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