,所以,不管你政府征多少税,也总是不够用的。今天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同比增长31.2%。就算下半年和明年再增长30%多,还是不够用的。关键还是政府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上没有弄清楚,没有认识到,把税收减下来,或至少不像现在这样几乎疯狂地增加了,把钱留给民间,留给企业,留给家庭和个人,才会刺激内需,才会增加民间投资,才会用得比较有效率,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才是可持续的。政府以税的形式从民间征来钱,替家庭和企业来花,总会是低效率的。按照税收学的一个术语来说,政府征税花钱,总会产生一种“滴漏效应”。       凤凰网财经:这可能就是中国增长模式的问题了。       韦森:对。这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税收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还没有转过弯来,主要还是靠政府的推动,还是靠政府来花钱来支撑,长此以往,要出问题的。       凤凰网财经:前段时间讨论个税起征点的时候,网民们都特别关心,但是间接税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可能因为它是价内税比较隐蔽。您觉得价内税能不能全部变成价外税?       韦森:政府很难会这么做。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政府征一种叫GST的消费税,实际上是价外税。譬如,你在悉尼和奥克兰去超市买100块钱东西,在收银条上会标明,你买了100元的东西,另外还要交给政府12%到15%GST,清清楚楚。这样一来,你每次去市场买东西,去餐馆吃饭,交给政府多少税,都明确知道。可是中国税务部门不敢这样明显地征税,一明显了,老百姓不都反了嘛?大家会说:“政府怎么征了我们这么多的税!”像增值税,真正在哪个环节里征的,消费者根本都不知道,也很难计算出来。生产环节、运输物流、零售环节等,各个环节都有这种增值税,汇总在一起,就导致中国的许多消费品比在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还要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目前很难改变,中国的税收在整体上以及在短期中也很难有实质性的减少,只会不断地增加。       凤凰网财经:感觉个税改革仿佛像一个障眼法一样,很多民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个税上面了,忽略了真正的负担?       韦森:是啊!最近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民众会想:“政府开始听我们老百姓和网民意见了!你看,网上大家讨论一番,网民热议一番,不是起征点就提到了3500了?一年起码4万年薪的人不用缴税了。”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可能就会觉得政府还蛮好的,还是倾听民声和尊重民意的。事实上,大量的间接税、“隐形税”,老百姓并不知道。在超市里买瓶牛奶,在市场上买点青菜,都有大量的税在里面了,老百姓从商店的收银条中根本看不出来。       凤凰网财经:这些税,远比个税多得多。       韦森:对呀,日用消费品都要征税,且征很高的税,当然要比个税多很多。譬如,2010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政府全部税收的6.6%,而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整个政府税收收入要50%以上。在这只占税收6.6%的个税中,提高起征点,减少一点,在目前中国政府十多万亿财政收入中,才占多大一点?       凤凰网财经:很多人也提到通胀税。因为这些年的通胀等于无形间向百姓征走了很多税。有人统计说33年间100万元被通胀“偷走”了85万,您怎么看通胀税?       韦森:这样算吧,目前城乡居民加上企业储蓄是近76万多亿。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5.3%左右,一年的存款利息则只有3.25%上下。这样,储户存银行,每年要损失掉2%左右的负利率。76万亿左右的储蓄,一年的“通货膨胀税”就将1.5万多亿。也就是说,每年除去近十万亿的政府税收外,老百姓还要交1.5万多亿元的“通涨税”。       凤凰网财经:通胀税也可以算做是第一隐形税吧,负担最重?       韦森:当然了。这个税收最终还是转移到政府手里面。等于说是政府的负债通过“发钞票”来还了。老百姓交了税后,手中的钱还要贬值,贬值的部分有等于是又去帮助政府,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凤凰网财经:这是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误之处?       韦森:这个问题还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还是最高。通货膨胀,也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经济危机来了,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在刺激经济增长,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在增加基础货币,因而通胀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而其它金砖四国的通胀率更高。最近以来,我一直在重读哈耶克的一些文著。哈耶克晚年曾批评过凯恩斯。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连一个后凯恩斯主义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也这样认为。现在说通货膨胀完全是中国政策政策的失误,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似乎也不公允。中国经济毕竟在高速增长着。我们要看到它坏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它好的一面。       与英国、美国、欧盟,新兴市场国家和其它金砖四国相比,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目前还算不错。当然,你们可能注意到了,近来我常对政府的宏观政策品头论足,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我的初衷是希望中国经济更好,希望中国经济在长期增长中有可持续性。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关键还是要继续发挥和注重市场本身的力量,靠发展民营部门。从整体上来说,富民,才能真正国强。如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拿得越来越多,留给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份额越来越少,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且社会问题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最后会出大问题。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甚至批评意见,希望能帮助决策层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向“富民富”而不是只“富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但是,再说一遍,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好的一方面,且对最近国际上一些唱衰中国的人和机构要有所警惕和防范。       凤凰网财经:通胀是经济快速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吗?       韦森:这个问题很复杂,不一定全是这样。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不是在高速经济增长中没有通货膨胀?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上来了。经济衰退了,政府要刺激经济增长,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最后“通货”是肯定要“胀”的,但要到CPI上涨,还有很长的传导机制。中国与西方有点不大一样的是,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主要是靠银行贷款来推动,而主要不是像前几年那样靠民营企业快速成长来推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靠政府部门从银行贷款花钱来推动经济增长,在短期有效,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其必然和可行的一面,但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的。在经济扩张的时候,贷款都到了政府和国有部门去了,修公路,建高铁,盖大楼,建广场等等,到最后谁来还?西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靠减税,还有大量是发了失业救济金,故大部分用到民生上了。故此,即使这次经济危机来了,西方国家民众的生活总体上还可以,不怎么受影响。西方普通家庭,即使失业了,车照样开,照样去酒吧喝酒,照样去超市买东西,并没有过去经济危机时的那种悲惨景象。但是,我们征了这么多的税,用到哪里去了?用到民生方面,才几个钱?说到底,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的财政体制,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执政为民的理念呀!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经济扩张时,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大都到了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但通胀来了,央行一收紧流动性,首先伤害的却是民营企业,而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影响却很小。这样一来,里外都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难,这怎么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而目前他们的日子很难过。       凤凰网财经:也正是由于这种增长方式,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恶化?       韦森:对。现在税收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支不公开、不透明,是跟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的发生且屡治不果连在一块的。现在动不动查出来一个贪官,就是贪几千万,几个亿,甚至更多,说到底这不都与我们政府掌握十几万亿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不透明、不公开有关?       凤凰网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税负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韦森: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完全是税重和税轻的问题,而是个预算民主政制欠缺的问题。现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征税不经过人民所选代表的批准,财政支出,也不经人民代表的实质性的制约。10万多亿的财政收入,政府是怎么用的?用到什么去了?财政部和发改委拨款,谁来审议批准?西方有些国家,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欧盟国家,他们税收也都很重,但是税收大都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去了。看全国的社保基金,我们整个国家才1000多亿。政府征了10万亿的税和其它财政收入,用到社保基金才1000多亿,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政府征到的税,并没有多少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因而,我们国家和财政体制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税收高或低,而是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于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在于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税收征到后用到哪些地方去了,在于纳税人能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审议决定政府的财政收支。       凤凰网财经:这似乎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韦森:这个问题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连在一块的,不仅仅是个税收问题。我最近也讲,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包括目前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仅仅是中国走向法治民主政治的一个逻辑起点。未来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最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而其中税收法定和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面。       凤凰网财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要动大手术了?       韦森:是得动大手术。这些年,我觉得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讲民主、讲法治、讲宪政、讲自由,往往都是空的,限制政府的税收权,政府财政收支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人民代表来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批准和制约,才是实质性的,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我几乎利用一切机会在讲,应该从税收法定的预算民主政制建设方面来启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上一篇: 韦森:为什么中国政府税收连年超…   下一篇: 张五常:一个经济学家的操守、情… 阅读数(802)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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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 | 飞机票的价格因素

2011年08月12日 22:43:59   最近铁道部网站发布消息,截至7月31日,京沪高铁运营一个月以来,动车组列车平均上座率为107%。这个数字显然和乘客的普遍感受大相径庭。铁道部运输局解释说,铁路列车上座率是购票上车的旅客人数与列车定员的比率,反映列车席位利用率。也就是说,这种上座率是把沿途每一站上车的旅客数累积起来再除以座位数而得出的一个数字。笔者很难理解,这个所谓的“利用率”到底能反映什么现实问题。众所周知,实际的情况却是,京沪高铁相较开通初期“座票售罄现象”,如今“每趟都有大量余票”,二等座、一等座都出现超过70%的剩票,商务座则基本都是空凳子。     就在铁道部公布上座率的同时,自8月1日起,国航、东航、南航、深航等11家航空公司上调国内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每航段比原来增收人民币10元。换句话说,飞机票比以前更贵了。与国内相反,不少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价格却在下调。     经济学家许小年对国内燃油费上调表示不理解: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之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却在上涨,他认为国家发改委应该给个明确的说法。和许小年一样,很多人对国内的航空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调燃油费表示疑问,甚至有人怀疑,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各大航空公司如此步调一致地上调燃油费,这是不是在利用现在人们对于铁路安全的不信任,变相涨价?据媒体报道,动车事故之后,很多乘客纷纷退票,尤其是华东沿线,飞机票的价格暴涨,有些航线的票甚至卖出全价,但是乘客并没有机票涨价而改坐火车。这让问题变得有趣起来:为什么人们一边抱怨涨价,一边又主动购买高价飞机票呢?     高铁刚投入运营时,航空与高铁为争夺客流而博弈,铁路无疑占据着价格与时间性价比的绝对优势。然而,动车事故之后,至少在短期来看,市场优势倒向了航空这一边。这个绝对的优势就是安全。因此,有一种理论诞生了:人们弃高铁不坐而改坐飞机,这是出于消费的理性选择,因为铁路虽便宜,但是安全性明显比不上飞机。因此,机票对消费者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价格上涨,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     但是,对于交通运输来说,安全与否这件事本身并不够成消费者选择交通工具的标准。选择乘坐飞机还是火车,唯一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价格和时间的性价比。至于安全,那原本是保险公司应该操心的事儿。而高铁撞车之后的中国,生命安全居然超越了价格与时间的性价比,能成为飞机票的价格因素之一,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商品价格不仅决定于成本,更要受到消费者主观效用的影响。即是说,消费者对商品迫切需要的程度,决定着商品的价值。     作为众多商品之一的机票和火车票当然也服从于此规律。但是,经济学规律也在提醒我们,如果消费者的选择受到某种强制,那么交换也就不再是公平交换,而成了掠夺。对于掠夺,哈耶克举过一个例子:如果干旱地区的人们原先在一个价格合理,而且可以获得水源的地方居住下来,而后其他水源枯竭,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服从水源所有者的任何价格要求,这就是掠夺。同理,当旅客因为生命得不到高铁的保障而只好购买飞机票时,这无疑也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强制掠夺。     在《自由宪章》里,哈耶克把“强制”定义为“自身环境为他人所掌控,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的结果,只得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自主的目的。”当然,哈耶克没有言明的一个前提是,强制行为并不包括市场交换的自由行为。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拥有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吗?通过价格垄断把生命和掠夺捆绑起来,再把掠夺等同于公平的交换,这无疑是违背自由与常识的做法。生命需要的是敬畏,决定飞机票的价格因素里不应该有它的身影。       上一篇: 多元化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下一篇: 为什么应该废除死刑? 阅读数(7525)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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