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1日 – 09:27 | 6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孙中山 孙中山 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 袁世凯 也不敢让的。 作者：赵灵敏，选自：《南风窗》，原题：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 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 袁世凯 从未签署所谓的“ 二十一条 ”，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0日 – 20:49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胡耀邦 嗨历史据香港《明报》报道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 胡耀邦 长子胡德平在广州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表示，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他做人要诚实，不能唯唯诺诺，他又引述 胡耀邦 的话称，「津津乐道的做奴隶的是无耻之徒」。 暗赞梁山好汉是革命家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委胡德平举行新书《中国为什麽要改革–思忆父亲 胡耀邦 》发布会。《南方都市报》引述胡德平说， 胡耀邦 对他的最大影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 「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是：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 胡德平说，1975年，中央号召全民批《水浒》、批宋江。但 胡耀邦 却在《一百二十回水浒》的第一页上，写上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一段话，并将这本书送给他：「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有网民认为，胡耀邦是赞扬梁山好汉为革命家。 「不希望儿女唯唯诺诺」 胡德平虽然没有解释父亲为什么要讲「唯唯诺诺」问题，但据今年4月份《南方人物周刊》的胡德平专访中，他透露，父亲曾因自己一次「唯唯诺诺」和「浑浑噩噩」而深感愧疚。在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上，只有坐在胡耀邦身边的女代表陈少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没有举手支持决议，胡耀邦虽然不想开除刘少奇，但迫于众人压力也举手支持了，这使他感到惭愧，觉得自己不如陈少敏。 指官员不懂土地权引发纠纷 胡德平回忆道，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游行，是1967年「二月逆流」，当时自己正在北大读者。因为同学们很激昂，他也不敢违背这个潮流，参加批斗质疑 文革 的中共老干部。他坦言，在「 文革 」也走过了从狂热、盲目、徬徨、犹豫到思考、分析的过程。1976年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逝世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他参加了「四五」悼念 周恩来 游行。 胡德平也讲了目前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他指出，其实众多的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所有（村镇所有），但一些官员却认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也是国家所有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这么想，那么农民的利益就会被损害。」 他说，目前许多地方仍土地性质仍然认识不清，导致土地纠纷产生的很多群体性事件。胡耀邦生前就很重视土地问题，「不能让农民没有生产对象」。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0日 – 23:13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建党伟业》电影海报 韩三平等诸编导： 您编导的《建党伟业》已在全球上映，作为一部历史史实片，其采用简洁的手法展现了上世纪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较为客观地反映那段难忘的经历，也简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背景，收到了好的效果，但该片对 袁世凯 及袁克定的描述有不当和错误之处，作为袁氏后人我们必须向您指出。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袁世凯 作为那段历史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各种影视剧必会有更多的形象展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发表此公开信，已正视听。 一、袁克定的人物形象严重错误。 《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史实影片编导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历史人物，袁克定作为 袁世凯 的长子在那段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虽然影片中袁克定的戏不多，没有更多情节，但人物形象应该与本人相符。影片中编导错把袁克文当成了袁克定，这样的错误在这样一部史实片中出现是极不应该的，是非常低级的，也反映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编导要再现历史，就必须尊重历史，即便是很小的细节，这样影片（一部艺术作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 袁世凯 从未签署所谓的“ 二十一条 ”。 影片中编导指称 袁世凯 签署了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 ”，这是极其错误和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二十一条”是日本为窃取在中国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作为一国之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袁世凯据理力争，没有出卖中国的主权，他曾对当时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 中国当时从帝制迈入共和，这在亚洲众多国家中是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就是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的背景下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而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21条要求，虽然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了关于21条的谈判，但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和答应，也从来没有签署“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从出使朝鲜，后到直隶，都是抵制日本侵略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更是警惕日本的亡我之心。日本对华外交没有进展，非常恼火，“一战”爆发，欧美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进入山东，使青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唯一的战场。德国战败，日本占领山东，袁世凯要求日本撤出山东，日本公然拒绝，反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第一号就是关于山东，日本要承袭德国在青岛的势力范围，一共四条；第二号是关于东北，南满和东蒙古问题，这是七条；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汉冶萍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日本提出要中日共管，第三号是两条；第四号是一条，就是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沿海的港口海湾一律不能对他国开放；第五号是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政治、经济顾问，中日两国合作经产，中日两国的军事武器采取一个口径，允许日本在南方修建铁路等等；这五号中的各条加一起就是“二十一条”。关于山东问题，袁世凯批示：“青岛声明交换，一切办法，应按德人，青岛要归还我们的，其他的还按德国的办法，才能给你享受德国的待遇。”关于对中国主权威胁最大的第五号问题，袁世凯批：“此条内容有干涉内政，侵占主权之处，实难同意。”日本人要求“二十一条”速谈速决，但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他组织高层班子讨论，梁启超、蔡锷这些人都参加了。在整个“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并以支持革命党、准备发动战争相威胁的情况下忍辱答应了日本的修正案，只签署了关于山东和南满的两个条约，即《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两个条约均没有丧失中国主权。在确定答应日本修正案要求的时候，袁世凯召开最高层的国务会议，像梁启超、康有为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袁世凯在会上讲话：“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苟刻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即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我主权及自居优势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值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主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委曲、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 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很多史料尽在眼前，《袁世凯朱批21条》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内，即将出版的《袁世凯全集》会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真相。因此，过去带有意识形态的歪曲历史，现在应该得以更正，这样不但对于历史人物公正，更主要的是对待我们当前的现实。 今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也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袁世凯96年前担心和戒备的事情在74年前发生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并不优于当初，因此更应该抚往思今，提升忧患，振奋精神，以免重蹈历史覆辙。 诸位编导，我们对您的作品提出指正，并不是仅对您及您的作品，而是希望还原那段历史，还那段历史以真实面貌，更加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我们希望您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更真实的历史展现给广大观众，通过您的作品让人们知荣辱、勤奋进，唤起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仅此 颂安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 2011年7月7日

毛泽东与毛岸英 毛岸英 和高瑞欣参谋正在 彭德怀 办公室围着火炉热早饭，几十枚汽油弹投在彭办公室及其周围， 毛岸英 、高瑞欣没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 据《解放军生活》 刘谊人 荐 杨凤安（原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军事秘书）、龚杰、王天成三个人都是曾和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一起工作的战友。针对所谓的“美军和韩军特工策划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的说法，他们一致认为这完全属于捏造，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岸英所谓绑架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王天成表示，没有任何资料曾记载关于毛岸英的所谓绑架事件。而且志愿军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晓宿，避开大路，隐蔽地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 当时的志愿军总部戒备严密，敌特人员很难潜入到总部附近。志愿军首长都有随身警卫员2~3人，还有保卫干事和一个内卫排专门负责保卫彭总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这些警卫工作都由杨凤安负责。另外还有一个警卫团，负责总部的警卫，昼夜在首长住地站岗放哨，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负责。 毛岸英没有查哨的任务，他的一切行动只有彭总及邓华、洪学智与彭总办公室人员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 毛岸英牺牲在彭德怀办公室内 1950年11月24日夜，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夜，彭与其他志愿军军官研究敌情，掌握敌军动态，部署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诸多重要事宜，非常紧张。彭德怀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包括毛岸英在内，忙了大半夜才休息。 25日拂晓前，洪副司令员急急忙忙来到彭总作战办公室，请彭德怀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彭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副司令劝他不行，也不顾彭发脾气，拉着彭就出了门。接着洪副司令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邓华副司令早已在那里等候。 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2个多小时，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前线情况。杨凤安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西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 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彭德怀办公室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办公室及其周围，顿时乌烟冲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没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毛岸英牺牲时还穿着杨凤安的呢子大衣。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彭总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 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 杨凤安说，有文章讲是“成普和毛岸英连推带搡着，将彭总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见彭德怀进了防空洞，这才松了一口气。”他目睹现场，根本就没有此事。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9日 – 07:33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在中山崖口，近100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村民集体收稻谷的场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 珠三角最后一个“ 人民公社 ”可能因卖地而解体。但当地村民都在疑惑：希望多拿到一些钱，但如果土地卖光，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作者：赵洪杰，选自：南方日报，原题：珠三角最后的” 人民公社 ”在消失 守护集体制度37年的中山崖口村支书陆汉满卸任，矛盾困惑崖口村民 当1978年前后，“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崖口村集体决定保留集体生产制度，并成功延续至今。 崖口“乌托邦”体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学者称这是集体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巧妙方式。 随着政府布局经济发展“大棋子的扬起”，崖口村的未来有些迷失，或许珠三角最后的农耕文明不久后也将消失，“人间桃花源”景象将成为追忆？ 被媒体称作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中山崖口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位37年一直维系该制度，且使其焕发出勃勃生命力的村支书陆汉满，在超龄12年后卸任，而中山“翠亨新区”的规划也让这个特殊村庄的未来制度充满变数。 这些年来，有在村里实地调研多年的学者说，崖口的集体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也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崖口村通过集体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村民中的鳏寡孤独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扶弱的特质。 无论前景几何，陆汉满在珠三角这个资本和市场非常活跃的城市群已经创造了“神话”。中山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在集体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因应社会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集体分配，在工业化引擎强劲的珠三角证明了远去的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