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

来源：新浪微博

香港保钓人士日前登上钓鱼台，引发周围海域紧张情势。日本政府周五已陆续释放被捕的保钓人士，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肯定日方此举有助维持区域稳定，但同时以罕见的强烈字眼，抨击日方“窃占”台湾领土钓鱼台。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三，香港保钓人士成功抢滩登上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并挥舞中华民国国旗及大陆五星旗，船上14名成员，遭到日方逮捕。面对此一涉及东亚区域安全的重大事件，台湾马政府召开三次国安应变会议，国安人士评估保钓人士把两岸国旗并列，有塑造两岸四地连手保钓的统战目的。马英九总统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放人，但外交部也强调，台湾有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和政策，所以不会跟中国大陆合作处理钓鱼台问题。 相较于中国大陆及香港民众的怒火，台湾显得低调，甚至被批评软弱。在日本政府陆续释放被捕的保钓人士后，台湾外交部态度转趋强硬，发表声明肯定日本释放保钓人士举动有助降低区域紧张，但同时强调台湾在钓鱼台主权上一向秉持不示弱及不退让立场。香港保钓人士插旗的举动，台湾事先并不知情，但中华民国国旗出现在被日本”窃占”的钓鱼台上，符合台湾领土主张。 民进党抨击马政府国安团队处置失当 然而，台湾在野的民进党仍然抨击马英九总统领导的国安团队并未在适当时机做出正确反应，造成国际间有台湾、中国大陆连手对抗日本的错误印象。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表示，马政府以公务船保护五星旗，并补给港澳保钓船，换来的却是香港保钓人士喊出”钓鱼台是中国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严重与台湾人民意志悖离。他希望马英九总统应站在国家的高度维护主权，并注重区域稳定，要有智能解决，而不是用不高明的激发冲突进行。 马政府再提”东海和平倡议” 钓鱼台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藏，还有丰富渔业资源，更重要的是关系着民族自尊心。自从1972年美国将琉球行政权归还日本，日本宣称拥有钓鱼台后，保钓运动前仆后继，马英九总统当年也是热血青年之一，由于台湾，中国大陆，日本都宣称拥有主权，使得这片海域，争论不休。 2008年六月，台湾的联合号海钓船在钓鱼台海域被日舰撞沈，引发台湾强烈反弹。马英九总统当时上任不久，承受民意压力，但同时也与日本密切沟通，日方也随即对撞沈联合号道歉并赔偿。在那次的冲突之后，台日都试图修补关系并降低意外的发生率，马英九尤其希望扭转日本对他”反日”的印象。直到现在，台湾政府对保钓船的行动，一直非常消极。但相对的，包括台日投资合作、开放航权等协议，却顺利推动。 台湾没参与登钓鱼台行动，却有香港人代为插旗，博得国际媒体版面，表面看来似乎得利。但随着钓鱼台主权争议升高，台日以及两岸的互动关系，都将面临新的挑战。行政院长陈冲强调，台湾政府正面看待的是单纯的保钓行动，现阶段最好的钓鱼台策略，就是马英九总统日前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也就是希望相关各国承认争议的存在，并努力搁置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作者：尼尔（台北） 责编：石涛

昨天（16日），本台记者电话采访了注册在香港的华人保钓联盟的秘书长李义强。他对本台介绍，此前这次行动是两岸三地的联合行动，原计划是三地出船，一同前往钓鱼岛。 由 于两岸三地有关港口距离钓鱼岛的里程和方位不尽相同，如果两岸三地共同进行保钓活动，则香港保钓组织的船将率先出海，接着大陆船只出发，而在香港船只出海 后第三天，台湾保钓船只再出海，如此才能保证三地保钓船只在最短时间内在宜兰外海彭佳屿回合，共同并向钓鱼岛海域行驶。 原计划随船出海的大陆保钓人士有12人，但在8月14日，厦门保钓人士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而取消前往行程，而台湾的保钓船出海也被技术性阻拦。 从2004年左右，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罗干对保钓事件有批示，实质性禁止从大陆出海保钓以来，各地警方对民间保钓运动严防死守，极力阻扰，有不少保钓人士被抓甚至被劳教等。 家住厦门的李义强曾以声东击西手法，组织了唯一一次成功从福建沿海出海前往钓鱼岛的行动。而此后，他在厦门的住所门口，被装上了数个摄像头，行踪被严密监视。 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时候，展开了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和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这一画面，被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从空中拍下。 随后中国两岸三地的报道中，由于中宣部早有命令，新闻报道和图片中不得出现“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等文字和图片。因此，绝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一般的操作办法是或将当中的青天白日旗以标题大字遮盖，或者将图片剪裁，以回避青天白日旗。 而极端者如《厦门晚报》、《成都商报》等媒体，以技术手段将青天白日旗PS成了五星红旗，也是传统操作手法，但在微博时代自然引发广泛批评；反而是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和地方性报纸《黔中早报》、《沂蒙晚报》等，触碰了禁忌，在报纸上出现了敏感的“青天白日旗”。 而当天的香港各大报纸以及台湾报纸，也纷纷选用了这张图片，但台湾的报纸上，五星红旗的出现并未被遮蔽。 传 统来说，香港左派是华人保钓运动的中坚；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渔民，则是钓鱼岛传统渔场的作业者，反而是声称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大陆，是保钓运动的新兴 参与者。对国旗的讨论，看似仅是细节，但正凸显了牵动了两岸三地民心的钓鱼岛事件中，民族情感和政治分割现实的种种吊诡。 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中，目前两大主流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传统马列意识形态式微的大背景下，官方越来越仰赖民族主义作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因此，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警惕是在野批判者普遍选择。 在微博客上，对保钓行动冷嘲热讽的自由派评论随处可见。典型的评论是莫之许的“没有政治参与权，我坚决不关心主权问题。有人权才能争主权，香港人能去钓鱼岛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保钓这个事情上，大陆屁民还是洗洗睡了吧。” 因此，学者赵楚在微博上关于保钓的非自由派主流观点，引起了许多讨论。 赵 楚说，保钓或南海之类领土、领海及中外权益争端，之所以在中国网络一再激发巨大的热情，说到底是左右进行借主权和爱国主义天然道义优势，进行社会动员和消 解现实政治道义根基的冲动所致，所以从早期台北到这儿，政府对此一定是狐疑的。当年台湾保钓运动成了民权运动的先声，接使对现实富于批判性的青年一代脱颖 而出。 他又说，对此事的观察不是从国家与政府的区分，或爱国与否之类角度出发，而是将此事首先当做一个压制社会中的公共表达事件来看待，从港台早期保钓历史可以更清晰看到这一点，此类社会运动的真正政治含义从来都是社会批判性的。 已 有人敏锐地观察到在主权争议等问题上，国内自由主义阵营的失语，有些自由派人士对此嗤之以鼻，或者简单重复“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的教条，然而， 在如此牵动大众情绪心理的重大和全民话语与议题战争中，一种政治派别如果失去论述建构能力，那无疑等于——镇日备战，临阵缴枪。 中国当代的新文革势力长期以来一直在恶意地塑造自由主义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是卖国者的虚假形象，重复历史上悲剧斗争中胜利者的权谋，而某些人造奶油自由主义者却唯恐对方指控不实，忙不迭地在对方激将法之下为此提供证据。 在赵楚看来，保钓的活动中，核心的问题往往不是实际上有无产生立即的外交或国际政治结果，而是内部社会的力量整合，这一斗争的焦点是，左右翼或社会力量通过对重大议题的设定、渲染与操控，进行集结，以及整备力量，进而压制对手。 对外关系事务在威权社会有不同于一般的意涵，无论在官在民均是如此。在政府，外部危机的掌控和运用是调节和操控内部社会的极好手段，而反过来，在国家主义和主权至上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下，民间同样会运用外部危机冲击政府的权威和道德根基。 爱国主义不是政府的专利和秘密武器，在威权社会里，爱国的真挚热情也是唤醒社会变革、对抗腐败和黑暗现实的熊熊烈火，丧权辱国四个字，从来都是腐败无能统治者的丧钟。 保 钓等社会运动最吊诡之处正在于：其议题是外交性的，对外的，但其基本政治动力学和指向都是绝对内政性的、向内的。这是为何政府对此类运动一般持压制态度的 原因，从当年台湾到今日大陆，无不如此，因为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形式的社会政治动员与自组织活动都是极度危险的。非常滑稽的是，威权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公众 在保钓事件上热情的危害，可反威权的自由主义者却还对此毫无所知。 威 权体制下爱国主义传统话语臭名昭著，这使得一般自由派失去了在有关问题上的话语和论述建构能力，这也是此次港人登岛最大的意义所在，港人以最清晰的方式表 明：爱自由才能爱国家，而且有自由方能更好保障国家权益。反之，无自由，则无国家。争主权，争自由，与真正的爱国主义互为表里，丝毫没有矛盾。爱国主义在 爱自由的人手里，而不是在那些信奉无产者无祖国的流氓无产者手里。 在 保钓以及类似问题上特别活跃与热烈的，基本都是压制社会下原来处于边缘的声音，这也是我不否定此类运动的原因之一，尽管充满权、左、右乃至更多方面的政治 权谋和共同体政治利益博弈，但这背后崛起的是社会对权力的否定，是青年人或原本处于权力远地点的人群起来，对过去垄断一切重大公共利害判断的权力说不。 钓 鱼岛能不能拿回来、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争议，这并不是焦点，在保钓的新闻背后的确凸显了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如何界定和维护中国的国家 利益？谁来界定？以及为真正切实维护国家利益而需要的相应制度建设？太多历史证明，当社会公众在此问题上无声音，当理性和热忱的知识阶层无声音，则共同的 最高国家利益、最后是总体的社会利益必受损害。 本次保钓最生动地揭示了一点：在一个爱国需要特批、民间抗议需要奉旨的地方，钓鱼岛也好，南海也罢，国家重大利益和核心利益受损，这几乎是必然的。这也是香港同胞给大陆上的一课。 赵楚最后总结，“自由人才有祖国。换言之，不爱祖国，对自由的热爱也将无所附丽。”怎样才能真正维护作为社会共同最高利益的国家利益呢？需要公民有结社、言论和媒体的自由。 赵的观点在自由派圈子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资深时评作者莫之许反驳说，“但凡试图从外交角度思考问题的，都是局内或试图入局者。” 这一身份攻击并不有力，他继续展开说，“这些年来，也有些人想运用民族主义情绪作社会动员。短期来看，未必没有效果，但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南海，都很难作为长期的动员题材，从而具有太强的机会主义色彩，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对于自由派如何才能回应民间的自发的民族情绪，莫之许又说，“官方引导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讲，若能消解官方宣教，则民族主义情绪也就不攻自破了，何来自由派边缘化之说。” 无论莫的回应是否有力，事实是，中国自由派如何才有健康理智的国家利益观点，而保钓爱国运动如何才能不被极权所利用，成为健康的社会运动的公共表达的一部分，相关的讨论远未结束。  

《金融时报》星期四（16日）说，由于担心被孤立，北京被迫重新思考与亚洲邻国结盟的问题。 文章以上个月柬埔寨在东盟会议上成功阻止有关南海问题决议为例子，说明中国开始采取新外交战略，在东南亚地区利用关键盟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该报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向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成功地与柬埔寨合作，阻止了一件可能对中国不利的事件的发生。” 文章说，北京开始试图建立长期以来它一直回避的外交联盟，而柬埔寨为中国卖力则使人们领略到未来局势的发展。 受中苏联盟在1961年垮台的影响，中国在1982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就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不结盟方针。 但是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以及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以来，这种不结盟战略在国内受到挑战。 文章引述陈向阳说，“中国后院的局势越来越复杂，让人感到情况有些失控。中国国力增强后，我们需要更多朋友，不然我们将面临孤立。” 《金融时报》说，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淡化不结盟的方针。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与少数几个国家营造特别的关系，这包括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以及伊朗和苏丹。但是中国外交专家认为，这种关系是由经济利益驱使的，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盟友体系的一部分。 与此相对照的是，北京开始探索如何加强与亚洲邻国关系，使其成为建立联盟的构造单位。 此外，中国与俄国的关系性质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外交官说，叙利亚危机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密。 文章引述一名外交官说，“过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我们碰巧对一些问题有相同的看法，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碰巧重合，还有其他国家跟我们看法一致，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但是现在，我们被推到一起，形成半结盟状态。”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有条件可以建立自己的一个广泛联盟体系，而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文章引述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说，缅甸和朝鲜都要搞改革开放，他们要仿效中国，这会使他们更适合做真正的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