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