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很抱歉我要看一下稿子，最近领导批评开会念稿子，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领导批评的是别人写的稿子，我是自己写的稿子，应该不一样。十八大以后我们都看到了一些新风，当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把目光从西柏坡转向深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重启改革的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当来自顶层的讲话，重提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感到失望，说我们已经摸了30年的石头了，怎么还在摸？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没有说什么石头是不可以摸的，而在过去我们知道有几块石头不可以摸，现在又可以摸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信号。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趋势已经存在了可能性。十八大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太大争议了，接下去要讨论是如何推进改革？改革刚才吴教授讲了，是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十年间，我们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们在讨论重启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很难恢复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没有公信力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民众有可能又会以为是一场高调的空谈。改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所以，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有必要。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还在于改革的难度，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的多，因为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碍是当年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都没有碰到的问题。改革的第二个困难是共识缺乏，1978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1978年困难很多，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的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要打压，不要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除了设计国家整体制度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它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个国家是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就时间表而言，恐怕只能是有头无尾，也就是宣布具体某项改革开始的大致时间，而不限定完成的日期。因为从改革过去的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要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的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我觉得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为了强化，我的观点还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路线图和时间表的重要性在于强化改革的公信力，就是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展开这些方面的工作来使得民众能力积极的参与改革。除此之外，强化改革的公信力还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的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我们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我们设想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区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
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因为我本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在这里展开，法律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讨论风险也比较高，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利，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我只是讲一下，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你要说路线图，我想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在过去政府广泛的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这些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因此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光是说政府干预经济，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了，政府去定点，政府去指挥，你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是经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所以，政府退出经济，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你让他退出经济，他为什么选择在经济里，他有强烈的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它的考评是GDP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取消以后改为群众满意度，这是第一。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我们的财政现在是一个黑箱，中央财政都是一个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的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在人大适当到会的情况下，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这个词我一直说用的不太好，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因为我们的那个监管，前面监督还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后面的管理是监管的原词根本就没有的含义，监管的原词叫只要你企业，只要你交易主体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所以我们翻译过来给大家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规治就变成监管了，监管改革的原则，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的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这方面周其仁教授是专家，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允许多种政权的流通，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低价和放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领导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但是我想提是实干兴民，未经领导同意，把兴邦改成兴民了，因为国和邦都由人和民组成，终极目标是富民和兴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谢谢大家！
（许小年教授12月19日在“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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