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

杨捷鹏Roger：胡总编辛苦了啊。长了两张嘴，舔屎就得多舔一份，您真是能人所不能，膜拜。 闲得难受：奇观！网页上的一致拥护跟微薄里的一致声讨！一边是人民日报，另一边是人民！ 思想在飞翔：若非立军闯馆，真相岂能大白？法制你妈呀，不要脸的老狗 左岸南潮：你除了舔菊就是装孙子，这事跟法律有个蛋关系啊，你这条走狗。 1116hu：法律面前，有钱人，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更平等。 黄逆：您什么时候能进去呢？ 惊魂兔子尾巴：AUV，胡总编您这马屁拍的可真是有高度~...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来源：艾未自由

核心提示：艾未未自述文，谈个人经历、谈艺术、谈科技、被失踪……以及他的观点变化。 原文：” 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 ” 作者：艾未未 发表：2012年3月27日 本文转载自“ 艾未自由 ”网站，经 @aiww 授权发表 原文提要：一年前，中国警察让他“被失踪”。在经历了“精神折磨”之后，艺术家艾未未为什么仍然相信自由会胜利。 【原文配图】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 艾未未 有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