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仰光，街头的大幅广告牌为这个传统佛教国家掺杂进了 席卷全球的商业气息。近年缅甸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 曼德勒，缅甸第二大城市，从躁动的街头似乎能感受到私营经济带来的活力和欲望 蒲甘，建于1057年的瑞山陀塔上，日落时分总是挤满拍照的外国游客。缅甸近年加大了对外开放，2011年的国际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万（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缅甸 1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 点击

追求修复式的正义 ——对话昂山素季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杨潇 发自缅甸 （转自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2月10日 ） 人物周刊：缅甸的改革最近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说缅甸“春天”来了，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你知道，在缅甸，我们没有春天，同样我们也没有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季节划分非常不同（记者注：缅甸气候受季风影响很大，一年分为热季、雨季和凉季），所以我想（改革）也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推进。现在要说改革能带来什么有点为时过早，不过我相信，总统（吴登盛）是希望带来真正变革的。对于大家一起推进变革，我也有信心。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就你自己来说，会不会担心所有的事情一夜之间倒退回去？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昂山素季：我不会说我“担心”这个，我只是会记着：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不论我做什么，都会争取让这种倒退不再发生，也会在每个议题上都非常努力地确保进步得以持续。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以确保缅甸改革不开倒车？ 昂山素季：首先，你得对那些方向正确的变化表示肯定。我想，最好国际社会也能提醒缅甸政府，一旦倒退会招致麻烦后果。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 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 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 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 剥夺？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的“亚洲价值”？ 昂山素季：我发觉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我曾在印度生活过多年，我虽然从未在中国生活过，但我也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在我看来，中国价值和印度 价值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缅甸价值和中国或者印度的价值又很不一样。所以我不太明确当人们提及“亚洲价值”时是想说些什么，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 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 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 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2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 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 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 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 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 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 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 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 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 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 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 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 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 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 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 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 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 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你对宽恕的理解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这首先是一种理解，理解为什么别人做这样或那样的事。你可能不同意，但你仍可以试着理解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如果你不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和解从何谈起呢？ 3 人物周刊：在民主转型问题上，哪个国家给你的启发最大？ 昂山素季：很难讲。南非经验当然世人皆知，但我认为波兰做得也很好。全世界的转型经验不尽相同，比如西班牙的转型就在佛朗哥死去之后才开始，但 因为设计较好，所以和平转型成功。就像民主一样，我们都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当然，有一些基本要素和制度设计来确保转型是真实的，但各国都会有 自己的经验。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最适合缅甸的方式，我想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都要是最好的。 人物周刊：这（民主转型）是你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吗？ 昂山素季：是，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几乎所有事情，都与之相关。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23年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 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 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 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 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 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 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 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 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4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从班迪达西亚多上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正念（mindfulness，可形容为“不偏不倚地觉察”，或“毫无遮蔽的注意力”）永不足够，能具体说说吗？ 昂山素季：嗯，是他教会我这些，不过他是位佛教上师。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达到极致，你可以足够聪明，你可以足够勤奋，但正念永不足够。正念意味 着你对自己和周遭事物都有所体察，就现在而言，正念意味着你不但要体察你对我说的话，也要体察我对你说的话，除此之外，你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你疲倦了，是 不是我疲倦了……所以正念无止境，它会帮助我们平静度过此生。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 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我有点好奇，现在有什么事情还能让你生气？ 昂山素季：等一等，今天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笑）其实也是些小事，我不喜欢人不守时。我自己是非常守时的人，守时是一种尊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守时，是他（她）欠缺考虑，而欠缺考虑令我不快。 人物周刊：原则与理想主义在政治里没有立足之地，你同意吗？ 昂山素季：我不同意。政治里理应有原则的一席之地。至于理想主义，它取决于你的解释，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极为脱离实际的某些东西，也可以把它视作一种思考方式：什么东西更好，更值得拥有？所以我觉得从政者仍可拥有原则与理想主义。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5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相信“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想知道你对它的定义。 昂山素季：我说的参与式佛教，指的是佛教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业”（karma）而统统接受，因为说到底， “业”其实意味着有所为。在我看来，佛教意味着你无法逃离你自己所做之事带来的后果，你必须对你自己的作为有所担当，这里面有一种责任意识，不是吗？这是 好事，应该进入你的日常生活。因为佛教还教人慈爱（loving kindness）与慈悲（compassion），你得把它付诸实践，不能只是空想着“啊，我爱世人”，这不够。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 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 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 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 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 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 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 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 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 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 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6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 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本影响你最大的书？ 昂山素季：我不能说某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但我非常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感谢马妙华小姐提供帮助，本刊记者马李灵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到印度聆听达赖喇嘛布道的七百藏人被劳改 就十字架同仁勒泽格雷坦所提出的为什么选择公开自焚的行动的问题，丝特莉尔雷沃指出，自焚被视为是向活人献出身体祭品。在藏传佛教当中，自焚被视为光明的祭品， 从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可以变成光明的迹象，以期使人类从无知中得以净化并帮其走上智慧与觉悟之路。自焚所造成的伤痛剧烈，而且从点燃那一刻直到最后都是有知觉的。因此选择这种自焚的举动并不是出于绝望所采取的自杀行动。藏人拒绝将自焚视为自杀，对于藏人来说，自焚是爱与和平的行动。 对于美国人权观察有关中国警方最近拘捕七百藏人的消息的准确性，丝特莉尔雷沃认为是准确的，并且说这是自从1970年以来中国当局第一次如此大批逮捕西藏老百姓。这七百西藏男女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今年一月十二前往印度菩提迦耶聆听达赖喇嘛传教步道之后返回被拘捕的。 西藏寺庙的菩萨被中共领导人画像取代 丝特莉尔雷沃说她本人曾与他们一块在菩提迦耶。总共有七千藏人获得前往印度的签证，他们当中的百分之十在从印度返回之际被捕并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立即被送去劳改，据悉他们将要被劳改到五月份。这些被捕的西藏人都持有有效的中国护照，而且从未被指控犯有包括私藏非法文件等任何罪行。另外六千三百得以回家的藏人被迫前往再教育的政治学习班，在这些学习班上要集体表态不再追随达赖喇嘛，还要谴责达赖喇嘛进行分裂主义行径和向中国政府表衷心，等等。 丝特莉尔雷沃还指出，与此同时，在寺庙里，菩萨像不仅被中共党的领导人画像取代，而且还迫使和尚与尼姑顶礼膜拜。这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最近连喇嘛寺里空空如也的原因。 害怕在西藏也发生“天安门事件” 就对未来几个月有什么可怕的问题，丝特莉尔雷沃指出，恐惧会发生西藏的“天安门事件”，也就是说，害怕屠杀西藏人。卫星图片显示，数周以来，在从成都进入四川的路上囤积坦克车队和自动机枪。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正是以此为依据来要求联合国保护西藏。 丝特莉尔雷沃继续说，西藏就是一个露天监狱，西藏人是殉葬品，而在中国，所有反对集权专政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粉碎，但是西方媒体几乎从来不说，更确切地说，自从一月份以来，任何中国游客都不让进入藏区，所有通往西藏的路都受到严密监控，中国的藏人更是被严密监视。 丝特莉尔雷沃最后说，对于年迈的西藏人来说，最为痛苦的事情是，流亡的藏人清楚永远不会再见到西藏，而在西藏的人也永远见不到达赖喇嘛。 法国年轻摄影记者和美国资深女记者被叙炮弹夺命 继法国电视二台特派叙利亚霍姆斯记者年仅四十三的吉尔雅吉耶今年一月十一日在一次由叙利亚当局批准的采访中中炮弹身亡后，又一名才满二十八岁的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什力克和一位美国资深女记者玛丽柯尔文在霍姆斯临时记者中心中炮弹丧生的噩耗以及法国总统竞选成为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两大焦点主题。法国十字架呼吁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停火。法国左派大报解放报发表了该报特派叙利亚记者让皮埃尔裴林在霍姆斯的实地采访报道，解放报强调“我们的特派记者在霍姆斯地狱之中”，解放报还在首页刊登出裴林拍摄的照片。解放报特派裴林才离开不停地被重型武器摧毁的霍姆斯不久，雷米和玛丽就被叙利亚炮弹夺走性命。  

（维权网信息员齐迹报道） 2 月 21 日晚 7 点 左右，杭州市公安局 8 、 9 名国保，对异见人士陈树庆的家进行查抄，抄走陈树庆的一些资料及电脑主机等物品。 8 点 20 分左右，陈树庆被警方带走传唤。 据陈树庆的妻子张女士讲，他们说是杭州市公安局的，带走陈树庆时警察让带着洗漱用品。警方并没有告知家人会把陈树庆带到哪里传唤。 另据异见人士邹巍介绍，晚 6 点多钟，他正从陈树庆家出来，到 4 楼时见到杭州市国保一行 8 、 9 个人。正在生病的邹巍称为了朋友的安全，他要与警察一起到陈树庆的家中，被警察阻止。 仅最近两三个月以来，杭州异见人士受到大规模的打压迫害。邹巍、王荣清、吴义龙、黄伟东、魏桢棱、陈树庆等多位异见人士遭到抄家， 2 月 10 日 ，另一位异见人士朱虞夫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 7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核心提示：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从战事活跃区域撤离中国公民的活动，就像2011年春季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中国私人方面有紧急安全需要，而北京又不愿意处理的话，中国私人方面就会通知中国民营承包商来帮忙，那时民营与官方的界线就模糊了。 原文： Enter China’s Security Firms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Andrew Erickson、Gabe Collin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编者按：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军队，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看到机会。但是有很多难题在等待他们。） 一个安保真空正在海外中国工人周遭形成。前不久，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绑架（还有一名工人在劫持过程中中弹身亡），另外有25名工人在埃及被绑架，这两起事件激起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应。其结果，北京打算提升领事服务，加强对在海外工作和旅行的中国公民的保护。在公司方面，非官方的分析人士敦促各公司在员工出国前加强对他们的培训。然而，中国现在至少有84.7万中国籍工人在海外，有1.6万家公司分散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些公司位于战事活跃地带，比如苏丹、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保障重要工程和工人的安全，光靠扩充领事力量恐怕是不够的。 正是考虑到这种日益扩大的危险，新生的中国私民营保安公司才看到了商业机遇。山东华威保安集团似乎成为中国众多保安公司的领军者，该公司迄今主要的业务集中在强劲的国内保镖和防护服务市场。华威提供国内服务，但2010年10月在北京开设了一家”海外服务中心”。该公司在中心开业声明中直白地谈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可能造成安保真空，这是该公司决定瞄准伊拉克市场的关键原因。 中国投资人迅速增加他们在伊拉克的存在。例如，中石油正在帮助开发石油项目，这些项目将令其在苏丹的旗舰项目黯然失色；而中国建筑公司将会在重建和改善伊拉克民生和能源相关基础设施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些基础设施被年年战乱摧毁，无人理会。 山东华威公司等新兴中国保安公司还很可能瞄准阿富汗市场。美国政府最新的地质勘察结果显示，阿富汗可能蕴藏大量矿产，锂、铜、钴、铁矿石和其他矿产的储备可能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的矿业和建筑公司很可能追随国企中国冶金的步伐，大举进军阿富汗，中国冶金正在开发艾纳克巨大的铜矿。 艾纳克铜矿受益于邻近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营地，但是随着华盛顿力求在2014年前撤出驻阿美军，中国矿产公司将自力更生保安全。越来越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中国公司和工人将被迫适应一个没有大量美军部队为其保驾护航的环境；高安全风险随之而来，叛乱袭击，盗贼以及其他物理威胁，这些风险将驱使他们寻找新的武装保安提供商 —— 这正是山东华威及其同侪寻求的商业机会。 填补空白 2004年，一位宁波商人开办了一家保镖公司，试水在中国建立一个着眼海外的民营保安公司，他从中国特种部队和武警招兵买马。与之相反，中国华威公司大规模集中进入伊拉克安保市场。在网站上，公司称它招聘退休特警、军人和武警。华威特别提到，其雇员曾经在伊拉克服役，曾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武警。 据我们所知，除了华威公司外，还没有一家中国保安公司公开声称打算为中国海外企业提供保护。但是，如果山东华威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成功的话，很可能会有更多中国公司瞄准海外市场，尤其是现在国内民营保安市场越来越拥挤。 但是，全球民营保安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那么中国公司为什么愿意考虑雇用像山东华威这样的中国公司，而不雇用”风险控制”、G4S或者其他知名的国际性保安公司呢? 一个答案是，中国拥有一种久经考验和实实在在的优势，那就是价格。中国的消息人士说，中国私人保安的人均价位在3000到6000元人民币（约合476到952美元）之间。所以，一支12人的中国保安分遣队每天的成本在190到381美元之间。这与阿富汗本地私人保安的价钱相当，但比许多西方保安公司开出的价码要低得多。即使将来对中国有经验的特种队员的需求增加，他们的工资上涨，中国公司可能还是会拥有成本优势。 身手也是因素。就能力而言，山东华威目前算不上”有中国特色的黑水公司”，但这个公司的员工几乎无疑都是身手不凡的特工。为多数中国保安公司海外分公司工作的保安很可能是从曾经在雪豹反恐力量等精英警察队伍和军队中服役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基本保护技能水平很可能远远超过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地的保安能力，接近西方保安公司的水平。在中国海外民营安保公司任职的人员不会有在西方公司诸如Academi（前黑水/Xe）职员那样的战斗经验，但是他们执行的任务类型也不一样，比方说，他们不会像黑水公司在伊拉克那样，执行进攻性任务。 可靠性是山东华威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公司眼中的另一个卖点。驻在国当地力量在保护中国海外工程工人方面的记录不是特别好。据我们统计，自2004年以来，至少有43名中国公民在海外暴力攻击中丧生，包括象苏丹这样的国家，当地军队应该保护外国工人。至于未来的危险工作地点，阿富汗当地保安的名声尤其差劲。2009年10月，塔利班武装分子轻而易举地就打败了阿富汗警察，在喀布尔的联合国招待所打死11人，包括5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由于当地保安不可靠，容易受到当地复杂的部落政治影响，雇佣母国值得信赖的保安服务可能更有吸引力。此外，由于语言文化相通，公司的经理很可能感到安心，因为这将大大减轻沟通的难度，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 战略意义 在未来海外涉及中国公民的危机中，中国武装承包商似乎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他们为武装保护中国公司和工人提供了一项新的选择；在动乱地区，无需部署军人到海外保护中国工人和经济资产，那样外交风险更高。 在最近的苏丹人质危机中，《华尔街日报》报道，一队中国民营武装安保人员加入了苏丹军队的解救行动。这篇文章和报道此次事件的中国媒体没有指明这些安保人员自何而来，但是很可能他们同样来自前安全部队人员，与山东华威公司雇佣的人员类型相同，甚至可能就是来自华威公司。中国消息来源称，苏丹军方告诉新闻媒体，中国武装承包商参与行动，但是似乎北京希望将此事淡出公众视野。 中国民营武装保安公司的兴起具有很多战略意义。首先，如果工程所在地局势不稳，需要私人武装保安的话，那么保安公司就有相当大的概率与当地敌对势力之间发生交火。另外，考虑到这些人的警察和军人背景，承包商很可能用军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和行事，多半还会配备类似的武器。那么有一种可能性就很现实了，比如在苏丹这样的地方，当貌似军人的私人承包商与对方交火时，对方很可能搞不清他的身份，误以为是中国政府军队的真正军人。如果当地人有亲戚在中国人训练地附近被一名貌似军人的保安开枪打死，那么当地人就很可能指责北京，从而令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额外遭到暴力威胁。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家中国民营保安公司遭遇”费卢杰事件”，许多员工在战场被打死，就像黑水公司2004年在伊拉克遭遇的情况那样，中国政府会作何反应。在远离祖国、充满敌意的地方，很多事情都可能出岔子，即便是一支身手不凡、准备充分的队伍。如果苏丹、伊拉克或阿富汗的叛乱分子伏击中国的私人保安得逞的话，北京会准备采取惩罚性措施吗?如果中国承包商在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遭到攻击，而美国特种部队在这里作战的话，北京愿意请求美军帮助营救吗? 从中国雇佣民营保安的公司必须管理其与当地军队和以前雇来保护中国工人和资产的保安公司之间的摩擦。这些公司最终可能会为安保双重买单——一次付给不满的地方指挥官，另一次付给真正提供安保服务的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一样，被认为越来越有钱，这种情况可能会恶化。北京始终依赖支付赎金以解救人质，而后者，不受《反海外腐败法》的限制，广泛被认为参与贿赂，这正是许多不稳定地区的真实写照。 此外，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从战事活跃区域撤离中国公民的活动，就像2011年春季发生的事情那样；如果中国私人方面有紧急安全需要，而北京又不愿意处理的话，中国私人方面就会通知中国民营承包商来帮忙，那时民营与官方的界线就模糊了。 另一个问题是海外民营中国安保人员适用的法律规则。中国是《 蒙特勒公约》的签字国，该公约制定了民营军队 和保安公司的规则和最佳实践。但是，这份公约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中国人大在2011年通过了旨在防止中国公司海外贿赂行为的法律，人大可能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规范，约束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民营安保公司的行为。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民营保安承包商在海外参与活动还会构成重大的法律和外交挑战，即便中国政府制定了法律来约束这些公司的行为。例如，我们强烈认为，如果一个承包商在苏丹或伊拉克犯罪的话，中国的反应很可能是悄无声息地迅速把人送回国内走法律程序，而不是让其承受当地司法系统不公正待遇的风险。这几乎肯定会证实外界的看法，即当事国政府软弱可欺，牺牲当地人对公正的渴望，允许中国人享有治外法权。 最后，冒险进入危险地区的小商人和企业家可能仍然雇不起民营保安服务公司。这样一来，对中国居心叵测或者企图置本国政府于困境的当地组织可能把目光锁定那些在由前武警部队武警保卫的公司大院之外的那些中国民间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将不可能努力解决双重问题，一个是中国民营保安公司在该地区运作带来的外交问题，另一个是以前存在的老问题，单个民间商人无法跟踪，也无法有效保护，但是他们的命运会引发全国关注，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 Andrew Erickson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系副教授。Gabe Collin是洞察中国的合伙人，前商品投资分析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军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