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核心提示： 本期是两位译者就“文学和政治”这个话题进行的音频对话，提到了刘晓波、北岛、廖亦武、哈金、李翊云、李承鹏、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石原慎太郎、潘公凯、何伟等中外作家。 所有 往期 的译者Podcast音频节目都可以在iTunes商店中搜索“译者”收听或订阅，或直接点击 这里 点击 这里 下载或收听本期音频节目（需翻墙） 【图：在iTunes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或下载“译者”的音频节目。需翻墙更新】 YZ：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编辑对话”的第五期，也是两位“文学中年”之间的对话。今天在线上的是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译者“南山”，他持续为我们的博客平台贡献了很多力量。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他进行这次对话。 NS：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YZ：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文学和政治”，结合最近的时事、和我们刚刚发出的译文，就这个话题来漫谈一下。 NS：好的。 YZ：我们的话题从哪儿展开呢？要不先谈一下你印象当中，文学和政治为什么总是一对连体婴儿，总是不能分开，有很深的关联，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NS：我觉得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这种传统，所谓“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字来表达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介入到对国家或社会的参与当中，这是所谓文人的“义务感”吧。无论是在哪个年代，总还是有许多人去做这种事。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这样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由于政治体制对大家发表的意见还有着控制，很多人或者是被迫噤声，或者更加有愿望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从作家的角度来讲，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总还是会或多或少和政治打一些交道。[没错。]即使是一些所谓不太参与政治的作家，你看他的作品，也能够看出其中的一些“政治味道”，像我比较喜欢的苏童的一篇小说《妻妾成群的》，实际上他写的是封闭的环境里关于人性的故事，但是你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影射，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看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YZ：没错，正如80后作家韩寒所说的，就是”在中国，即使你不关心政治，可是政治老是要来关心你”。可能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讲，这一点尤其真实，是句大实话。 NS：是这样，尤其我个人的感觉，越是政治方面不太开放，或者是政治的压迫、政治高压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作家越容易把他个人对政治的看法体现在作品中。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在国外，象拉美的那些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国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 YZ：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人一直以来都有从政的传统，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中，文人和官宦本来就是可以相互交换的角色。[是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如果在朝的话，则是文官；在野的话，就有点儿象当代政治中所讲的“反对派”。转换到今天的语境来讲，总会出现一批“异议作家”，他们虽然不是在体制内，但是愿意去指点江山，就时政发表意见，这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NS：对，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了。在这样一个遍地“敏感词”的环境里，你即使想不政治也很难，你不知道地雷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的哪篇文章——即使是谈风花雪月——里面可能也会有敏感词，所以作为作家来讲，逃避不是办法。没有一个空间可以逃避得开，我倒是觉得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去记录现在这样的社会，用他/她的作品反映出来，即使目前得不到发表，至少他也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YZ：而他们所写的文章一旦发表之后，就有了社会影响，也可能会有一批“追随者”，从这点上来看，文人就更有一点像“政治人物”了。 NS：是，他们有自己的影响力、追随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家也有了“社会活动家”的影响力。 YZ：谈到这个群体，大家会想到比较有名的现在还在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也是以文为生，又因为他的文章而不为当局所容。 NS：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YZ：和他相似的还有一批批的“异议作家”，比如说我们能想到的王若望、刘宾雁、魏京生，嗯，他当时虽然写的是“大字报”，不过他的政治性更强一些…… NS：对，他（魏京生）的政治色彩更强烈一些。其他还有象马健，象贝岭这样的作家或诗人，他们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流亡到国外，现在即使他们想回国，国家也不让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就坐实了“流亡作者”的身份。 YZ：同时也是政治异议者。 对，在这个群体我想特别提一下北岛，因为他不仅是在23年前不得不去国离乡，成为了流亡的异议作家之一，而且最近他又有机会可以回国，他的一些散文集，比如《青灯》和《失败之书》也可以在国内发表，反过来，这又让异议作家群体认为他背叛了他们的政治阵营。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发现，文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很难区分他们的角色。你是怎么看北岛的回归？ NS：我的感觉，象北岛这样的诗人本身不应该是政治家，他自己的初衷不是想要去做政治家，他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活动的倾向，主要是不喜欢当时的当权者、或者说制度。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逃到国外，在国外背井离乡，但是仍然坚持用母语来写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作家的角度，他跟一般的音乐家、美术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些人即使到了国外，可以通过他们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仍然可以和其他的读者、观众交流，而作家失去了母语的土壤之后，就像没有了根一样。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受众很小，没有很多人能读到。而且，象北岛和阿城这样的作家，他们在国外的时候为了保持语言纯洁性，有意不去接触、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这对他们来讲就是更大的考验，非常不容易。 YZ：所以说，作家一旦流亡到海外的话，就会陷入两难的处境，要么他们会和故土形成距离感、陌生感，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环境，所以不再能够精准地描绘出故乡所发生的人和事，还是以北岛为例，我能够看出来他在写《北京城》的时候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今昔对比、回忆的感觉，他笔下的北京可能和现在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就有了疏离感。 NS：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功力仍然可以很高，但是他毕竟没有在国内的语言环境中生存，所以这个距离感一定是会有的。包括我看到王朔曾经在美国呆过半年左右，他后来主动回国了。本来他有机会到大学里讲学，但是他没有留下。他自己就说，在美国，中文是一个很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所以从大陆去的人要保持语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坚持这么久，所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北岛和其他在海外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人非常不容易。 YZ：从读者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比如北岛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诗，《回答》。在今天，在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还是有人在桥墩下重写他的名句，“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当时的表达放到今天这样的场景下来看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一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一直能够不断地得到读者的反馈，一直提升他的表达方式的话，我相信有机会创作出流芳百世的名篇，但是这样的机会又不属于他们了。 NS：对，他们的能力到了这个程度，而且他们本身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在他们那个时代绝对是走在最前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这么多年的自我流放，这种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留下更加撼动人心的作品，我觉得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华人的一种遗憾吧。 YZ：没错，而且在流亡的作家梯队当中，还不断地有新的人增加进来，那就提到了最近刚刚逃离中国的作家廖亦武。他也是历经曲折，在中国的时候因为“六四事件”被投入大牢，所接触到的都是杀人犯、囚犯，他甚至为他们写了一本访谈录，也就是《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个据说也是他被盗版最多的作品，大家了解廖亦武这个作家可能主要是通过这本书，但是他也不希望一直只能和这些人接触，他还是希望能够做一名中国社会的记录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作家最普通的心愿，好像也不能为当局所容，所以他不得不逃了出来。当然他现在还刚刚踏上自由的土地，满心欢喜，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你看到流亡作家几十年的变化后，也很担心他在离开了这个语言环境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NS：从廖亦武本人的初衷来讲，他不想出国。他自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 自述文章 中已经讲到，他本意是要留在国内，见证这个社会、见证这个时代、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因为有刘晓波这样的前车之鉴，有他本人经受的各种骚扰和打压，他担心自己会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已经蹲过一次监狱了，他不想再象刘晓波那样，重新回到被拘禁的环境中，与社会隔离开，所以他最终的选择是出国——自我流放。但是，如果说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自己又想回来，不管是去是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YZ：流亡作家真的是一种两难，他离开了让他痛苦和经受磨难的地方，灵感的源泉也会随之枯竭了，但是为了让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让这些良心非常敏感的人一直去承受整个时代的苦难，我觉得也是非常不人道的。身为作家，在政治不自由的环境中要面临的真的是这样一个很难突破的两难问题。 NS：是这样，不光作家两难，我们读者也是两难。我们希望看到优美的、激动人心的作品，同时我们不希望看到作家受到太多的苦难，但有时候不经过这样的苦难但他又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作为读者来讲，你到底是希望看到作家本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希望看到他更加优美的作品，作为读者来讲也会有这种两难的情况。 YZ：是啊，所以有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但他个人经受苦难的时候，才能写出“字字看来皆是血”这种让后人警醒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可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作品，他们本身又经历了太多。 NS：是，就以流亡在海外的作家为例，他们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母语，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虽然他身处的环境已经失去了母语的语言环境，失去了他所熟悉的社会参照体系，非常难；另外一种就是改用第二语言去写，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高行健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基本用法语去完成他新的创作，包括他的戏剧，包括他导演戏剧这些活动都是用法语来做，但是实际上他最好的作品、代表作，还是用中文写的，包括他获诺贝尔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这样的作品，都是中文。海外也有一些从一开始就用外语来写作的，在美国我接触比较多的例子，象李翊云也好、哈金也好，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象哈金拿到了国家图书奖，李翊云获了马克・阿瑟天才奖，这样的奖都是非常难得的。但即使是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即使他们是用英文来创作，他们写的题材还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他们的根，形式上可能不一样，但是题材还是一样的。 收听本期音频节目，可以用RSS订阅：   http://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   （需翻墙收听）   YZ：刚才我们谈到了的文人和从政者之间一直都有些夹缠不清，也谈到了如果一直要走从文的道路的话也满艰难的，那么如果他们真正”弃文从政”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比如说刘晓波，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因为他的“良心犯”的角色，如果将来形势变化的话，就象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因为他的象征性而能够获得进入政坛的机会，那你觉得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们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NS：我想这个可能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政治倾向比较强烈，或者政治活动的能力比较强，他也许会喜欢这种转型，而且会如鱼得水地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本人又确实有管理方面的能力的话，那对于个人，对于国家，未必是件坏事。但是从作家本来的定义来讲，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客，因为世界上政治活动背后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在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是非黑即白的，有的时候要做出各种牺牲和妥协。但是作家从坚持自己良心的角度来讲，可以做出非常干脆的选择，他可以提出很宏伟、理想化的远景，但真的等他去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作家未必会有很好的准备——或者说资质，也可以说是资格——去做政治方面的活动。 YZ：我们可以看一下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我觉得即使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相对开放一些之后，他也回到了俄国，他也还是没有走上从政的道路。他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并把这样的角色保持了终生。我自己感觉这倒可能会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因为他可以保持一生的清誉，而且也更有机会，也许能达到创作的高峰。不知道刘晓波能不能做这样一个角色，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假设了。 NS：是这样，包括象现在做独立人大候选人参选的李承鹏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影响力来提高[民众]参与政治的意识——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活动。我也非常支持他出来普及法治观念，去号召大家真的要从下往上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写在《宪法》里的，本来就应该有的，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每次有独立竞选人出来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骚扰打压——税务局也好，公安局也好，有各种各样的部门都来干扰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YZ：你刚才提到了李承鹏，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他也是着重讲了“知行合一”，就是作为作家，你在旁边空谈，指点江山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所知道的这些道理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你的行动，他在这点上对国内其他的一些作家、时评家还是有些不满，所以自己出来做一个表率。在这点上，他的这种勇气，还有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做这样的尝试，真的是很值得称道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他当选，或者也没有当选，只是制造了一阵喧哗而已，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就是从政者把自己的承诺变为现实，这中间还是要求很高的。而从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能够成功做这种转化的也不是很多，你能想到几个吗？ NS：嗯，有你刚才提到的捷克的总统哈维尔，虽然他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但他毕竟是从作家转换到政治家的身份。另外一个，我想，你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石原慎太郎，也许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原慎太郎从“右翼”作家到东京都知事这样一个政客的角色转换的情况。 YZ：哦，对，我在日本的时候正好他是在做东京都知事，但是他从政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为作家的石原慎太郎和作为政客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经常会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让人感觉他是一名很激进的右翼，但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很稳健的。而且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主要的改善都是在民生方面，会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他还每星期设定了一个时间，倾听民众的想法；以及更加透明化，就是让东京的财政更加透明，其实这些如果不是一名作家来做，而是普通的政客来做的话，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也会有很高的民望，所以他才连任了四届东京都知事，这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我觉得她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体现出狂狷的文人态度，是个非常脚踏实地的政客。 NS：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极端的右翼主张。 YZ：没有、没有，他自己分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的主张更多的是警醒式的，就是“我必须要说得更极端一点，你才能听我讲。” NS：OK，就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YZ：是，我经常会在他的呼吁、文字当中想到鲁迅，他真的是有一点切肤之痛，他想让国民能够从那种“被阉了”的状态中醒过来，所以他在要用那么刺激性的语言来讲。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并没有让人感觉是那么一个不着调的人。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转换是很成功的，而也许是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还没有看到——包括台湾在内，比如象李敖这样的文人，他后来有了参选的机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转换都不让人特别信服，你看，李敖作为从政者并没有很高的口碑。 NS：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所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可以算作是一个文人，他写非常好的诗，像他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理想，但他坐到权力顶端的时候，他去大力贯彻他的理想的时候——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这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YZ：因为他在某些时候已经不符合客观规律了，一味地按照文人的想象力去运行这个国家，这是不行的。 NS：有这样的例子在这儿，我在想到文人从政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心理阴影。 YZ：那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话题，回到描写当下中国的可能性上来，前面我们谈到了身为中国作家，你要真实地描写当下的中国——虽然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很少见的、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但是因为有种种的限制，可能很难把它写出来。那我们又关注到另外的群体，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和作家，你觉得在他们的笔下会不会出现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NS：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已经有了，比如象原来《华盛顿邮报》驻中国的记者潘公凯（Philp Pan），他写的那本书《走出毛的阴影》，就是非常好的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另外象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 注：他刚刚获得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他根据自己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写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非常优秀的纪实作品，以他的所见所闻非常客观地反映出了中国情况。只是作为外国的作家来讲，他们写出来的角度跟我们中国人通常注意的角度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这两位作家，他们本身都是记者，所以他们受过训练的记者的天性是要剥离客观描述和作者本人的感情色彩之间的关系。你看他们的作品，作为纪实性作品来说，他们刻意强调不在作品中贯注自己的感情色彩。尽量保持客观，尽量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者的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中国人看这样的作品，一是他们表现的是我们周边时常也会看到的情况，所以可能不觉得很新鲜；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觉得他的这种描述方式跟我们的欣赏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纪实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感情上的震撼也好，或者感动也好，看到他们这样的描述，有时会觉得不太过瘾这种感觉。 YZ：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的确如此。象《走出毛的阴影》、《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本书我都看过，而且看的是英文版，感觉就是有一点你说得”不过瘾“，觉得描述的都是我熟悉的嘛，当然写得很客观，有些时候可以把我带回到特定的场景中去，但是的确没有看中国作家写中文作品的时候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比如说《三国演义》这样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文学、政治、史学糅合起来，既能够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又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让你欲罢不能，好像我在看外国作品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 NS：如果是小说类的作品的话，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更容易一些，以中国这样这么激烈的变化、这么高的发展速度，我想这其实是可以出很好的小说来反映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同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你看在英国有狄更斯的小说，揭露当时的情况，在美国的时候也有一大批的当时的作家，象德莱塞、还有斯坦因・贝克写的大萧条的景象，都是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到今天，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再看，仍然非常经典，可是看我们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记录当前这种生活，能够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完全出自作家本性的角度去写，而且能够达到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还没有找到一部这样的作品。 YZ：是啊，这真的是多么大的遗憾。尤其是在中国，又有这么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好像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总还是有人能够创作出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出来，我们也真是很期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才能够弥补这样的，可称为是“时代的遗憾”。 YZ：哦，再稍微补充一点，因为外国作家的描写更加客观、用的是第三者的视角，我倒是想提醒我们的读者和听众，有一些人物传记可能很值得看一下外国作者所写的，一个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资料也许和国内不同，他们可能能从大使馆、档案馆找到；另一个就是他们的描写可能会更有客观性一些。前一段的时间出过好几个版本的《蒋介石传》就是根据新披露出来的蒋介石的日记重新修订的，还有，上一次我和华志坚教授谈的时候他提到的一本书《Introduction of Mao》，是一本多作者合著的对毛的介绍，还有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传》，我还没有看这本书，但是我看到一些书评说好像还是有些意思。 NS：最近我看到大概已经有4、5篇在评论这本书的书评发表在主流的报纸上。 YZ：我们“译者”也真的很想第一时间把传记作品介绍给中文的读者。 NS：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的，刚才我们提到外国记者的观察角度是尽量保持客观，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包括文章的标题，有时候只是客观的描述一件事情而已，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道德评判，那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的新闻环境后，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在翻译这样的文章给国内的读者时，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据实翻译的话，可能注意到这条新闻的人不会很多；如果是按符合中文的环境，加上一些感情色彩来翻，可能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是又会有违原作者的初衷。所以我们译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取舍。 YZ：你说这个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中文当中经常是一个词，比如说谣言，它就是贬义的。但是rumor这个英文词实际上是中性的，只是”未经证实的消息“而已，其实没有感情色彩。我记得《外交政策》上有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微博上充满了rumors，被《环球时报》解读为中国的微博上到处都是谣言，所以微博需要被整肃了。这个……从我们译者的角度来说，就有一些曲解原意了，而《环球时报》做这个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NS：对于《环球时报》，它这种做法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YZ：好，那今天我准备的就是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S：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聊聊这些话题。 YZ：那好，那我们今天既然是“文学中年”的对话，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加上一位朋友制作的片花，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也是一位不会忘记的诗人——海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片花《姐姐》 相关音频： 【译文精选】廖亦武：走出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林达：“花革命”能带来阿拉伯的春天吗？ 进入专题 ： 花革命 阿拉伯        即便顺利革命成功，花革命也并不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虽然花革命主旨是非暴力，但它是一个骤变，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这些地区的原来状况。     记得去年年中，《经济学人》就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题目是《阿拉伯国家的专制统治》。开篇就是“无论好坏，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即将发生变革”。作者把埃及和沙特推到变革前沿，只因这两国的统治者都年事已高，必然要面临自然死亡带来的交接班转折，而对一个内部张力很大的国家，任何转折对它们都是一个难关，历史不乏先例。文章不止于此，作者还历数阿拉伯联盟二十二个成员国，指出它们“没有一个是稳定而成熟的民主国家”，指出了这些国家政权的脆弱性，非常容易在一点风吹草动之下就顷刻崩溃。     记得作者的说法当时给我留下印象，他在民主国家前面加上了“稳定、成熟”的定语，提醒了大家：在讨论各国民主诉求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参照物常常是“稳定而成熟”的民主，而我们面前纷纷扬扬心怀民主渴望的国家，它们的状况却各不相同。然而，渴望依旧，不可阻挡。那二十二个阿拉伯联盟国家，早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列在那里，就等着那一个手指的推动了。     不到一年，果然。意外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健在，埃及已经变革，沙特阿拉伯正处在高度警戒状态。埃及本身并没有一个特殊触发点，只是被后面那块宿命的骨牌碰到，政权就被推翻了。触发点竟然是才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小突尼斯。     那篇文章发出预言才半年，突尼斯就率先动荡。说起来是个城管欺负小贩导致自焚的事件，背后却是经济达到巅峰后的突然陨落。国民根本承受不了云霄车效果，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五十二，不反又看不到其它出路。突尼斯街头突然爆发要求推翻政府的抗议，西方媒体立即敏感地提出，它可能对阿拉伯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但是，在纽约大学做研究的突尼斯学者Mustapha Tlili很不以为然，基于对自己国家的了解，他认为，突尼斯是个非常现代化的西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参与抗议的都是年轻人，好多女孩连头巾都不戴，结论是：这只是一场与宗教无关的世俗革命，它的状况很特殊，和阿拉伯不阿拉伯，伊斯兰不伊斯兰，没什么关系，即没有民族宗教问题的共鸣，也就不会影响其它阿拉伯联盟国家。他认为，突尼斯是个例外：只是早就准备好了民主，水到渠成而已。不到一个月，三十八年前推翻一个昏君而成为突尼斯民族英雄的总统本•阿里，落荒而逃，也因最终维持不了持续的经济强盛，以昏君形象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这位突尼斯学者对世俗革命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他对中东其它国家的预言，却显然错了，突尼斯的多米诺效应在中东地区迅速推开。突尼斯循其国花，叫做“茉莉花革命”。一处处花传他国，被称为“阿拉伯的春天”。那么，它必然而迅速传染的原因是什么？     突尼斯能够推动阿拉伯的春天，它引发的根本共鸣点，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有了痛苦却缺乏改变痛苦状况的制度渠道。以前可能要憋很久很久，憋到实在活不下去，发动暴力革命。现在它们有了新的榜样，就是来自东欧的系列颜色革命或者说花革命。它们区别于暴力革命，源头都是1989年发生在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1968年华沙条约组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把支持改革的杜布切克撤了职，又持续了二十三年的集权统治后，从1989年11月17日始，每天超过十万民众上街游行，直至几十万民众涌入广场。仅一个星期，共产党第一书记雅什克就辞职。经民主选举和平政权更换，哈维尔当选为总统，杜布切克当选国会议长，完成了柔如天鹅绒的革命，为世界树立了一个特殊变局的标本。     在最近十年，东欧几个国家效仿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类似由大城市民众街头和平抗议主导的颜色革命或称花革命。除了此类政权下没有通过选举解决政权交替的渠道，花革命同样也发生在一些民主尚不成熟的国家：选举可能受到操纵、因舞弊而失去民众信任，便反过来求诸花革命。既然在东欧成功率极高，便蔓延到其它地区。最常见的都是大城市街头抗议，起因通常为单一具体事由，却迅速发展为要求现政府立即下台的大诉求。     当突尼斯，一个从十八世纪末就有一代代领导人向欧洲和启蒙运动寻找出路，又经历法国殖民、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独特阿拉伯国家，引花革命进入北非，同样花开顺利，自然形成示范作用，导致中东凡政府专权腐败、民生问题成堆的国家，群起效仿，引发阿拉伯国家的遍地开“花”。甚至为推进变革，效仿突尼斯小贩自焚的具体触发形式，自有人舍身成仁站出来，点燃自己为火种，以期燃为遍地野火：阿尔及利亚马上出现四人自焚，埃及和毛里塔尼亚也出现自焚。当时各媒体预测是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约旦可能首当其冲，现在看到的，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叙利亚等，相继爆发花革命。在花时代下，他们感觉有了外部支持，只需要一点点暗示就可以。阴差阳错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不仅是个暴君，更是炸过民航客机、拥有国力威胁国际安全的重大隐患。在恐怖战争时代，北约不敢错过这个去除卡扎菲的机会，于是趁卡扎菲镇压和平示威之际，借人道救援理由出兵打击，其结果是使得上述规则还出现了一个国际支援力度的错觉，结果必然是进一步激励了花革命。     花革命已经在近年来形成固定模式。它看上去是一个个不同国家的孤立现象，其实都有当今国际间三条规则在支撑：一是政府必须保障民众和平抗议的权利；二是国际社会不容忍武力镇压和平抗议。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利比亚的1970号决议以后，更确认大规模武力镇压和平抗议为反人类罪行；三是大众要求专权政府让位于民主制度，后者被认为是更具合法性的政府来源。     这一模式自然令手无寸铁的平民，终于有了机会，去瞬间改变长期利用国家机器强行维护专权的统治。花革命的手段非常简单，它看上去只是和平抗议，而政府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和平抗议在“成熟民主社会”和“非民主或不成熟社会”，有很大差别。前者哪怕是大规模民众上街，通常还是局限于具体议题，早上出门时会知道晚上一定如期收兵：表达过，引起政府重视，目的就达到了；后者不论初始诉求如何具体，却很可能迅速聚集民众、引出要政府下台的大诉求。因为民主社会的民众不满，通常就是具体的不满，如果要换政府，可以通过选举完成。如最近9月3日的以色列民众抗议，四十五万人上街，对高价住房、经济困境表达了强烈不满，而游行还是会散去，反对党领袖Tzipi Livni最后还是说，“解决经济不满的最后通道还是投票箱”，虽然选举还远在两年后的2013年。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因为缺乏同样渠道，他们的不满往往就是牵一发就必动全身。更何况，专制国家通常可能在和平抗议的事后报复民间领袖，所以民间领导者也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推了，就一推到底。这个规律和国际背景两头一凑，花革命就很容易发生。     随着花革命蔓延，我们也看到，因众多因素的具体国情差别，后继者和源头已经有了很大差别。花革命只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手段，改变过程和革命成功后的后续状况，还是要由这个地区的原本基础决定。在源头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能做到在天鹅绒革命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焚烧一辆汽车、没有袭击一个政府机关，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天鹅绒革命之后，前当权者也并没有被追究。更令人惊讶的是，随着经济差距拉大、民族矛盾凸显，他们还有能力通过公民投票，再次完成平顺的“天鹅绒分离”，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为两个国家。而同样是从专制高压下脱身，南斯拉夫的宗教和种族纠纷就必定要打到全世界都看不下去，还断不肯罢手。因此，它并不说明，凡效仿者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中东，即便是花革命最为顺利的突尼斯，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七十八人死亡，九十四人受伤，官方宣布的经济损失为二十亿美元。在叙利亚，9月9日人权组织宣布的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三千。     在中东我们看到，不仅是发起花革命的民间领导者怕清算，反过来，哪怕是中途放弃的当政者，也害怕在放弃权力以后遭到对其过去政治镇压和贪腐等问题的清算，怕自己和家人也许都会在放弃权力之后保不住。即便是非常顺利成功的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也以走私毒品等罪名，被缺席判处了五十年徒刑，只不过新政府试图把他从沙特引渡回来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穆巴拉克是在花革命中放弃坚持镇压、中途认输交出权力的统治者典型。现在，他和两个儿子都正在接受审判，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有学者闻讯着文对此欢欣鼓舞，认定这是对独裁者的警告和威慑，殊不知如此一来，只要简单逻辑推论，就会知道，它给了期待制度变革的国家怎样的暗示效应。当权者及其家属都卷入了个人的身家性命，对抗双方都怕被清算，就更可能转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且不论卡扎菲这个特殊情况，就眼前已经出现动荡的巴林、叙利亚和也门的领导人来说，都在拼死镇压。如此一来，以和平、非暴力为标志的花革命，很容易就在中东地区演化成了暴力冲突，甚至出现地方武装的武力对抗、游击战争，不同程度地离开花革命的初衷。就论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国际制裁来说，北约出于反恐需要，借“对镇压示威之反人类罪行零容忍”的宣示，以轰炸支持反对派清除卡扎菲的行动，事实上不可能全面复制。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在国际社会有能力解决有组织走私之前，作用极有限。     即便顺利革命成功，它也并不一定是百利而无一弊。因为虽然花革命主旨是非暴力，但它是一个骤变，所以，最后还是要看这些地区的原来状况。例如一些国家并没有准备好适应骤变，这一模式就会大大压缩它们原本渐变、调整的空间。在突尼斯花革命成功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范例，其实之前也有，历史上的伊朗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伊朗革命就是通过和平的街头抗议迫使国王放弃权力流亡，国家发生骤变。可是它反而给宗教极端分子带来了机会，导致国家的全面倒退。在一些中东国家，宗教极端分子长期以来也是对政权的威胁，而长期以来政府暴政压制的反对派，也常常包含了极端的宗教政治组织。     另外，在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尚不成熟的地区，也可能出现最佳选择的国内、国际后果两分的情况，在中东地区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某花革命对某国民众完全是正面的结果，是推翻专制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的结局还是可能给国际局势带来负面效应，例如，埃及变革显然给中东局势带来新变数。     二次大战以后，如果说国际社会关心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国际安全与和平，没有比联合国安理会更为重要的组织了。而中东地区情况极为复杂，所以，当它花开遍地，国际社会一边观察，一边也必定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     1948年5月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决议立国，当即遭到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国军队的进攻，并且这些国家受到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连续几场战争之后，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在阿拉伯国家积累了民众的反以情绪和仇恨，始终难以平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就成了最大的危机根源。     埃及既和以色列相邻，又是中东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大国，为开启中东和平，促使埃以两国签下1978年的《戴维营和约》以及其后1979年的《以埃和约》，美国不仅说服以色列向埃及归还了西奈半岛，还承诺每年向埃及提供十三亿美元（1979年协议又增加两亿美元）以上的各类援助，其后也一度承诺给约旦每年两亿美元的援助（各不同时期对各中东国家还有不同援助项目）。这些努力使得中东和平有了一个开端。西方国家虽然无力改变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情绪，却成功使得中东国家的领袖们，一个接一个地，逐渐理解和接受了以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思维方式。然而，也因此在这些国家形成了政府和民众的巨大落差和冲突。     在《以埃和约》之前的三十年冲突中，中东国家的政府竭尽所能地煽动民众的仇以情绪和民族情绪，三十年发酵下来，当政府打算转弯，后面的民众已经转不过来。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在其领导人趋于接受和平共处思维的那一刻，即时转为政权和民众间的国内冲突。此后几十年来就是政府强压路线。也就是说，假如这些国家走民主路线，顺应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结果很可能是更不利于维护中东和平。     所以，金援买和平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上层路线，而上层路线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路线，可它的副作用显而易见。对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政府，金援只能导致政府更腐败而走向崩溃。所以，这是一个没有两全之策的怪圈。它实际上是一个拖延术，就是希望拖过最危险的阶段，使得民众慢慢能够消除仇恨，接受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观念。而事实上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政府对民间极端情绪的长期压制甚至以国家机器暴力相向，更强化了他们的愤怒和诉求。在减压的时候，立即爆发出来。     在埃及变革之后，以埃关系立即趋于紧张，状况不断，终于在9月9日，数千开罗民众袭击以色列大使馆。中国记者张洁平曾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来到埃及采访，现在看到这条新闻，她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听到很多年轻人叫喊‘以色列猪’，并要求变更《以埃和约》”。她说：“在那个时候，就感到了会有这一天。”她注意到在FACEBOOK上有埃及人自己做的民意调查：“投票的问题是：你觉得埃及和以色列该打一仗吗？竟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选了‘当然’。” 9月10日，以色列派战斗机抵达开罗，接走了它的大使和外交官员。最后几名使馆保安是埃及军方实弹镇压暴民才救出来的。《纽约时报》评论说，这不由让人想起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以色列派机接走使馆人员的同样一幕。当然，埃及不是伊朗，大家也在寄希望于现在尚能控制局势的埃及军方，可军政府只是过渡，下一步必然要转为民选政府，民众对以色列的仇恨情绪还是会再度冒上来，自然也会影响未来埃及政府的对以政策以及它和伊朗等反以国家的关系。影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酿成中东新冲突，只能静观发展了。     同时，花革命模式在不同国家的传播感染和扩大，必然形成越来越强的“花压力”，也必定会改变那些潜在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改变它们的行为模式。原来的一些中东国家，如同欧亚所有的古老传统国家一样，因为传统权力悠久稳固，就认为不会被撼动。而实际上外部环境在变化，在花革命时代新的国际环境下，原来维持内部稳定的强悍手段已经开始失效。例如，1982年，因国内逊尼派伊斯兰兄弟会起义，当今叙利亚总统的父亲老阿萨德总统就杀了约两万逊尼派穆斯林平民，详情并没有传遍世界。而现在完全不同，全世界几乎都天天在电视上数着小阿萨德总统治下的叙利亚在冲突中死亡人数的增加。阿拉伯联盟一向对外比较抱团，这次迫于压力，沙特阿拉伯表态对叙利亚镇压平民表示谴责；阿联酋和卡塔尔撤回他们的大使以示反对；阿拉伯联盟也罕见地表示谴责。也就是说，上面提到的三条原则已经扩展到中东地区，虽然表示接受这些原则的国家，本身还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如此一来，专制政府应对和平抗议的选择，越来越有限。好像一旦发生和平抗议游行，就有下台之虞，假如选择镇压可能还是要下台。其结果，如沙特这样还没有发生花革命的中东国家，会尽量改善和改革，避免把非政治化的普通民众都逼上反路。同时也会选择把一切遏制在萌芽之中，避免大规模抗议发生。可是，这也可能意味着加剧对民间活动家紧逼盯人，以及滥用司法、严重侵权，等等。于是，花时代的一些民间政治活动者与政府之间，紧张程度可能会增加。     再回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我们看到，他们在自己的一方水土，千年来持续构筑文明的努力，没有一点一滴是白费的。它可能被一个强权扭转方向，但是只要时机来临，他们会回到原来的道路上，那么自然，就像从来不曾离开。所以，一个哪怕尚未有彻底改革机会的区域，每一个人构筑文明的努力也不会是白费的，这些努力甚至有着更为恒久的意义。     归根结底，不论是经济、失业率、腐败、公民权利、表达自由、司法公正，这些古已有之的问题，在花革命时代之下，有了新的改革压力。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人类进步的基本规律。你可以忽视一些价值的存在，但是，只要它并非虚幻，它自会慢慢显示自己的存在。     所以，有一些事情的变化是可以预料的，不可预料的只是它发生的时间。来源: 东方早报    进入专题： 花革命 阿拉伯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