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国

温总,国企是我们的家底,不能舍弃

       我在讨论温家宝,吴邦国政治局舌战的可能性时,对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提议作了100%的支持。他提出的“多党制民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他要把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想法却令我担心。在这儿,我忍不住提醒他,国企是我们的家底,正如十八亿亩农耕地是我们的家底一样。只能保护发展,不能轻言放弃。        温家宝要把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理由是因为“目前的垄断国企,是没有效率的腐败企业,是靠剥削人民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是靠垄断利润维持的企业,应当允许竞争,打破垄断。”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角度看,国企垄断市场的确显得不公平。但如果垄断市场所得的利润能完全属于人民而且能用于人民,情形就有180度的转变。经营运转好的国企就等於是取之不尽的金矿,国家控制了国企,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动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西方资本主义正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原因是政府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却必须为人民提供各种的福利。从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是迟早要崩毁的,除非他对垄断市场的行业收取重税。但要收取重税谈何容易。希腊政府面临破产,他的人民却为税收增加而示威。201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付给他的总管过千万的薪金,却还能从政府里拿到补税的优惠。美国政府的欠债摊分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多达6万美元,40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在相当长时间内将会只增不减,就是因为赚钱的行业都控制在私人手上,他们千方百计逃税。政府要挽救衰退的经济,却没有税收入。            反过来看中国的情形。中国的国营企业总体来说是赚钱的。据说,去年中国前十家最大的国企所赚的钱比一百四十七家上市的私营公司总共的利润还要高一倍。中国目前的国企总资产达三百万亿元,摊分的话可以给每个中国人带来26 万元的收入。去年的国企收入超过一万亿元,纳税却只有一百亿元。可能是这个数字邻温总失望,觉得靠剥削人民消费而盈利的国企没有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公平是因为分配的方法,国企的税制以及体制问题,而不是国企这一经济架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象当年改革国企一样,大刀阔斧地对国企整顿,把不称职的老总除掉,把仍属于国家的企业连资产和盈利一起收归国有。为什么要让国企领导层为所欲为,淘空国家的资产?为甚么要轻言放弃?         当然国企经营仍存在风险,铁路系统的贪污和经营不善已暴露危机。另一方面,潜在于贪污因素的地方政府融资,私人企业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大部分地产公司的资不抵债,都令银行的超贷款随时出现金融风暴。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比想象更多。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国企的控制。国企是我们的家底,是唯一改善十三亿人福利的希望所在,是保证我们的医疗,教育,居住,退休福利的经济来源。这点还望温总三思。只能改革不能放弃 不要以为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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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九常委” 2011-10-1

[编者注: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的搜索禁词,除了括号内的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家中央军委,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章程 九常委,九长老,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本届常委) 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建行,乔石,刘华清,赵紫阳,胡启立,胡耀邦,邓小平,毛泽东(历届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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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庆祝建国62周年 胡锦涛献花 温家宝讲话

庆祝建国62周年 胡锦涛献花 温家宝讲话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10-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2 4:30:25 阅读量:13次     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要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的现象,走共同富裕之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1年9月30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同志们:   在这秋风送爽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祝贺!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物价、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物价较快上涨势头得到控制,城镇就业进一步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回首过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对祖国的前途满怀信心。我们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要大力推动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使发展的成果造福当代、惠及子孙。   ——要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加强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幸福、安全,更有尊严。   ——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要大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扩大的现象,走共同富裕之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坚决反对腐败,妥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营造有道德、讲诚信、守秩序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   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发展更加科学、民生更加改善、社会更加公正,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来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深化内地与港澳的经贸合作,更好地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与广大港澳同胞一道,共同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要坚持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落实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同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   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来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我们的未来前程似锦、充满希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大业而不懈奋斗!   现在,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二周年,   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   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为来宾们、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庆祝建国62周年 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纪念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来到天安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在军乐队伴奏下,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首都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等分别敬献的9个大花篮一字排开,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每个花篮红色缎带上都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   伴着军乐队奏起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9个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肃立凝视。胡锦涛神情庄重地走上前去,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随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参加仪式的首都各界代表排着整齐的队列,依次登上纪念碑基座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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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郑永年: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郑永年,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中国模式不能过于政治化   记者:中国模式近来一直被热炒,您认可中国模式的说法吗?   郑永年:中国模式这几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我们有一个误区,对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左派人士认为中国模式很好,甚至超越了美国模式。而自由派、民主派认为中国模式毫无意义,也不承认其存在。   作为一个学者,将中国模式过于政治化,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不利于中国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总结中国模式,发现其优劣势。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对发展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不去评论中国模式的好与坏,中国模式首先应该是客观的理念,任何国家都存在自我的发展模式。但是,很多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需要有好坏的价值判断。综观苏联模式,我们理解为失败的模式。一个模式不一定要强加于某个体制去拷贝,照搬他国模式风险是很大的。   客观上说,中国模式要考虑站在哪个层面去理解,才能定义中国模式。从中国改革的路径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新世纪以来,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还有一个层面是政策的执行,大家都在讨论政策层面的得失,发牢骚的学者也就多了。中国的改革政策模式争论非常大,但作为一个历史检验的模式,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这要取决于政策。所谓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摸不着石头,该怎么过河?中国的经济改革,是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核心问题是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也有摸不着的。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改革并没有找到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完成了,但是经济改革怎么深化的问题还不知道。一个很显著的现象,这几年的改革方向是不明确的。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受压制。   现在看来,经济改革有问题,社会改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十六大开始,差不多有10来年时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场看似全面的改革,社保、医疗、教育和农业税等等改革,但总体的改革制度是不明确的。我们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但是实现目标的政治途径是什么?机制又是什么?还是不明确。所以,社会改革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社会改革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稳定,社会改革是处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力量。社会改革能否到位,一方面决定经济改革是否深化,能否为经济改革打下好的基础。社会改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   记者:从中国历史上看,经济改革是伴随这政治改革,验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改革上看,为什么社会改革非常重要?   郑永年:早期的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的,目前是构建消费社会。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社会遇到很多难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社会制度。为什么欧美国家的老百姓可以大胆的消费,中国老百姓不能。因为他们除了买房,看病不贵,上学也不用很多钱,生活成本很低。而中国的社会生活成本很高,老百姓不是不会花钱,而是不敢花钱。在中国所有的积蓄恐怕只能买一个房子,子女又要接受教育,老百姓还有什么钱可消费。好在领导层意识到社会政策的关键性,要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本没有动力。   现在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口转内需。中国出口仍然很强劲,内需很困难,表明转变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改革好坏与否,决定了将来的政治模型,是继续权威政治还是发扬民主政治。社会改革到位,中产阶级强壮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了,就形成橄榄型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化。   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产生政治权利的要求,中国也不可避免。但是,简单的说民主化是抽象的。民主化如果像西方所说,人均GDP达到2000美金称谓民主化,政治也可以开放。但2000美金的民主化和20000美金的民主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人均GDP比较高的民主,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欧美化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相对来说比较理性。   中国当务之急就是进行社会改革,如果改革不好,中国的民主化就会激发出来。因为社会不公平、穷人越来越多,矛盾日益突出,严重的政治激进就会出现。政治激进化,民主是一种可能性,也许会带来一场革命。在我看来,中国这个阶段的社会改革真的比经济改革还重要。   中国经济出现了排他性发展   记者: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了,十二五报告里提出“包容性发展”这个词,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顶层设计”,您怎么理解政治领域出现这两个新名词?   郑永年:包容性发展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的改革,如果只有少数的群体受惠,就叫排他性发展,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就是包容性的发展。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大多能够受惠于改革。90年代朱镕基的分权改革,一个是下放到地方,政府藏富于地方。一个是下放给群体,藏富于民,这是包容性的发展。为什么这几年要提包容性发展?因为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排他性发展,经济发展是在加速,但经济发展的受益流向了少数社会群体。   看看国内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投入四万亿去救市,这四万亿其实是给了国有企业。朱镕基当时设立的国有企业,意思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这些部门要有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国企。现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初期改革的目标。现在国有企业搞垄断,但它并不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而是财富转移机器,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穷人转移到富人。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排他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提出来包容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接下来就需要顶层设计。目前的经济可以理解为被少数的利益群体所控制。如何脱离这个利益群体的控制?全球有两种做法,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不会克扣自己的粮食,而下面的老百姓受不了了,可能就会革命了。美国的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说过,“自上而下的强化中央权利是战争的初演”。当然,革命老百姓也不乐意,如果革命的话,大家都是受害者。   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从改革到革命,改革没有进行起来,就会变成革命了。中国光强调中央集权是不够的,光强调顶层设计也是不够的。政策设计好了如何去实施?恐怕实施起来有很多的阻力。回顾历史,古人是非常聪明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皇帝、大户、再到下面的社会群体。大户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当大户阻碍社会进步、阻碍改革的时候,皇帝和民要结合清除大户。现在也是这样,顶层设若只是中央把权利收起来,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恐怕是执行不下去的。   记者:这会不会又回到专制主义?   郑永年:这不叫专制,不像过去毛泽东的号召搞民众运动。其实是更民主化一点,称为制度性的改革,亚洲、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不要革命的话,尤其是中国一党主导的国家,你不革命,只能通过政治开放的办法,让民众参与。如果你不开放,就表明这个体系是既得利益掌权。90年代的政治开放是成功的,早期工人农民同盟,后来是农民企业家,新兴群体起来了,修改宪法保护公共财产,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些都是正确的做法,就表明执政党开放了。而现在执政党开放成都远不如当年了。目前看来,开放是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径。   群众运动式改革是不可持续的   记者:重庆正在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唱红打黑”是否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改革?我们是否该推崇这种形式的政治模式?   郑永年: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我看来,薄熙来是在政策动员,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能动刀,他想通过这个独特的方式去推动改革。我不赞成这个方式,这是超越制度的理念。毛泽东是政治强人,从历史上看,靠群众运动式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一个人每天都唱红歌,那样政治就永远不会安宁。中国还在承受着毛泽东当时文艺制度化的恶果,如果毛泽东当时不是搞运动,是政治建设的话,中国现在就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是把他自己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制度,而毛泽东是用他的思想理念推翻这个制度,永远是游戏,不断的群众运动。而现在的领导人进行制度建设可能就会更难了,中国的制度本身就不强,如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造势,对长远的中国制度建设是没有好处的。   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薄熙来式的作风。因为中国的制度,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就说了,中国不搞联邦主义。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中国实际上的联邦主义》,美国是宪政上的联邦主义,而中国是实际的。中国的领导人想通过某些形式去搞民众运动,还是可以形成的。   记者:外界认为薄熙来是个魄力十足、谈吐得体的魅力官员,您怎么看薄熙来个人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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