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
袁凌：社会变革依托于每个个体的存在
总体控制的社会结构的另一面，从个体意识、行动入手，以李慎之、茅于轼等人为代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理念和尝试，在上世纪末发端，十余年间绵延收得浸润之功和基层直选之效。民间NGO组织一度呈现勃发态势，并在汶川地震这样的社会危机面前显示了力量。 … 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者们，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大量的现成例证，他们很多人上访的起因，不过由于一次要求真相的公开或者公正，好比《秋菊打官司》里面的“说法”，他们有些人到如今也只是要这个“说法”而已，却因此被社会结构排斥，成了没有生活的上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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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中的 “ 原罪 ” 徐 贲 有一次，我和学生在课堂上讨论 17 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思想录》中的第 131 节，这一节讨论的是基督教的 “ 原罪 ” 问题，也是帕斯卡尔在讨论 “ 人的境况 ”(The human condition) 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原罪的《圣经》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一起生活在伊甸园中，上帝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服从上帝的命令，治理这个世界。可是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戒令，犯下了原罪，这原罪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以致所有的人类至今都全是有罪的。人类必须等到耶稣重新来到这个世界，重新解救人类，才会有机会解脱原罪，重新回到上帝在创世时与人类的原初关系。 在第 131 节中，帕斯卡尔本人对原罪的解读是传统的。他碰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答的问题：要当下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类为他们 6000 年以前的先人承担原罪，这是公正和正义的吗？帕斯卡尔认为，人类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对人类来说成了一个 “ 谜 ” （ mystery ）。人类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无法抛开这个问题来生存，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 “ 不能想象没有这个谜的人类 ” 。这样一来，怀着这个不解之谜而生存，便成为人类的宿命。 我的不少学生都来自天主教家庭，他们熟悉 “ 原罪 ” 故事和对它的传统解读。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同意帕斯卡尔的解读。有的学生认为，一个人的原罪是不能传递给另一个人的，每个人也无需为他人的罪承担责任（这和中国以前的阶级成分论家庭株连是针锋相对的）。这显然是一种自由个人主义的原罪解释：任何一个人都不应当为别人在很久以前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只能对他自己所做错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 有一位学生说，罪在人类中一代一代传递，不仅实际上不可能，而且在道义上也是非正义的。不少其他学生同意这个看法。在美国的个人责任民主文化中，这种看法最能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还有一位学生说，她在人类学课上学到，可以不直接从字面上阅读原罪的故事，而是把它当作一个 “ 神话 ” ，一个象征，从它看到每个正常个人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转变，那就是，人类的道德天真（单纯无知，无自我意识）必然要转化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道德自决。按照这样的理解，原罪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所以与人类历史没有关系。原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有某个原罪，它对他个人一生中都有影响。 另外有一位学生从社会学来引申这一观点，提出，原罪的 “ 传递 ” 可以理解为一种 “ 被破坏 ” 的后果，那就是，如果最初的道德盟约或其他规则被破坏，那么，由此造成的道德破坏或伤害可能遍及所有他人，甚至子孙后代。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例证的。 我觉得后面这两位学生的看法特别具有现代公共意义。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恶进入了这个世界。一旦这个恶（非正义）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开始存在在那里，它就在起破坏作用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这个恶或罪无可避免地会改变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个人行为，普遍程度可以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些受影响的人们于是有了不道德的行为，造成并强化一种普遍的，人人作恶的生存处境。 在这个处境中，每个人都参与了恶，都在影响或鼓励其他人像他自己那样参与罪和做恶事，没有一个人是与其他人隔离的。每个看来是个人的自由行为，其实都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个人选择。他所做的选择，做出的行为，都与他所身处的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中的他人密切有关。在美国，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原罪。 这样解读原罪与每个人的关系，与阿伦特和哈维尔对极权社会的分析 —— 极权主义败坏人类道德生存处境 —— 相当一致。例如， “ 文革 ” 的时候，人人参与作恶，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堕落的状态之中。那么 “ 文革 ” 的 “ 原罪 ” 或 “ 原罪时刻 ” 在那里呢？谁是那个率先堕落的 “ 亚当 ” 呢？是历史上集封建专制之大成的暴君秦始皇？还是什么别的人？是只有某一个，还是有好几个 “ 原罪时刻 ” ？是封建专制，暴力革命，是阶级斗争，还是什么别的？ 即使我们对这些问题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也不会削弱了讨论 “ 原罪 ” 问题的人文价值意义。如帕斯卡尔所说，这些问题可能对我们是一个 “ 谜 ” 。但是，又和帕斯卡尔所说的不同，我们讨论这个 “ 谜 ” 并不是为了把它当作我们今后生存的一个 “ 宿命 ” ，而是为了反抗和改变这个宿命。 今天，我们仍然在为 “ 原罪 ” 的破坏付出代价。中国古代的人都敬天知命，相信神佛，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不敢胡作非为。对神的信仰，也使人们的道德水准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但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强权彻底破坏了人的 “ 敬畏 ” 感，人变得为了功利目的，急功近利、无所不为。于是，弄虚作假、谎言欺骗变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开始在政治、社会、文化、商业、人际关系中无不充斥着虚假和谎言。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便有了应接不暇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食油（如地沟油）、毒蔬菜（如毒豇豆）、毒猪肉、毒香肠等，还有了假疫苗、假文凭、假学位、假医生。缺德害人的事情举不胜举，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出现了一个 “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 的可怕局面。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道德畸形，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会情不自禁地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落到这么一个道德堕落的境地中来的呢？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这么问，问的其实就是 “ 原罪 ”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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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纽约时报回复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最常见的问题 原文： The Basics: The U.S-China Exchange Rate Squeeze 作者： Sewell Chan 发表时间： 2010年 9月 18日 译者： @_ReeLy_ 校对：@xiaomi2020 华盛顿——假如说，有一种办法可以为美国在两年之内创造50万个岗位，并且不增加一分钱的债务和赤字。假如说，这种办法能使垂死的“锈带”（译注：“锈带”指原来投资的行业成为夕阳产业后被抛弃的工业化区域。此处指美国的五大湖工业区。） 浴火重生，堵住美国的逆差漏洞，稳固风雨飘摇的国际经济体系。 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灵丹妙药就是：让中国停止通过操纵货币来保持低汇率，以此振兴出口，助推其经济发展。在上周的国会听证会上，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愤怒燃烧到了沸点。财政部长 蒂莫西·盖特纳 （Timothy F. Geithner）指责中国违反国际规则。 奥巴马总统 打算在今年11月的韩国 G20峰会 上着重讨论货币议题，并连带表示对中国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抗议。 几乎没有疑问的事实是，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里的多数时候，为了保持其出口驱动的经济发展，而刻意保持人民币低汇率；中国每天买进价值约10亿美元的人民币来干预市场。对于观察者来说，这令人困惑。为什么这能够持续？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利吗？ 是的，大多数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对中国有好处。升值将会增强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减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可能会通过缩小贫富差距而防止社会动乱。 那为什么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呢？ 南 部沿海的出口商们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他们是低汇率的受益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的政治学专家裴敏欣教授这样认为。国企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生产的 冗余需要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往国外。中国的进口商们却不满于低估的人民币——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是——但他们的势力没有前者那么强大。 在美国，也有人反对人民币升值吧？ 大型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金融巨鳄们，喜欢弱势的人民币。许多最大型的美国集团公司在中国组织生产（再回销美国）并受益于低估的人民币。金融机构在美元强势的情况下容易成交，并有助于在中国市场进行资本投资。 难道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力量不够强大吗？ 强势的美元让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承担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进而阻碍了工作岗位的创造。 所以，中西部的政治家和工会们批评起中国最不遗余力，也就不奇怪了。 高失业率也使白宫，大部分民主党人（以及许多共和党人）加入了批评者行列。 过去的强势美元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1960年代，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译注：”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实施的当代美国最为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涉及福利计划、反贫困计划、保障民权的举措以及税制改革、城市更新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动）计划带来的巨大财政支出大大推高了通货膨胀。美国在二战后第一次产生贸易赤字。制造商震怒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决定退出金本位制度，导致美元贬值近20%。 从1981到1985年，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对抗通胀和里根政府举债维持高赤字，美元再次飙升。1985年9月，财长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III）在纽约广场酒店会见了日本和德国财长。面对美国议会贸易保护措施的威胁，两国同意让美元贬值。 那么，这样的协议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呢？ 短期内，任何急剧的美元贬值都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希望看到自己的货币在脆弱的经济复苏中迅速升值（将使出口商品价格昂贵）。随着欧元的诞生和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崛起，世界货币体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中国在2005到2008期间允许其货币升值了超过20%，世界金融危机（促使投资者抢购美元）又使旧调重弹。六月，北京承诺赋予其货币更多灵活度，但自那以来，人民币只升值了1%。这实在是太少，太晚了，盖特纳先生上周作证时这样说。 哈佛政治学家杰弗瑞·弗莱敦（Jeffrey A. Frieden）说，汇率反应了更广大的宏观经济力量。为了使美元协调地重回正轨，美国人需要更多地储蓄和投资，少进行消费和借款；而中国，德国与日本需要意识到：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实与他们的长远利益不符。 “可以想象到的是，中国人也许最终会认为，让货币升值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弗莱敦 教授说，“但是这种认知绝不可能来自恫吓，甚至不会来自善意的合作愿望。” 相关阅读：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日本，美国 纽约时报专栏：保罗·克鲁格曼：跟中国及其货币单挑 纽约时报：中国式脱钩 金融时报：注意中国的沿海地区，而不是汇率 及 克鲁格曼的回应 HBR博客：一只加州橙告诉我们的有关中国汇率的事 每日电讯报：中国准备取消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政策 纽约时报：哈维尔 请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纽约时报中国来鸿：一个害怕自己历史的体制 纽约时报：盲人律师陈光诚将被释放 纽约时报图集：斋月期间的新疆[共9图] 本文标签： 人民币 , 升值 , 汇率 , 汇率操纵 , 纽约时报 , 经济刺激 , 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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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通过颁授此奖，诺奖委员会将向刘晓波和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在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与刘晓波携手并肩，继续为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坚定奋斗。 原文： A Nobel Prize for a Chinese dissident 作者： VACLAV HAVEL, DANA NEMCOVA, and VACLAV MALY 发表时间： 2010年 9月 20日 译者： @_ReeLy_ 校对：David Peng 布拉格——想想真是难以置信：三十年前，我们这242名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权的公民，聚集到一起，联名签署了《七七宪章》。这份宣言呼吁共产党关心人权，并清楚地声明，我们不愿再苟活于政府的威压之下。 我 们的成员五花八门：前共产党员，天主教徒，基督徒，工人，自由派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们走到一起，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们因对这个政权的不满而联合起来， 因为这个政权要求公民无时不刻的服从：商店店主被迫贴起宣传标语，‘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孩子，学生，工人被组织在五一劳动节游行。行政人员必须在每天工作开始前谴责美帝国主义。公民们在选举中“投票”，而唯一的候选者是执政党。 共产党们向来喜欢分而治之。《七七宪章》发表后，政府使尽手段来打散我们的组织。我们被监禁，其中四位被判刑7年。政府也常在小处找我们麻烦（包括暂停我们的驾照和没收打印机）。特务组织监控跟踪，搜索我们的住处与办公地，官媒捏造事实来攻击我们，试图搞臭我们的运动。但这种攻击只能使我们更加团结。《七七宪章》鼓舞那些在沉默中受难的兄弟们：你们并不孤独。最终，那些《七七宪章》提出的主张在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民主改革的浪潮在1989年席卷了东欧。 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三十年后的中国，我们的宪章听到了回响。2008年12月，303名中国人权活动者，律师，知识分子，学者，退休政府官员，工人和农民签下了他们的宣言：《零八宪章》，呼吁政府实行宪政，尊重人权，进行民主改革。《零八宪章》诞生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六十岁生日。尽管中国政府竭尽全力使它不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零八宪章》还是通过互联网找到了它的受众，它的签名数最终超过了10000人。 就像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粗暴。几十上百名签名者被请去“喝茶”。十几名所谓“头目”被逮捕。签名者的职业升迁被停，研究资金被断，出国申请被拒。报纸和出版社将所有签名者列入了黑名单。最严重的是，著名的作家与异议人士，《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刘晓波被捕。他已经因为支持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和平请愿活动而被关押了5年。被捕后，刘被羁押了一年，期间与妻子或律师的会面受到限制，并最终因煽动颠覆罪受审。2009年12月，他被判11年徒刑。 尽管刘晓波身陷囹圄，他的思想却难以束缚。在《零八宪章》里，刘晓波描绘了另一个中国与实现她的路径，它挑战了党霸占改革话语权的底线。它鼓励中国的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倡导法制，宪政和多党民主，并且开启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讨论和文章。 就像在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宪章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不同的群体搭建了前所未有的沟通桥梁。在《零八宪章》发表前，“我们只能活在分离，孤立的状态下”，一位签名者说。“我们并不善于向周围人表达个体的经验。”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正在使这种情况得到好转。 当然，《零八宪章》面对的政治环境与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大不同。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使中国现实的特殊情况与传统的共产主义国家极不相同。尤其是对年轻的城市白领来说，中国可以说是处在后极权时代。当然，中共还保留着许多不能触碰的禁区，而就在创造《零八宪章》这一先驱行动中，刘晓波打破了其中最不可触碰的一块：不许挑战中共的政治垄断，不许将中国的腐败，工潮，猖獗的环境破坏与政治改革的停滞联系起来。 刘晓波使两者的联系看上去无比明确，为此，他坐了十几年的牢。也许是怕关押他的监狱成为政治抗议点，当局心术不良地强迫刘晓波远离他的妻子刘霞和朋友们居住的北京，转到东北的辽宁服刑。 刘晓波也许被隔绝了，但他不会被遗忘。下个月，诺贝尔和平奖将会宣布2010年的获奖者。我们请求评审委员会向刘晓波颁授此奖，使他成为第一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以表彰他二十年来采用和平方式，坚定地倡导改革。通过颁授此奖，诺奖委员会将向刘晓波和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和世界上的许多人，将与刘晓波携手并肩，继续为13亿中国人的自由和人权坚定奋斗。 瓦茨拉夫·哈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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