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视点

网事打捞：中华民族命运的凶险警报 2013-03-09 21:32:51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13850 次 | 评论 22 条 ●伊丽莎白泰勒 (980054463) ：【人性与党性】昨夜看《拯救大兵瑞恩》。忽然想到一有趣现象，同样英勇牺牲，美国士兵临死前多哭着说：我想回家。而中国士兵一般笑着说：这是我的党费。同样的情景，却两种独白。联想到老人摔倒无人帮扶的现象，想来在美国不至于吧。顿悟：人性与党性也。 ●国际歌 (471278649) ：【查韦斯遗体将被放入水晶棺供永久瞻仰】查韦斯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他 76 岁的父亲罗斯雷耶斯查韦斯当选巴里纳斯州州长，母亲担任委内瑞拉儿童基金会主席，大哥任委内瑞拉驻古巴全权大使，三弟先后担任副州长和萨巴内塔市长，四弟成为足球美洲杯组委会主席，五弟驻古巴经济合作计划总负责人，六弟掌管查氏所有的财产。真搞不懂为什么独裁国家喜欢把独裁这供奉起来。国际歌不是也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吗？”怎么还愚蠢地供奉敬拜一个僵尸？地球上又多一个永垂不朽。 ●发帖部部长 (2370824984) ： “ 红色间谍 ” 关露受组织委托，打入日特机关《女声》杂志，期间为了 “ 革命的利益 ” ，不惜 “ 色诱 ” 渗透日情报机关 “ 岩井公馆 ” 。抗战后虽逃到新四军辖区，但一直受自己人没完没了迫害，男友离开，本人精神分裂，文革进监狱， 82 年平反后吞安眠药自尽。 ●杏帘在望：【把百姓逼的！什么招都用了！】 123 短信 : 一女问 : 已婚 , 在京有房，想把房给送弟弟一家，过户费太高。问怎么减免费用？律师回复 : 与老公离婚，房给老公 , 房证去掉你名字。弟弟离 , 老公和弟媳结，房证加弟媳名。老公再与弟媳离，房给弟媳，去老公名 , 然后各自复婚 , 房证加弟弟名 , 省过户费且获首套房优惠。共离结婚六次，工本费每次 9 元 , 共计 54 元。 ● MZ– 行宇 (1065788264) ：【台湾报纸斥大陆抗战剧：勿让国难变娱乐，勿让国耻变笑话】台湾《旺报》刊登投稿文章：娱乐化抗战剧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先烈们的不敬。如果日本兵是纸糊的，武侠能比子弹跑的还快，那我们还需如此长时间的抗战吗？把历史剧当武侠剧，把耻辱当成娱乐，就是对历史磨难的背叛。 ●游客 (583887658) ：一个奶粉问题，干了近十年了，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搞到国内人人自危，宁愿犯法也要到香港买进口奶粉。你们不觉得羞耻吗？还要弄什么贵发炎人说国产奶粉 99% 符合质量标准！为什么大家都不听你们的？因为你们已经信用破产了！除了会印刷巨量钞票拉动 GDP 增长数字以外，你们还会什么？比猪还要愚蠢无能！ ●卢易中国梦 (1443014952) ：【毛泽东选集 4 之《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片段】八月十六日的电报“第六条：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制，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它各项民主改革。” ●半支烟 : 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郴州 李广 (929597959) ：【自取灭亡的民族】有一个民族，他们不关心政治，认为政治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对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他们唯一认定的事，就是闷声挣钱。结果他们成群结队被赶往毒气室……这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犹太民族，当代的中华民族。 ●望眼欲穿 (1131001171) ：这是一个噩耗，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凶险警报。 118 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 3% 。整个中国辽阔版图，只要有人聚集之处，地下水已经全部毒化了。这块国土就可以宣布进入了癌症式的慢性死亡阶段。因为地下水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是经过千年万年的漫长过程才形成的，如果遭受污染，基本上是不可清除的。如此下狠心毒害后代子孙，难道真是魔鬼吗 ? 在司法部门不作为、形同瘫痪或者根本就是勾结作案的非常情况下，除了自我拯救，自行立法、自行恢复正义之外，我们走投无路。 几天前，新华网报道了一条惊人消息：“山东等地企业将污水用高压水井压至地下致水污染”，但至今仍不见监管部门有任何回音。有一位公益人士邓飞在微博上揭露：在山东潍坊，化工厂、造纸厂将致命性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到地下逃避监管，而地下排污法已在很多地方悄悄进行多年。邓飞的微博立即被大量转发，多家媒体派出记者跟进调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表示：除挖渗坑、渗井偷排外，有的企业用高压泵将污水注入地下，南方一些企业甚至将污水排入地下溶洞……如果你生活的地方有类似情况，请告诉我们，我们将进行调查。不做地下水污染的“难民”，我们都该有所作为 ! 有网友作证称：“山东广饶大王镇造纸厂就是典型的地下排污，用压力泵把造纸的恶臭毒水排到地下水系里，这简直就是断子绝孙的无耻行径啊 ! ”事实上，这种将污水直接排入地下水系的犯罪行为早已有之， 2010 年 5 月份《半月谈》就刊发了一篇题为《地下排污：致命威胁悄悄逼近》的报道，证实有企业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这不是一条消息，这是一个噩耗，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凶险的警报。现在，中国的地下水已经有 90% 以上受到污染，其中 60% 以上遭受严重污染。 118 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 3% 。用更形象的话来讲，整个中国辽阔版图，只要有人聚集之处，地下水已经全部毒化了。 污水一旦进入地下水系统，特别是深层地下水系统，这块国土就可以宣布进入了癌症式的慢性死亡阶段。因为地下水特别是深层地下水是经过千年万年的漫长过程才形成的，如果遭受污染，基本上是不可清除的。就算是发生奇迹，从今往后，中国地表水突然洁净到伊甸园的创世时期，那么，这些清洁的地表水要渗入数百米深的地层，把污染水排挤或淡化、净化需要经历多么漫长的时期呢 ? 在世界史上，还没人做过这种实验或设想。用常识来估计，那应该是以地质时期来衡量的事情了吧。那些用压力泵向地下灌注污水的厂长经理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 那些贪财受贿的监管人员到底是是么样的人呢 ?

无就业的“新城镇化”等于制造流民 2013-02-11 20:53:42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9854 次 | 评论 25 条 过去五年来，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强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称为“拆村运动”或者“灭村运动”）当中，有数千万农民沦为城镇游民。 按正常情况，城市化有如此之多的遗留问题，无论如何也需要停下脚步，改善、弥补上述缺陷，再考虑推进“新城镇化”。但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不容质疑的中国特色，过去这些问题属于过去，并不影响“新城镇化”的推行。最近，国家住建部官员在纸上描绘出了一幅很有吸引力的蓝图：新城镇化作为“带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引擎与发动机”，将实现新增消费9000亿元，实现新增投资64890亿元，实现GDP增加值2.6个百分 点，约占GDP增长值的37.15%。 中国“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在城市化的汹涌大潮中，多少故乡迅速失踪，变形、扭曲。两亿五千万农民工被迫遗下六千万左右留守儿童和年迈的祖辈，陷入深深的制度裂缝与内在化的个体焦虑。几千万家庭长期处于撕裂状态，幼无所养，老无所依，伦理体系面临崩塌的危险。乡村入学率增加，辍学率却更迅速增加，乡村教育凋敝与乡村凋敝相辅相成。 对一个曾经的乡土中国来说，乡愁，从未如此刻这般浓郁。在腾讯网的一项调查中，有67%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故乡已经沦陷了。“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度成了流行句风行媒体网络。这里的“故乡沦陷”，不只是田园牧歌变为工业机器的哀愁。老屋拆了建新房，不种地了外出打工挣钱，不挑粪了改用抽水马桶，不听鸡鸣用手表了，不自给自足了依赖上商品经济，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而是习惯了电视计算机手机，甚至哪怕风俗的改变——这些都不是真的“乡村沦陷”。乡村是一个整体，陷落的是每一个挣扎在乡村与城市断裂带里的个人。他们是在两个世界的夹缝间生存的二点五亿农民工。 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迁移过程，而是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扩展紧密相连在一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其中就业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是重中之重。 过去的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泡沫留下的货币堰塞湖，其实只是快速城市化留下的问题之一。以下诸多问题影响到城市居住的质量与安全，如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口（北京的雾霾已算是一个警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尤其是新城区的教育与交通设施落后，对居民形成极大的不便；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全国城市下水管道建设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影响……。以上问题虽然严重，且麻烦多多，不断折磨着中国人，但都不如以下问题迫切，即大量被强迫“上楼”的农民无业可就。 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就是“无就业增长”。有人利用弧弹性的计算方法，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就业约0.3个百分点；但自1990年代以来，就猛降为0.1个百分点。通俗一点说，就是每年GDP增速很高，却无法带来多少新增的就业机会。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无法就业，失去土地、没有专业技能的中老年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生存依托。 正在秣兵厉马的新城镇化，不管增加了什么内容，比如土地流转的配套措施、增加土地补偿款、甚至可以在当地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等，只要没解决被城镇化的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是过去五年来拆村运动的继续，就等于制造新的流民。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前提。中国近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在未形成新的产业之时，政府出于地方财政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强行制造了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合谋赚取了超额利润。但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成了新的城镇游民。在拆村运动发生之前，这些失地农民就已经高达1.2亿。 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这一数据，对于看不到中国绝密级资料的研究者来说，还真是极为困难。记得约从2003年开始，北京中央政府下发文件要求各省对失地农民数量及就业安置等情况摸底，但缺乏全国性资料。就阅读范围所及，最早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总数做了估算的是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报载出自王景新的数据有两个，2003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景新在河北、山东、湖北、广西、浙江、云南等11省134个县所作抽样调查，结果是：拥有土地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三年之后，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0日)及其它文章，王景新教授的调查推算，全国失地农民达1.27亿左右。 农业部有一套推算方法。2006年3月，国家农业部曾公开通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这些耕地的占用，可能使100多万农民失去耕地。在此，农业部是根据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两亩计算，得出此结论。 农业部以全国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人均耕地的推算方法其实简单易行。不过，中国的人均耕地早就下降到人均两亩以下。1996年人均耕地面积1.59亩，十年之后，即2006年已降至1.39亩。从1996年到2007年11年当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1.25亿亩。以流失耕地总面积除了人均1.4亩，至2007年为止，全国约有8928.5万多失地农民。 从2008年以后，中国房地产开发进入失控状态，占用农村耕地更多。国土资源部曾于2006年4月开始，在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开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正式推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项政策给全国各地圈地运动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20多个省市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推行一场规模浩大的“让农民上楼”的运动，亦即“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强拆民房，农民被当地政府用暴力“打”上楼的事例屡见不鲜。目的明确：让农民上楼，节约出的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到底有多少农民在拆村运动中失去了土地？至今未见有详细数据，但至少不应低于2000万。。 这场拆村运动让数千万农民失去了的不仅是家园，还有未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是无法就业。近七、八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与院校做过区域性失地农民调查，基本上都承认一点：35岁以上失地农民无法就业，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30%-40%。但这一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调查小组曾在广东省的广州、增城、佛山和中山等地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当中，有68%的没能找到工作。广东省经济发达，工作机会远比中西部地区多，很难设想他们的工作机会竟会比其它地区要少。 由于就业在中国一直是个天字第一号难题，不少中国农民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失去土地后，往往陷入“三无”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这种无就业机会的“城市化”已经被斥之为“伪城市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已经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实为“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尽管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早已开发过度，但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早已经熄火，地方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所以寻找新的GDP增长点就成了政府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的主要任务。现在有关“新城镇化”好处的论述、以及“新城镇化”与过去的城市化如何不同的文章有不少，有人甚至虚拟出新城镇化后将产生的新消费与服务业的增长，但都回避一个问题，即就业机会如何营造？如果没有就业，消费、服务业就等于无源之水，农民们的土地补偿款用光了之后，他们将如何获得后续消费能力？又哪里有钱支付服务费用？ 因此，在天花乱坠的专家论述新城镇化好处之时，一份非专家的民间语文推出了一个专题：《城镇化勿强推，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标题中的自由，显然是借鉴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即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却了土地，因此也失去了土地的羁绊，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成为流浪汉。 不妨回顾一下过去五年来中国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各地政府手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上方宝剑，打着“城乡统筹”、“旧村改造”、“小城镇化”旗号，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作诱饵，逼迫农民上楼，导致不少自焚、与拆迁者同归于尽等人间惨剧，无数农民被剥夺了房子与土地。中国媒体在过去几年，没少报道过这类人间悲剧，但因为举世皆知“新城镇化”已成为官方认可的新经济增长点，大都不敢再触霉头。今后的“新城镇化”如果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增长的“新城镇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制造一个流民中国。 流民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这有无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为证，那些赫赫有名的农民起义，不如说是流民起义，如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体就是失地农民。 专制政治历来有“官逼民反”的基因。尽管如今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远远超出前代王朝，流民们的武装却无法追比前辈，连菜刀都要实名购买。但失去生存条件的流民虽无反的能力，却有乱的能力。他们虽然对付不了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军警，但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却绰绰有余。中国现在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原因，其中就有一份政府大规模抢地的“功劳”。……

不伦不类的“网络反腐”新时尚 2013-01-31 18:38:02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17102 次 | 评论 34 条 过去数周来，中国新媒体对揭露官员的腐败作出了极大贡献。以重庆一个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案子为例，网上视频揭发后约66小时，这名57岁的党政干部便被革掉官职。网上的所谓不雅视频显示的是雷政富与一名据称年仅18岁女子的色情片断。不仅如此，人们还揭发雷向这名女子的介绍人提供了报酬丰厚的建筑订单，并自己从中受益，接受巨额贿赂。检举这桩丑闻的是调查记者朱瑞峰，他将视频发表在自己的网页上。免去雷政富的官职对朱瑞峰而言是一场胜利。朱瑞峰说：“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网络是反腐败最好的利器。因为我们的国家既不是民主、也不是法制国家，公权力横行，微博起到一个扩散信息的作用。” 朱瑞峰在网上曝光的爱财好色的干部不止雷政富一个。因受到不雅视频的揭发，重庆市又罢免了10名干部以及国企的高管。这还不是全部。朱瑞峰说，他手中还握有很多证据材料，但只有在他对事实查证之后，才会把它们公布到网上。朱瑞峰记者将揭露官员的腐败和行贿受贿作为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但他也为此受到恫吓，甚至有人威胁要杀掉他。雷政富就曾企图阻止朱发表视频。朱瑞峰说：“我接了他3个电话，都做了录音。没发之前，他对我威胁，发表之后，作为大陆官场厅级干部的雷政富苦苦哀求，然后请新华社副社长前来说情，要给我钱，让我开价码，都被我拒绝。当这些路子都行不通之后，北京糖果KTV的老板便给我发短信，对我发出死亡的威胁。” 虽然受到巨大压力，但现年43岁的朱瑞峰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乐观，这也是因为大陆官场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11月的就职演说唤起了人们的希望。习近平说：“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惊醒起来。” 像朱瑞峰这类的博客作者以及公民记者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向人民发出的要求。18大之后，没有哪一周不发生官员落马的事件，而它们都是在互联网上的揭发所致。一名陕西省的村级干部居然养了4个女人，10个孩子；一名在新疆某小城市负责公安的干部，同两名护士一同上床，然后逐一给她们安排好工作；一名生活在云南的党政干部有吸鸦片和在国外购置房产的嗜好；一名地区银行的女行长，使用违法手段在多处购置房产。朱瑞峰说：“他们将网络恨之入骨。一名山西省当了50多年人大代表的女士，公开呼吁，这个网不能谁想上就上，还要关闭互联网。” 虽然网上掀起了揭露腐败的高潮，但朱瑞峰并不对此抱太多的幻想，目前来看，落网的尽是一些小鱼。像他这样的公民记者不允许靠近大鱼。即便如此，朱瑞峰决不放弃：“几天前，习近平说，要把公权力关在笼子里。他还说，要苍蝇老虎一起打。这些话都说了，我们觉得，不能光打雷，应该下雨了。” 目前，官场反腐又有退缩的迹象。《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出，对揭露丑闻也要进行管理。否则，互联网就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场所。朱瑞峰认为，这样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托辞：“他们打着保户公民隐私的旗号，限制公民实施网络监督、传播信息的自由。这都是违反宪法的。他们不是在保护公民的隐私，而是在保护官员的腐败。”而近日，朱瑞峰本人也被警方传唤，警方希望他交出手中的视频资料。这些资料有可能让更多的官员失掉乌纱帽。朱瑞峰拒绝了警方。他要保护他的信息，这些都是证据。在警方那里待了7个小时后，朱瑞峰重获自由。他现在更加清楚，在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器中，他还有很多敌人。 2012年年底，《财经》杂志副主编 罗昌平 ，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长 刘铁男 涉嫌巨额骗贷，包养并且恐吓情妇等问题，被搁浅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中纪委终于立案调查。罗昌平在微博表示：中央有关部门已就本人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是立案调查而不止于受理。近两个月来，本人已尽举报人义务配合完成相应程序，在官方定论并公告之前不表态不回应。感谢各界亲友，来年当以更好的调查报道回报。 香港《明报》报导，罗昌平已与中纪委签订了“保密协议”，需对外界封口。目前中纪委已向国家能源局通报，开始对 刘铁男 立案调查。 罗昌平在微博中指出，刘铁男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其处级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公司持有股份，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刘德成滙丰HSBC银行帐户10112-376762-150 加币、10112-376762-250 美元和028- 490415-833美元多次收受倪日涛公司巨额汇款。罗昌平还爆出刘铁男与情人徐×合影，并称两人于日本相识，刘曾为徐写信介绍工作。双方反目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据了解，早在2005年，事涉刘铁男官商勾结的倪日涛，就被人向证监会告发“八宗罪”。而有关罗昌平此次举报的以境外收购骗贷国内银行一事，在2008年时，就有人分别向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进出口银行等部门检举过。 在当下的中国，高级官员涉嫌贪腐，一般在官员被拿下后媒体才推出报导，而刘铁男当时在外访时即被曝光，实属罕见。刘铁男身为正部级高官，如此级别高官被实名举报，多年来也是少有前例，此事引起了舆论和政商圈的震动。 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开始对网络反腐感到不安。这些官员面临的监督反映出，虽然遭到严格的审查，但在外界对腐败日益关注的当下，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还是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这也给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带来了压力。有迹象表明一些官员认为网络反腐已经走得太远。《人民日报》在一篇名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其（网上的言行）对个人以及社会造成的伤害，也不是仅仅存在于虚拟世界当中。《人民日报》旗下小报《环球时报》也发表了看法，该报在一篇社评中写道，互联网从张扬个人自由开始，已经走到严重损害个人自由的临界点。除了个人信息以及隐私受到严重威胁，一些人以虚假身份上网，从事各种违法行为，成为互联网良好环境的破坏者。 很多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并不为这番言论所动。一位新浪微博用户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定是有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被调查！ 这种关系紧张的状态反映出随着外界对贪腐问题的担忧日渐升级，而领导人试图维系的一种微妙平衡。官场的某些角落已经悄悄地加大了对外界开放的程度，这显然是对舆论非常敏感的表现。但步子还是迈得太小，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步走。像美国等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到的那种信息披露程度在中国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实现。在政府试图维系这种平衡的背景下，网络监督可以起到一种推动作用。 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国土资源局将其网站上公布的领导照片进行“模糊处理”，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个别人将领导照片进行合成并以此威胁敲诈。该县多位官员没有回复记者请求置评的电话，其中一位官员叫记者参考当地媒体的报道，称报道中详细叙述了官员照片可能被用于敲诈勒索的问题。 一位网民说，无论政府此举出于什么原因，这都远离了国家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目标；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应该是让人们监督官员，但现在如果人民连官员的长相都不认得，还谈什么监督呢？ 在外人看来，以为大陆官员是最好的差事，是最让人羡慕的职业，是人上人。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总统和美国官员，都是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其它正常国家的官员也是这样。正常国家有比较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比较公平、开放、合理的游戏规则，当官的只需做好自己份内事就行了。 大陆官员却不同，上台不容易，下台也不容易；上台危险，下台也危险。原因是大陆官场没有公开的规则，只有潜规则，当官的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关系、靠领会上级的意图，一不注意站错了队就玩完。 在中国大陆，官场不是官场，商场不是商场，战场不是战场，不伦不类。 要是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整个大陆官场就象一个大的集团公司一样，中央委员会即是董事会，总书记就是董事长，总理就是总经理，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镇也都是这样的，党委会就是董事会，行政一把手就是总经理，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没有见到过。 以一个县市为例，设有党委会，县、市长，下设计划部门，规划部门，招商部门，建设部门，土地部门，财经部门，只要是一个企业需要设的部门它们全都设置，而且都有直接的下属企业，国营企业领导也是原来政府部门的领导，随时轮换，有一点实力的私营企业也是与官员有关系的企业，所有经济领域都在它们的控制之下，这些官员的日常工作就是经营这个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如何生产，如何发展，如何规划，钱怎么用，利益怎么分配，全在它们的掌控之中，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县市领导，就是这个地区的老板，这个地区的一切财富都归它支配。一个地区的领导，只要它不下台，只要它不出什么政治上的事情，那么几年下来，这个地区的财富就都能被他私吞，再换一个人上台，就再去私吞接下来生产出来的财富。大陆官场官员的贪污是体制性的，是家常性的贪污。如此巨大的利益，使台下的人拚命往台上挤，台上的人拚命不下来。 一个处、局级官员，有几千万、上亿的财产都不足为奇，有几个二奶也不足为怪。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陆官场官员，不光要管经济。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什么事他都要管。司法、学校、科研、寺庙、群众组织，甚至是有信仰群体的思想，全都管。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行业，怎么管得过来呢？何况这些领导也没有几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会拍马屁的人，会应酬的人，会看领导脸色的人，所以他们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时算一时。 凡是人类的东西，都有一个符合人性的标准，都有一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大陆官场却不是这样的，领导说对的，就一定是对的，领导说错的，就一定是错的，一切以官场的标准为标准。 正常的社会制度，总得有个分工，政府就是政府，企业就是企业，学校就是学校，宗教就是宗教，政策就是政策，法律就是法律，都应该分得很清楚。可是，大陆却不同，官场认为什么都是它的，人是它的，官是它的，企业是它的，学校是它的，宗教是它的，哪家生几个孩子，社会上有什么组织，社会上有什么思想，它全都要管，它要管天、管地、管人、还要管人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有过政教合一的政体，可却从来没有过象大陆这样，政经教什么都合在一起的政体。 其实，人活着就得劳逸结合，生活适度，才能保持身心健康，个人、家庭平安，才有幸福。什么东西过度就走向了反面，权力和金钱不是坏东西，可是过份贪财，过份恋权，这样人就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奴隶，权力和金钱不仅不能给人带个幸福，反而给人带来灾难。 大陆现在的官员就是这样，权力过头了，成天提心吊胆，一天24个小时没有几个小时是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时间，不是这里有事，就是那里有事，不是这里应酬，就是那里应酬，心气总也平静不下来，睡不了几个安稳觉。因为大陆官员都是高危职业，不是怕被纪检抓去了，就是怕被政敌害死了，不是怕被上级骂，就是怕被二奶揭发，不是怕自己得病康复不了，就是怕老婆要分他财产，不是怕得罪那个领导，就是怕得罪这个领导，生怕站错了队，成天心惊胆战，怕得要死，紧张得要死，这样的官，看上去有钱、有势、有美色。其实，是热锅上的蚂蚁，成天在紧张，恐惧中度日。…… 大陆官场这种体制，不光是造出来成千上万变态的官员，而且还造出来人中魔鬼，象薄熙来、王立军等这些邪恶至极的人，也都是在这个体制下制造出来的。  

“柏林墙定律”对今天的启示 2013-01-03 12:45:03 浏览 57824 次  |  评论 17 条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开始建造柏林墙。此后，柏林墙一直被看作是德国分裂的标志。而另一条在更早之前就被严密看守的分离东西两德的漫长边境线却很少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49年，德国已经在政治上分裂了。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相继成立。然而 “ 民主共和国 ” 这个名字却与现实的共产主义专政截然相反。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西德在一开始就占据了领先位置。它对东德人民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每天都有上千人离开自己的家乡东德。为了阻止这种现象，当时执政的统一社会党于1952年建立了一条5公里宽的隔离区。两德边界长达1400公里，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萨克森州的沃格兰。如果有人出现在该严密看守的隔离内，就有被捕甚至最坏情况下被杀的危险。 究竟在1989年德国边境开放的时候有多少人丧生，这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统一党专政课题研究协会目前正在系统调查的问题。于1990年两德统一后成立的调查前东德政府犯罪问题的调查中心ZERV，在世纪之交公布当时在隔离带丧生的人数为248名，而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据联邦文化与媒体部长诺尔曼表示，此次项目的调查主要针对数据背后的牺牲者。项目将对受难者就其具体身份展开调查，旨在还给他们尊严。“他们的遭遇会警示我们，社会统一党专政以及非人道的隔离政策给我们德国当时的民众造成了多么残酷的影响”，诺尔曼在伯诺尔大街的柏林墙纪念馆内介绍该项目时提到。 针对柏林墙遇难者有许多调查研究。而德国境内长达1400公里的隔离带上的遇难者却很少得到关注。一项文献与研究项目改变了这个现状 ， 整个项目将于2015年完成。届时将呈现一本记录遇难者生平的死者回忆录。该项目获得了50万欧元的资助。其中将近四分之三来自联邦文化与媒体部的预算，其余则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黑森州以及下萨克森州共同承担。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文化部长多格洛表示，当时被隔离带穿越的联邦州均参与资助该项目，他感到很高兴。同样令他感到高兴的是，德国统一22年后那些受东德边境政策迫害的死难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多年来人们提及的多是柏林墙遇难者。 柏林当然是德国分裂的世界性标志。而这个项目的重心是德国境内的隔离带，多格洛强调，“这在柏林墙建立之前很久就已经被严密隔离了。”相较之下，柏林的居民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之前均可以自由出入。即便有隔离区，当年仍有许多人尝试逃离东德。自由大学的项目负责人克劳斯·施罗德（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资料表示，在1974至1979年间有将近五千人尝试过逃离的冒险行为。而其中仅有229人成功到达西德。有将近100人因踩到地雷或引发自动射击装置丧身。而其他逃难者的命运在国家安全部的资料中没有记录。对施罗德而言，借助此次项目来更多地了解在德国境内隔离带上的遇难者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挑战，这也关乎他个人的心愿，因为他是在特拉沃明德市能够望见离隔离带的地方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这条边境在相对很早的时候就用篱笆隔离起来了，还配有看守警卫和警犬。东德的统治者希望以此来防止他的人民穿过沙滩和海洋逃出去。 施罗德回忆自己第一次糟糕的经历是看到水上漂着的一具尸体，“当时我们还是孩子，完全无法理解。”对于年轻人来说，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德国的分裂，这个话题已经不再是历史课上的内容。悲剧的人性层面对他们来说也常过于抽象。这个项目将提供对当时隔离带上的遇难者一次具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感性的认识。项目负责人施罗德计划将通过网络推出关于当时在隔离带上丧生的逃难者的真实故事。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 海外有人将中国大陆的维稳体制比作中国式柏林墙。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这也许言过其实。但 柏林墙 作为 在地球上的最 著名的 一块 专制 残垣， 对 中国 却有着巨大的启示。 只要有专制统治，任何国家都 逃脱不了“柏林墙定律”；因为人心向善，人类世界不会永远容许一个不正义的利益集团继续做恶；否则，那将是人类的耻辱。 所谓“柏林墙定律”，就是专制必然失败，民主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民主者昌，专制者亡。做恶者总是以为他可以永远做恶，正如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说：“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从奇奥塞斯库到卡扎菲，历史总是对柏林墙定律的一次次重复；柏林墙没有倒的时候，没有人相信它会倒塌。 但 只 要 是柏林墙，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只要柏林墙还在，就会有无数恶棍以柏林墙的名义作恶，他们甚至永远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正义和历史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