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 一直致力介绍中国的日本官方电视台NHK这个夏天推出的特辑把长达四小时的《 周恩来 》作为8月第一弹。 选自：BBC中文网 这个连续四天、每晚黄金时段播放一小时的《 周恩来 》到8月4日播完。内容是通过采访 周恩来 抚养在中南海的六名侄儿、侄女和近十名前秘书、警卫、医生、护士、日语翻译来叙述 大跃进 、文化革命、 林彪 叛逃、与日美建交、 邓小平 复出、批林批孔等运动和国策中， 周恩来 忍辱负重的过程，直至他患癌病去世。 节目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未公开过的录像，也证实了不少中国内外早已流传的猜测。 NHK形容，在 周恩来 和 毛泽东 去世35年后，周恩来身边的人才“终于开金口”谈周恩来。 不过从这个没有中国政府首肯和协助绝不可能实现的采访规模和人物来看，一些关注中国政治的日本人对中共建党90周年时，同意披露 毛泽东 时代的中南海内幕，也揣测着其政治风向。 与 毛泽东 不和谐 节目一开始就是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叙述周恩来如何谨慎、严格待己和家人，她形容小时候虽经常和 毛泽东 的儿女们一起玩，但非常敬佩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 的周恩来，却对毛泽东小心翼翼、如屡薄冰。 周恩来的秘书纪东也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总有疙瘩。他形容如果把当时的中国看作一条船，那么毛泽东就是船长、周恩来是掌舵人。 纪东说，船长管方向，掌舵人具体来操作，所以周恩来是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于落实方向的具体过程中。他承认，现在回想 大跃进 、 文革 ，觉得周恩来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些。 林彪 叛逃事件 1971年获悉林彪叛逃，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指挥，除了下达全国“禁飞令”，周恩来一直在预测林彪出国后可能做什么。他说：“我现在第一想的是打仗、第二想的是打仗、第三想的还是打仗”。 后来接到飞机用尽油、林彪摔死的电报时，周恩来面露笑容说“好了，好了”。 周恩来对身边人说林彪叛逃是极左路线必然的极右结果，但毛泽东坚持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私下罕见地骂娘说：“他妈的，明明是极左，怎么是极右！” 苦心与日美建交 1952年周恩来访问苏联（俄罗斯前身）旅途中，读一本日苏在旅顺交战的书《旅顺口》，那本书说苏联虽打败了，但是正义的战争。周恩来读后说：“那是在我国领土上的战争，不是正义”。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处于险境。当时中、苏、美三角关系中，谁拉拢了美国，谁就安全。 周恩来苦心积虑地安排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通了中美关系。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急忙表明尽快探讨与中国的关系的政策，消息传到中国第三天，周恩来就公开作出回应。为了接待田中访华，周恩来甚至改变自己凌晨睡觉、中午起床的作息时间来迎合早睡早起的田中。 1972年中日建交签署《联合声明》等外交文件中，不仅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且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患癌后的争斗 1973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谋求让 邓小平 复出。为了与反对的“四人帮”争斗，周恩来带病飞到湖南长沙找在那里修养的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前副总理、“四人帮”之一）三人会谈两小时后，秘书们看到周恩来面色柔和，知道成功了。果然中共中央随后决定 邓小平 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 不过与“四人帮”争斗令周恩来病情加重，除了“四人帮”把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他外，还阻挠周恩来专心治病，以至于周恩来怒拔输血管。 谴责贪腐现状 NHK的所有采访都是单独的，大部分人看来都在家接受采访。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人的家看来都非常普通，尤其在北京这个现在充斥富贵人家的城市里，周恩来的侄儿、侄女们，他的秘书等随从们晚年看来最多只能够得上中产。 周秉德在节目最后对中国的贪污腐败现状表现得很气愤，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性格上就不合，但她说：“现在这些贪污腐败对不起所有革命先烈们”！

青帮头子 杜月笙 、张啸林等人合影。右为杜月笙，中为张啸林。 在人们的印象中， 杜月笙 是民国年间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而中国 红十字会 则是一个全球性慈善机构。既然如此， 杜月笙 怎么会担任中国 红十字会 副会长，并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 作者：智效民，选自：南方都市报 在人们的印象中，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而中国 红十字会 则是一个全球性慈善机构。既然如此，杜月笙怎么会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并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他的身世说起。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少年时代就流落社会，当了学徒。因为无人管教，他经常与流氓地痞为伍，并拜在青帮的小头目陈世昌门下。由于机灵敏捷，善解人意，再加上陈世昌的引荐，他很快受到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的赏识。不久，杜月笙成为黄在法租界开设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负责人。后来，杜月笙又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买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有人说，在“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正因为如此，杜月笙经常把开赌场、贩鸦片得到的不义之财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从政治要人、商界巨子、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几乎面面俱到。比如下台总统黎元洪、著名学者章太炎、帝制推手杨度、著名律师秦联奎等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为此，他得到一个“当代春申君”的雅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还用一副对联表达对他的敬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底层的救助。多年来，杜月笙总是买下大量预防传染病的药品，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遇到天灾人祸，他要组织赈济救助；遇到劳资纠纷，他会维护工人利益。 上世纪30年代，杜月笙认为单纯依靠“开香堂”收徒弟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青帮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限制了各路英雄投奔他的门下。为此，他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为宗旨创办恒社。恒社是一个民间社团，它最初成立时只有130人，后来发展到5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电影等领域。不久，他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务。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共救出受伤军民4.5万人左右。随后，他把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罐头、香烟等大量劳军物资送到前线。此外，他还应潘汉年的要求，从国外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使用。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杜月笙逃到香港，潘汉年则以汉奸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到汉口。杜月笙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将300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00多支医疗队奔赴前线。据统计，至抗战结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的军民总数达到260万人。这一成绩固然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 后来，杜月笙随中国红十字会迁移香港，继续从事战时人道主义工作。当时海外侨胞为抗战捐助的物资，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与此同时，杜月笙还与戴笠合作，搜集沦陷区的情报，布置锄奸策反活动。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后被暗杀，就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事件，也是杜月笙和戴笠共同策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杜月笙撤回重庆，继续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高票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据说因没有得到国民党支持，他很快辞去这一职务。1949年5月，杜月笙携全家逃到香港，并于1951年在当地病逝，终年63岁。 纵观杜月笙的一生，至少给人以下启示： 第一，就个人而言，幼年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假如杜月笙生活在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就不会过早地浪迹江湖，流落社会，去干那些开赌场、卖鸦片的勾当。即便如此，他也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崇尚儒雅、维护治安、报效社会的良好愿望。由此可见，绝不能用京剧脸谱的模式来评价历史人物。 第二，从社会来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中国历史奉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模式，县级以下的管理完全依靠社会力量。在这方面，地方乡绅、民间社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租界林立的上海也不例外。杜月笙与青帮、恒社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都充分说明民间社团在和平时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到了战争时代，则有募集钱物、团结民众和一致对外的作用。 第三，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但所谓历史，必须真实、可信，绝不能虚构、伪造。杜月笙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是人，包括由人组成的一切机构，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不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自己打扮成人间圣人、绝对正确。 第四，杜月笙认为：“沦陷时上海无正义，(抗战)胜利后上海无公道。”他还说：“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因此，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有没有胆识和智慧？”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3日 – 11:08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江姐原型江竹筠 关于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人们过目难忘的一个情节就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遗憾的是，这个震惊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是虚构的。 作者：何建明、厉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07月25日20版 从《红岩》到《红岩档案解密》等书，再到《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一系列人物的描写逐渐从文学形象回归到历史的真实。 从上个世纪60年代《红岩》小说问世以来，以红岩革命烈士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层出不穷，几乎涉及了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红岩革命烈士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许多中国人。一部《红岩》小说，让许云峰、 江姐 等烈士的形象家喻户晓，一曲红梅赞万人颂唱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形成了对群众产生深刻影响的“红岩”现象。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红岩》小说，表现和适应了那个年代的精神需求，人们在接受许云峰、 江姐 、成岗、李青林、小萝卜头英雄形象教育的几十年过程中，对她的真实性产生了更多的兴趣，这也是渣滓洞、白公馆每年有络绎不绝参观者的原因。《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在《魔窟》、《来自白公馆、渣滓洞的报告》、《红岩档案解密》的基础上，又一次真实的报道红岩、描写红岩，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一、书中对“红岩”史事进行了大量细节描写，补正了过去“ 江姐 ”文学形象的不实与不足，还原了历史真实 1、真实的江竹筠形象是怎样的？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有很多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宣传。在《忠诚与背叛》一书中，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江竹筠，使人们对其有了全面的了解。真实的江竹筠，本名叫江竹君，其实是一个十分弱小的女子，身高仅1.56米。她到万县工作时，化名为江志炜，取内心依然追求光明之意。被捕后，特务问她的名字，她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特务冷笑道：“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真名叫江竹君”。江竹筠一听，特务连这个情况都知道，她想判断敌人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于是，江姐灵机一动，要与敌人周旋一下，她非常镇静地对特务说：“对，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平均的均，你们不要写错了。”这就是江竹君后来被档案记载为江竹筠的来历。 2、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 关于江竹筠在狱中到底受的是什么酷刑，人们过目难忘的一个情节就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遗憾的是，这个震惊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是虚构的。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对江竹筠审讯问案动刑的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法官张界和特务陆坚如的若干交代材料。根据材料，当特务徐远举从江竹筠这个柔弱的女子嘴里得不到任何情报时，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竟然对她动用酷刑。这种酷刑不是“钉竹签子”，而是“夹竹筷子”。这种“夹竹筷子”刑罚是封建古代摧残人犯的一种方法，行刑过程是：把竹筷子用麻绳连环套式连接起来，把受刑人的十指用竹筷子一根一根夹住，左右两个人拉住麻绳，一使力，竹筷子就会夹紧手指骨头。这种刑罚表面上看不出有伤，但受刑者因十指连心会感到痛苦万分。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3日 – 11:29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图1：两位少年英雄在上海附近与日军作战而被捕 作者：樊建川，选自：《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 民国期间的童子军组织是一种准军事组织，抗战烽火中许多少年从这里扛枪走上了战场。一些人在战场上成长起来，另一些人在战争中过早地夭折了。 审视这组图片，你会得到一个印象：挺拔。这些少年军人在穷凶极恶的日寇面前，挺拔的就像一尊尊完美的雕塑。 这种挺拔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节，这正是民族的刚强脊梁。 战争，是个多么残酷的东西，它夺去了我们的家园，平静的生活，夺去了我们健壮的男人和温淑的女人，最后，又让我们失去了那么多的孩子。 凝望这些烽火少年的身影，令人唏嘘，令人心痛，在面临亡国灭种的的绝境下，尚未成年的少年也披挂上阵，挺身御敌。这些被俘的抗日少年作为抗日英雄群体中的一员，将永垂史册。 ——题记 从军的“三毛” 我少年时就读过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前几年还看过电影《三毛从军记》，本以为这不过是艺术创作，而这幅照片（图①）分明告诉我们，当年的“三毛”们以幼小的身躯挺身抗战并不是虚构，甚至不是罕见的个人行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有无数的“三毛”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凑巧的是，这两位少年英雄正是在上海附近与日军作战而被捕的。也许，他们确实也有过张乐平先生笔下“三毛”的人生轨迹和遭遇。 高一点的小战士是光头，口袋里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东西。矮一点的小战士戴着军帽，我相信他取下帽子也会是个光头，因为他们都是“三毛”的从军兄弟。 这名日本侵略军的指挥官叫浅间，虽然面对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少年士兵，浅间仍然手把刀柄，一方面为震慑两位小战士，一方面也是出于职业军人下意识的防范。 最小号的军装，他们穿上仍然显得肥大，裸露的双腿，细，黑，瘦，没有颤抖，也没有弯曲，小小的年纪，承担卫国的责任，令我这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面对他们的时候，仍有一种莫名的心动。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03日 – 13:08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萧永银 周总理似乎默许了装甲司令的“招兵买马”，此后再未过问此事。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天，在军区司令部里，一位首长脸上带着不冷不热的表情扔下一句话：“我到了北京，上级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说不知道。” 作者：李意根，选自：《文史月刊》2008年12期，原题：开国少将 肖永银 “ 文革 ”轶事 肖永银 ，1917年生，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建国后历任第十二军军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文革 ”期间，在上将许世友的领导下，肖永银大展手脚，在南京军区任上度过了9年的时间，谱写出了一段只属于他的传奇。 娃娃装甲兵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驻在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好啊？……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哟！”他知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司令员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果然，一到无锡，尤太忠一见他就说：“许司令找你！”许世友劈头就说：“抓部队！把部队稳住！”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粗黑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但眉心明显郁结着忧愁。肖永银耐心等待着，知道他“秘密召见”，必然有“特殊使命”。东拉西扯一阵后，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海军中将陶勇，原名张道荣。陈毅爱其骁勇善战，为其更名“陶勇”。中国海军建立之初，陶勇受命指挥中国三大舰队之一——东海舰队。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铁腕”之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文化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在被“打倒”之后不久，突然溺水身亡。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以施“美人计”和进行敌特活动等罪名被关押起来，后屈打成招，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陶勇的孩子们流浪街头，深深地刺痛着许世友的心，许世友于“避难”中关注着东海舰队司令的遗孤（东海舰队归南京军区建制）。 听到许世友这么一问，肖永银和尤太忠像当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样，相当严肃认真地商量起来。最后商定，由离上海近的尤太忠派人把陶勇的孩子收起来，再转送南京肖永银处，由肖永银安排。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东海舰队司令的３个遗孤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最小的才13岁。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