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爱思想 | 韦森:财权制衡与中国改革

  【编者按】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发言时指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不再是市场化的推进,而是政府内部权力制衡以及现代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根本问题。   伴随着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建立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有什么应当做必须做的改革?韦森认为,预算民主建设当是改革的关键,这与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社会格局有关,也是建立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本文中,他从做实人大对政府全口径预算的监督审查制度、建立健全国家的审计督察制度、强化财政部独立财权和完善央行单一国库账户制度等方面,在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深入探讨了中国当为和可实施的改革措施。   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祝贺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年,也谢谢天则所的同仁安排我在这第二个单元中做一个主题发言。这一单元的话题是”制度、文化与治道变革”。本来,在来北京的高铁上,我准备了两套PPT,一套讲”文化与制度”,想从传统中国文化中缺乏”权利意识”讲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变迁张力;另一套则是讲现在这个话题:”财权制衡与中国当为改革”。最后之所以选择讲这第二个话题,我的基本考虑是,目前中国社会正如吴敬琏老师刚才所讲的,正处在”现在正处于准备按十八大要求进行一场大改革的前夜,处于为即将进行的系统性改革做好准备工作的阶段”。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了,也不是从方法论上空谈制度变迁的动力、张力、方式和路径问题的时候了,而是到了探讨具体如何改革的问题了。因而,我最后决定还是讲一点现实的东西,即从预算民主政治建设来谈一点自己对未来中国改革的看法。   吴敬琏老师刚才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会议上谈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六点意见,主要还是下一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有关问题。此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习近平还提出一条全新的判断:”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我觉得这一提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既然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就不是一些具体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操作层面的改革了,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实际上,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到中国下一步改革时,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划。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讲到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时,第一条就是讲财政体制改革:”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紧接着,在第五部分讲”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第一条也是主要是讲财政体制与预算体制改革。这一条的原话是:”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条重要改革规划均充分说明,财政体制尤其是政府预算体制改革,是目前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和核心部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已说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认识到,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在整体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迫切要求。   在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接着,于2013年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两次讲话的精神均表明,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维护宪法的尊严,政府守宪、行宪,加强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把权力关进宪法制度的笼子里,当是未来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规划与设想的两个第一条均表明,把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且主要是要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政府财权的约束和制衡制度根治腐败   为什么把政府的财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如此重要?具体来说,为什么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权,尤其是预算编制和实施的审查、监督和制衡如此重要?这显然与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当下中国基本社会格局有关,也是建立一个现代良序社会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下加强人大对政府财权的审查、监督,建立政府财权的约束和制衡制度,与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条件下如何根治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和屡治不果有关。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有多严重?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所给出的”官方数字”吧!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前院长贾春旺在2009年向人大所做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中的数字,仅2003到2008年这五年间,全国共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就有35,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5人。另据2012年5月15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透漏的数字,从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中国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这两年来,中共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有关反复机构加大了打击政府官员腐败的力度,相继曝光了薄熙来、刘铁男和刘志军等一些省部级以上高官的贪腐和违法事件,导致这两年被揪出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案件数量大幅度飙升,仅中共十八大后就有9位副部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因腐败渎职问题而落马。正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而屡治不果的触目惊心的实事,习近平在十八大后第一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的讲话中惊叹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在认识和理解近些年来政府官员腐败寻租与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事实与当前中国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根据重庆大学法学院长陈忠林教授之前的一项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中,可以推算出: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而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中国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机关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犯罪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和渎职犯罪问题,不只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制度原因。这些制度问题不解决,或言制度不改,最后只会像习近平总书记说警告的那样”最终必然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就在这里。而这场改革,按习近平总书记的新近说法,是一场新的革命,而不是小的制度修修补补的改革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尽管中国执政党纪律检察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且不断发起一次有一次的专门运动打击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的行为,但是政府官员腐败寻租和职务犯罪的案件却不断曝光而屡治不果?这其中的根本制度原因是什么?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发现,这说到底与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任何实质性制衡尤其是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透明、政府财权不受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有关。简单说来,在政府的财政收支缺乏预算民主政制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是一个必然的制度结果。2013年8月5日由《京华时报》新近报道而曝光的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利用手中掌管的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涉嫌收贿2400余万元的例子,更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们这里先看一些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有关的一些数字。在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中国政府的全部财政收入才大约有1,132亿元,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也大约只有52,18亿元。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分税制实行后的政府税收的强大的”激励兼容”制度,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近20年中超高速增长。到201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高达117,209.75亿元,再加上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政府的”全口径收入总量”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国十几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方面又不怎么透明,且在实际上不受任何实质性的监督、审议和制衡,一些政府官员在政府收支的各个环节上运用自己手中掌管的权力和资源进行个人和家庭的腐败寻租,还不是一个必然结果?单靠执政党的思想教育以及中纪委、审计署、防贪局的事后调查和司法机关的反腐运动,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和徇私舞弊行为?   另外,从近些年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和国库”库底资金”不断攀高的实事来看,中国的财政和预算体制也问题很多,是到需要在政府财政体制和预算体制方面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时候了。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这些年不断在攀高。根据中国央行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国库存款余额高达3.23万亿元,各级政府的”财政专户”中的资金余额也达到1.42万亿元,总共财政存款达到4.65亿元。这么大的财政存款余额,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财政体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体制和效率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官员(如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张美芳)以权谋私和腐败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   与多年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和财政存款不断攀高的实事相联系,近几年来,每年年底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各部委的突击花钱也成了一个突出的和为世诟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见图3)。   根据财政部的月度财政收支报告中的数字,我们也可以推算出,2011年和2012年,各级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的数字还在不断攀高。在这两年的12月份,政府部门突击花钱的数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甚至接近3万亿元。这些图表和惊心动魄的数字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根本问题,已经主要不再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了,而更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了,即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政府权力之虎,还是在制度的笼子之外自由地徜徉,尤其是各级政府的财权,即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权力,还缺乏纳税人代表的实质性的监督、审议和制衡。   以预算民主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当然,我们这样认为,并不是说在现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上,市场化改革不重要了,而是说,只有管住了政府的权力,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法治化、规范化和良序的市场经济体系。换句话说,只有政府的权力得到实质性的制衡和监督了,被关进了各种适当的”制度的笼子”里,中国才能形成一个良序的、公正的、法治的和市场经济。因此,这些年来,我和一些财政学和法学界的同仁一再呼吁,政府内部权力制衡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首先是预算民主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并不断呼喊,预算民主政制的建设,当为中国下一步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现在看来,中共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条和第五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条,至少都含有这样的意思。   能不能从预算民主政制建设上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在目前中国的国体上能否建立起带有预算民主政治的现代政体?这才是问题争议的焦点。我个人理解,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提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一判断。   这里,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预算民主的基本理念。预算民主(budgeting democracy),即国家立法机关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监督、审议、制衡和审计,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或言核心组成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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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才天:宪政之争:谁在要权力?谁能得到权力?

  一、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这场宪政之争,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障碍,不扬弃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下去,扬弃了马克思主义,宪政姓社姓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由于中共名称与《共产党宣言》有密切联系,还由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等贵贱、均贫富”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所以,这是一个考验我们民族勇气、智慧、知识和意志的重大问题,它需要突破理论禁区、信仰禁区和政治禁区。但这并非不可行的事情,从网络社会舆论看,放弃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民众基础的。即便是中共8300余万名成员看,真正信共产主义能有多少?很难说清。不过,有前车之鉴:前苏共党员人数超2000万之众,占人口比例超过中共,解体后俄共现有约50万成员。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也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马恩自封的“桂冠”,当时并未经历社会实践检验和证实。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即便在理论逻辑推导中,它也是不周延的,不严谨的理论。一个半世纪以来,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验证即证伪。最近,一位大家在著文中说,“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是总结了人类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晶。”这种说法在历史事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应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形态。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出现之前,怎么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呢?因为众所周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有400年历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上知识分子思想家们一种幻想的理想的主观愿望。这种理想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等。而且,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社会主义内涵极其繁杂,可谓形形色色。有学者作过统计,各种社会主义模式思想理论达数十种之多。   现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言。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制,计划生产的产品经济,取消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无产阶段专政的政治体制体现为一党执政等。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那里还有宪政可言呢?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世界范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而是重大的思想理论谬误。一个国家范围内全面公有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生产实践证明,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低下,生活物资匮乏,同时产生国家政治集权专制独裁,有的国家甚至封建社会君王世袭制死灰复燃,社会民主与法治难以实施或遭到任意的破坏。所以,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实践证明它不是科学的情况下,这种坚持只能表现为一种不开明的、封闭的、愚昧的、宗教崇拜的意识观念。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而是在许多领域中也实行公有制,比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交通、军事基地产业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共同发展,不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立法和制度规定。公有制在国民经济成分中比重,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调控,比如每次调控幅度不超过百分之五等。   什么是社会发展规律?像资本主义,人们没有幻想它、也没有理想追求它,但它却不请自来了,即当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时,资本主义制度就自动地发生了,并且逐步完善其自身的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们为了实现它却使人类相互厮杀死去数千万人的生命才达成,而且历时数十年后又自行消失了。这怎么能够说明它是“科学”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难道“科学的”社会主义需要用无数生命和流血才能达到和实现吗?并且难以令人置信方式自动消失呢?即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但它的科学范围和限度,已经被实践明确的划出和界定了,它不应延续下去了。   二、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12个须知   中国吃马克思饭的人数以十万计,他们大多数人是本本主义的高手、大师,有的人高官厚禄,他们迷恋于研究马克思著作给予自己带来种种丰厚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大都不顾及劳动大众现实生活的处境。他们形成了中共党内的一种传统势力,这股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即便邓小平在当年也是退让他们三分。直到今天他们可以随时在主媒体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反对者、质疑者只不过是在为数不多的网络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且非常脆弱、随时可能被取消、被剥夺,但却能引起一些人的恐慌。但是,通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在改革开放数不清的成绩单上,几乎找不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的一份贡献。   第1个须知: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理论,是得到广大劳动者支持拥护的主义理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一项改革不是来自于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人的实践,如小岗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并且有那一项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不是针对马理论的改革?那一项重大改革不是遭到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极力地反对。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是亿万农民和工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是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但我们更重要是看社会生产实践,实践证实集体生产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这与马克思想象的完全相反,集体生产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极其有力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都是针对马理论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改革开放基本的实践逻辑。不认可或不重视改革开放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是非常错误的,也是缺乏理论素养的表现。当然,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有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和贡献。比如,吴敬琏、朱嘉明、马觊、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温铁军等。但是,却鲜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作用和贡献。请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扪心自问自审一下,你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有位马哲博导至今反对经济全球化,虽然他大量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却顽固地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假腥腥地怜悯、同情工人阶级,斥责资本的贪婪,但却不知道自己每一个月丰厚工资薪金是从何处得来的。   第2个须知: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始终站在反对、阻挠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不断地阻止改革开放政策。曾几何时,姓社姓资的问题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看成是崇洋眉外,是中国第二次洋务运动,是投降资本主义;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把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说成是对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殖民地剥削;也把中国进口发达国家商品说成是被资本主义剥削。总之,说对外开放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极力阻挠对外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在这关系到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当改革是否死于摇篮的危险时刻,只有邓小平的权威才能与他们一争。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予这些人迎头痛击。劝告他们“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然而,这个决断的实质对手就是那些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桎梏的专家学者们,而不是亿万农民和工人阶级。   第3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不明白、不知道,中共打败国民党不是靠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理论,相反是靠毛泽东实行私有制政策,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都是分田分地给每一个农民,以及保护和促进私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所以获得农民和工商业界的支持。   第4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共和美国共产党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中共取得执政党地位,是由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才得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甚至不惜反毛弃毛,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是维护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法宝,是十分可笑的。   第5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1956年后毛泽东犯错误都由马克思主义引起,比如,吃大食堂–公有制,大跃进–计划经济,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破四旧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把科学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迫害,有的被打死,等等。他们把吃大食堂、大跃进、饥荒饿死2000万人、文革及其暴行的责任,全部算记在毛泽东身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这些历史惨剧的思想理论根源,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罄竹难书。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除了中共的名称与它有密切联系外。   第6个须知:现在,中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不认同的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终结。相反,他们认为是列宁、斯大林实行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认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和中国文革等都看成是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和毛泽东个人政治品格造成的恶果,而不是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得出必然的历史逻辑结论和结果。有位侯工先生居然说:“列、斯、毛却盲目地在毫无物质条件的落后的国家内举行暴力革命,还美其名曰‘创造’。” 这说明侯工先生没有读通《共产党宣言》及相关的著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理论的变化,说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没有遵循马恩晚年的思想理论的后果。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变化,也看到了恩格斯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主张走议会道路思想。但是,马克思晚年在实践上并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阶级划分的理论,以及主张的暴力革命的手段和意志。比如,马克思有14年的时间不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他醉心于和致力于暴力革命事业。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思想,直到1881年,马克思对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中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马恩全集》第19卷,430~439页。)还有,在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恩选集》第1卷,231页。)即鼓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有什么理由能够说列、斯、毛等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难道不是在否认国际共运历史吗。因为如果没有列、斯、毛的武装革命事业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至于说列、斯、毛没有遵循恩格斯晚年在《导言》中的思想理论,即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政治路线,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至今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再就是责怪戈尔巴乔夫,将苏联东欧剧变看成是他的改革失败。然而,苏联一国失败,又是为什么直接影响导致东欧各国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呢?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界武力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剧变呢?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全盘的否认性失败,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假如有人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仍然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第7个须知:有的人认为,在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中共领导地位,这是不正确的。中共完全可以进行政治脱变,而不影响其执政党的地位。相反,如果不进行脱变,不进行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政治集权造就的特权阶层最终会毁掉中共自身,就如同苏联一样。比如,最近网传,有一个31万人口的县政府居然任命28名县级领导干部。   不过,有迹象表明,习李与前届已有松动迹象。但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以《共产党宣言》捆梆中共党的组织名称及其路线和政策。这种势力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它不限于北京,在全国各地党政部门和大学理论院系中,都大有人在。在民众中有不少企盼杀富济贫“二次革命”的人们,他们仇富心理在网络论坛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但有不少网友对这种仇富心理可能产生“二次革命”的后果,表示极大的担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2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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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瑞金: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增多等。   在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教育、医疗、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同时,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表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同广东的朋友们就改革课题进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也来到岭南,专门做了一个题为《思考改革开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的演讲。因为当时正好是汪洋书记刚到广东主政,他一到广东就提出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杀出一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路来。5年后,今年我非常荣幸又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准备以社会改革作为主题跟大家进行交流。   为什么提出社会改革的目标这一问题?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创新中要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它是用专门一章来进行论述的。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界定。时隔一年,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提出24个字,分三个层次:从国家的层次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8个字;从社会的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个字;从公民的要求层次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个字。   因此,今天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讲社会体制改革的主体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   2011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对此怎么理解?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下面就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我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一、社会改革的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   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35年改革开放经过裂层,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一个十年中召开两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当时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接着又通过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原来设定的框架,小平同志称它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三大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指导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十三大报告做了专章论述。   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小平同志一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要推动改革开放,他在1990年就建议开发上海浦东,竖起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认为原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加之厦门特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够,一定要开发上海的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外开放、推进改革。   1991年他到上海过春节,和平常过春节不一样,他经常到外面的工厂、公司参观,然后发表谈话,讲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我当时在主持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春节开始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来,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皇甫平”四篇文章充分肯定80年代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的意识还要强一点。   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政治时机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报告主题的讨论和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候选人,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刻,小平同志南巡了。   小平南巡最后整理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讲话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这四个地方南巡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不只是到过这四个地方,而是到了8、9个地方,但是停下来休憩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珠海,一个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过。   那为什么唯独把武昌放在最前面?小平同志南巡时,给经过的各地领导都发过一个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志没有召唤不要到。小平同志主要是到南方休憩,要保证他休憩。小平1月17号晚上9点钟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9点多钟,在武昌停下来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时间只有29分钟,当时小平同志下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休憩。   这时小平突然听到汇报,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在后面休息室等着,问小平同志要不要见一下。小平同志讲可以,结果他们三个领导才见到了小平同志,就在火车站,也没有进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小平同志把南巡要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给他们讲了,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而且,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又讲“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他们三个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带录音机,就临时凑在一起回忆整理了一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讲话记录送达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住下来,都有完整的记录,旁边有录音,讲话都整理出来。因此,武昌的讲话虽然时间短,也不是正式的谈话,但是很重要的,所以南巡谈话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这一下子就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就是从1992年至2002年。我认为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十年里,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朱镕基同志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把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带动起来,突破姓社姓资观念的阻挠,并且马上展开。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个十年同样有两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另外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成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了保证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的交替,该举措也是从十四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一个标志性事情。十六大交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志定下的规矩推进。   当然,到十五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所有制讨论决定姓社姓资的问题,确定私有制、民营私有制和外资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观念,只要公有制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制,因此,所有制资产有了很大突破。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着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搞的。   进入第三个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中国决定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原来很多人担心,好象帝国主义要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入WTO后中国按照世界的规则清理中国内部的各种法律,清理1000多条,大大推进改革。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2012年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来是12万亿,去年到了50几万亿,加快社会经济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带来很多问题。   在第三个十年,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国家发生第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场争论就是这一次。   2004年郎咸平带头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攻击,也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的改革,他认为改革全面失败,后来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争论,当时兴起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编者注:2004年郎咸平发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文,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我看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中央领导也没有人讲话,争论持续两年时间,任其攻击。当时一些对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击。   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1月份发表。我承认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建规立制。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权力得不到规范,处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情况下所致,怎么能怪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抓经济的政府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上来,所以产生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是通过先前的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骂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公共产品没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众对此不满,所以才“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从政府角度推进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背景。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达到8.34万亿美元,日本只有5.96万亿美元,美国去年达到16.6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达到6100美元,原来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均4000美元,其实4000美元的指标在2010年就达到,提前40年。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的新矛盾: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和社会乱象增多   在这35年内,伴随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也付出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在这一情况下,全国政治和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战争、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中国在30几年能够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   同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近几年来,基本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中走过来。   因此,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4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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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为开会而吃饭

作者: 信力建   当今中国最大的矛盾,是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与微博里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新闻联播与微博的差异的背后,是有些人为了吃饭而开会,有些人则是为了开会而吃饭,都是开会与吃饭,出发点不一样,效果往往大不同。前者只能带来物质消费,后者还能带来精神生产。即使吃得再简单,有些会值得去,有些会必须开,比如说天则二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行家们看来就是聚会的契机,又比如说周志兴的共识堂早就是人声鼎沸有所耳闻,再者会议上一些发人深省的言论,同样值得边咀嚼边玩味。 7月27日,北京的夏天居然有点像烟雨蒙蒙的江南,不知道是何故,虽然临时从东三环挪到西三环,但是天则的二十周年庆典活动还是如期召开,包括茅于轼、吴敬琏、秦晖、周其仁、盛洪、张曙光等重量级的人物基本悉数到场,在有关部门的重点“关照”下会议最终得以顺利进行。受天则研究所邀请,本人也莅临会议,并做了简单发言,回顾自己与茅老、天则所认识相交的过往经历,“武夷论道”的合作点滴如画面历久弥新。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就可以了解以茅老为首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其英文名“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二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崎岖坎坷,在这二十年中,天则所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不断发展壮大,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发出声音,提出建议,以自己的智力资本给政府做政策咨询,影响决策。到今天,天则所成为全国生存时间最长、运作最为健全,以市场化、宪政化、普世化的话语为宗旨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天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这个国家的转型做出巨大贡献。在寄予天则厚望的同时,也希望信孚与天则的友谊能地久天长。 开会期间正值薄熙来在山东济南被提起公诉,到会的李庄呼吁薄熙来即使罪大恶极,也应该受到法律公平公开的审理。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宪法的公平保护,无论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还是权倾一时的官员,没有人会有起码的安全感。公民安全感的建立必须依靠宪政。 从目前的政治局势来看,除了新威权主义之外,知识分子普遍不乐观,认为席梦思时代宪政无望,甚至有人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冬眠熊李伟东在26日晚上的聚会上一口咬定,太子党红二代跟薄熙来是一个模子下的产品:又愣又傻,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由于先天性的缺钙,所以他们中间不存在隐形蒋经国的可能性,有的只是深度毛粉,而且至今未形成什么xl体制。倒是有倒退到新威权主义的可能性,未来的结果就是无政改,只想用传统手段度过各种政治危机。自40年代以来,中共整风无数次,运动无数次。延安的“自我教育”也罢,文革的“火烧油炸”也罢,现在进行的“洗澡”也罢,貌似群众运动,实质都是运动群众。历史证明,希望通过整风使得利益集团“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只能是缘木求鱼。然而这一套玩法,对于欺骗底层民众还是很好使的,通过拍苍蝇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抢劫民营企业家的钱来安慰底层民众,难怪在重庆的老百姓眼里,薄熙来的形象伪装得很高大。 如果政改没希望,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即使是长期关注中国的外国友人也看不清中国迷雾般的未来。靠近小汤山附近,隐藏着一座静谧如画的杉园,别致精舍——共识堂坐落其间,因其包容广纳而热闹非凡。美国外交事务专家李品如先生就在这古香古色的院落里,向中国政商学界的朋友发问:1、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怎么进行?2、经济改革中金融、财经改革可能近在眼前,国企改革什么时候开始?3、中央政府想要大规模城镇化,这个城镇化是市场机制主导,而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导?如果是后者,城镇化可能又是一次灾难新一轮大举借债,通货膨胀,国进民退;4、要想改变,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原有的政绩考评机制,政绩冲动、利益至上,是不可能把钱投入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 外国友人的疑惑正对应了好友童大焕的观察:今天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工业化过剩,服务业短缺”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好像很和谐。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如果考虑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即真正的城市户籍人口,除掉农民工,只有35%,所以当下中国的工业化是大大超前了,结果也就是也工业化产能会大大过剩。以前这种过剩的产能是通过廉价出口来消化,现在出口市场一萎缩,国内经济马上陷入停顿,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重要性立即当仁不让。 我们不妨想想,如果楼市崩盘,土地卖不出去,地方债还不了,银行资金吃紧呆账坏账一大堆,那么国家该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多收税替银行消灾;第二个办法是多印钞票,那就是新的通货膨胀,从房价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在涨价,而且是经济没有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境下的通货膨胀。 在政府信用降至低点的时候,地方债务的证券化已经很难解决债务危机,只有一个软着陆的办法,就是土地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既能吸收过度的流动性,为化解债务的适度通胀承接资金;又能以此切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融资贷款的供血脐带;还能有效提高社会中低层民众尤其是整个农民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抗通胀能力。 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大焕的意思是希望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符合经济的规律,而不是背道而驰。如果再发生像08年4万亿的情况,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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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22)——何谓“人民政府”?

作者: 信力建   1、【南方都市报:港府将为74万租户代缴房租】香港政府21日表示,政府会为缴交一般租金的公屋租户及暂准租用证持证人,代缴今年8月及9月的租金,此举需财政拨款约21.5亿元港元,惠及约74万个租户,以协助市民应付当前的生活压力。 2、财经网:楼继伟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中国经济硬着陆”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并透露一些国家希望“中国经济增速再快一些”,以支撑世界经济复苏。“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你们的功课需要自己完成” http://t.cn/zQc6nM6 3、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手机成为新增网民第一来源:1微信、打车等生活应用创新,手机稳坐第一上网终端 2手机端成各类应用增长热点,手机即时通信网民近4亿人 3农村网民达1.65亿,手机上网加速农村互联网普及。by艾瑞咨询集团 4、【港媒:新华社记者曝正部级官员接受贿赂喝人奶】据大公网报道,有官员荒淫无度,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周方发博文称,一正部级官员几年前仍是副部级官员时,曾在北京高级会所参加富商组织的宴会,有一道菜是美女人奶,即每位食客旁都来了一位全裸的美艳少妇,现场……该记者称纪委已介入调查。 5、【专家建议将“权色交易”定义为“不正当好处”入罪】在对问题官员的处理、审判中,“权色交易”始终难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建议,应扩大传统意义上贿赂标的物的范围,将刑法对贿赂的标的用“不正当好处”来定义,以涵盖传统的贿赂行为和非物质贿赂。 6、第一财经日报【存款利率为何难动:金融机构或大批倒闭】央行上周放开贷款利率,但并未触及最为根本的存款利率改革。一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普遍会出现金融机构大量倒闭的现象,将危害到储户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则显得十分必要。分析人士称,存款保险制度是实现利率市场化改革最后一跳的前提条件。http://url.cn/GGL1LN 7、中国经济周刊【九成散户入市五年内成植物人每逢牛市割韭菜】一代又一代个人投资者,携带几万、几十万或者上百万资金,满怀信心投入股市,他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广东一家券商研究所研究表明,60%的个人投资者开户之后,在3年内成“植物人”;90%的个人投资者在开户后的5年内成“植物人”。http://url.cn/H9NMmZ 8、南方都市报:地方领导小组设置随意陕西曾设小组推广足疗。2012年,湖南石门县所街乡一次性成立38个工作领导小组;湖北某县一领导小组名称长达63字;陕西某市曾于2006年成立“推广足疗保健工作领导小组”,发红头文件严禁公安机关进足疗店检查。 9、财新记者获悉,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研究改革消费税,或将一些居民基本生活用消费品等调出征税范围,将电池等高污染、高能耗产品以及非营运飞机等高档奢侈品,纳入征税范围。不过,消费税改革并非以减税为主,而是有增有减的调整。 10、腾讯早上发布公告:微信7月22日8:00左右,由于网络故障的原因,导致腾讯部分业务无法正常访问。目前我们正在紧急排除故障中,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更新,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谅解。 1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近日在贵阳举行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向媒体表示:历史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伦敦,当时的PM2.5平均指标约在每立方公尺10至20微克之间,而北京在污染高峰期,这个指数却达90微克左右。中国已成为全球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12、凤凰卫视:【观察】中国城市在高速发展中正遭遇“垃圾围城”之痛。据中国住建部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上海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 13、【金正恩26岁妹妹任朝鲜劳动党要职】19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一名对朝消息灵通人士称,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金正恩的妹妹金汝静(26岁)被任命为朝劳动党组织指导部活动科科长。该人士称,“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有一种说法称,‘只有进了金汝静的眼,才能在金正恩身边工作’”。 14、世界博览#古巴拉美社:中国离婚率为何上升?#尽管去年2.3%的离婚率不足以将中国列入全球离婚率最高国家的行列,但中国人的婚姻状况已经引起了关注。多项研究认为,夫妻异地就业以及独生子女是造成目前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如今结婚和离婚被一些人当作出售或购买房屋时规避法律法规的工具。 15、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纳赛尔表示,在当今世界,极端主义、激进化、仇恨与排外等问题持续存在,令人深感关切。极端分子正在持续不断地劫持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的和平教义,必须阻止一些人利用宗教来谋取私利的企图,防止极端主义思潮的散播,传递和平与宽容的信息。http://t.cn/zQcKhE7 16、【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撞上了一面墙过剩农民正在耗尽】剩余劳动力有两个效果。首先,这类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大量投资于新建工厂和建筑。其次,即便经济改善,过剩劳力的内部竞争也会使薪酬维持在低位。不过现在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或直接说,中国的过剩农民正在耗尽 http://t.itc.cn/PmEqQ 17、香港成报【三个放在一起的问题】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国进民退」,早已终结了邓时代「民进国退」让利出的民间资本繁荣,演变为这15年的垄断资本扩张,以及中小企业的哀鸿遍野。这种哀鸿遍野对国家没好处,对利益集团却未必,让国企在蹊跷收购的「悔恨」中,转移一点资本给权贵阶层。http://url.cn/HM77iU 18、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吴敬琏: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http://t.cn/zQcSe5D 19、石述思:200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怒杀六名上海警察;2009年5月16日,沈阳小贩夏俊峰怒杀两名城管队员;2012年12月4日,讨薪未果的职工刘双云汕头工厂纵火烧死14名花季少女;2013年6月7日,厦门人陈水总公交车纵火,导致47人身亡;同年7月20日,山东农民工冀中星制造首都机场爆炸案。——警钟为谁而鸣? 20、加措活佛:当我们被误解时,会花很多时间去辩白。但没有用,没人愿意听,大家习惯按自己的所闻、理解做出判别,每个人其实都很固执。与其努力且痛苦的试图扭转别人的评判,不如默默承受,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了解。而我们省下辩解的功夫,去实现自身更久远的人生价值。其实,渡人如渡己,渡已,亦是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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