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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学院隆重举行凯原楼(教学行政大楼)启用典礼

北大法学院隆重举行凯原楼(教学行政大楼)启用典礼                       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教学行政大楼)启用典礼   又是一个金秋的九月,又是个装满收获的季节。2010年9月11日上午10:00,北大法学院在新法学楼宽敞明亮、堂皇典雅的报告大厅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教学行政大楼)启用典礼”。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罗豪才教授,美国廖凯原基金会主席、北京大学名誉校董廖凯原先生,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杜春,凯原楼设计师 Filippo Gabbiani先生,北京中联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维学先生出席了典礼仪式;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邓娅,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张守文教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洪积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工学院院长陈十一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等部分院系的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等兄弟院校代表,法学院校友、师生代表一同出席了庆典仪式。仪式由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教授主持。                            罗豪才教授亲切接见廖凯原先生                            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教授主持仪式                             参加典礼的部分嘉宾、师生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首先致辞。闵书记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向廖凯原先生和支持北大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真诚的感谢。闵书记高度赞扬了社会力量参与高等院校发展建设的慈善之举,认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闵书记希望法学院以此为契机,继续坚持开放办学,深化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律精英人才的培养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致辞   随后,法学院校友代表李洪积律师和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分别致辞。李洪积校友深情回顾了自己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时期,畅谈了对学院发展的感受,表达了北大校友对学院和学校的美好祝福。张守文院长首先对廖凯原先生的慷慨捐赠和支持北大发展的杰出校友、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并表示凯原楼的启用,使法学院教师的教学条件和办公条件大为改善,法学院将精心管理、有效使用这座大楼,绝不辜负各界的期望;法学院也将努力在教学管理、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以回报廖先生、各位嘉宾和校友对法学院的支持。                            法学院校友代表李洪积律师致辞                             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讲话   致辞结束后,汪建成副院长邀请出席典礼的罗豪才副主席、廖凯原先生、闵维方书记、吴志攀常务副校长一同走上主席台,共同点亮水晶灯,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教学行政大楼)”的正式启用揭幕。                 罗豪才副主席、廖凯原先生、闵维方书记、吴志攀常务副校长共同点亮水晶灯   揭幕仪式结束后,廖凯原先生发表了《探寻中式法治和德治》的主题演讲。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的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非常深刻,对今天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以法治国,追求互利双赢的和谐。他希望法学院能对中国古代商鞅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当今的中国社会进行卓越的研究,以此更好地推动中国法律研究,以利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演讲结束后,廖凯原先生还与参加庆典仪式的在场学生进行了问答互动。                              廖凯原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张守文院长代表法学院向廖凯原先生赠送纪念品   演讲互动结束后,张守文院长代表法学院向廖凯原先生赠送了纪念品。纪念品是经过精心装裱的具有浓厚的现代与古典气息的凯原楼图案,并由法学院在校学生亲手书写“君子毓德、积善垂仁、凯风时雨、沐泽九原”十六个字。纪念品既蕴含着法学院全体师生对廖凯原先生的敬意谢意,也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留存,表达了北大法学院愿意永久珍藏与廖凯原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赠送仪式结束后,出席典礼的领导嘉宾、师生一同参观了新法学楼。                         出席典礼的领导嘉宾一同参观新法学楼                            出席典礼的领导、嘉宾和教师代表合影   廖凯原先生是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为美国私人企业“国际软件屋”创办人兼主席。2006年,其公司被福布斯杂志排名为全美第167位最大的私人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20亿美元。廖凯原热心于慈善事业,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赞助人、“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以及“博鳌亚洲论坛” 2005年海南年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2006年12月廖凯原基金会捐赠61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法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3100万元用于法学院教学行政大楼的建设。正是得益于廖凯原先生的慷慨捐赠、鼎力支持,才有了眼前这座气势恢宏、精致华丽的新法学楼。                                         (校友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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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专栏:强硬对日?

中国应该对日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吗? 李华芳 在 #钓鱼岛事件# 中,中国的外交策略有问题吗?是不是太过软弱了?那么中国应该强势吗?领土上的争议往往覆盖着厚厚的历史帷幕,既是争议必然就是说你认为这是你的,我认为这是我的。在“主权不容谈判”的虚妄口号下,夹带着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事情就难办起来了。 外交政策强硬与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实不见得有多大的关系。例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和朝鲜对韩国的强硬态度,表明富国也好穷国也罢,外交上都可能采用强硬措施。那么中国应该对日强硬吗?除了现在停止省部级以上交流外,还可以做什么?应该顺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钓鱼岛演习吗? #钓鱼岛# 演习并非不可以。在外交领域,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国际法之类的在切实利益面前完全会被绕过,正如中国掌握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美国常常撇开联合国独自行动一样。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要问的是,强硬对待日本对中国有利,还是寻求更加温和的外交措施有利。 这需要区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对于中国而言,称霸亚洲是迟早之事。帝国自然有其扩张的逻辑,不管政体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宪政,概不能外。也因此对日采取强硬的外交手段,不仅有利于短期内安抚国内民心,也有助于长期上明晰对日的态度。 #钓鱼岛事件# 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亚洲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但 #钓鱼岛事件# 也表明,中国自身内部的问题的确会影响到外在的形象,因此对外强硬的同时,也应推进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内部问题。 【li专栏】是我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简短评论专栏。 更多: li专栏:宜黄钟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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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 拜登:美国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必须经过东京

拜登:美国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必须经过东京 作者 法广 法新社华盛顿消息,美国副总统拜登9月20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正在努力改善与中国关系必须,但必须“经过东京”。在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局势正日益严重时,拜登这项表态可说递给了美国盟友-日本一个温馨的信息。 � 拜登是在美国奥巴马即将会晤日本首相菅直人的前三天,也就是在周一,强调指出日本在美国亚太平洋策略中的基础性关系。 � 拜登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新兴的关系。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种关系如何能绕过东京来建立”。拜登还说“我不知道在世界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能够没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国(日本)” � 拜登意有所指中国地说,有时我们似乎在一项很重要的关系上过度快速聚焦;不过拜登也说,奥巴马与北京政府关系的联系取得了进展。 � 与此同时,拜登也说,美国人民也必须了解,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可以在亚太平洋地区有所进展的重要关键。 � 此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 佛洛 诺伊日前参加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时表示,美国希望中、日双方“以和平方式,对话解决问题”、“双方小心避免意外升级”。 � 另外,9月20日早些时候,中国因日本司法单位决定延押中国船长詹其雄而向日本强烈提出四项反制措施,日本随即表示对中国决定暂停中日高级别官员的交往感到遗憾,并呼吁中国,尊重日本延长扣押中国船长的司法独立体制。 � tags: 中国 – 日本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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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幽默的“学术造假”:耶稣裹尸布是达芬奇伪造的?(

    当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尸体无人收殓。后来,他的一个名叫约瑟的门徒想办法将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用亚麻布裹好,葬在坟墓里。   但是,几天之后,有人发现耶稣的墓穴大开,尸体不见踪影,门徒得到信息,跑去查看,却发现墓穴里只剩下一块包裹耶稣尸体的亚麻布。耶稣的信徒们坚信,耶稣复活了,这一天后来成为基督教的重要节日——复活节。为了纪念耶稣,信徒们冒着危险把这块布偷偷地藏了起来。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这块布的下落成为一个谜。     耶稣裹尸布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是在1355年。法国小城Lirey突然传出消息,在这里,竟然发现了耶稣裹尸布,这个消息引起了轰动。一时之间,虔诚的朝圣者纷至沓来,想要一睹旷世圣物。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坚信这就是耶稣裹尸布,在他们眼中,包裹过耶稣尸体的布具有强大的力量。史料记载,1647年展出过程中,因参观的人数太多,造成展厅空气流通不畅,竟有几名信徒窒息而死。   1955年,一名患上了骨髓炎的10岁英国小女孩,在特许之下,亲手抚摸了耶稣裹尸布。事隔不久,竟然出现了戏剧化的一幕,小女孩竟然能够慢慢地行走了。这件事,为“耶稣裹尸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信徒们更加坚定地相信这块耶稣裹尸布具有神圣的力量,更加虔诚地对其顶礼膜拜。     但是,关于耶稣裹尸布的真伪问题的论争始终没有终止。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者终于发现了关键的证据,来证明耶稣裹尸布是假的。         著名化学家Walter Mc Crone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检测出,裹尸布上的颜色竟然是含有硅石、黏土、氧化铁成分的土质颜料,而这些颜料是中世纪画家常用的,不是耶稣身上的液体分泌物或者涂抹在全身的油膏。至于裹尸布上的斑斑“血渍”则是常用的朱砂,除此之外,尸布上并无任何其他血迹。至于裹尸布上的人体形象,说穿了不过是一幅手法高明的艺术作品。     后来经过梵蒂冈教廷的特批,世界上最权威的三家科研机构:英国牛津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分别从裹尸布上采集了一小块样品,通过仪器进行碳放射年代鉴定,先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块布不是耶稣时代所用的织物,而是中世纪约1260~1390年之间的产品。而耶稣是在公元初复活升天的,因此很显然这块布是伪造的。     但是此后,在使用“微化学法”重新对裹尸布进行了取样分析后,又有人发现在1988年的实验中,三家实验室的化验样品只不过是“都灵裹尸布”的一块补丁,而新的鉴定认为,主体部分要比这块补丁早得多。     这使得本来渐趋明朗的“都灵裹尸布真伪”命题重新又陷入谜局。     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事情又有了戏剧性的发展。       现在,美国画家莉莲·施瓦茨也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并针对都灵裹尸布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她指出,那块麻布上面所谓的耶稣头像不过是达·芬奇的自画像,是利用一种拙劣的摄影技术伪造的。利用电脑扫描,施瓦茨发现都灵裹尸布上的耶稣头像与达·芬奇的自画像拥有同样的尺寸。2009年初,施瓦茨利用同样的技术将达·芬奇的另一幅自画像与都灵裹尸布上的耶稣头像进行了比对。她表示:“他们的面部轮廓居然是吻合的。这一发现令我感到极其兴奋。达·芬奇记录的面部比例被用于伪造裹尸布上的耶稣头像,对此我深信不疑。”   此后,英国第五频道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认为,是达·芬奇利用其头部雕塑以及一个名为“暗箱”的摄影设备,将自己的面部特征“复制”到裹尸布(由亚麻布制成)上的。据推测,达·芬奇是在一间暗室完成整个造假杰作的。他首先将裹尸布挂在一个框架上并涂上一层使其对光线敏感的物质,此时的裹尸布如同一张胶片。当阳光穿过墙壁上的一个镜头时,达·芬奇的头部雕塑便被投射到裹尸布上,从而伪造了一幅永久性耶稣头像。     都灵裹尸布研究员琳恩·皮克内特表示:“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伪造裹尸布的家伙一定是一个异教徒。他一定非常了解解剖学并且精通一门用于造假的技术。这个家伙几乎愚弄了每一个人,直到20世纪才被人揭穿。”       第五频道的纪录片指出,当时的达·芬奇一定非常痴迷光学设备,他在笔记中绘制了一些最为早期的暗箱草图。皮克内特指出:“如果达·芬奇知道,在自己死后500年,一代又一代朝圣者仍然对所谓的耶稣头像顶礼膜拜,我想他一定会大笑不已。”   沉迷千年的谜案,终于真相大白,人们发现原来千年前的人,也具有如此的“幽默”,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愚弄人的“学术造假”。 http://blog.qq.com/qzone/622008594/1284819205.htm?pgv_ref=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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