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7日 – 09:31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1962年七千人大会会场 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强，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们还检讨说：1960年本已出现全国大面积的 饥荒 ，饿死人的情况已很严重，可是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可见粮食部见事太迟。全国出现大 饥荒 原因可能很多，但粮食征购过头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唐正芒，选自：《党史博览》，原题：粮食问题——“ 七千人大会 ”上的重要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甚至可以说，开会时除了讲粮食还是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 周恩来 、李先念等的办公桌上。 周恩来 当时被人送了一个雅号——“粮食调度总指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调三亿斤粮食，周恩来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亿斤粮食！周恩来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关于粮食的谈话有记录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 七千人大会 ），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的出发点：粮食问题 1958年开始的“ 大跃进 ”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并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的地方情况还相当严重。1961年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情况并未有太大的好转，国库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供应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且城市已发生请愿事件。万一城市断粮，后果不堪设想。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十分紧急。此外，转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未能解决问题。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 邓小平 在会上直言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就无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难过；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还有点调剂余地。 听了这三个数字，各中央局书记都在心里叫苦不迭，他们本是愿意接受中央任务的，但是这任务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区，再去层层落实，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么办？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明年1月开也可以，也可以考虑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打通思想。 两天后， 邓小平 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 毛泽东 汇报。 毛泽东 认为，召开地委书记会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 毛泽东 觉得，中央对“ 大跃进 ”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毛泽东认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毛泽东还表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并要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 可见，七千人大会的直接发端，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会议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也便于中央征调粮食。但当会议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号召大家“开出气会”后，会议不但没有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反而决定把工业发展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点，这就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使地方领导都非常乐意，认为中央真正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7日 – 10:50 | 7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iPod Classic 作者：梧眀，选自：《看历史》 2011年2月，iPad二代在美国上市，这个姓“i”的小玩意儿又一次在人们、婴儿们、甚至猫们生活里带来了波澜。它是苹果i一代的新玩物，而十年前曾经出现的iPod则似乎已经到了谢幕之时。人们不曾发现的是，不经意之间，它似乎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不是吗？ 2001年10月23日，美国人斯蒂夫·乔布斯在加利福尼亚发布一个新玩意儿，一个全身雪白，中央有一个圆形转盘，两侧伸出两条耳机线细长若丝的东西，乔布斯把它名之为“iPod”——电子蚕茧——这是一款数码音乐存储播放器。 然而自2009年9月后，苹果再也没有发布过iPod classic的更新，它甚至没有出现在2010苹果开发者年度会议报告中。“iPod时代基本已经结束。”世贸组织前高级经济学家爱丽丝·安德斯博士（Dr. Alice Enders）断言，“聚合型媒体设备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在这不到十年间，iPod改变了人们的听觉系统，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改变了唱片业。它继承索尼的随身听打出来的世界，将其扩大并与数字世界相结合。如今，它已经大功告成，或将退场，将舞台留给iPad这些新生玩意儿，但它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则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这个世界。

江泽民 1992年， 江泽民 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很多部门和地方“口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一套做法”。 作者：尹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选自：《党的文献》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过热形势，以 江泽民 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果断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同时，积极推进以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更从体制上建立起比较有效的约束机制，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过热形势的出现 199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现象：“四热”，即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集资热；“四高”，即高投资规模、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发行、高物价上涨；“四紧”，即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即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金融秩序混乱。 虽然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过热迹象，但由于各部门各地区所处的位置、掌握的情况、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很不一致。当时议论的焦点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是不是过热。东部地区认为，改革开放的势头很好，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经济并不热；中西部地区则感到发展已经滞后了，形势刚好一点，也还远未热起来，是“你热我不热”。同时，经济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经济已经明显过热，有的认为只是局部过热，有的认为形势很好，不必担心。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过热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张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进行整顿，全面压缩需求，进行“急刹车”；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主张继续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保持这种好势头，防止经济下滑；第三种意见是审时度势，研究采用新的措施，使经济逐步降温，最终实现“软着陆”。（参见刘国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宏观调控》，《百年潮》2010年第1期。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措施后，会不会影响贯彻党的十四大决议和 邓小平 南方谈话的精神，使改革开放的势头发生逆转，经济又掉下去。（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这是人们更为关心也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 二、见微知著，提早预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1992年4月4日，江泽民在出访日本前夕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同志写信，信中着重谈了如何贯彻 邓小平 关于快速发展的意见。信中指出：“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必须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管理效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江泽民提请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初步方案。从1992年4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做了大量调研，并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 1992年8月，针对经济形势不断趋热的情况，江泽民特意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加上“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页。）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5页。）10月19日，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指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就难以持久”（《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56页。）。 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很早就开始提醒各部门、各地区注意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一些部门和地区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存在片面认识，没有全面理解党中央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三五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精神实质，仍然在盲目扩大投资，争相攀比速度，不断升温的经济形势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1992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郑重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加强宏观调控，指出：“一定要正视好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力争搞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样才是真正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0日。）12月25日，江泽民又在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顾条件，一哄而起搞开发区、房地产的做法，“是不符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也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果不抓紧妥善解决，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必然会给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良后果”（《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65页。）。 从1992年年底的情况来看，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4.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当时预计，1992年全年货币发行可能达到1200亿元，这是我国货币发行首次超过1000亿元。到春节前，银行可能出现缺现钞的问题。（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2页。）这些都表明经济已经过热。国务院立即发电给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求不准提前发1993年2月份的工资；企业承包兑现在财务决算之后再发现款；企业在春节前，暂时停发奖金，节后再兑现。（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2页。）同时，中央决定在1993年元旦期间，请18个省区市负责同志来北京，由中央领导同志与他们直接谈话，以进一步引起地方同志的重视。（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3页。）1993年1月1日下午和1月2日全天，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就春节前的货币发行问题，先后分三次与18个省区市负责同志直接谈话。江泽民在谈话中讲：经济已过热，要刹车。（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7页。）这次谈话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春节前货币发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同时，1993年1月1日，江泽民在新年茶话会上突出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7页。）当天《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也着重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这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发布时间：2011年10月17日 – 15:32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唐太宗 当时朝廷许多官员假冒资历门荫。太宗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太宗大怒：“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 作者：陆志成，选自：《文史天地》杂志 被誉为一代明君的 唐太宗 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近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发现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今择录数则，写出来同读者朋友共赏析。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 唐太宗 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1976年华国锋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与毛泽东主席握手 毛泽东 找 华国锋 谈话时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5期，原题： 毛泽东 要 华国锋 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年8月25日， 华国锋 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 毛泽东 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 毛泽东 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 毛泽东 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 周恩来 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 周恩来 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 江青 ，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 江青 ，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 江青 。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