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这是一群总是在公共报刊栏上寻找新闻，或者是习惯于在“单位”里免费阅读主旋律报纸的人，他们的确不太可能经常阅读目前每份售价已达3元的《南方周末》等报纸。不过，他们却在某些高人的鼓动之下，把这些报纸给烧了，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中选网上作者姜草子的文章说，与此不同的是，还有一些家伙，不仅非常熟悉南方报纸，还非常喜欢上面的文章，却也在那里对着南方报业破口大骂，这就是精神分裂了。孔庆东正是这种人，因此，他才会一边大骂那些喜欢苹果乔布斯的人是汉奸，一边又在用自己的苹果手机发这种咬牙切齿的文字。那些经常在街上表演爱国行为艺术的人，其中的一些骨干们也是这种人，他们在街上砸着洋人开的商店，却把自己家的日本产进口车，每天擦得铮亮。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生产出大批此类人格分裂、不明事理的人呢？这就是意识形态在作祟，正是这狗日的意识形态，使得许多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这些意识形态的“蒙汗药”当中，最厉害的一剂就是伪民族主义和伪爱国主义，以及由此而炮制出的汉奸理论。南方报业的被攻击，就源于它的被汉奸，说南方报业是汉奸媒体，恐怕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桩文化闹剧了。但孔庆东指责南方报业是汉奸报纸，其实也没有任何别的依据，只不过是因为这家媒体一直以来都在堂堂正正，而不是遮遮掩掩地在谈论民主、自由、人权和普世价值而已。究其原因，南方报业是人办的，他的总编、编辑和记者们当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倾向于相信民主、开放和普世价值，而不是独裁、封闭和愚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些都不是南方报业声名鹊起的主因，南方报业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民生议题，在于它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对官场贪腐的深层次揭露，以及对社会不公的大胆抨击。正是这些特色，才招致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普通中国人，对南方报纸喜爱有加。有人甚至做过统计，六年前，中国所有见报的重大贪腐事件，弱势群体被欺凌的事件等，80%以上都是由南方报业最先报道的，即使到了现在，这类事件报道最多最快的，仍然非南方报业莫属。因为有了南方报业，我们才能早点知道中国的强制收容制度是多么野蛮，对弱势群体又是多么无情；因为有南方报业，中国的强拆问题才浮出舆论的水面，我们也才搞清楚信访和跨省是怎么回事。
也因为有了南方报业，温州特大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我们还知道了一个常识，那就是：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事故时，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而不必理睬同时出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新闻。总而言之，南方报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敢于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报业集团，可就是这样一家媒体，却被孔庆东们一再指控为汉奸报纸。这叫什么事呢? 这就叫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原本是中国政客的惯用手法，如今却被一些文人学了过来，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许在将来，“庆东骂奸”也会成为成语，与指鹿为马词义相同，二者可以替代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真是因为南方报业曾经无关痛痒地宣传过什么普世价值，说过些民主自由的话吗？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孔庆东们非常清楚，南方报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显赫名声，主要并不是因为它宣扬过什么普世价值，而是它大量揭露了中国官场贪污腐败的事实，官场潜规则之盛行，以及民生之艰难，弱势之不幸等等。南方报业作为一家官办的媒体，却一再揭官场的短，揭包括制造官场腐败的体制的短，并一再为包括底层大众在内的民间社会说话，这才是它屡次遭到孔庆东们栽赃陷害的根本原因。
姜草子的文章又说，也许有人要问了，司马南和孔庆东们不是也在骂贪官、骂腐败，为老百姓打抱不平，而且骂得比南方报纸更起劲、更高调吗？但是请注意，他们每次骂完之后，都会巧妙地话锋一转，把所有官场腐败和百姓疾苦的事实，统统归咎于所谓的“无良”媒体和“汉奸”记者们，以及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和的其他知识分子身上。也就是说，孔庆东们每次开骂的背后，还承担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他们想告诉大家，中国官场的种种烂事与官场本身无关！
在文章作者看来，孔庆东们动辄就大骂南方报业，有相当的成分是在表演，他在表演给一些人看，这些人才是真正对南方报业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腐败分子和特权分子，官场潜规则下游刃有余的官僚们，尽管这些人倒未必是孔庆东们的幕后导演，但是，司马南和孔庆东们的表演，他们还是完全看懂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孔庆东们也一直在骂，且语言也非常出格，但他们还是愿意一再为其开绿灯。究其原因，他们之间实际上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正是在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喧嚣声中，中国的腐败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与此同时，那些官场权贵们则躲在一边逍遥自在地偷着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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