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

杨支柱与他的两个女儿：若楠（左）和若一。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温雅琼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今年6月，杨支柱终审败诉，对官司不再抱有幻想。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做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 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这起“教授超生被辞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媒体关注，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 “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2010年年底，这个倔强的湖南男人，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独生子女政策和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现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免费出任代理律师，“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周泽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今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杨支柱一审败诉，海淀区法院认为，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杨支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今年4月，杨支柱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不接受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撞墙吧？只好不理它。” 其实，无论是杨支柱还是周泽，都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周泽猜测杨支柱的用意：“他可能通过这种‘行为艺术’，达到拷问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对此，杨支柱并不否认。 他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得比我这个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杨支柱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卖身交罚款” 虽然官司输了，但杨支柱还是请老同事周泽吃饭作为答谢。这顿饭吃下来，结果却被知晓杨家生计状况的周泽，借上厕所之机提前埋了单。 “我知道他家庭负担很重。”周泽说，去年杨支柱去长沙办事，为了节省开支，买的竟然是硬座票。 饭桌上，周泽对杨支柱开玩笑说：“你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吧。” 杨支柱很喜欢这个玩笑。他甚至也有这个想法，如果海淀区法院真的来强制执行，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抱到海淀区计生委门口去，搞个行为艺术。 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他真的去行为艺术了一把，不过，地点不是海淀区计生委门口，而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精心考虑过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维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 杨支柱的这场抗争，外界有着不同的解读。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的判断来自于，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一胎化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杨支柱对此坚决否认，“孩子都是从胎儿来的，不堕掉她肯定就会成为你的孩子。为孩子治病倾家荡产的人很多，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动物都可以为孩子奋不顾身。我读了那么多书，不能连畜牲都不如。”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纯属意外。 2004年，38岁的杨支柱和陈虹结婚。他曾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当时陈虹还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杨支柱还高。“二胎”，还是一个他们触摸不到的话题。 2006年，陈虹怀上了第一胎，生下了女儿若一。 三年之后，2009年，陈虹再次意外怀孕。她的态度与丈夫一样，同样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在事后一封发布于网络的声援丈夫公开信中，陈虹说，“老杨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 处罚是杨氏夫妇俩意料之中的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然后生完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学一下杨支柱认识的那位书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过请客送礼，只被罚了5万块； 再不然，就像杨支柱还认识的一个大学学院院长，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儿说成残疾，说女儿心脏有个洞，让医院开个证明。“实际上计生委知道你这个是假的，但你给了点钱他就不管了。医院里开个证明，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嘛！” 可是，最终杨家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他是湖南人，脾气很倔。”不止一位熟悉杨支柱的朋友对南都周刊记者如此说。 与杨支柱交往甚密的周泽则表示，杨支柱不想打掉孩子，固然与自己爱孩子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立场和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一直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要去追求？可能是秉性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不合理，就用行动去抵制。” 从抗争者到计生制度研究者 就在杨支柱为自己的“二胎”抗争的一年多里，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制度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这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田雪原说。他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 而2011年7月，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个孩子）试点的申请。 “这些消息，会不会给你一些乐观？” 对此，杨支柱连着回答了两个 “不乐观”。在他看来，广东省的意图可能是现在申请单独二胎，到2016年申请全面二胎试点。但是他分析认为，1990年以前中国每年女孩子出生1200多万人，而目前每年女孩出生人数不到600万，这样即使以后放开生育，适合生育的女性的人数也极少。 按他的逻辑，“（人口）灾难本身是注定的，我们现在只能尽可能地缩小一点灾难。”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能提出调整人口政策，是值得赞扬的。”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但是在人口危机已经开始全面爆发之际还只提放开二胎，是缺乏前瞻性的。” 杨支柱与易富贤相熟。杨在1990年代就从法治角度反思过计划生育，2006年两人开始联系，在人口问题上有着“高度共识”。谈到对杨支柱的印象，易富贤说：“作为湖南老乡，我们在性格上也都比较‘蛮’。” 杨支柱、易富贤两人都认为，现在提放开二胎，已经是落伍的观念。易富贤向本刊分析，要维持出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远远比发达国家要高，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在2.3以上。 “考虑到不孕症（中国目前是1/8家庭不孕）、单身、丁克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两个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个孩子。”易富贤说。 易富贤认为，中国尽早停止计划生育，可为今后节省“动能”，否则，“中国今后将与现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长期在低生育率的泥坑中挣扎。” 对于“生二胎”的态度，杨支柱在三年中迅速地变化： 2008年，他曾与何亚福、梁中堂、滕彪、吴祚来、叶廷芳、易富贤等众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但到了2010年11月，他在题为“必须无条件停止计划生育”的评论文章，明确表示“放开二胎”是错误的；近日，在回答“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向哪方面调整”时，他说：“没法调整”，“应该彻底废除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 但是，从制度层面来说，他并不乐观。 根据他的观察，现在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鼓与呼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越来越少。“2007年有二十几个人发言，你现在找二十几个人还找不出来。因为说话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争的代价 如果不要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杨支柱被学院解聘之后，先后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毕业校友、五教师上书院领导，称“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希望学校能“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免于处分。 但这些陈情，并未获得校方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我现在是失业状态，又不能领失业救济金。”他说。 现在，杨支柱一家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位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家属区，室内已经显得非常破旧。 在北京已是房价飞速上涨的2007年，他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购买这套房子，每平方米3720元。被学院解聘后，经济拮据的杨支柱一度想把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带妻子孩子到乡下去住。“学校的房子很抢手，一个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这个主意，被妻子陈虹坚决拒绝了。 杨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实发几十块。” 他“下岗”的事情，最初没告诉家里的老人，但后来也慢慢知道了。“都八十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意见可表达了！” 杨家走廊两侧墙壁，已经被他两个女儿的涂鸦涂满。 杨支柱指着墙上中规中矩的画，说：“那就是大女儿画的。你说这好看吗？这不就是照相吗？”显然，他更欣赏那些天马行空的图像。 “臆想的，与事物不符的，那才是小孩画的。”这种评价，让人想起了他阐述自己教育理念的那本书—《自由从摇篮开始》。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经过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登记到没有户口的人有1300多万，其中多是超生人员。虽然仅占到全国人数约1%，但仍然是个庞大的群体。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但他仿佛一位大战风车的骑士，尽管形容落魄，但还没想去屈服。 对于丈夫的坚持，妻子陈虹淡淡地说：“路都是自己选择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作为妻子，陈虹并非没有怨言。 生孩子成为公共事件，也并非这位母亲所愿。 现在她最为希望的是，当若楠六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以及所有那些关于反对或支持计划生育的文章、言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写道。

（资料图） “社会抚养费从它出世那天起就不合时宜”、“征收标准和办法都是违法的”……7月5日，第22个世界人口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召开“社会抚养费制度的实践与走向”研讨会，法律学者杨支柱激情炮轰在内地饱受非议的社会抚养费制度。 杨支柱外号“超生教授”。去年4月，因为妻子超生第二胎，他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解聘，北京市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还给他开出高达24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罚单。杨遂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海淀计生委的决定违法，请予依法撤销。 此案一时引起社会轰动。免费为杨担任辩护律师的周泽开玩笑说，你可以把孩子抱到计生委去，由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生委进行“社会抚养”。杨支柱当即表态：“我们夫妻都失业在家，如果海淀区法院强制执行我的财产，我要把孩子抱到海淀计生委门口去，搞一个行为艺术。” 今年4月，海淀法院一审判杨支柱败诉、维持计生委的处罚决定。他不服判决，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并继续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杨对记者表示，如果海淀区计生委能够给他开具账单，详细说明社会抚养费的用途，他可以缴纳这笔费用。然而，长期以来，大陆官方收缴的社会抚养费到底有多少，都用在了何处，是否投入了社会公共事业，补偿了多少社会资源，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没有人能说清楚。 社会抚养费总额或逾万亿 所谓“社会抚养费”，按照大陆官方的解释，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征收的法理依据是，因为“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了负担”。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之初，各地对超计划生育的人多是给予“超生罚款”。1994年以后，一些地方认识到，计划生育是倡导性义务，对超计划生育不适宜给以行政处罚，因此，陆续将罚款改为了收费。 1996年《行政处罚法》出台后，进一步明确对于超计划生育的不得给予罚款，但可以征收“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3月，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实行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同年，财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然而，在内地众多学者看来，此举不过是以“经济补偿”之名行“行政处罚”之实。 内地自1979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超生人口到底征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官方没有公布过明确数字，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要对这笔“罚款”做大致推算，首先要知道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超生人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梁中堂估算，1979年到2010年期间则共出生约6.5亿人口。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1979年到2000年总共出生的人口4亿多，如果考虑到低年龄的瞒报漏报和期间的死亡，新出生人口大约4.5亿，其中约60%符合计生政策，约40%即1.8亿人属于政策生育率不允许的超生人口；而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中国又有2亿新生人口，如果超生率以30%计，超生人口约6000万，加起来总计约2.5亿超生人口。 实际情况还不止这些。30多年来，符合生育政策但因为没有得到生育指标而被当作超生、违反政策生育的，并非少数。所以，有人估计，到2000年大约有接近2亿人口，到2010年有3亿人口属于超生或者违反计划生育人口，都属于已经打了很大折扣的数据。 “一个国家有2－3亿人口被政府确定为‘超生’，再加上决定让他（她）来到世上的两位当事人，至少应该涉及6－9亿人口。尽管社会抚养费存在严重征收不到位的情况，但仍然可以认为，这项政策影响到6-9亿老百姓的生活。”梁中堂说。 民间人口问题学者何亚福估计，如果从1980年起，全国所有夫妇都按政策生育，没有人超生，那么到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1亿左右。然而，按照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中国人口达到了12.6亿，也就是说，有1.6亿是超生人口。再加上2000年以后的超生人口，可以大致断定：从1980年到现在，中国超生人口不少于1.5-2亿。 这些超生人口到底交了多少社会抚养费，由于各地执行时具体标准不同，差别非常大，更难估算。 一般来说，经济落后地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较低，经济越发达，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越高；时间越往后，超生罚款标准也越高。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超生一人，罚款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很少有超过一万元的。现在超生一人罚款几万元、十几万元并不鲜见，甚至罚款几十万元、上百万元都有。 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何亚福作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粗略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推算：1.5-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2万亿元。如果采用梁中堂对超生人口的估计，社会抚养费的数额或可高达3万亿元。 还有人从地方公布的收费数字来推算全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情况。公开资料显示，安徽省舒城县2009年共征收社会抚养费1300多万元；湖南省常德市在2002年即征收社会抚养费815万元；河北某县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从2005年开始就接近千万，2010年达到3000万元；而南方某城市在2005年就征收了约3000万元社会抚养费，2008年甚至高达9000万元。全国共有2862个县，如果以上述河北某县2010年的数字推算，全国一年的社会抚养费约860亿元，离上述3万亿元的推算还有一定距离。 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部门？ 社会抚养费的使用，多年来一直饱受诟病。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基层工作人员对“社会抚养费都由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和使用”表示不满。“有的甚至用于买小汽车、建办公楼、盖职工宿舍和搞部门福利，把社会抚养费视为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自己的钱’，不是抚养‘社会’,而是抚养了‘计生部门’。” 近年来，各地社会抚养费都实行“收支两条线”，但许多地方的人口和计生投入很大程度上仍依赖社会抚养费和服务收费，财政依然按比例返还这部分收费。据媒体报道，如四川省县乡社会抚养费占人口和计划生育投入的40%至70%，而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92%返还基层。经记者计算，安徽舒城县2009年的返还比例也近80%。用一位计生干部的话说，社会抚养费仍然是“取之计生，用之计生”。 由于1991年起，全国渐行推广地方官员计生一票否决制，计生部门本身也难免膨胀，以山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当地专职计生干部编制就多达5万人。计生的行政成本极为高昂。 2009年，有网友公布了一个镇计生服务站的“社会抚养费”支出分配，印证了上述说法：在共计19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支出中，有44%列为“其他支出”；21%用于职工的工资；11.5%上缴镇政府。而用于独生子女奖励的只有0.42%，合计8130元；手术服务费也不足4800元，约占总支出的0.25%。 审计机关对社会抚养费的用途也颇有微辞。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4月的《河南审计》专文披露了社会抚养费收支管理中的各种乱象，包括截留坐支、挪用、乱罚款、打白条甚至不开票、滥发奖金、吃喝招待等，几乎成了基层部门的通病。以至于知情人形容内地基层财政，有“市县靠土地，乡村靠计生”之说。 2009年，四川内江市县(区)两级审计机关对辖区内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的问题比较突出，全市4个区(县)共有11344万元社会抚养费收入未缴入金库，直接在预算外财政专户中使用。 要求社会抚养费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有评论认为社会抚养费是一项典型的政府基金，应当由财政部门建立专门的“社会抚养基金”，并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使资金的使用范围、支付程序、管理办法等做出严格的、明确的规定。 2011年“两会”期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提交《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社会抚养费”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执行中存在严重问题，巨大的征罚力度和强制执行导致一部分“超生”的弱势家庭陷于赤贫，并导致堕胎、弃婴、卖儿卖女等现象，严重侵犯妇女儿童权益，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 在7月5日的研讨会上，考虑到“一胎化”政策在“十二五”期间仍难以动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贵松建议用“生育调节费”来取代“社会抚养费”，以经济手段抑制而不是否定公民的生育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征则提出另一种替代性选择，可以考虑采用“对私有财产和其他自由权限制强度更小的税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