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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民粹者的倒台体现了出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 ④《华尔街日报》评论《人民日报》和军报上再三要求稳定的文章《 稳定、稳定、稳定、胡、胡、胡 》：”如果你读中国的官媒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国家现在正在地震带上。” ***~~~*** 【专题·温氏政改】 ①*《外交学者》裴敏欣的新文《 新的天安门运动的征兆 》：8964以来中国又出现了新辩论，而80年代每次出现这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后就会出现社会动荡。执政党需要一些理论上的合法性。而新出现的自由派思想也说明辩论的空间又被打开。 ②《彭博商业周刊》 温家宝总理谈起话来就像一个大胆的改革者 温家宝最近频发改革之语，除了引人瞩目地谈到”文革”卷土重来，成为薄熙来倒台的先兆之外，又谈到了破除银行垄断。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讲话来得太晚，已经无法对现有政策造成冲击，但是会对在18大上上任的新领导人，如李克强造成压力。 ③《华尔街日报》上墨儒斯的政评《 温家宝推动改革并非仅仅是作秀 》也提到：说温家宝是”影帝”因为他一直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举措”，但是作者认为：温家宝最近在南方视察时提到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倒退。包括”内需不足，出口成本上升，经济总体下行压力增大。”他可能是想以经济上的压力来推动政改，让政改，尤其是破除垄断，有一个突破口。 ④ 写介绍中国书籍的英媒记者乔纳森·芬比在《卫报》上发表评论《 中国统治世界并非不可避免，中国模式有严重的内在缺陷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都面临挑战，虽然不至于崩溃，但”中国模式”不值得学习。他猜习近平可能在等待党内斗争分出胜负后再表态。 ⑤《纽约时报》中国来鸿《 按部就班地改革 》，介绍于建嵘在微博上发的十年政改大纲，并把它和百年前的康有为变法做对比。刘瑜评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光绪。政改和经改不一样，经改可以大家一起获益。政改却要涉及权力的分配，我得就是你失。另，于建嵘在 微博 上说他转的这条微博要被删掉，他还澄清说谢绝任何外媒采访，此篇文章的作者也没有采访过他。 ***~~~*** 【专题·直播艾神】 ①《纽约时报》 艾未未的自我摄像被关闭 叛逆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上周三表示，当局已关闭了”艾神进行时”网站。之前，艾未未在家中安了四个摄像头，实时直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也是他从北京机场被带走的一周年。 据@duyanpili的推文：2012年4月2日19点开始，至4月4日18:09分被迫关闭，进行了47小时9分钟，点击520万次，下载100GB；在 这里 可以看到73张截屏图（上图即其中一张） ***~~~*** 【专题·经济学人】 ① *《经济学人》封面（见上）文章 中国的军事崛起 亚洲的力量平衡 用两篇文章来谈中国的军事扩张，认为美国如果要避免和中国产生冲突，必须要保持在太平洋的军事投射能力，同时避免将每一个关键议题作为测试中国意图的考验。中国的军力问题在于其高度不可预测性。 ② * 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 龙的新牙齿 》中，则以数据、图片和图表展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中国，尤其是中国海军今年来的力量扩张。 同期的”中国专栏”还有三篇文章： ③ *《 不确定的政治 重新恢复秩序 》讲的是当局如何打压关于政治动荡的传言 而G.E. 在《经济学人》的 中国博客”论语”中追踪李德林的新浪博文 ，也就是”军车进京”的那条，如何成为了”北京出大事”的舆论起源。可以对照阅读。 ④ *《 腐败的政治 肮脏把戏 》谈的是中纪委这个党内的铲除腐败的机构如何成为政治把戏的中心。同时，”跑官”则愈演愈烈。文章中列举了四川、黑龙江的例子，以及党校的林哲（音）对他的学生的告诫：要升职，你要耐心等待，等其他人犯错后被清洗。 ⑤《 私人医疗 四川的好月嫂 》则聚焦中国的私人医疗服务，尽管出现了如”月嫂”这样的私人医疗提供者，需求的扩大还是远远超过了供给。 ***~~~*** 【专题·缅甸政改】 ①《新共和》CFR的东南亚研究员Joshua Kurlantzick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和缅甸恢复正常关系，并在讨论对缅进行援助。但是议会选举后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也只占1/10的席位，关键还要看军队在未来三年内是否会收敛。 ②《外交学者》上的发于缅甸议会选举之前，谈缅甸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在资源、农业、旅游、外商投资等方面都很有潜力，预测到2020年每年的增长率可达6%，但要进行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原文链接： http://t.co/MrrZgMFQ ③《金融时报》 缅甸对外开放，但邻居们还是有些警惕 。美国投资人说：缅甸目前正如1979年的中国，邓小平说：”我们得干点不一样的了。”但基础设施很落后，手机SIM卡要$3000+。 ***~~~*** 【专题·国际外交】 ①《纽约时报》上的漫画，奥巴马说：”哦，这是你家后院？真的？抱歉了。”大船上写”太平洋部署”。即上图 ②《时代》： 为什么美国会暗暗希望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沙特尔在埃及总统竞选中胜出 ？因为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否则美国就要和激进的军方打交道。 《外交学者》1月16日，印军方未通知新德里移动了两个单位， 有政变企图 。 ***~~~*** 【专题·智库报告】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发布中英文报告《网络安全与中美关系》。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目前在”信息战”方面互相不信任，而这个议题又很新，双方的基本沟通都没有建立。文中提到：美更关心隐私/机密泄露，而中方更关心稳定。 中文版全文下载 中文网开始推王缉思和李侃如联合发布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这可能是继世行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之后本年度第二次中外智库合作，智库反映/影响当局战略决策的作用初显。 中文全文下载 ***~~~*** 【专题·社会百态】 ① 亚洲的推特语言。Eric Fischer利用Mike McCandless导出的Chrome开源数据制作。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语言，越亮的地方使用得越频繁。原载TechAsia，点击 这里 查看大图 ② * Evan Osnos发表在《纽约客》上如同小说般的精彩文章《 赌神 》。主角萧润平在澳门赌场狂赢6亿元，并躲过了三合会的追杀。作者欧逸文见到了萧润平本人，并询问他如何能赢得那么多钱，又如何在四处躲藏。 ③《华尔街日报》的视频：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和已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博客上引起了窃窃私语  话题包括骆在博鳌没有住豪华宾馆，以及4月5日是蒋介石的忌日，现在能通过互联网和台湾游了解台湾和蒋公的中国人重新思考和讨论腐败议题，以及中国课本上对蒋介石的描述。 ***~~~*** 【今日延伸阅读】 《中囯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2012.10-2022.09）》（于氏玩笑版） 第一阶段（2012.10-2015.12）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 1、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 2、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 3、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 二、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 1、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巿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 2、法官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 3、法官实行高薪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 4、取消省以下的政法委； 5、废除信访制度，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 6、废除劳教制度，确保公民人身权利。 三、保障新闻言论自由。 1、实现政务信息公开； 2、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 3、禁止因言获罪。 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 1、规范社区管理组织； 2、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3、保护社会宗教组织。 第二阶段（2016年01-2022.09），以政治改革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囯家向民主宪政转型。 一、实行县级政权改革。 1、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 2、改变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 3、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 4、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 二、开放社会。 1、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 2、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接着，于建嵘在他的搜狐微博中对他的十年纲要做了两点解释： 第一：前几天发布了一个《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十年纲要》（于氏笑话版）引起了网友的一些争议。因此，我决定系统地把这个笑话版的梦做完。第一个问题：为何要提出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1、”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的路径； 2、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 3、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 4、我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讨论不仅可以形成共识，还可以给执政者提供一个决策的参考系，当然也可以为反对者提供一个批评的样本。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为何要分阶段进行？ 1、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2、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治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 3、政治改革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4、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 5、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相关阅读： 点击 这儿 查看更多《每日译者头条》 ©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壹 传媒」这几年在台湾非常火红，是香港上市公司「壹传媒」的老板黎智英在台湾创办的，主要包括三个媒体：壹周刊、苹果日报、和壹电视。这几家媒体可能转手出 售的消息，之所以会成为台湾的热门话题，主要原因是，自从「壹周刊」进入台湾开始，膻色腥挂帅的新闻方针和狗仔偷拍文化就有很大的争议，但壹周刊和苹果日 报仍然在台湾攻占了市场，成为强势媒体，甚至一度对台湾报纸和杂志的经营造成威胁，这样的成就，如今却突然传出要转让的消息，对台湾民众来说，非常地意 外，也具有高度的新闻性。 ●既然在台湾攻占市场，成为强势媒体，为什么「壹传媒」的老板打算卖掉他在台湾拥有的三个媒体呢？ 壹 周刊和苹果日报都赚钱，这是事实，但壹电视却严重亏损，因此黎智英原本打算只卖掉壹电视，但有意接手的人士不愿意买一个赔钱货，要求黎智英，要的话就三个 一起卖。至于价格，银行界传出的消息是，黎智英已经委托投资银行寻找买主，开出来的价码是五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买卖成交，香港壹传媒将彻底退出台湾媒 体市场，对台湾新闻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 ●同样的经营方针，为了么「壹周刊」和「苹果日报」在台湾都赚钱，「壹电视」却严重亏损呢？ 壹电视之所以严重亏损，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投资太大。保守估计，壹电视从筹备到现在，估计已经投入新台币40亿元，它的新闻台共有四百多位员工，大约是台湾其他新闻台人数的四倍；而员工都是从其他电视台重金挖角来的，也不断在烧钱，比如一名电视主播，年薪大约新台币一千万元，是台湾其他电视台主播年新的五倍。去年期中财报显示，壹电视和多媒体事业已经亏损19亿 元，而且亏损持续扩大。除了投资太大以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在有线电视系统全面「上架定频」，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台湾的有线电视普及率超过八成， 因此台湾的电视频道业者都必须向各县市的「有线电视系统」争取播出的频道，但壹电视是后起之秀，之前，其他电视频道都已经「定频」，没有空的位置，或者是 没有办法让壹电视在台湾各县市都设定在同一频道，这就严重影响观众收看，也严重影响广告收入，两个因素加起来，终于造成壹电视的严重亏损。 ●这笔五亿美金的「媒体交易」，到目前为止，台湾有没有大企业或财团愿意承接？如果未来顺利转手的话，对台湾媒体生态会有什么影响？ 接 受委托寻找买主的投资银行，曾经洽询过台湾的几家大企业，但几位大老板都认为，五亿美金的价格「贵得太离谱」，以至于兴趣缺缺，被征询的包括富邦集团的蔡 家、鸿海集团的郭家、和润泰集团的尹家。另外，大企业不愿意承接，还有一个原因，壹传媒这几年在台湾发展，引进了狗仔文化，对政治明星、企业家、和演艺圈 明星跟拍、偷拍，无所不用其极，在台湾得罪不少人，跟大陆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企业家都顾虑，如果买下壹传媒，可能没有人敢跟他们做朋友，也因此却步。至 于未来，如果壹传媒顺利卖给台湾的企业财团，估计作风将会有很大转变，台湾媒体的恶性竞争可能会稍微缓和，狗仔文化会式微，正派的媒体精神会受到鼓舞，对 台湾社会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核心提示：”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所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原文： The Real Deng 作者：方励之 发表：2011年11月6日 本文由”美国之音”中文部获准翻译转载，”译者”的志愿者做了二次校对，转载自” 方励之文集 ” 【原文配图：1978年10月 邓小平在日本 摄影：Dilip Mehta/Contact Press Images】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没有出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邓小平于1997年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了后来被广为人知的”天安门大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邓小平的决定。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被占领。” 邓小平树立了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谓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的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充满焦虑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是血腥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官方描述不断淡化。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却此事。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 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道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军费总和）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即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满足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持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的内部结构却没有谈到多少。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　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原注见下】。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　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军队，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权的人。 教育，邓小平时代最初的一项改革就是重新开放中国的大学。中国大学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傅高义解释说，世界银行对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的头一批贷款就是支持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由于这些原因，一些人便认为邓小平从总体上说是”支持教育”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邓小平只是把教育看作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而不是给中国社会带来广泛的好处。他知道他需要经济和技术的专业知识来搭配中国廉价的劳工。但对儿童的基础教育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从1980年代开始，千百万来自农村的民工涌入中国的城市。他们在建筑、卫生和其他体力劳动行业出售他们的劳动。他们是邓小平成就其”经济奇迹”的基石。但是，在中国政府的户口登记制度之下，他们依然是农村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各种权利。他们的子女即使是在城里出生，也不能登记为城市居民，因此也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就学。 顺便说一句，这种户口登记制度并非中国的发明，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日本人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当时是要阻止中国人口流动，以便防止民间的抗日活动扩散。（中文里称呼专门管户口登记的”派出所”一词就是来自日文。）但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邓小平这位所谓的”教育改革者”一直坚持这种户口登记制度，不管它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他的后继者也是照样坚持。傅高义在其书中有一次提到了这种户口登记制度，说来到城里的农民”试图偷偷地跟亲友住在一起”，导致中国领导人担心”大批的农村移民会让城市的服务设施不胜负荷，城市难以为他们提供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 个人自由的扩展。邓小平时代在很多方面跟毛泽东时代大不一样。在毛泽东统治下受到残酷迫害的人在毛死后获得了喘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空间也有显著的扩展。在我所从事的科学领域，僵硬的意识形态有所松动，科学家们不再必须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做教本。那本苏联出版的小书即使是按照十九世纪的标准也已经过时。毛泽东死后，所有的人一律穿蓝色衣服的景象开始消失，人们衣着的不同颜色和样式开始出现。罗曼•罗兰的《让•克里斯朵夫》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之类的书获得解禁。人们一度还可以偶尔地（如在1979年民主墙期间）公开批评政府。 但邓小平为什么要脱离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呢？他是出于人道精神，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吗？或者，他是看到中国社会正在觉醒，要求更多的变革，于是便采取实用的策略，以便让中共得以继续控制中国社会吗？很有趣的 是，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说得天独厚，因为上述的很多自由最先都是出现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而我在大学任教。我所看到的每一项自由的进步都是学生和教师奋力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中国当局自上而下赐予的。邓小平只要出面，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限制自由的扩散。他在1979年对民主墙的镇压明确展示了他的政治底线，这就是绝对不允许人们哪怕是稍微侵害到我的威信。他在1983年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甚至涉及到了女学生的穿着打扮。 经济。这可以说是邓小平政策成就最明显的领域。对此傅高义说了很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持有11,7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等等等等。西方国家近来处于金融危机阴影之下，很多西方观察家因此便夸大了中国的成就。然而，就人均水平而言，中国的GDP依然是台湾的四分之一，韩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其有竞争优势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低价位产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有过这种GDP优势。在1820年，在清朝时期，中国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中国那时的GDP六倍于工业化的英国。但英国有炮舰。所以，鸦片战争一打响，英国便战胜了中国。 中国政府喜欢声称推行了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发展项目，让上亿人脱离贫困，而这种改善穷人生活的经济大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一些西方人有时也会跟着中国政府这样说。傅高义告诉我们，由于”中华帝国自汉代形成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发生的最根本性的变革”，”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　在这种说法当中，”贫困”、”饥馑”之类的词语从来没有足够精确的定义，可以让研究者对历史各个时期进行定量的测量评估。这种情况导致一些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以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像是今天的索马里。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贫困和饥馑的纪录。但从定量化的角度而言，很难说中国的贫困和饥馑平均而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甚。那种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是长期的贫困的看法跟我们所知的人口增长和下跌状况不符。战争和外敌入侵常常导致人口下跌，但在和平时期，人口总是快速增长。毛泽东在1959到1962期间制造的大饥荒导致三千万或四千万人死亡。那场大饥荒向我们显示，在饥荒时期，怀孕率大幅度下跌，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和平时期的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历史当中的典型现象，说明贫困饥馑不是主流现象。说邓小平推行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除贫困和饥荒的项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政治夸张宣传。 另外，所谓的邓小平让亿万人”脱贫”说法也是本末倒置的。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亿万中国人的苦力劳动。中国的劳工没有工会，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司法，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规章的保护。出大力的完全是亿万中国劳工。中国的亿万劳工不但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更是改善了共产党权贵的生活，许多权贵们的奢华直上云霄。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显示，测量人口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邓小平推行其改革前是0.16，现在则达到了0.47，接近于最高点．这种巨大的变化跟”亿万”中国人没有多少关系，倒是跟邓小平在改革开始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很有关系。邓小平当时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他究竟是想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让中国人自己去猜。就我个人而言，1980年代后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令人惊讶的事件，让我彻底清楚地明白了邓小平葫芦里到底要卖的是什么药。 1987年1月，我在合肥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平政权认定我带头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把我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把我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使是我到外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受到监视。在1988年8月8日到29日，我到澳大利亚珀斯参加第五届广义相对论格罗斯曼研讨会。然后，我到堪培拉、悉尼、墨尔本和其他地方走访了一些大学。我所到之处谈的都是物理学。但一些中国留学生得知我去了，便邀请我谈中国的事情。在堪培拉，他们问我，我对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用来提出问题、表达批评的小字报怎么看。我尽力讲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记得看到一张小字报说，”一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外国银行有存款账户。” 我还没离开澳大利亚，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打电话给我，向我报告了惊人的消息，说邓小平通过中共的渠道发话了，说是方励之说什么”外国银行存款账户”，这是对他的诽谤。这些朋友说，邓小平准备对我提出起诉。听到这些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相信。差不多每一个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有外国银行账户。（译注：这里方先生可能少交代了一个关键背景信息：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于80年代初出国留学，后来还取得了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这种事情尽人皆知。说有人有”外国银行存款账户”怎么就能构成诽谤呢？而且，假如邓小平真的是想把我拿倒，他肯定不需要走法律途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党的权力超越法律，而邓小平又在党的权力的顶尖，他何必动用法律呢？对他来说，假如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倒我，更方便的办法多得很。 我那年9月回到北京之后，在政府内部有熟人的朋友坚持说，邓小平正在准备跟我打官司。他们告诉我说，中共内部通知说，方励之的诽谤将”通过法律解决”。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直到销量超过《人民日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我的名字，并且详细地说明了我的哪些话如何构成了诽谤。 这下子气氛真的是紧张起来了。一些谣言开始四处流传，说是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即将对我发出传票。一些当律师的朋友开始提出要为我组织法律辩护团队。《参考消息》的一些读者给我发函，告诉我应当在法庭上如何为自己辩护。一些人还主动开始收集中国高级官员及其子女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信息，以便让有关的事实充当我的辩护。一些外国记者闻到了风声，变得非常激动起来。邓小平要跟方励之对簿公堂？太棒了，这绝对是一个大好的新闻标题！ 但法庭的传票始终没有送达到我这里。到了那年的11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奉命到我家通知我说，我不会吃官司。她说，我不会吃官司是因为中国驻联合国使团的一个律师对邓小平解释说，方励之没有提出任何人的名字，所以诽谤官司没法打。 我当时进行了一番反思，终于明白了邓小平或许并没有白费力气。他很可能达到了他一开始就想达到的目的。他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人就是北京的学生在小字报中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及其子女”。因此，他才对有人公开提出这种事情超敏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假如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应当明白这种想法绝对不能说出口。 邓小平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呢？对我提出法律起诉看似毫无必要，但要我吃官司的消息扩散全国，就能产生一种强力的震慑恫吓效应。邓小平很精明。在他漫长而丰富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这种精明算计的例子。傅高义虽然写了一本745页的书讲邓小平，但似乎是不知道邓小平还有这一套。 西方的一些观察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邓小平一方面如此积极地推进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却如此顽固地禁止政治改革，好像邓小平的政策彼此矛盾。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动用党的军队镇压威胁中共权贵的财富和权力的学生抗议，这跟邓小平的那些基本原则完全一致。 傅高义的书的一个好处是收集和组织了大量的材料，显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由此得知邓小平如何运用计谋保护自己的同党，如何瓦解他的敌手；他如何失势，得势，再失势，再得势，最终上升到中共王朝第二代的权力顶峰。傅高义收集的材料对研究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的人会很有用处。 但这些事情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显明了中共体制内如何通过内部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来选择高层领导人，而这些过程跟那些利益集团之外的中国人民没有多少干系。因此，那些上升到权力高层的中共领导人一心一意为权贵们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不能指望如此选出来的领导人会关心普通的人民，会在乎怎样做事才会对中国最好。 原注：”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欢迎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如让外国工厂中成立独立工会的细节；空洞的思想现在贴上了”邓小平理论”的标签。 《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出版社：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76 pp., $39.95     本书即将推出繁体中文版 该书的更多书评： 《外交政策》 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哪儿？） 《经济学人》 邓小平的遗产：伟大的稳定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689张选票，就把梁振英(Leung Chun-ying)送上了下一任香港特首的宝座。对一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很难算是代表了民意。许多人的Facebook好友都不止这些。这样一场局限在精英小圈子内的“选举”，人们有什么必要去关心它的结果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的第三位特首，是由一个只有1200名委员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的，其中许多委员都按北京方面的授意行事。 尽管如此，这场选举仍具有重要意义。香港这座从多方面衡量都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城市，可能将由此变得与以往不同。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梁振英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异于以往历任总督和特首的香港领导人。与总是打着蝶形领结的现任特首曾荫权(Donald Tsang)不同，梁振英与港英政府及仍在这块土地上呼风唤雨的地产大亨们没有多少渊源。与继承父亲船运生意的首任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相比，梁振英的出身要低微得多，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警察。 梁振英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则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地下党。尽管梁振英本人对此极力予以否认，但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香港基本法起草之时，北京方面就对当时年纪轻轻的梁振英委以重任，让他在起草工作中出任要职。 梁振英将于今年7月1日上任，任期五年。与前两任特首相比，梁振英在上任前夕的民意支持率要低得多。如果他想赢得第二个任期，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为下一届特首选举很可能会采用普选制。在此次竞选中，梁振英承诺减少对大企业的关注、加大对普通民众需求的关注。他保证，要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不断飙升的房价（房价已高到连中产阶级都买不起房的地步，更别提穷人了）。香港权势阶层中的一些人把梁振英描绘为危险的民粹主义者，称他可能会对香港数十年来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造成威胁。这种猜测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维护股东权利的活动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表示，梁振英不会损害香港的“亚洲第一金融市场”地位。不过，由于不欠香港大亨人情，梁振英的议程可能更具干预色彩。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出台一些政策，来抑制涨得过猛的房价、或解决工资水平低和工作条件恶劣的问题。 如果一位特首更关注的不是闪闪发亮的摩天大楼，而是隐藏在大楼影子里的社会问题，那对香港来说倒是件好事。如果港府能采取更多行动、整治香港烟雾缭绕、令人窒息的空气，那也值得人们欢迎。梁振英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扼杀作为香港繁荣之根基的自由市场精神的前提下，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因为梁振英与内地关系紧密，所以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位新特首会不会对北京方面惟命是从、甚至香港依照“一国两制”享有的特殊地位会不会受损。在胜选仅仅数小时之后，梁振英就花了90分钟拜会中国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此举丝毫无助于缓解人们在这方面的担忧。 梁振英还表示，他可能寻求重启“国家安全法”立法，即臭名昭著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程序。港府2003年曾尝试推动国家安全法立法，后因引发5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而告失败。抗议者的担心是，该法会压制他们所珍视的言论和集会自由。政治评论员秦家聪(Frank Ching)警告称，任何重启二十三条立法程序的举动都可能引发骚乱。相信梁振英和北京方面都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梁振英的当选之所以重要，第三个原因则在于他的当选方式。尽管阻碍重重，这个严重不民主的选举过程还是包含了不少真正民主的元素，比如民调和公开竞选活动，报纸也深入调查了各位候选人的背景情况。在失去民众支持之后，在选举过程中一度领跑的唐英年(Henry Tang)很快便遭到北京方面的抛弃。 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蕙(Christine Loh)称，此次选举是一场“热闹而无限制的选战”，候选人的情况得到了彻底讨论和公开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选举可谓2017年选举的一次演习——到那一年，预计香港的360万登记选民都将有权投出自己的一票。内地民众对此次香港特首选举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他们对今年1月真正民主的台湾总统选举的关注程度。这两场选举都与中国隐秘的领导层换届（包括上月薄熙来神秘地遭整肃）形成鲜明对比。 香港民众对特首选举的参与度显然很高。他们已经具备参与真正民主选举的能力，这一点几乎没人可以否认。就连梁振英（无论他是不是北京方面的人）也支持下一届特首选举采用普选制。他说，香港属于每一个人、而不只是一个“小圈子”。在中国一隅，这样的观点如今已为主流所接受。这确实值得我们注意。 译者/何黎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今日在其新浪微博的认证账号内称，在中国若将党、政府、国家分开即是“邪教”，并称网上的几句“闲话”是无法改变“历史的塑造力”。此言论又一次引来了网友的不满。以下为部分网友对胡锡进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