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正义   吴祚来 黑龙江方正县立碑纪念日本开拓团， 甚 至要求商户牌匾也要标上日文，引起学者与公众的不满， 不满的理由很简单：日本开拓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部分， 他们名为开拓，实为殖 民，他们均配备武器，据有关历史资料介绍， 1936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 “ 满 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 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涌入中国东北“开拓”，也就是 “ 日 本开 拓团 ” 。 到 1945 年，日本组织了共计 14 批次、总数为 7 万 户、 20 万人 的集团式开拓移民团， 日本向东北移民旨在改变东北的民族构成， 造成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优势， 使东北 成为其进一步占领大陆的基地。 显然，方正县没有正视历史，也没有考虑到国家民族情感， 考虑到的只是现在能引进日本资本进入自己的市场， 或成为日本开 拓团后代的旅游目的地。这样的单面思维， 必然引起国内学界与公众的强烈不满，如果当地政府考虑周全， 不设这样的文字纪念碑， 而 让日本开拓牺牲者们的后人在当地设立一块巨石，作为“无字碑” ，既可以安慰当年的亡灵，又可以让其后人寄托哀思， 可能更为妥当。 因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国际性或国内战争结束后， 双方阵亡的将士名单可能出现在同一面纪念墙的正反面， 它 的意义是，正视历史史实，并对牺牲者做人道意义上的纪念。 开拓团主要是农民，毕竟没有直接参与战争， 手上没有中国人的鲜血，所以，如 果以妥当的方式予以纪念， 在战争结束 65 年之后，应该并不为过。 正当方正县有关方面无以面对公众言论指责之时， 另一种力量超出网络与社会舆论界限，进入公众视野。 8 月 2 日 “ 湘军五百 ” 等 5 名男子从北京出发，第二天到达该县，将 “ 日 本开 拓团民亡者名录 ” 碑涂污、砸毁。事发后， 5 男子与当地民警发生冲突，后被带到了方正县公安局接受讯问， 但很快释放并让他们返 京。 面对这样的现状，方正县当局想过这样的 结果没有？ 这样的事态肯定会在日本媒体引起欣然大波， 对方还没有感受到方正县的“亲和”表现， 敌意的甚至过激的言论与行 为，已开始铺天盖地而来。 面对中日过去的历史，我们总能看到截然 不同的两种现象， 一种就是不尊重历史与民族情感， 譬如将日本军旗缝成衣服穿在身上招摇过市， 饭店让保安扮演日本军人站岗， 甚至近日媒体曝黄山市， 居然让旅客扮演鬼子，去抢花姑娘，以此招揽观光者。 将沉痛的历史嬉谑化，没有任何耻感，一些相声小品里， 也 是皇军八路的叫个不停，历史正义没有了，只有调笑与搞怪。 另一些人呢，就是深陷于历史的过去，将 过去的仇恨固化， 中日之间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扯上过去的历史，将早已结束的战争， 一直背在身上，时不时揭开伤疤，新仇旧恨搭在一起清 算。 稍有不同的理性的声音出现，就会被骂成汉奸，恶骂加攻讦， 将仇恨肆意发泄到同胞身上，以此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快慰， 似乎 纸上爱国，恶骂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就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爱国者，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中日战争一直 没有结束， 他们一直与自己心中的敌人在进行着一场永远的战争。 任何干扰他们战争心情的人，都会受到抨击与谩骂。 这些人甚至忘记了法律的底线，方正县立 碑事件， 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合法解决问题，五位网友出于义愤， 就直接坐上火车，用民间的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 但任何 不经过法律而自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可能是违法的。 即便是当年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 也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审判，审判会不会出现 不公正， 会不会因为证据不足而错释战争罪犯，有可能， 法律要保证的是法律的尊严与正义过程，其次才是终极正义。 如果任何个 人都可以凭借自己个人义愤去行动， 这个世界不会好起来的，法律也会形同虚设。 破损的开拓者纪念碑，又成为新的历史文 物，矗立在那里， 我建议将它封存起来，不要毁弃掉，也永不修复，十年二十年后， 当人们都平静下来的时候，再去看看，看看属于过去的历 史， 还有属于当代的历史。我们保护文物，是为了反思历史，提升理性， 而不是为了复活仇恨，这一点，我们需要形成共识。 2011-8-4

吴祚来：不必害怕网络谣言 2011-08-10 10:17:08 环球时报 | 我来说两句 ( 0 ) 　　吴祚来 　　最近主流媒体热议网络谣言，一些媒体认为，微 博由于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最易滋生谣言，其一是网友可能匿名发表言论，其二是一旦被传播，就以几何级的数量转发出去，迅速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有人要求 加强微博的实名制管理，加强网络引导，甚至加强对微博造谣的打击力度。网民们也自发组织成辟谣联盟，对他们认为是谣言的微博进行矫正与斥责。 　 　也有替微博辩护的，认为在社会任何场合都可能产生谣言，是先有微博还是先有谣言？谣言甚至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出现的。我也曾发表过一则微博：网络分流了 现实生活中的谣言。其实，谣言与现实生活中许多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有关，譬如现在中央各部委三公消费公开，只要信息完全公开，接受独立审计，这些部门的三公 消费就难有谣言产生。还有一些领导人子女，被人谣传在海外拥有豪车别墅，如果按照相关官员财产与子女信息公开原则并透明地做到，还会产生这样的谣言吗？ 　　说谣言止于智者，不实际，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智者，破除谣言不能靠智力。谣言止于信息公开，这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社会要想最大限度地遏制谣言产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尽量公开属于公民的信息。只要权力之手喜欢遮蔽阳光，藏掖公共信息，阴影不可能不随之产生。 　　网络谣言与现实生活中的谣言有所不同，现实中的谣言你很难查实谣言出自何处，但网络谣言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查究。现实谣言你难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予以澄清，但网络出现谣言时，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予以追问、纠正与辟谣。 　 　我曾跟踪分析过一则网络信息传播过程。重庆小贩摔倒事件，先是一个网民上传图片，说重庆一小贩被城管追逐，摔倒受伤，城管没有施救。尔后，无数转贴传播 开来，有网友认为是造假，也有网友认为是真实的，知名学者也加入讨论。接着，重庆媒体发布信息，说城管没有追逐小贩，而有些记者现场采写的报道却表示，城 管有追赶小贩的行为，甚至与小贩有拉扯动作，在小贩摔地后也没有及时施救。 　　整个信息披露过程，可以精确到“秒”。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整个过程与真相的最终揭示，是因为信息的自由公开。如果网络被严加管控，那么更多谣言可能随之产生，甚至有人会传播城管是领导亲戚或子弟的推断与猜测。因不公开信息造成的谣言，对政府或有关当事人的伤害可能更大。 　 　对谣言制造与传播的处理也应该慎之又慎，因为不是所有的谣言都会产生负面作用。如果某些言论失实，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予以辟谣；如果造成当事人精神或物质 伤害与损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公开审理。而这一切，都应在法律范围内，公开公正地解决。仅仅是一则言论与信息，不能构成犯罪，必须要有造成影响的结果，而 这些结果不能由政府来判断，必须由受害者当事人来举证。 　　无害的谣言只会提升公众的免疫力，就像要提高人的免疫力，不能将他放在纯净的生 存空间里。网络具有社会原生态属性，权力意志很难强力干预，它如同大海大河一样，会发生海啸或洪水，我们或加固、提升堤防，或进行有效的疏导，唯一不能做 的，就是堵住水流，那只会是徒劳的，并造成巨大灾难。▲(作者是知名文化学者) 责任编辑：AP0014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

教授的公共关怀与学术研究 2011年08月15日 07:25:30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3版 【字号 大 小 】【 留言 】【 打印 】【 关闭 】 ■公民发言 　　近日,网络热议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批评者说,这位教授热衷于公共发言,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贡献甚少,支持者却认为,大学教授不是公共关怀多了,而是有公共关怀的人,太少了,纯粹的书斋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少教授一心想通过书斋研究,来获得学术身份与地位。 　　现在的博客与微博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思考文化历史类的帖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大量的成人特别是文化人、媒体人、法律 人、大学教授、学者的话语主导了网络话语权,他们一方面提供了海量资讯,另一方面参与讨论与对热点问题的解读,三是将自己学科的知识,通俗化地搬运到网络 上,使网络获得了严肃的知识含量。更有意义的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干预,使一些社会问题获得媒体与有关方面重视,促成事情的解决,从而 推动了社会进步。譬如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被乞讨儿童”活动,一些专家教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改革和法治进程,均引起网 络热议并得到高层重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急剧转型,难免有“酱油瓶子”不时倒下,需要有公共情怀的专家学者去扶起这些“瓶子”,否则仅仅只靠非学界的社会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显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 　　当专家学者更多的通过博客与微博介入社会现实之时,既需要勇气与胆识,也需要专业知识以及时间精力与影响力。我本人曾经尝试着,改变社区饭店停 车占人行道这样的小问题,写文章、发电邮、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与交管部门直接交涉,甚至向市政府投诉,所花的时间精力,不亚于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而这 种交涉还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是让有关部门行使他们的职责,都如此之难。而更多的专业学者介入社会调研与干预,则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甚至会遭到利益当事 方的打击报复。 　　专家教授为什么要写论文,就是使自己有理论高度,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提出新观点,以服务于公共社会。其实当你介入社会 现实问题追踪研究甚至干预之时,你会发现,这与写论文一样地需要搜集资料,寻找线索,提出问题,甚至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能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使社会获得 改良与进步。干预社会与有价值的书斋学术一样,都是追求价值,只是一个在小书斋,从书房到图书馆就可以完成,而另一个则在大社会,要走出书斋,要自带干 粮,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不仅要考察研究,还要有所担当,使调研与介入出现积极的结果。 　　研究机构与大学教授要不要学术研究,当然需要,但不能像农民交粮、工人生产产品数量一样,写出量化的论文成果。现在的学术生态并不很健康,一些 学术论文并不是在追求质量,而是追求发表的刊物是否核心期刊,论文是不是可以带来职称与增加单位的学术数量,功利性极为明显。如果专业机构与高校不追求论 文数量,而提倡论文代表作制度,通过少量的论文,要看到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又可减少学术腐败与泡沫化的追求,而这需要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去行政 化,要让真正懂学术又有学术品德的人,来决定论文评价。所以,与其批评个别教授学术论文数量少,不如关注一下现在的学术研究机制与体制之弊,提出建设性改 善之策。　 　吴祚来(学者)

方舟子批评贺卫方，有没有道理？   写在前面： 第一． 方舟子还没有查询与有效鉴证贺卫方的学术成果时，就轻易地发表微博认为别人是法学界水货，这样使用侮慢语言，有损他人人格尊严。方舟子是科普作家（使用别人原创），如果就此简单认定他是个“科学水货”，他自己认同吗？ 第二． 贺卫方的学术水平与任职资格，有北大法学院来认定，非专业的方舟子可以质疑，但要做好功课，一是了解北大对教授要求的年发表论文量，二是教授的论文发表量是不是唯一的标准？譬如主编杂志与发表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不是也算学术成果？当然还包括援教边疆。 第三． 教授的职责是教学，而非科研，科研是提升教授教学水平，增加社会科研成果量，但现在的高校驱逼教师发表论文，以谋求学术排名，如果要求贺卫方也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唯一合格标准，方舟子在舍本逐末。 第四． 贺卫方在捍卫司法独立与尊严上，勇气与努力，学识与影响力，都是杰出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法制进程，它对公民社会的启蒙意义更是重大。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一篇有力量的书信与发言，有时胜过一百篇所谓的论文。 第五． 方舟子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而在形而下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知道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而只知道像交公粮那样的量化评估，证明他只适合做一个科研统计员。 第六． 方舟子在自己微博里转用所谓北大学生对贺卫方的批评与指责，方舟子鉴定他是北大学生吗？内容属实吗？打假者如果故意引用假书信，是不是要道歉？方舟子是想搞臭一个人，显示自己力量与满足某种阴暗心理，还是想在国家学术制度改进上用力呢？   （此文由东方早报发表，有删节）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近日，方舟子因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而引起网络热议，方舟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之所以批评贺卫方，是因为以下三点：贺卫方作为研究型公立大学教授，人们有权要求其出示学术成果公布论文清单，他不应对质疑表示不屑。北大法学院 对教授岗位有具体的论文、招生要求，贺无视规定搞特权，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既然贺多年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投身普及和社会活动，那就应该辞职全职去做。 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是不严肃的，他没有在网上检索贺卫方学术成果，也没有出示北大教授学术量化标准，更没有得到北大法学院证实的情况下，就贸然指责他是法学界“水货”，这样的语言太过轻慢。 方舟子在回应某网友 “ 自 1993 年来贺卫方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 ” 的话时说： “ 既然贺卫方 20 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 ” 当有学者提供了一份发表论文与文章清单时， 方舟子回应说： “ 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 我想追问的是，方舟子是怎么获得鉴定法学论文资格的？ 方舟子本人对法学没有研究，只能根据网友或一般学术研究规则，来评判贺卫方，并认为，高校由纳税人供养，教授就得公开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应对社会的批评。其实，学术成果的发表本身就是在公开接受批评。世界上没有哪个教授能秘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方舟子指责贺卫方的时候，贺卫方要不要回应？不需要。如果方舟子觉得贺卫方不符合教授水平与学术失范，可以向北大学术委员会投诉，由学术委员会调查与回应。一个法学教授不可能看到一则网上微博，就连夜写汇报材料。 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都在体现在影响社会与关怀人类上，学术研究因此也有终极关怀。一般文章有没有可能其价值超出“论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体现的是学术价值追求，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专家教授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同，学界认同与尊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在微博里说：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贺卫方成了珍稀动物，这是中国有病的表征之一。 100 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要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十个贺卫方，中国的法治进程肯定会快一点。如果说一般学术论文是铜，那么贺卫方向社会贡献的，在袁伟时教授看来，则是黄金与白银。 旅美学者、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质疑贺卫方教授学术影响的可参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贺卫方学术成果的引用。仝宗锦随后又在微博中写道： “ 我从未否认贺老师论文不高产事实 ” ，但贺卫方教授发表过一些出色论文，他还是 “90 年代以来译介国外作品最勤最力学者之一 ” 。 贺卫方在自己的微博中也介绍说：我完成了北大法学院对科研成果的要求，还主持院刊《中外法学》凡八年。本职之余，我还在媒体上发表数百文章，传播知识之外也为本院和北大赢得声誉。 百年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大转型过程之中，第一次转型是民国时期或五四时代，教授们主要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引进西学，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朱光潜等先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译著与介绍，中国学界自成体系的学人极少，许多学术成果基于学术介绍与学术启蒙，因为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落差巨大，启蒙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地社会转型期都远大于头闭门造车式的纯粹学术研究。一位网友 @ 诗风 在自己的微博里说得恳切：就中国现阶段法治状态而言，写 1 万篇学术论文都不如在法庭上争一次公平正义，要明哲保身，躲入书斋，我相信贺老师不知道可以写出多少方舟子要求的论文来，但又有何用？贺老师做的法治启蒙工作意义更大，动车事件他在微博上呼吁人大启动独立调查，开启民智，意义甚大。   现在高校跟风式地奢谈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异变为追求发表论文数量，一些评估机构按他们认定的学术杂志，按发论文量来评定高校学术排名，高校就只能通过补贴杂志版面费，来增加论文发表量，这与给食物打膨化剂没有两样。贺卫方教授也为此而担忧，他在微博中说：学术量化考核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症结在于没有一种合理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与贡献。中国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者达 25 万人以上，如何分配稀缺的高级职称等资源甚是困难。量化标准如此盛行，是因为这个标准最简单，只要数论文数量、字数就可以了 … 方舟子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而下的技术认定，急于打击对方，有时不问事实，不做调研。方舟子批评或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他似乎在以北大法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要求贺卫方如此这般，但通过方舟子的追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学教授与专家学者们的社会价值，对高校泡沫化追求论文数量，应该有所反思。高校更应该对教授实行代表作制度，量化的学术论文是无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也不能衡量老师的科研水平。 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东方早报文章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