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作者： 五颜六色的熊  |  评论(3)  | 标签: 音乐 , 敬意 , 素质 , 品位 , 贵族 , 文明 , 启蒙 , 气质 前几天，和老婆一起去听了世界医师交响乐团2011慈善音乐会，这是一项不错的文化创举，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演绎经典的音乐，不但展示妙手仁心，且意味深长的将文化与慈善，普世价值与理想诉求结合起来。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北京首演后第二天遭遇北京机场大雾，在机场整整呆了8个多小时，来到上海后到达酒店已经是演出前的一小时，这些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医生们立即投入了彩排，并准时为观众们献上了演出。 当我不知道这个内情的时候，曾对《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前半段乐队配合不默契尤其是钢琴和乐队的脱节，感到不快，总觉得虽说医生演奏音乐到这个程度也不错了，但味道总有些像西方人评价马友友的演奏会，尤其是我国配套的钢琴手显然属于不会弹错一个音符的朗朗型，但也可以把《第五钢琴协奏曲》弹成缺乏深度感情的考级样板，于是在半场时，我只是奉上礼貌的掌声，在此之前思维已经溜号了。 尤其是当我国观众（很多是拿了宣传部的赠票来的）再次在乐章之间鼓掌、走动，在演奏时打喷嚏、频繁咳嗽、窃窃私语、拍照，甚至还有公然睡觉的，这让我在老外的诧异眼神间看到了轻蔑，这大约好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士参加我党报告会上的那种感觉。到了中场休息在卫生间看到传统的由于退后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造成的不雅，我不由得再发感慨，这感慨的主要原因在于国人缺乏教养，之所以悲哀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在被制止和启蒙前，人们显然不知道有些举止怎么评判都是丢人现眼的，他们显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自己也难以获得认同，这大而言之，就是国际形象问题了。 当主持人在中场介绍乐队此次辛苦遭遇，以及排练时间之短时，我一下子对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敬意，后半场的勃拉姆斯也不因为略有轻佻（当年世人对他的评价）而一直不为我所喜爱了，在此音乐成为了一种载体，人类的博爱精神在此高于一切其他因素。 在上半场的开篇，华人周文军创作的2分钟的短曲《天职》，倒让我感觉不是表现悬壶济世的想法，而是一个老愤青的悲怆与不屈，这也许是我会意错了，但音乐也是叙事，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却也是无需道明的。 随后伴随着《第五钢琴协奏曲》，我国观众的小毛病开始此起彼伏，我利用上海演艺中心良好的音效和视觉效果统计了一下，这些不良习气的发生面，大约在5％－10％之间，大致等同于我党忠实党员和人民的比例结构。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到了文革中的所谓文艺创作，对人性的扭曲却也可以用音乐来叙述，多年后我们能感触到虚假、空洞、荒诞、以及无知，但另一些人却可以感到怀旧，这倒不是文化认同的区别，而是利益诉求的差异，例如小朋友可以将人类分为好人、坏人，成年人如果不想太麻烦，可以在小朋友基础上多加一类即“毛派”。 毛派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都和当局一样，例如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和常识、预先设立结论、抢夺话语权不让别人开口等，其本质上是当局内部权力纷争中的失意者，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工宣队等草根阶层与老干部及其子女的“保皇派”之间的纷争。而毛派与老干部之争，又可以有趣的对比国共之争。 国共之争而今看来是处于变革中的社会中，市民文化下的团体和农民文化团体之争，在外力推动与内部纷争下，市民文化失败。而纵观台湾的进步，以倾大陆三百万外来较高素质人口（相对于大陆平均水准）和台湾日据时代的良好基础，在没有历史包袱快速完成土地改革的情况下，以国民党席卷大陆全部黄金与外汇储备为后盾，在被国际社会接纳的情况下，历经数十年方才把一个小岛的2000多万人社会演进成为而今的模样。那么大陆这样的基础历经二战巨大损失，又缺乏赔偿与外部援助，加上将近30年的胡闹，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双重失败了。 更有趣的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促进自由经济的时期，而二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对民国经济起到了摧毁性的作用，到了台湾之后，台湾坐拥亚洲除日本外最高素质人力资源和低工资优势，通过国家控制与促进和对民间自由经济的大力扶持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几乎被大陆在1979年后的30年中拿来翻版。但在今天，大陆却正在经历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转化的过程，这样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也会类似于当年民国在二战后的结果，这种对比的有趣之处在于看似对立的双方所走的类似的道路，反映了共同的文化基础。但从本质的不同是台湾最后还是走入了宪政，法律环境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习惯，而大陆的宪法，有点类似蒙古国的那只海军部队，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人们的习惯没有培养出来。这点差异如果在文化上对国共双方仔细研究，又会发现巨大的分歧，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2个方向，即极权与威权社会文化与道德法制社会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点分歧的主要差别并非在于民间的普遍诉求，而是在于领导阶层本身的价值观取向不同。 人这种动物组成的社会，如果没有坏人的对立存在，很容易陷入虚无之中；如果没有压迫与生存压力、如果没有贫困，人们也会懒惰。我个人认为，如今的经济危机就是人类虚无，少数人穷奢极欲欺骗世人以求牟利所造成的。实际上经济从本质上的快速增长，只有科技的飞跃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才能在短时间内积聚更多的财富，而所谓资本游戏带来的泡沫，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的后果。华尔街的问题，闹事的人们并没有用理论解析明白（或者是中宣部封锁消息的问题我们看不到深度分析报道），其实就是资本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后，造成公众的资本权力被剥夺，而少数人利用资本权力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公众利益、罔顾社会利益、罔顾人类明天胡作非为，这本质上和我国中石油中石化这样以垄断抽取民脂民膏是同样性质的。所谓的走私，从明代的汪植被定位成倭寇，到赖昌星导致的低油价（出租车司机们都很怀念赖），都是顺应自由市场有利民生但损害极权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但反人类的成为了政府，自由商人变成了囚犯，这便是极权社会颠倒黑白的表现，一个极权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必然塑造反人类反自由的文化氛围，制造出物质化的国民。 公司治理中使用民主管理经常不成功，造成内耗严重，效率低下。但民主国家治理利用民主管理制衡大公司和各种社团力量，利用民众的多重身份——工作中的雇员或者管理者，资产拥有者，教会成员，党派成员等，利用人们不同的文化倾向通过自由个体意志的统计学去制衡少数寡头的个人物欲。所以对于占领华尔街不必过于关注，但随后引起的西方社会的自省，通过法制变革和社会制约，以及人民文化改变和消费习惯改变，例如向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回归，都会重塑西方的经济体系，并伴随绿色能源与生物技术革命迎来西方的复苏与大发展，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美国文化还在壮年期的时候，几乎必然如此。 而中国式发展的基础，是中共前30年胡闹和高度极权造就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启蒙的摊子，后30年的发展也将这个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拉到了社会转型的临界点上。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城乡失衡、东西失衡、贫富失衡、朝野失衡、经济失衡、外交压力的六重危机之下，前一个末代皇帝所面临的状况都未必如此严峻，前朝末代皇帝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财权、地方政权、地方军权上都失控了，本朝目前在大力加强中央财政，但地方政权的山头化纵观中国2000年来的历史都没解决，而本朝的山头在各地不只督抚不和这样简单，每个部门都是一个独立山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的控制对于基层有时候是很虚幻的，双方的认同在于同样的价值观，那也只可能是贪腐了。 红学之所以有趣，在于解析中国社会结构，焦大这样没文化又侮辱主子的人并不见被杀掉，只是口塞马粪被捆起来扔到马圈里面去“批斗”，这差不多就是牛棚的原型。但焦大是要被豢养的，因为他们虽然在各种正常和平社会中既缺乏劳动意识又缺乏劳动技能，连套个车也骂骂咧咧的，但在镇压偷大户东西的毛贼方面十分有用，战斗力明显强于技术和政工干部好多倍，所以只要没有不小心导致太子被美军炸死，那就只是被皇帝像熬鹰一样进行彻底洗脑以求忠诚于人类最低俗的目标，事实证明这很成功。所以祠堂里面的太爷牌位是不能丢的，否则条件的消失会让其促成的生物反射乱套，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会没有了载体。可惜的是，这个载体太不像样了。 实际上本朝60多年来的基本诉求，也就是少数农民流氓想要不劳而获的政治纲领贯穿始终，一贯未变。如果认真研究中国的家谱学，不但会发现国民党都是一家子，还会发现共产党也都是一家子，更有甚者，国共也原本是关系密切的，所谓的革命家庭，也有很多是脚踩两只船的投机分子。推而广之，人类的弱点简单而一致，党棍政客与华尔街贪得无厌者们，基本动因都是私欲，所以宗教戒律会批判私欲直至禁欲，这个逻辑推断是有效的，但太过极端。所以宗教的戒律成为文艺复兴时的抨击目标，这不是因为人类需要倡导低俗，而是自律与极端之间有很实质的区别，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和极权下的伪善之间的对立，自由依靠自律，而极权总利用极端。 所谓复兴到底文明与否，其实可以看流程的合理性，不合理的流程会十分恶心，例如洗澡后先用手指进行直肠给药治疗痔疮，然后再去刷牙，但无论是看CCAV还是研究红朝选举和两会制度，都会有同样的感觉。西人流程比较文明，但从新闻学角度显然肮脏显露于表面，但人民一般不觉得政府新闻发言人有口臭，而这厢诸位常能在电视屏幕上收隔山打牛之效，也算神功盖世了。 和现代所虚幻的神功不同，很多文化痼疾经久未变，中外亦然。极权制度下，犯了错误被处理官员复出其实是历史传统，中国早在先秦，曾以跨下之物转动车轮的嫪毐入罪，官方割驴具示众，而暗中却保留了嫪毐的男籍，随后嫪毐就秘密去伺候高层领导去了，后封“长信”侯，这是古代版的“人才难得”，也就导致从古自今，官方都没有公信力。所以今日的官员“带病工作”，以及处分后的“保留党籍”等政治游戏，不用太过当真，因为如果搞清廉至上的“永不录用”，则根本没有几个无恙者的执政团体岂非要自我灭绝，这是不可能的，让一个没有自律能力的成年人自我监督，也根本的违反最基本的逻辑。想古有孟尝君统领鸡鸣狗盗居然声垂千古，后来的黑社会都喜欢自称“小孟尝”，其实始祖是战国四公子。而那些搞出人命的官员，既然如此“出格”，则必然身怀嫪毐般的绝技，组织部门又岂能放弃如此的良才呢？所以官民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不一样的，民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官看“伯乐常有，而舒服的马屁不常有”，这是老干部赢了毛派的主要原因，毛派显然在思维上的深度还不够，司马南们也未领悟透彻，所以就流落民间了。 其实，汉文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早熟后的闭关自守，对文化进步阻碍极大。例如，国人容易将善恶平衡与社会平衡的科学问题，盖上一顶中庸之道的帽子，从而把理性问题降低到感性水准。这种倾向不光在落后地区和人群中普遍，哪怕在上海，也在公元2011的时候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公然改成用上海方言报站，陕北土窑里面的羊倌和上海白领之间的内心世界观取向在逻辑上趋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闭塞的人们稍微有了点钱的时候，这种自豪感会将无知与恶毒公然当作某种文化优越感宣扬，孔子学院这种东西就是在全球大力表演无知的一个官方版本。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就充满了这种闭塞思维的影子，所以极容易得到普遍响应。 华西村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节，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巅峰诉求，在政治上是追求皇权，在文化表现上是穷奢极欲，华西村在如今并非违法，而且只要是用自己的合法收入消费，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在文明上这显然比较落后，这也是华西村遭到很多非议的原因，但实际上华西村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也最接近于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案例，如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极致，那么这样的成功是否值得树立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价值观呢？ 不过稍加研究，就可以知到华西村本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比例是1:6到1:8之间，也就是说这个典型是依靠极大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少数人繁荣，这和历代的首都与大都市经济类似，繁华的大都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GDP掩盖的贫富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都让一个个经济与文化畸形发展的旧朝代走向崩溃。今天所谓的三农问题大而言之是中国历史性的长期分配不公，在社会治理上缺乏哲学思维，过于依靠亲缘关系解决问题，结果导致社会失衡得不到治理，当失衡发展到极端情况，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随经济危机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无论是如今税收的过度，国有企业占有大量的资源却白白浪费闲置，造成劳动生产力被平均后十分低下，还是社会教育、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在本质上还是因为统治者价值观导致的社会形态只能如此传统性的寡头化，从这样的差别来看，在少数人特殊化，社会阶层不但存在多级差异，并且阶层间的流动性逐渐降低的情况，是一个极权社会开始盛极而衰的拐点，这是长期的历史经验。而台湾的对比情况却好的多，他们的社会阶层差异级数要少于大陆，差异的平均数较小，而阶层间流动性要好并且流动性还在增长，这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壮年期的形态。同样生存在大陆的数百万台湾人，因为身份的不同，所享受到的身份红利远高于大陆城市居民，这是很有趣的状况，在并没有柏林墙的中国因为护照国籍的不同所享受的不同待遇是社会比较学的鲜活案例，这样的超国民待遇以往起源于殖民地，在大陆开放早期因为社会与经济差异而存在，目前在大陆就业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身份差异的鸿沟在中国构建了分裂的群落，这些群落中被压迫到底层的越来越暴戾，这必然会滋生大量的黑社会，而优势的寡头显然要压制底层力求公平的诉求，原因并非是不明智，而是过于贪恋物质。实际上的受害者将是中间阶层，他们在底层看来是高层的帮凶，仇富的心态对他们深具威胁，而他们又无力躲避愤怒有朝一日发泄到他们头上，当他们不得不在官方操纵下和即得利益者在一起与底层对立时，小民之间会迸发战争，这可以表现为排外，其实这对彼此都没有意义，却有利于寡头的苟延残喘。但这样的结局必然是社会总崩溃，当逃离者隔岸观火的时候，人民却在自相残杀，这样的荒谬与结果，对于居心叵测的其余人类政棍而言，真是非常妙不可言的理想模型。 后半场的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我却听不出悲伤，却觉得很浪漫。没有了靠技巧取胜的钢琴，却能感触到乐队中每个人都在奋力表现自身对文明的理解，哪怕第二小提琴首席抢了第一的风头，演奏者也显然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些妙手们沉浸在仁心之中，我沉浸在感怀之中，技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和对感情的忠诚，对信念的信守。这个慈善音乐本身的慈善募捐效果，也并不比他们本身传递的文化信息更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医生们除了赚钱技能之外，也有艺术造诣，这种教养是朝着有意义的人生发展的，世人到未必都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审美能力却是人生完整所必需的，这是贵族气质在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大作用。 让·雷诺所主演的喜剧电影《时光隧道》中，贵族与平民的气质虽有高下，但贵族与平民在马桶面前同样迷失了，而贵族与平民之间气质差别来源于环境与教育，历史性的问题在于先天的不公。在先天不公的环境下，贵族到了现代社会，也还是要回到过去，而作为奴仆的平民自然会反抗。在比较公平的民主社会中，区分高尚与低俗从教养上判读，就显得公平了很多，而此时的贵族气质比起依靠暴力维系的蛮横来，才倍显珍贵与闪亮。法国的穿越剧中古人窜来现代解放奴隶，窜回去繁衍贵族，自始至终都在维系人文底线，追求的核心是正义，这比起我国的穿越小说窜回去娶很多小老婆所反映的内心世界需求而言，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现代当权者和所谓精英们所缺乏的，显然是自律下的底线，这只能来源于教育和家庭传承，所谓贵族绝不是中华俗语所称的为官三代才知穿衣吃饭那点事情，而是骨子里对自尊的重视，就这点而言，哪怕是写出《往事并不如烟》的章怡和，也还多半停留在中华传统的层面去怨愤，却不自省作为扶持恶棍的政治投机者们，是否也要负点历史责任！要想跨越东方文化的历史僵局，必须要有足够的自省，倒不一定是对西方的全盘接受，因为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事，也不存在什么都能解决的理想途径，如果有人说找到这样的途径了，那可以肯定此人是个骗子无疑。 在让·雷诺所主演的中，当贵族的后代说出“求你了，瑟伯特，你是贵族你应该知道”的时候，贵族不情愿的放弃了对仆人的主宰权。这不是因为贵族认可了平民的自由观念，而是为了贵族的尊严与声誉底线，这恰是欧洲文明渐进的基础，从《时光隧道》推演这个进程，也历经了800年，这是喜剧严肃的一面，也几乎是所有西方主流文化作品所要遵循的主旋律。而在没有贵族文化的中国，其文明进步要比日本更难，这是需要审视的问题，如果我们审视老挝的乡间厕所，看到那种清洁度，我们会更为深思我们而今自豪的那点物质成果的含金量。 也许在中国，在历史进步的道路上不得不借助威权的过渡，但中国所匮乏的是有李光耀一样的绅士贵族素养，以及肯接受一定程度监督与批判的领导人，今天很难有人可以具备这样的声望，除非他能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实现渐进的转型，同时还要保障人民福利和建立法制社会。威权道路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又成为了执行悖论，因为中国的改革者除非地方充分自治因地制宜，走民主流程掌握法理正义和合法授权，否则必然会被旧势力所吞没，所以要想改革中国，并非是子上而下说句话那么简单的。而重建的动荡是当局用来恐吓民众的法宝，那也许是很真实的，仅以外强中干的经济为例，在缺乏内需官富民穷的情况下，缺乏强权所强行制定的固定汇率机制，就是很有用的防火墙，否则人民币不知那天就会成了金圆券第二。中国的经济非常畸形的一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例如饭店、发廊、浴场、KVT多如牛毛，奢侈品销量惊人，红白酒海量消耗的背后，剥离很多无效的GDP，看到可悲的科研教育投入比例，看到资源消耗的速度与民间财富的可悲比例，看到基础科技与制造业的差距之后，人们应该冷静很多。而实际上人民已经长期处于不敢消费和货币贬值的困境中很久了，对民营自由经济在骨子里的遏制、官员任期制度、GDP策略导致土地财政又让经济问题雪上加霜，这个恶果的极限所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大规模出问题，而后将是银行出问题，而如果继续用通涨和货币贬值政策，那很快会耗尽能量，当产品通缩、货币通涨、收入滞胀同时出现的时候，全靠经济增长维系的政治游戏将如何是好，以前是靠打仗，这次不知道是否灵验。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不但是我们无力承担的，连美国人其实也吃不消，在伊拉克、阿富汗美国人所支出的上万亿美金，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和过度借贷同样重要。 凡此种种问题，作为小民无力左右，但小民们聚在一起，难免对中央智囊团有所不恭。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文明落后问题，但历史传统问题，是宫廷政治斗争的问题，智囊们在触及敏感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很窝囊，因为要维系不合理的政治体系和不断膨胀的即得利益，有效措施会成为空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映衬，因为中国问题和中国足球问题是一张照片冲洗出来不同尺寸罢了，这也是官方着急的原因。但是如果还是愚蠢的拿着不洁之物扔向坚船利炮，例如拿着儒术的内核去引发什么伟大复兴，那么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其实中国并非没有古老的多元化思维传统，也并非没有哲学思辩的基础，也不是今天还欠缺这些因素，唯一欠缺的只是制度如何重建的问题。在海峡两岸的实践对比上，国民政府是逐步的伴随经济发展而转型成功，但大陆是否有在经济调整期进行转型的能力虽未经实践，但难以乐观。 当音乐收尾时我的思绪一时聚敛，礼貌的站起来由衷的为这种人类博爱与文明的精神鼓掌，我想复杂的人类根本问题还是低俗与贪婪，要解决的终极还是只能靠文化启蒙，《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世人欣赏，依靠的是被他启蒙的一个小女孩，而我希望在崎岖之路上去撒播文明的种子，但求善果，不求速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五颜六色的熊的最新更新： 一片乌云映彩霞 / 2011-11-16 22:53 / 评论数( 13 ) 浮士德的博弈困境 / 2011-08-14 11:38 / 评论数( 5 ) 一江劣币向东流 / 2011-07-18 13:17 / 评论数( 3 ) 穿越 / 2011-06-13 13:58 / 评论数( 5 ) 区域发展政策不公与未来政治隐患 / 2011-06-11 09:57 / 评论数(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