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6日 – 15:17 | 69 次阅读 | 已有 2 条评论 日本原子弹爆炸惨状 奥巴马 曾前往 日本 ，就二战中投放 原子弹 轰炸广岛和长崎向 日本 天皇鞠躬致歉。但“维基解密”网站报告破译称，当时 日本 拒绝接受 奥巴马 总统的道歉，因为日本人担心如果接受道歉会遭到反对使用核武器组织与反美日军事联盟组织的抨击。 选自：中国日报 2009年8月， 奥巴马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讲，宣称 美国 的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追求世界无核化。同年11月，他前往日本，就二战中投放 原子弹 轰炸广岛和长崎向日本天皇鞠躬致歉，引起广泛关注。 然而据 美国 媒体报道， 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近期收到“维基解密”网站发来的一篇报告，报告破译了时任日本常务副外长薮中三十二于2009年9月3日致美国驻日大使约翰·罗斯的一封机密电报，称日本拒绝接受奥巴马总统对二战中使用 原子弹 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的道歉。 报道认为，日本人显然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一“创举”并不买账。他们担心如果接受道歉会遭到反对使用核武器组织与反美日军事联盟组织的抨击。 虽然奥巴马一心宣扬世界无核化的和平主张，并就此进行一系列演讲，还摆出致歉的姿态，但这并不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无论是真心的道歉还是违心的安慰，美国人担心的是核武器被那些恐怖主义者所掌握，从而给美国乃至世界的安宁带来严重威胁。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09日 – 14:01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七二〇事件中武汉公检法部门保守派组织成员挥舞手枪和长枪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外示威 作者:申晓云，选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总第54期 今年是 文革 四十大祭。四十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风暴骤起，不仅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而且肆虐整整十年，其给国家、民族，乃至很多家庭、个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都是刻骨铭心的。然而，四十年过去了，这场风暴究竟缘何而起？在风暴的中心发生过些甚么？何以造成如此浩劫？究竟谁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个谜。《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已对以上问题作过结论，然而，经历过 文革 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类官样文章早已失去信任，他们有权力要求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给他们带来如此深重伤害的根源究竟是甚么，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揭批『四人帮』」。本文是对 文革 中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来龙去脉历史真相的一个考察。文章主要依据为「七．二○事件」前后以中央名义下发的主要档，毛、林、周等中央领导人和 文革 小组成员的一系列讲话，和现今已正式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等。由于仍受某些核心资料缺乏的限制，其中有些分析是本人依据史料的逻辑推理，仅为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立，有待以后史料的进一步印证。 一、 文革 中的毛、林关系和矛盾的产生 林彪 事件是 文革 中最为震撼，也是最扑朔迷离的事件。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中共党的第二号领袖，且已被党章明确规定为毛的「接班人」竟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党、叛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并在出逃的过程中可耻地摔死于蒙古的温都而汗大荒漠，这一当时让举世愕然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甚么会发生？文革中毛、林的交恶究竟起于何时？他们的真正分歧又是甚么？对此，从中共对 林彪 事件所作的结论和披露的档案，以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毛、林矛盾乃肇起于中共九大召开之时，而是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争则为「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1其实，此说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革中毛、林矛盾的产生，要比这早得多。根据现有史料，已可明确判断：文革中的毛、林矛盾开始于1967年初，也就是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的全国性夺权斗争掀起高潮后，而发生于是年7月的「七．二○事件」 实乃毛、林交恶的肇端。 在叙述这一段史实前，有必要对文革前后的毛、林关系作一点简单追溯。林生于1907年，比毛小14岁。毛、林相识40年，共事也有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 林彪 作为中共将领中最出色的「常胜将军」，为毛打造红色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作为毛的亲信大将，在追随毛多年后，也看清了毛要做的，以及所喜欢的一切，于是投毛所好，不仅在党内刘少奇集团处于鼎盛时，林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为毛摒挡来自对手的攻击，2还在其任国防部长期间，大力提倡学习 毛泽东 著作，编选《 毛泽东 语录》，背诵「最高指示」，并用他那明快的林式语言，发明了「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把对毛思想的学习推向了全军，乃至全国。文革中，更是把毛吹成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救世主」。3为保障毛文革步骤的采行，迫毛的对手低头就范，林动用军队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有效控制，这是毛轻松拿下「三家村」，搞垮北京市委，并从武汉回到北京，开成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正式掀起文革巨浪的关键。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林的支持，毛的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林彪被公认为毛最最亲密的「战友」，文革造反大军当之无愧的「副统帅」。 然而，毛与林的关系也并非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亲密」无间，否则在毛需要让林彪为其发动文革「保驾」时，也用不着以牺牲罗瑞卿来达成与林彪的交易。4此外，林彪事件后才公开的毛给 江青 的一封信中，也可看出毛对他「那位朋友」的不屑。5而这一不屑并不仅是因为「那位朋友」对他的肉麻吹捧，毛其实对此是很受用的，而且也有需要，之所以有反感，主要是毛看出了他「那位朋友」对他的吹捧并不那么实心实意，而是如他信中所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毛向来只有他利用别人，却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利用，这才是他之所以对他「那位朋友」产生反感的主因，其实，这也是明了嗣后毛、林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关键。当然，尽管毛、林之间确非一无嫌隙可言，但总的来说，数十年风雨中，毛、林之间还是保持了较他人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两人的关系更得到了发展，只要有伟大统帅的光辉形象出现，他的身旁就有一个晃动着「红宝书」的副统帅，给人一种形影难分的印象。然而，统帅和副统帅的亲密合作只进行了一年，1967年，随着军队 「支左」的开始，两人的矛盾产生了。 文革中的军队「支左」，可以说最初是秉承毛的指示进行的。在1966年快要结束时，由于毛、林连手，挫败刘、邓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往被毛认为已被刘少奇篡夺的党中央大权又回到毛的手中，下一步文革如何进行，可供选择的方式有两种：一、走以往搞组织清洗的路，对干部队伍作调整；二、整个推倒重来，按自己的理念重新设计政权机构。毛认为第一种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刘、邓经营多年，下面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让原来的当权派继续掌权，那无疑将是刘、邓「秋后算帐」的基础。于是，毛决定采取第二种方式，干脆把旧当权派全部打倒，另起炉灶，以便让经受了文革考验的毛所信得过的人取而代之，建立起毛所希望的革命新政权。为此，毛在他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上，举杯的祝词竟是「庆贺全国全面内战开始！」6毛用这样的方式下达了全国「夺权」的动员令。7然而，要把原「当权派」全部排除出权力体制，当然也会受到原当权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事实上，「一月革命风暴」掀起后，尽管各地大多数「当权派」都基本被迫「靠了边」，但在原政权机构未被彻底摧毁时，这些老「当权派」，只要没有被组织定性为「反党分子」，不管造反派怎么在大字报上「砸狗头」，他（她）在所在地区和单位，仍具有相当威信，说话也仍具相当的效力。而在这样的动乱时期，作为被革命对象的当权派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一般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态度，即自动放弃权力，你要打倒，我就干脆躺倒，这样也能少犯错误，等运动后期组织下结论；另一种则较为积极，即对毛、林搞这一套不服气，不买帐，或干脆加以抵制，在「造反运动」起来后，公开对抗无疑飞蛾扑火，于是就如毛所说的，躲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利用和操纵群众组织保自己。于是在1967年初的时候，各地都较为普遍地出现了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的现象，一派被称为「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则被指为「保皇派」。但一般来讲，由于造反组织成员比较复杂，且得不到支持，人数也较少，在地方上多半处在被压制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而其时奉了中央文革之命，到各地煽动「夺权」的北京造反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等，到各地后也都受到当地「保守组织」不同程度的围攻和驱赶。为保障文革「夺权」步骤不被干扰。1月21日，毛在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请示报告》上批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 文化大革命 ）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8第二天， 毛泽东 、 周恩来 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9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5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以「决定」和「社论」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始介入地方。为确保文革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避免国家生产建设因动乱而受到冲击和损失，并将「 文化大革命 」保持在可控驭的范围内，在其后的数天中，毛又连续对军队在文革中应担负的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下达了具体的指示。3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此后，「三支两军」便奉命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09日 – 15:33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辛亥革命 辛亥时期民族主义高昂，革命党人“反满兴汉”，而立宪派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自立。但是都没有将民族主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信仰或流派想混，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没什么关系。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选自：南方都市报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 辛亥革命 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 义和团 ，“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 义和团 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 文革 ”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显然，与“三阶段”说相反，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到20世纪下半期又再次大力“反西化”：开始反“资本主义”(欧美)，接着反“修正主义”(苏俄)，“ 文化大革命 ”原说是“封资修”一齐反，看来是要彻底“虚无”了。但是到了“ 文革 ”后期忽然大搞反孔扬秦、批儒捧法，出现全民读《韩非》、全面大“专政”的奇观。到了改革时代，先是拨乱反正，出现“荆轲刺孔子”的“西化大潮”，后来又“三十年河东”，形成“荆轲颂秦王”的“传统热”，一直到现在。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1日 – 10:14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2008年12月15日，《马关条约》签署地春帆楼外的纪念碑 作者：袁南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一般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三国在中国取得了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取得了协定关税的权利；取得了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取得了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此后，列强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取得了内河航运权和鸦片贸易合法权等权利。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923年1月1日， 孙中山 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不平等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不过，笔者认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

王卓如和妻子朱凝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父亲认为办不到，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意见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 大跃进 ”的重要罪状。 作者:王小豫 王小鲁,来源: 《中国改革》 2011年第7期，原题：父亲的“右派罪行” 清明之际，再次整理父亲的遗物，竟发现了一份未曾注意过的文件。“ 王卓如 的申诉书”几个字赫然纸上。文件的落款日期是1962年5月5日，距今已有49个年头。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活起来。 父亲的“右派罪行” 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 大跃进 ”的重要罪状 自1955年起，父亲作为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任，主持山东省经济工作。1958年，因反对冒进浮夸，开罪于山东省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反党集团首领”，开除党籍、下放劳动。这是继1957年社会上的 反右 运动之后,在党内开展的 反右 运动，叫做“整风补课”，或称“ 反右 补课”。 许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和个人命运一直随父亲曲折经历而沉浮，可是，作为子女，却并不清楚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状”。春之时节，万物生发，阳光和煦，读到的内容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1957年底，中共山东省委在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粮食年产量440亿斤的冒进指标（此前的最高产量是275亿斤）。父亲认为办不到。当时山东农业仍是靠天吃饭，即使经过五年努力，变平年为丰年，至多也只能达到400亿斤。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意见，却成了他“右倾保守、反对省委、反对大跃进”的重要罪状。 今天查看历史统计，就在打倒了“ 王卓如 右派反党集团”，随后又打倒了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在“大跃进”高歌猛进的几年中，山东省粮食产量却连年大幅度下降，到1960年降到了166亿斤，竟低于1949年的水平。再加上大规模虚报产量导致的高征购和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把农民的口粮折腾光了，造成了空前惨重的大 饥荒 。 父亲的另一罪状是，他认为“不能将合作社的优越性估计过高，不能什么都交给社办，应当量力而为”，否则“很可能会超越他们的负担能力”。他还在会议上批评了农村销售没有安排好、宣传工作片面、计划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等，导致农村减产减收，引起群众不满，使一些人对合作化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些讲话被断章取义改编，在省委的反右材料中变成“王卓如……恶毒地污蔑‘一切恶果都是合作化带来的灾难’”。 1954年，由于国营商业发展过快，发生了大量挤垮私商的现象，山东也有十几万私商破产。父亲根据当时中央的决定，安排国营商业暂停扩张，让出一部分营业空间，以维持这十几万私商的生活。父亲在1957年还批评过“对市场、对农民限制过多过死”，他说：“不开放自由市场，独家经营，没有竞争者，不会服务得好，……有了竞争，就可以促进国营商业改善经营。”这些事在1958年被翻出来，定罪为“对资本家生活、利润备加关心，颂扬自由竞争、赞扬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仇视国营商业……”。 在一次会议上，父亲在讲干部民主作风时说：“谁是真理就服从谁”，“人不是天生就是领导”，“关于这个问题倒应该向美国学习，……大选时你没有选上，你就是公民”。这在反右时定性为“极力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公开主张要向美国的民主学习”。 以上种种，成为定性父亲“反对合作化”、反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罪证。 1958年，一个省计委负责人背着父亲和其他省政府领导，私自整了省计委另一负责人郭士毅的材料，要把他打成右派。在处理此案时，父亲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召开计委党组扩大会议核对事实，进行讨论。会上，只有少数人认为郭是右派，不少人不同意。父亲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省委，认为根据现有材料，不能证明郭是右派。 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 饥荒 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 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