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很多部门和地方“口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脑子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一套做法”。
作者：尹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选自：《党的文献》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过热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果断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同时，积极推进以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不仅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更从体制上建立起比较有效的约束机制，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过热形势的出现
1992年下半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的现象：“四热”，即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集资热；“四高”，即高投资规模、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发行、高物价上涨；“四紧”，即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即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金融秩序混乱。
虽然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过热迹象，但由于各部门各地区所处的位置、掌握的情况、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很不一致。当时议论的焦点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是不是过热。东部地区认为，改革开放的势头很好，加快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经济并不热；中西部地区则感到发展已经滞后了，形势刚好一点，也还远未热起来，是“你热我不热”。同时，经济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经济已经明显过热，有的认为只是局部过热，有的认为形势很好，不必担心。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过热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张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进行整顿，全面压缩需求，进行“急刹车”；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主张继续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保持这种好势头，防止经济下滑；第三种意见是审时度势，研究采用新的措施，使经济逐步降温，最终实现“软着陆”。（参见刘国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宏观调控》，《百年潮》2010年第1期。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措施后，会不会影响贯彻党的十四大决议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使改革开放的势头发生逆转，经济又掉下去。（参见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这是人们更为关心也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
二、见微知著，提早预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1992年4月4日，江泽民在出访日本前夕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等同志写信，信中着重谈了如何贯彻邓小平关于快速发展的意见。信中指出：“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必须进一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管理效能。”“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196页。）江泽民提请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初步方案。从1992年4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做了大量调研，并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
1992年8月，针对经济形势不断趋热的情况，江泽民特意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加上“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页。）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5页。）10月19日，江泽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指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势头就难以持久”（《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56页。）。
虽然党中央、国务院很早就开始提醒各部门、各地区注意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是一些部门和地区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存在片面认识，没有全面理解党中央关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三五年再上一个新台阶”的精神实质，仍然在盲目扩大投资，争相攀比速度，不断升温的经济形势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1992年12月18日，江泽民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郑重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加强宏观调控，指出：“一定要正视好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力争搞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样才是真正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0日。）12月25日，江泽民又在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顾条件，一哄而起搞开发区、房地产的做法，“是不符合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也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果不抓紧妥善解决，不仅难以为继，而且必然会给经济生活带来许多不良后果”（《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65页。）。
从1992年年底的情况来看，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4.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当时预计，1992年全年货币发行可能达到1200亿元，这是我国货币发行首次超过1000亿元。到春节前，银行可能出现缺现钞的问题。（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2页。）这些都表明经济已经过热。国务院立即发电给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求不准提前发1993年2月份的工资；企业承包兑现在财务决算之后再发现款；企业在春节前，暂时停发奖金，节后再兑现。（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2页。）同时，中央决定在1993年元旦期间，请18个省区市负责同志来北京，由中央领导同志与他们直接谈话，以进一步引起地方同志的重视。（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3页。）1993年1月1日下午和1月2日全天，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就春节前的货币发行问题，先后分三次与18个省区市负责同志直接谈话。江泽民在谈话中讲：经济已过热，要刹车。（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7页。）这次谈话之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措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春节前货币发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同时，1993年1月1日，江泽民在新年茶话会上突出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参见《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第967页。）当天《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也着重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这是党中央对经济形势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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