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薛涌：中国要为衰落作准备 进入专题 ： 衰落    ● 薛涌       中国已经是个世界大国。这一不可争议的事实，向当今所有的中国人提出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怎样做大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历史上，从罗马帝国到大清帝国，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国，都走向了衰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国家。它们如何回答，将决定两国未来的命运。     为什么说中国是个大国？不妨看看基本的数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08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四万四千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十四万亿多美元）和日本（四万九千亿美元），超过了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三万六千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2010年中国的ＧＤＰ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经济学家们还经常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核算ＧＤＰ，那就是购买力。对购买力的估算最简单的解释是：因为各国生活费用差距相当大，每一个美元在不同地方能买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中国因为物价相对便宜，十美元能买的东西比在美国用同样十美元能买的东西要多。如果按照货币在各国的这种实际购买力来估算，ＧＤＰ就会重新排座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是：2008年美国ＧＤＰ以同样的十四万亿多美元排名第一；中国则以将近八万亿排名第二；百物腾贵的日本，ＧＤＰ总量仅为四万三千亿，远远落后于中国而屈居第三；印度则以三万两千多亿上升到第四（在以美元面值计的常规ＧＤＰ榜上仅排名第十二），德国以不到三万亿跌到第五。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领先于印度，在未来十年，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的大国。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许多经济学家的预言：再过三十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这些统计数字和理性的预期来看，已经没有人能说中国不是个大国。     但是，统计数字还揭示了另外一面。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在于中国有十三亿国民所构成的世界第一大人口，并不说明中国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准。庞大的经济总量被十三亿一除，一下子就变得很不足观了。再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以美元面值计，2008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为三千三百多一点，在179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104位，如果以购买力估算，则以不到六千美元排在194个被统计国家和地区的第100位。连萨尔瓦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纳米比亚、安哥拉等等听起来很落后的国家，也排在中国之前。这就形成了我所谓的“大国小民”综合症：经济总量的壮大使许多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大国意识，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应该有相当的发言权，甚至可以“摆摆大”。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大部分中国人则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自己还属于世界上贫困的一族，经济力量甚至还不如被人看不上眼的非洲、拉美一些小国的国民。更何况，中国的发展是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滞后，小民百姓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充满保障，还没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渠道，让普通公民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务有足够的发言权、参与公共决策。大家不仅是经济贫民，而且是政治小民。大国意识的膨胀和这种小民的无助感相互撞击、冲突，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挫折。所谓“中国不高兴”的口号一呼百应，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遗憾的是，以“不高兴”的心态是很难当大国的。人在“不高兴”时作出的决定经常是基于情绪（而且多是恶劣的情绪）而非理性。这种决定的错误性自然导致更“不高兴”的结局，并接着触发下一轮的“不高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高兴”就会演化为压抑、愤怒、疯狂… 具体而言，“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心态强调的是大国“应有的地位”，把个人层面的挫折感归结为国家的国际地位被低估、归结为外国亏待了自己，进而激发极端的排外、仇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忽视了这种挫折感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小民”、“贫民”的现实，在于我们国家自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通过对外发泄而躲避自己问题的弱国心态，和大国的地位很难共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不久前，国内有一股强劲的“航母热”，甚至掀起了民间捐款造航母的运动。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其中，77.53％的网友表示愿意无条件捐款，只因自己是个爱国者，8.15％的网友表示愿意捐款，但会量力而行。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     我看到这种现象，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首先，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拥有强大的财政机器，能够有效地支付国家的种种职能、特别是国防职能。靠民间捐款维持军力，往往是国家贫弱或破产的症侯。这种破产国家本应与中国当今的国力相差十万八千里。“航母热”的导火索，是最近的南海海域争端。中国是世界上领土第三大的国家，有漫长的边疆，加上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开始得晚，和邻国之间在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自然比较多。但是，这和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完全是两回事。作为大国，处理这些事务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大可不必抱着半殖民地的心态，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要来瓜分自己。在南海和中国有海域争议或潜在争议的诸国，最大印度尼西亚，ＧＤＰ不过五千多亿美元，相待于中国的八分之一；马来西亚不过是两千多亿美元的ＧＤＰ，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甚至远远顶不上一个广东；菲律宾一千六百多亿，越南不足九百亿，加起来也不过中国的四分之一。和这些国家有一点小争端，如果换上老挝、柬埔寨，也许会演成举国动员的危机。中国这么一个世界大国犯得上吗？这种心态，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呢？更不用说，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军事战略讨论中都特别强调航母这种大型战争机器的过时性，无法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大家倾注资源发展灵活快捷的高技术小型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等等。可见即使真有国家安全问题，航母也未必是个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国小民”需要的未必是真正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要解决的是高不高兴的问题。航母规模巨大，有威风，更象个大国宣言。这是“航母热”的重要根源。     中国是否要建航母，还是留给有关决策部分审慎考虑。但“航母热”帮助我们揭示出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种“不高兴”会导致更“不高兴”。大国当然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管你生活在北京、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还是甘肃、贵州等落后的内陆地区，你最大的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究竟是外国军队入侵、自己马上成为亡国奴？还是生了病去不起医院、干活拿不到工钱、下矿井一去不归、退休后丧失了生活来源、或者房子被人强制拆迁？     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认为后者才是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最大、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本书所讨论的，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深信，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高高兴兴地做大国。     本书虽然叫“怎么做大国”。但大国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生活场景。书的核心是人，是中国人的生活。在讲到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时，我要探讨的是这究竟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离开了人，经济总量在世界排第几并不重要。三十多年后，也许中国的ＧＤＰ确实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许多人为这一远景兴奋不已，甚至“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这些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同样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地位，大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美国取代。难道有人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吗？     所以，做大国不是坐在ＧＤＰ的头把交椅上自我陶醉，更不是站在这把交椅上大喊大叫“不高兴”。做大国的目的是做“大民”，让中国人生活得有保障，有尊严，有价值。     以人为中心，自然就要讲人口。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样的地位，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对中国而言并不新鲜。至少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当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很快就会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但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增长到14％所用的年份。法国是从1865到1980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115年，美国将在1933-2013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69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1970-1996年间用了26年时间走完这一过程。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2000-2026年期间用26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明白，因为用26年走完了美国69年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八十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九十年代背上老龄化的负担，进入了所谓“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200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ＧＤＰ仅为34,100美元，和美国（46,859美元）已经不在一个层次。美国因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又不断引进年轻的、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减缓，甚至会比中国的人口年轻。中国则在2026年六十五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和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日本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轨迹，自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参照。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自然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 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和他那个“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达到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计划生育的一大代成为主要劳动力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消失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有至少二、三十年后的战略设想。     日本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把日本转化成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大，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虽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中国经济起飞二十五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而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九十年代以来的衰退的话，等着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思索就会太晚了。     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经济就象人一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受多太多教育，经验也非常浅，但是有一身强壮的肌肉，他当然是个打工的好料子，靠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你是位负责的长辈，你就会劝说他，扛大包可以，但要适可而止，挣点钱可以去读书，日后可以避免找个更高层的工作。毕竟你不能永远这么扛下去，年纪大了就扛不动了。“衬衫经济学”则根本不考虑这个小伙子会老，于是不断给他打气：看看，你干这行比谁都好！要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你的优势。我的基本观念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七八岁刚刚起步时可以扛大包，但必须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有以后怎么当经理或工程师的长远考虑。大概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干粗活、端盘子打工的以年轻人为多，ＣＥＯ等等领导层，则多是更有训练和经验的四五六十岁的人。如果中国经济步入中年但还在打工，这个经济就有问题。     我能想象“衬衫经济学”派对我的批评：打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你要强行走高端的路，就是要刻意增强政府干预，人为地提高劳动力成本，这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去！要回答这一批评，就必须超越经济学的范畴来讨论问题。这也是我下几部分的中心。     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经济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介入，也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必须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从基督教的传统而来，甚至有反市场规则的因素，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被法律化，也成为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这也是我下面几部分要讲的问题。这里最敏感、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如今，中国的主流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价值，并正在摸索中国独特的民主之路。在我看来，最现实可行的路主要应该从基层走。村民自治的基层选举就是非常好的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开始，即所谓“放权”、“搞活”。这种国家权力的退出，应该从经济领域延伸到行政领域，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用我的说法，就是从经济承包走向政治承包。基层自治体有效地发挥管理职能，不仅能够减轻国家的财政意识，而且还能让老百姓尝到当家作主的滋味，强化了他们的国家认同。    进入专题： 衰落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经济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71.html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贺雪峰：浪漫主义想象误导土地制度改革 进入专题 ： 土地制度改革    ● 贺雪峰 （ 进入专栏 ）       当前中国出现的关于土地制度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绪，是十分误导且有害的。中国土地制度具有很好的优势，完善而非改变当前的中国土地制度，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土地制度为何成为当前焦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未来走向，成为近年来国内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七届三中全会用大量篇幅来讨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此前后，学界在土地制度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各有想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九亿农民离开土地，农民的生活就可能会变得困顿；因为不可再生和不可移动的特点，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土地非农使用可以产生巨额的级差收益，如何分配土地级差收益，不仅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农村土地的性质、中国的现实国情等问题，而且涉及到未来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土地是农业的基础，离开土地，就不能生产出粮食等农产品，而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22%的人口，耕地资源的有限就不是一个虚假问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在有限的耕地上，只能获得有限的收入，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慢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状况可能难以改变；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困难在哪里？他们未来的出路何在？不仅是农民，就连城里人也越来越买不起住房。有人说住房太贵是因为土地太贵，为什么土地会那么贵以至于城里人都已买不起住房？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关涉九亿农民切身利益，关涉中国现代化前途，关涉到所有中国人生活的重大问题。土地制度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让农民都成为“地主”就能富裕吗          当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中，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想象，就是以为只要有一个好的土地制度，农民就可以从中获益，就可以人人成为“地主”。农民因为有了好的土地制度，就可以富裕起来；以为当前农村之所以还是穷，农民之所以还是苦，就是因为制度不行，尤其是土地制度有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分田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分田到户后，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土地的所有权，无法富裕起来，小岗村人称之为“一夜迈过温饱坎，三十年未过富裕门”。     类似以上说法，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农业产业化的讲话中，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述中，在各个新闻媒体报道中频频见到。比如，周其仁在给成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中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他乐观地估计：“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而仅仅从农地使用来看，这种乐观意见也认为，建立在土地确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可以让农民富裕。     其实，只要还有常识，我们就会懂得有限的土地是不可能让农民变得富裕，除非土地可以长出金条。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多一点，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过2亩，户均不足10亩。这18亿亩土地主要用于种植大田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这些大田作物价格和产量都比较稳定，需求量也比较稳定。少数土地可以用作种植经济作物，但经济作物的特点是价格不稳定，市场风险大。无论如何，在中国农民人口众多、耕地总量大但人均耕地较少的国情下，土地无论是用于种植大田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其产出都是相对固定的，农民可以从农业中获取的收益也是相对固定的。     在不考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市场没有持续扩大，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越多，就越不值钱，增产不增收是必然的。农民若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所有权如何安排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使用权，且使用权的重点不在于长期稳定而在于方便生产。           农民不仅要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要土地的所有权吗          很多论者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农民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现在仅仅给农民土地使用权是不够的，农民还要求有土地的所有权。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若你问农民是否要更大的权利，农民当然会说“要”，任何人都会这样回答。问题是，农民个人更大的土地权利，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独自扩大了土地权利，而是所有农民都扩大了自己的土地权利，所有农民土地权利的扩大，就使之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变小，之前集体可以做得成的事情，从此不再可以做成。     全国95%的农地都是要用作种植的，用作种植的农地，关键是使用权。当前的中国农村，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给农民以种植补贴，农民种地有自主权，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经济作物，他们有决定自己种什么的自由，并从市场上获取相应的种植收益。农民种什么的自由是土地使用权决定的，农民并非非得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才能面向市场决定种什么和怎样种。或者说，只要是用于农作，更大的农地权利对于农民其实并无意义。     用于农作的农地有个投入问题，即若农民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话，农民就可能更加珍惜自己的土地，使用更多绿肥，更少掠夺性地使用土地。要做到这一点，只要保持土地的使用权相对稳定就可以了。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来，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土地都保持了这种相对稳定。即使土地经常调整的农村地区，土地往往也是小调整，即依农村人口的变动，对部分变动人口的土地进行调整，绝大部分土地是不调整的。     而若农民有更大的土地权利，会导致任何土地的调整都无法进行。之前土地可以调整时，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村组两级可能应农民要求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现在因为土地权利已经固化(更大的农民的土地权利)，而使集体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不再可能，农户合作因为无法克服高昂的集体行动成本也难以达成。其结果就是，农民有了更大的土地权利，他们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农作，但他们却因为土地利益的固化而使集体行动更难达成，农作更加不便。土地权利更大的好处未得，而坏处却已无处不在。           哪些人要求更大的土地权利          农村是否有人需要更大的土地权利？当然也是有的，不过，并非是真正耕作土地的农民(耕者)，而是两类已经离开或即将离开土地的农民(非耕者)。     换句话说，真正要求更多土地权利的农民，往往并非是耕田种地的真正的农民，而是已经脱离农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这些人有的已经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成为了地道的城里人，比如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参加工作的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他们因户口已经转入城市，村集体就可以收回其承包地。还有的通过做生意、当包工头、办厂，获得大量收入，可以在城市买房安家等等。这些已经融入城市生活的人们，已经不依靠土地来获得收益了，但若仍然可以占有土地，他们就愿意让土地空在那里，或租给耕者耕种以收取租金。他们因为在城市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农地流转出去也值不了几个钱，他们因此将土地放在那里“有着”，等着土地将来的升值，或留作“乡愁”。     还有一种外出的农村人希望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就是那些进城生存仍然艰难的人。他们在城市务工，但务工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他们在城市做小生意，但总是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他们在城市生活艰难且风险很高，总是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因此，如果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将土地抵押或卖掉，他们就可能获得一笔在城市安居的资金，提高了在城市生存下去的机会。不过，农地不可能卖出高价，这些卖地收入即使可以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机会，往往也只能起很小的作用。随着年龄增大，在城市务工收入降低，越来越难以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去了，他们会发现再想回去已经没有可能了。他们就可能不得不忍受比农村生活更加不体面和无尊严的城市贫民窟生活。考虑到中国九亿农民的庞大数量，进城失败而又回不去的农民即使只有少数，也会高达数千万。庞大的城市贫民窟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这是我们必须要有谨慎的农地制度的一个原因。           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是否做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          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提出“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目前地不能尽其利，已是世界普遍的现象。台北市中心相当破旧，据说已经动员拆迁20年，仍然因为有不动产主索价过高而无法谈成拆迁协议。高雄到台北的高速铁路，因为征地困难，不得不绕走偏远山区。日本成田机场因为居民不愿搬走，僵持几十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要以百亿美元计。当然，有人说权利不能用成本来衡量，但我们也知道，权利是需要成本来维护的。无论权利应该如何安排，以上例子至少是说明了地未能尽其利。同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化程度高的国家，占有较多土地且土地位置恰好在待开发地段的土地所有者就可以得到超多的地利，地利被地主拿走当然应该。土地涨价归公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核心，因为土地开发带来土地升值，并非地主努力，而是社会经济发展使然。地利被地主拿走，地利也就不可能归公；没有可以归公的地利，政府或国家也就无力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看起来，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正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训导，可以做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这恐怕正是土地公有的中国，基础设施远好于土地私有的印度的原因。     当前中国出现的关于土地制度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绪，是十分误导且有害的。若我们不能真正深入地分析和理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逻辑，不能厘清当前土地制度上的种种想当然，我们就可能丧失自己在土地制度上的优势，而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具有很好的优势，完善而非改变当前的中国土地制度，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42期） 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制度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社会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9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