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

作者: 杨支柱    标签： 彭宇 许云鹤 2011-09-11 10:39 星期日 晴 　　 　　杨支柱 　　 　　继南京彭宇案一审判决（二审调解撤诉）之后，天津的许云鹤案一审判决再次挑动了人们敏感的道德神经。允许畅所欲言而且无需专业知识也能说上几句的新闻并不多，一时之间人们对许云鹤案议论纷纷，对其他重要新闻视而不见，各地已诉未诉、已判未判的类似案件都被晒出来。围观的人还没有散去，又爆出江苏如皋公交司机殷红彬下车扶一老太反被诬为肇事者的新闻。殷红彬比较幸运，他不但有同车售票员作证，而且车头上的录像录下了事发现场：肇事的是三轮车而非公交车。这一事实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心中“做好事反被诬”的看法，老人在公共场所跌倒而无人相扶甚至因此死去的新闻此伏彼起，卫生部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无辜受累，人们质问：技术指导能解决缺德的问题吗？ 　　媒体似乎还不甘心。9月8日羊城晚报刊出报道《有人出钱，撑你扶一把》，称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谈方主持的“中国好人网”创办了一个“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基金已经募集到4万多元的善款，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名律师加入。”谈方说：“不管是谁，见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胆去搀扶，由此打的官司，我们律师免费给你打，你如果真的是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金额，不管多少。有人问我们设不设上限，我们不设！” 　　谈教授的意图当然是很好的：不能让荒唐的判决吓坏了作好事的人们。但是我认为，支持扶助老人自认为被污肇事的人打官司是好事，替他们赔偿却是坏事。我担心，有了这个基金，找好心扶助自己的人索赔的老人会更多，甚至“碰瓷”的积极性也会大涨：原来还怕被告拿不出那么多钱，或许还多少有些内疚；现在不必考虑被告的支付能力，甚至连内疚也不必了，因为帮助自己的人赔的钱最终不是由他自己出的。 　　我还担心，知道有这个基金后，真正的肇事者会毫不犹豫地自称“好心扶助老人反被诬”，以便通过司法无法摆脱责任时找“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这个冤大头替自己承担责任。录像并非无处不在，也有失灵的时候，无神论的中国人们对证人证言又总是存在很大疑虑，法院的公信力又不高，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不被舆论认可是常有的事。 　　无论彭宇案还是许云鹤案一审，我都是站在被告一方谴责法院判决的。彭宇案的一审判决完全不顾“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根据完全存在相反可能的“常理”推测彭玉撞了老太太，滥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公平责任原则（无论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还是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都不应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视先上后下的秩序错误地认定“双方都无过错”。（详见杨支柱：《即使彭宇确实曾与徐老太相撞》，南方周末2007年9月12日）过错认定的错误也同样存在于许云鹤案一审判决中。老太太不是小孩子，她翻越隔离栅栏的行为依我看应推定为自杀，而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损失是一切“侵权行为”的免赔条件。即使她能证明自己不是自杀，老人翻越隔离栅栏的过错也极其严重，除非他能证明被告正常行车可以避免相撞但因为被告超速、酒驾、制动失灵而未能避免，否则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许云鹤案一审判决不同的是，也许是基于彭宇案的教训，法院并没有认定碰撞事实，实际上是认为许云鹤虽然可能没有撞到但也“吓倒”了老太太。类似的判决以前也有过，郑州市二七区法院“（2007）二七民初字第2599号”的判决书就说：“……不能认定毛先生对张老汉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民事活动应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原则。毛先生驾驶出租车从老人身旁路过对其倒地有一定的诱因力，应分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东方今报2008年1月25日）这样的归责并未如某些专家所言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是违反了损害后果必须与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赔偿要件。许云鹤、“毛先生”行车和老人摔倒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 　　但是当舆论把这两个判决总结为“好人被诬，法院判赔”的时候，舆论在认定事实上实际上犯了与彭宇案一审法官同样的错误，也是根据“常理”推断出案件事实。这个“常理”是：如果彭宇撞了徐老太并且想逃避责任，他完全可以跑掉，为什么打电话叫徐老太的儿子来，为什么一起送徐老太上医院？然而一个良心未泯的人肇事后本来想承担责任（尽管根据法律他本可免责）、发现事态严重后改变主意逃避的可能，也是有的。从徐老太方面看，人们通常不会恩将仇报，不也是一个“常理”么？ 　　另一种可能，是老太并非存心恩将仇报诈害彭宇、许云鹤，就像殷红彬所救的那个老太事后所说的那样，当时吓傻了，脑袋一片空白，清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救助人，所以认定他就是肇事者。由于社会上弥漫的人们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由于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判断事实的人性弱点，这种怀疑可以理解。但把怀疑咬定为事实，尤其是面对的是在救助自己的人，这些老太太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主要是这种靠不严谨的“常理”推定事实的思维逻辑，造成了彭宇案、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也形成了“好人被诬，法院判赔”的舆论，并且为殷红彬被诬事实所极大地强化。然而我还是相信，恩将仇报不是人类的正常心态，绝大多数老人不会这样对待救助他们的人。社会上弥漫的恩将仇报的恐怖气氛，是思维逻辑完全相同的“受害人”、司法和舆论合力造成的。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一些法学专家也参与了这一有害舆论的制造，他们说判决要考虑社会效果。判决当然要考虑社会效果，但那是法律解释的一种方法（社会学解释方法），也就是采用法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不同解释方法存在不同结论并且难以择决时，应选择社会效果较好的那种解释。事实认定只能遵循证据规则和证明规则，不能靠所谓判决的“社会效果”去倒推。 　　 　　新快报2011年9月11日 　　

这个月月中的时候，美国科技网站ZDNet报道说，根据爱国者法案，谷歌向美国政府及情报机构递交了它欧洲数据中心上的资料。套用一个时髦的概念，就是欧洲人（或企业、组织）“云”上的数据，谷歌将之交给了美国政府。 这个事和谷歌“不作恶”的信条关系倒不大，毕竟它是美国的企业，遵守美国政府的指令谈不上“作恶”。但问题也是很显然的：欧洲人的隐私以及欧洲组织的组织机密，被公布在一个外国政府的眼皮下，对于骨子里其实有点排美的欧洲人来说，总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一个涉及互联网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自互联网诞生以来就一直争议良久，有些被解决，而有些，则至今没有太完善的方法解决，也没有听说过国际上有什么通行的公约惯例或各国政府都事实接纳的处理方式。 有一些互联网上的现象，就属于司法管辖议题范畴。比如在A国，一些网络服务是不犯法的，但在B国，属犯法之列。那么，B国公民利用网络远程控制，在A国开设这种服务，他/她是不是犯法？目前通行的处理方式是：此人犯法，需接受B国法律制裁。 但谷歌这个事引发的争议是这样的：隶属A国的一个互联网企业，它的某台服务器置放在B国。对这台服务器的司法管辖，是在A国手中还是B国手中？说在A国手中有道理，因为服务器的拥有者——这个企业到底是A国的，自然要遵从A国管辖。但说在B国手中也不见得没有一点道理，因为这台服务器以及服务器上的数据，“物理”上的位置在B国，受B国管辖，也可以成立。 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还是利益博弈，故而，从利益角度来看，这类争议最后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很有可能实施的原则是哪国的企业，归哪国管。也就是看服务器的所有者在哪里，而不是服务器物理存在在哪里。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解决方法，让本国企业或个人有些吃亏。在谷歌这件事中，那些把数据放在谷歌服务器上的组织或个人，就可能倒了霉。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方案实施，会鼓动本国企业或个人，使用本国网络企业的服务。因为，对于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来说，本国的立法相对于外国的立法，显得可控一些。在没有突发事件的刺激下，一个国家要求自己的网络企业交出国内其它企业或个人的信息数据，并不容易——这使得大多数民用企业和个人比较放心。而一旦有了突发事件，该国政府也比较容易控制至少是本国信息不外流。 这样的解决方法，和现行的现实社会中某些做法有些冲突。比如A国企业在B国开设分公司，一般而言，B国政府要求它披露内部信息以配合B国某些行为是很常见的现象，而该企业通常也是照办（根据当地法律和政策如何如何）。但如果按照我上面的分析，服务器上的资料，司法管辖属A国而不是B国，如果A国不允许该企业这么做，企业就必须服从A国的指令。 目前这样的案子还不多，谷歌是一宗，前一阵子微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根据爱国者法案交出在国外的数据。这些案子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反复博弈，但以我个人看来，最终会形成本文所述的一种国际惯例。虽然这种做法会有违于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通行法则，但基于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做的好处，却是最大的。 —— 刊发于《第一财经日报》互联网观察专栏 —— 这篇东西，看得懂的人，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在警告哪个。 Copyleft © 2010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注意：转载勿改标题！ ItTalks — 魏武挥的Blog (digitalfingerprint:fc4f8fc31f70097eea4b780b13146415) 欢迎 浏览 我收集的信息图 关注 我的微博 访问 我的分享 无觅猜您也喜欢： 关于网络分级 网络人口的成熟化 读书：网络传播概论 网络犯罪的现状【附相关统计数据】[TMT观察中心编译稿] 无觅 与本日志可能相关的文章有： 搜狐有些什么？ (9) 阿里云手机：更新换代的淘宝手机 (5) 小米科技的MIUI和手机 (9) 运营商的管道化 (4) HTC的麻烦 (5) 网易：分拆上市还是“图谋退市”？ (13) 社交网络 vs 社会化媒体 (10) LBS其实是一门大生意 (5) 开放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