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2011年11月09日 19:05:46 　　按：我批评维稳的年代缺乏政治，缺乏不同利益和意见之间的协商，缺乏在协商基础之上（而不是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整合，这并不等于说作为反对者，就天然拥有了一种政治性，不等于说从反对的活动中，人们便自动取得了恰当的政治眼光和立场。有时候人们在谈论“政治化”或者“非政治化”时，仍然是权威钦定的“政治”。   　　许多东西我们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我们同样缺课太多。除非有了一些新的起点，事情才会有一些新的面貌。也许，只有是自我限制的，才可能是更大自由的。放在这里的是去年一篇长文的部分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175.html 。在这之前有许多讨论，在这之后还有许多讨论。此番单独拿出来，同样希望听取不同意见的讨论。   　　这里言及反对派的政治有四条：一、自我限制；二、重建社会的自主性；三、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四、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反对的政治   　　 自我限制的革命   　　 ——反对的政治之一   　　作为反对派如何处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还在于反对派要不要考虑政治？   　　当然，道德必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战场，一意孤行的专制制度贯穿了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明显违反人们的道德感，结果造成谎言盛行、不负责任至上的沉沦局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对上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对下则是轻视冷漠，乃至肆意践踏。但是民主的反对派是否仅仅停留在某种道德情绪上面，是否仅仅是靠道德义愤就能够解决问题？是否越是这样，事情就到了快要解决的地步？   　　不揣冒昧地说，我的同胞当中不乏有人仍然继承了一种类似巫术的心理，是不发生直接接触的交感巫术那种。潜意识中相信只要我在这里念动几句咒语，那边就有一个人应声倒下了。这帮助说明被压迫者的天空总是低矮的，在他们的多种基本权利受到限制时，他们政治上的想象力也同样会受到损害，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们便不需要一些政治上的眼光？不可以提出他们政治上的规划？   　　说到“政治上的规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些“前景”，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除了“远景”，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近景？除了我们想要去完成的蓝图，我们能不能考虑眼下能够做起来的？而如何去做，取决于对于眼下形势的分析，对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估计，对于自身力量的估计，包括也许要想一想，对方正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才是米奇尼克真正的长处。他说过他的分析始终是对于处境的分析，因此胡平先生说他是“战略家”。今天我们介绍和谈论米奇尼克这个人，并不意味着要照搬波兰的经验，有谁说过波兰与中国一样吗？但是反对派如何拥有一种政治意识、具有政治眼光和自身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控诉以及揭露的层面，这对于我们恐怕不是一个过时话题。人们是多么容易与他的环境长成一体啊。米奇尼克在某处将“持异见者”与“反对派”区别开来，这是有意思的。我的理解是，前者是个人性的、文化性的，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的工作，比如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代表工作的全部。“伦理并不能成为政治纲领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波兰和苏联关系的前景”。（《新演进》）。   　　政治不是抽象的，是“你”与“我”的关系，是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一个人站到了另一个人的身边，是互相看得见眼睛和鼻子，而不是仅凭想象泛泛而谈。在那个年代，米奇尼克们怎么谈论自己呢？如何说明自己的存在呢？他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框架之下开展自己的工作？如何给自己一些限定，而不被老虎当作美餐一口吃掉？   　　这就有了“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这话其实无关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一个十足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反对派”要怎么活动才好呢？不要闹到引来苏联军队，这是一条大限。经历了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也不想再次手上沾血；而波兰统一工人党虽然面临苏联压力，但是其中也没有人想以“卖国贼”为业，成为波兰民众千夫所指。但是这并不是说，苏军入侵完全不可能。就它的本性来说，莫斯科一定想这样做。“如果所有的人都失掉了常识、现实感和节制，那么这也许成为不可避免”，米奇尼克分析道。   　　所谓“苏联军队”、“雅尔塔条约”在今天听起来已经是十分遥远了，但是相关意思可以翻译为——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在“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不要超出这个已有的框架。这个表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如出一辙。称之为“七七宪章”，区区几千字，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请掌权的老虎同志们，真正落实这个国家的宪法上已经写明的人权条款，落实你已经向全世界表明已经加入的赫尔辛基人权条约。   　　运用现有框架，在现有法律框架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为深沉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再次看到某种突然爆发的场景，不希望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喷发与骚乱当中，认为那样一种状态，并不能真正推动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带来新的起点，而且很可能导致倒退。米奇尼克提到当年他们与哈维尔在捷波边境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非法聚会，想来他们就此深入交换过意见，看法完全一致。哈维尔说：这种时刻“有着旺盛的暴躁的仇恨、报复性的愤怒，和一种对于所有忍受的屈辱自己弥补的狂热要求。”而掌权的人们感到自己“曝光于前所未闻的威胁中时，会毫不犹豫地调来上百万外国士兵来拯救他们自己和这个世界。”（1975）当然，如果本国的军队足够的话，便不需要向外搬兵。米奇尼克说：“民主的反对派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更加宽广的问题，它和一种急切爆发的可能性没有必然关系。一种爆发可能导致社会压力的正常渠道被关闭。”（1979）。   　　在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是两个起点，既是道德的，又是政治的，这两个起点如何统一时，米奇尼克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而，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所启动的层面，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那些身边的细小末节，人们不需要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只是换一些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便可以加入到这场“革命”中来。   　　如果从现在起，就开始过一种自由而符合尊严的生活，那个结尾（“最终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表也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于是，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便彻底区别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仅在于完全放弃暴力，而且在于不是那么在意权力，也不在意权力的更替，不在意如何将今天当权的人们拉下马，换上一批自己的人上去。这个“自我限制的革命”，是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因而，有人将波兰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十诫的革命”（《圣经》中的“十诫”）。   　　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啊，是不是等待所有条件都齐备了，才开始从事我们的民主呢？我们虽然没有宗教，我们不是也有基本的道德感吗？在这方面有不少中国传统资源。转化是一回事，但不等于完全抹杀。我们的古人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生活的，也不是鲁迅先生所写，除了“吃人”之外没别的。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隐喻而已，并不是人们实际生活的历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道德精神方面的智慧和积累，否则她不可能延续下来。看看1949年之前的知识分子就略微知道一些。而假如没有来自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没有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即使更换权力也没有用。很显然，如果掌权者越是执意与道德为敌、与人的尊严为敌，那么它只能是越来越缺乏基础、摇摇晃晃的。   　　在现有宪法的框架之内，每个人都来动手进行“日常生活的革命”、“道德的革命”，“尊严的革命”，如此这般，“道德”与“政治”又神奇地统一了起来。   　　 重建社会的自主性   　　 ——反对的政治之二   　　打个比方来说。比如一个乌尔苏斯的工人因为罢工而被开除和关押，一个拉多姆的工人因为携带了一些违禁传单而被捕，他们家庭的平衡因此就被打破，家中的妻子孩子的生活变得没有来源。就这个家庭的妇女儿童来说，她们起码需要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按照惯例，能够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能够发放补助的人们希望“统一”发放。因为那也是一种权力，控制的权力。但这时候有人也拿出了200块钱，送给这个急需的家庭，他觉着可以自己在官方的体制之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KOR——“保卫工人委员会”。后来的团结工会继承了这个KOR的灵魂。并把创建KOR的米奇尼克、库隆等人请为顾问。   　　如果说狭义的政治即意味着“竞争”，那么波兰的人们不主张以一种竞争的姿态而出现——是民主的，但不是竞争的。这个工作框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维权”，停留在一些具体工作、具体人们的层面，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维权”。这个最初启动的阶段，其实是有类比性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们，拥有“社会”视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公众舆论”，要能够面对整个社会说话，提取和创造全社会的共同语言，而不是小圈子自说自画，那样做与极权政府自说自画恰恰形成同构。   　　放在当时波兰的语境中，这些做法的“政治含义”不可避免地释放出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它的本性就是想控制一切，它的权力覆盖社会的每个角落，它希望能够掌握和控制所有的主动权，只有它自己是主动的，别人都是被动的和服从的。因此，力量只是从他自己的方向施加下来，而人们都像是臂膀上缠了绷带，腿上打了石膏，不要动弹、不许动弹，处于麻痹和半麻痹状态。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是它从一开始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那里开始的：一方面是永远正确、万寿无疆，另一方面就只有生活在没有完结的错误、耻辱以及无能为力。   　　从这样的“世界观”看问题，任何一个不再体制框架之内的起点，从人们从自身出发的起点，都会被看作是对于这个万无一失的权威的“挑战”，看作是对于它的“刺激”。比如说你要去帮助别人，这个举动包含了起码三点它所不喜欢的：第一，你挑开了某个伤口，而它们本来是需要掩饰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需要帮助”，那就等于批评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第二，你怎么能够成为施加力量者，你怎么能够有力量？你为什么还有力量，而不乖乖地呆在某处原地不动？第三，你想要与另外一些人们接触吗？你是不是通过这种接触，来发展自己的力量，你为什么要强大起来呢？强大的只有我们！试图隔断所有人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为此不惜使用所有不合法的途径，让人们陷入“分而治之”的黑暗中，是这个制度最为宏伟的梦想！   　　尤其是第三点，是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古代专制的地方。古代专制比如中国那么多代皇帝，除了极个别极为残暴的，一般来说，只要你不造反，不喊打倒皇帝，而皇帝并不关心那么多你自己的事情，你于是可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组个诗社啊、赏月俱乐部什么的，没有人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地方自治、乡村自治，中国传统的乡绅便是所处乡间的社会组织者。同时还有各种行业协会包括宗教团体，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归属，不至于因为孤独隔离而退回到野蛮状态。在孤独带来的虚无中，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今天人们谈论社会溃败，既是人与人关系的溃败，也是人心的溃败，道德的溃败。这是若干年切断了人们之间任何横向联系的结果，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再可能成为互助的和互为依托的关系，而仅仅成为虎狼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用冉云飞先生的话来说，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   　　KOR的成员面临不断地逮捕、审讯、被关押和被判刑，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然而即使在高压之下，他们也不想发展成为秘密团体，密谋只会进一步损害社会。所有那些不能在阳光之下进行的，都极具破坏性。不提出直接的政治诉求，并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当官方以“政治”的名义抓捕他们的时候，或者抓捕其他工人的时候，为被捕者进行呼吁、奔走、营救就不能不是政治的。完全回避政治，绕着政治走，看到政治的门就不敢进去，这属于市侩的做法。“社会的，就是政治的”，这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特殊的“辩证法”。   　　问题还在于，KOR成为一个独立的新起点，这个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彻底贯彻，比如说其成员是否同时拥有这种起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工作，而不受所谓组织形式的约束？回答是肯定的。KOR的工作原则有四条：第一、真实性；第二，公开性；第三，行动的自主性；第四条，互相信任。而后两条，则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它们同时也回答了KOR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不需要有“领导”来吩咐其他人干什么，尤其是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情。里普斯基写了一本关于KOR的书，其中谈到“这个原则是，如果有人想做一件事情，而又不违反KOR的原则，他们应该被允许追寻自己的理念。”而这就尤其需要互相信任的保障：“在共识之内信任每一个人。”   　　不搞小圈子，不在小圈子弄出另一套权力中心论来，任何起点都被认为有其自身的理由、过程和收获，应该得到信任和鼓励，使得KOR的活动拥有一种真正的开放性，可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KOR的一个长远目标是促使不同地区产生独立自主的新的中心，促使更多KOR式的独立社会组织出现。”里普斯基说。最早就有KOR的成员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组织工人罢工，米奇尼克前往帮助工人进行谈判。接着他们一干人被捕，群情激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了团结工会的诞生。而在团结工会成立之后，KOR即宣告解散，库隆与米奇尼克做了团结工会的顾问。也许，这种不求个人得失、不搞小政治，而将整个社会视为一盘棋的做法，面对整个社会来发言做事情，是需要我们借鉴的。   　　比较起来，哈维尔更加具有哲学及艺术家的气质，他着重强调了恢复“个人的自主性”，即以良心为起点；即便是政治，也希望是良心的政治。米奇尼克和他的同胞所强调的是恢复“社会的自主性”，即从个人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扩展到社会。这是一对孪生的自主性。在北京他谈到了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不一样在于——比较起来，捷克人的做法更加精英，这同样是有意义的。而波兰最大的特点是丰富多样，在各个群体人们内部，都有生气勃勃的公民草根运动。比如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   　　“平行”、“平行机构”这个表达应该来自匈牙利人，但是在当时的东欧流传甚广，即建立各种与政府相平行的平台，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在它旁边同时建设我们的社会、所有人的社会。   　　由此也可见出，反对派并不是想将社会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让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弄出一个东西来强加于社会，相反，而是创造条件让社会自我发育，让社会了解它自己要什么、将要去什么方向以及有什么潜力。它让社会及个人发挥自己的高尚想象（见徐贲），而不是一再陷入丑闻和难以自拔的泥潭当中。无疑，东欧的反对派们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激活和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公民的首创精神”。   　　 要结束的是专制统治   　　 ——反对的政治之三   　　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何看待共产党和体制内，是米奇尼克这次来北京为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他在北京回答推友的这一段话被单独拿出来：“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顺便地说，迄今还没有关于米奇尼克与众人谈话问答的完整版。而推特这个工具特点是快，不足是只能容纳140个字，因而不能不是最为简略的。同时即使是再好的翻译，在不熟悉该话题的情况下，在现场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找不到波兰语翻译，只能请来一位法语翻译，因此必须请米奇尼克先生讲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虽然是面对面，但还是隔山隔海的。   　　米奇尼克这段话主要适用于今天波兰条件下的前共产主义者，即已经完成民主转型条件下的原共产党人，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引起人不快的应该是后半段，指称共产党人“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这被认为是米奇尼克先生“健忘”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米奇尼克在北京才这样说，也不是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才这样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   　　在《新演进》中他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使得这些人削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更多谈论教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更有力的科学技术的合作以及开展竞争，显然，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会去追求民主。一个党的实用主义者没有理由将目标定为民主的转变，定为多元化和真正的自治。但是，他有理由理解及赞同与多元化的力量之间进行协商而不是残酷地镇压。因为他知道镇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为下一个社会不满的大爆发准备前提。”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作为个人他已经不再有什么确信，为什么要一定相信“专制”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民主他虽然谈不上亲近，谈不上自己去实行，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抱有恶感？难道他们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比如当他们在强调“民主不适合中国”时，不同时就等于说在说这个东西也许“不错”，就是不能“拿”过来吗？   　　影响他采取决定的是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位置和他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位置和利益也要求他不能像从前那样，对任何不同意见进行残酷地镇压，像在东欧五十年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之后，即进入所谓的“后极权主义”之后，政府不得不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容忍和镇压之间进行选择”，米奇尼克在北京说道。发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主要也不是老虎本身，而是持续不断的“公众舆论以及民族经济压力的影响。”   　　不指望党内改革派能够解决问题，对他们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将他们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个体制内所有可能的进步力量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堵死了任何对话、互动的途径，民主社会毕竟需要民主的方式来建立，这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信仰——是的，信仰。相信民主的力量一定会胜利，专制一定会结束。这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专制者那样的短视。“从长远来看，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我们必须和这个独裁的执政党并肩行动。”（米奇尼克《论反对派和1979年波兰总的形势》。）   　　只有能够看出这个执政党其实是在变化，才有可能去进一步促使这个变化，使得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才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也不等于说重新出发再去寻找一个党内的代理人，就像这个党总是在批评民主人士是外国反华势力的代理人一样。没有代理人和庇护人这一说。起点的不一样决定了面貌和性质的区别。但是为了民族的民主化考虑，反对派其实可以说一句话——即使目前这个党内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改革派力量，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帮助它再度创造一个出来。如果今天没有，那么让它明天肯定有；如果现在没有，那么让它将来肯定有。前几年流行一个说法，叫做“打造一个中产阶级给党用用”，借用这个句式，那么，民主的反对派需要帮助促进出现一个党内改革派，创造那样一种政治现实，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个人（这些人们）身上，应该体现出来自社会的压力，人民的要求，民族的历史责任。即使他不愿意，也一定要让他这么做。   　　将波兰的经验看成是“妥协”的经验，难免以偏概全。准确地说，波兰的经验是“驯虎记”，是把老虎赶进笼子里。因为是老虎，它就必须进笼子，否则它就要吃人，成为灾难本身。说到底这是权力的本性，而不是人的差别。不受限制的权力，叫它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根本目的在于让这个民族永远结束专制的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统治。前者才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矢志，也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简短地回顾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也许是必要的。共产党从哪里走出来的？什么是它最初的宗旨？不正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我本人相信这个党的成员中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人们，他们是我们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女，我们许多人的父辈甚至更早一辈或几辈都在其中。但是包括这些人在内，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自己的目标完全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今天立志要让我们民族走上民主道路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反思的——如何才能够找到新的起点和途径，而不是重复他们过去的道路？   　　作为民主的反对派没有必要将拯救这个党本身也当作自己的工作任务，他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应该由这个党的成员本身来做，比如党校的那些人们可以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个党内如果还有对党忠诚的，有愿意为这个党负责的，也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于是人们就“有理由”等待看到出现党内自我拯救的力量。当他们考虑自我拯救时，这便是出现转机的时刻。光靠少数反对派本身，这也是天方夜谭。任何社会变动社会进步，都是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每次具有公共危机性质的事件发生，体制内的有关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官员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如实向公众报告呢？还是按照某些内定的尺度隐瞒其中的一部分？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后者，因此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引发公众的进一步不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对于公众的要求好像充耳不闻，但其实来自民众的呼声，对于他们还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实际上越积越大。等到下次再出现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就需要想一想，至少更加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而公众也在一如既往地等待，等待他们在某一刻会公布那个真实数字。人们自然抱有这样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构成了对于他们的压力。取消了期待，也就等于取消了压力。近期发生的通缉记者而后上门道歉，就是人们“期待—压力”的结果。   　　反对的政治之四   　　——生活在我们共同的家园   　　旧意识形态喜欢到处拿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与从前的“价值”决裂，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弄出这样那样的名目来，目的就是制造人们之间的隔离与割裂。米奇尼克不仅是反对派，而且还是犹太人，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少受气。那些审讯他的人会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特拉维夫？”这真是一个混帐问题。   　　米奇尼克相反，他强调的是“延续”和“共存”。他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还要成为价值的保存者——“捍卫基本原则”。在专制条件下，“不服从”成了波兰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篇叫做《蛆虫与天使》的文章结尾，米奇尼克写道：“一个不尊重社会连续价值的运动，不能够有效和成熟地承担起社会的重建。”关于这篇文章，还要说几句。不要以为米奇尼克关于“妥协”、“对话”的想法，在波兰是多么容易接受。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是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因而人们在不得不接受奴役（不得不当“蛆虫”）的同时，却同时发展出一种“天使”的学说，对于任何“妥协”抱有一种天然的深度敌视。在这篇文章中，米奇尼克试图超越这两者。   　　当米奇尼克作为反对派，当他与他的朋友提倡“并存”“平行”，发起“重建社会”、“平行机构”、“日常生活的革命”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能带入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在新一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被其包容、吸收和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只是提前创造了新的社会风气以及某些社会结构或机构。这些人们确实做到了手段与目标的一致，自己之前说的和后来做的一致。   　　他要这样去说和去做就变成十分自然的了：前是雅鲁泽尔斯基不让我们生活在波兰，今天我们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不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共同的家园。从前的意识形态在人们之间制造各种对立，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则是创造一种共同语言，创造一种共同的秩序，让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不至于背井离乡或者在自己的家乡流浪。“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所有的人。而我们则要说，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   　　1988年，当法国大名鼎鼎的六八年人丹尼尔?科恩?邦迪问他：“亚当，为什么你老是令人想起你是一个波兰人，我却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没有那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认可自己的波兰人身份，是因为我认同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如果波兰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也许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吉普赛人。但是，波兰是被压迫者和被羞辱者，波兰人民生活在悲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定地和这些人们、这种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因。”   　　他在北京接受最后一个问题是在饭桌上。7月10日是世界杯正酣的时候，80后的专栏作家贾葭问他喜欢哪支球队，他回答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喜欢波兰球队。但是波兰球队与中国球队差不多，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只好喜欢西班牙球队。听到他仍然喜欢说自己是“爱国者”，虽然他爱的是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加深了我对于这个人的深深认同。   　　2010-7-31改毕   　　  上一篇： 维稳年代的政治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1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一 米兰•昆德拉必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政治化解读，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宣判一个作家的死刑。作家不再是个说故事的人，而变成了标语与口号的俘虏。流亡法国后，他刻意回避“异议作家”的身份，他用法语写作，想创造一个新身份。 他更不会接受对“中欧”、“东欧”这两个概念的含混用法。他会坚定地认定自己，还有之前提到的亚当•米奇尼克、哈维尔，是中欧作家。这个中欧恰好处于欧洲地理上的中间，是一个边界模糊、由很多小民族共同组成的地区，波兰、捷克、匈牙利是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国家。而东欧，更应该指向俄国，它们是一个更远离文明的区域，一个野蛮的东方。这文明，是西欧代表的西方文明。 中欧的悲剧在于，它在地理上处于中间，在文化上是从属于西方，而在政治上却属于东方。“我所称的中欧的这种矛盾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三十五年来欧洲的戏剧主要集中于此地：一九五六年的伟大匈牙利革命及随后的镇压，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苏侵占，波兰在一九五六、一九六八和一九八零年的起义。”昆德拉在《中欧的悲剧》中写道。 被过滤广告 文章先后发表在法语与英语的重要杂志上，引发了热烈的争议。这是一九八三年，世界似乎仍绝望地被划分为两种制度之间。尽管卷入了阿富汗，苏联帝国仍没表现出任何即将崩溃的迹象。 对于西方来说，这是个恰当的提醒，共产主义制度并非铁板一块，西伯利亚不是从东柏林的查理哨岗开始的，布达佩斯、布拉格和莫斯科、海参崴很不一样。 而对中欧人来说，它令原本的模糊的感受清晰化，给予更明确的身份，还鼓舞了新的抗争精神——看，我们从来与俄国不同，我们的悲剧是东方的俄国强加的。一些思想家激情的回应了他。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在《反政治的政治》一书中宣称“一种新的中欧认同”、“中欧意识”，哈维尔则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一种中欧心灵，它是怀疑的、清醒的、反乌邦的，低调的”，而流亡在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相信，尽管在一些人眼中，中欧是低于西欧的，但“在这个二等欧洲里，它开始坚定地眺望最前端”。一位斯洛维尼亚作家则更为抒情的写道：“我们不会独自死去，因为从里雅斯特一直扩展到波罗的海的温和的巴洛克地区，被模糊的成为中欧的地区，将会和我们一起灭亡。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将会和我们一切灭亡……是的，所有民族和人民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中欧文化的烙印。我们不会独自灭亡，我们将会和这一地区的犹太人，最优秀的欧洲人也是最先衰落的……” 二 在这些语句中，你听得出一种受伤的骄傲。让这些杰出头脑激动的“中欧”，不是一种地理，而是一种精神存在，它独特的传统、现实的困境。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夹在俄罗斯、奥匈、奥斯曼、希特勒的德国，这些巨大的帝国间，为自己的独立性苦苦挣扎。在二十世纪，它们又被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继洗刷。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失败感，却造就了文化上的繁荣。 “如果勋伯格奠定十二音的系统，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则知道如何发现基于这音调原则的最后的可能的原创性。因为卡夫卡与哈谢克，布拉格与拥有穆齐尔、布洛赫的维也纳同样重要”，昆德拉雄辩地写道，“一九一八以后，非德语国家的文化活力甚至更增强了，布拉格为世界贡献了结构主义的种种创新和布拉格语言学小团体。在波兰，伟大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布鲁诺•舒尔茨与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预见到欧洲的现代主义的来临，尤其是五十年代的荒诞剧。” 这创造力从何而来？昆德拉相信，它一定与这些多元文化的交织相关，他接着写道：“弗洛伊德的父母来自波兰，他的童年则是马洛维亚度过的，它是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埃德蒙•胡塞尔与古斯塔夫•马勒也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维也纳的小说家约瑟夫•罗斯有着波兰的根。伟大的捷克诗人尤利乌斯•泽耶尔生在布拉格的德语家庭，他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捷克人。赫尔曼•卡夫卡的母语是捷克文，但他的儿子弗兰兹•卡夫卡却决定用德语写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的关键人物，作家泰柏•德里，来自一个德－匈家庭，我亲爱的朋友丹尼洛•契斯（南斯拉夫作家），则是匈牙利－南斯拉夫家庭。多么混合的民族命运呀，即使这些国家最具代表的人物都是如此。” 真的存在这个中欧吗，还只是暂时的神话？昆德拉的朋友，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发现，那些中欧概念最热情的响应者，都是某种政治异议者，流亡者，他们在异乡，或干脆在自己国家的监狱里。对中欧概念的强调，是一种本能式的抵抗——他们不属于那个呆板、一致的苏维埃传统，它有着丰富得多的内涵，它的精神创造也被欧洲（西欧）低估了。他们也认定，正遭遇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挑战。中欧身份的消逝，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三 没人再谈论“中欧精神”了。冷战早已结束，苏联业已垮台，流亡者、反抗者成为了政治领导人，可以自由地发表看法，然后被忽视、被遗忘。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加入欧盟，在地理上、文化上，它们都成为了西方的一部分。 被过滤广告 胜利也往往伴随着消亡。昔日的中欧因为身份的困惑，因为反抗的需求，因为始终弥漫的不安全感，它造就了一种充分的自省意识，总要追问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股精神日益衰落了。 它却在中国发生了意外的影响，尽管这影响仍非常微小。中欧、或者我们更习惯使用的东欧，一直是中国的另一个有趣参照，尽管是零乱、时隐时现的。当康有为试图变革衰老的大清国时，除去上呈光绪皇帝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天皇的丰功，他还写作了《波兰瓜分记》，以此提醒不变革的后果。在鲁迅青年时代编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有一连串的东欧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是弱小者的抗争精神，这正契合那个时代的中国情绪。毛泽东的“百花齐放”运动的戛然而止，除去深层的制度原因，也与匈牙利、波兰危机相关。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会反复这样想起这些国家——为什么他们成功了，而我们失败了，要知道这股浪潮是从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的。而十九年后，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零八宪章”，是对捷克“七七宪章”的遥远回应，两年后，又是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公开声援刘晓波，推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除去表面的政治与历史事件的关联，它还隐藏着另一种精神启发，它与中国一直面临的深层的思维困境有关。（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