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意义非同凡响，其有助于以安全保发展、实现发展与安全并举;有助于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外事与内事;有助于打破部门利益羁绊、维护整体国家利益;有助于中国从容参与大国战略博弈、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大潮。 　　 设立”国安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标志着国家安全工作进入了”中央强有力统筹、跨部门整合、从战略上主动运筹”的历史新阶段，需要抓紧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通过积极主动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运筹，助推国家安全工作与民族复兴伟业。 　　 当前国家安全环境 　　 对于设立”国安委”，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了专门说明。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关于设立”国安委”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总书记又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习总书记还明确了”国安委”的主要职责，即”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中，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亦被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安全战略既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而言更是一种新生事物，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超前谋划。 　　 全盘审视和谋划国家安全战略，首先需要准确把握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与环境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内忧”与”外患”并存。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互动频繁，乃至产生联动效应。对中国而言，作为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一方面”外患”有增无减、复杂嬗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影响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内忧”仍然存在，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心仍在国内。 　　 二是国家安全的”内涵”更加复杂，”外延”更加宽广。内涵更复杂是指国家安全的主体虽基本维持不变，即作为整体的主权国家及其中央政府，但客体却越来越多，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位于中国境内的中外法人与个人，也包括位于境外的中国法人与个人。随着中国企业与公民大踏步地”走出去”，中国国家安全的边界日益向外延伸，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日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项重大工作;外延更宽广则是指国家安全所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三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仍吃重，非传统安全更复杂。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安全、捍卫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压力不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压力增大，例如”东伊运”幕后指使实施的”10·28″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曝光的美对华网络渗透等。 　　 其次，需要分辨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尤需厘清国家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 　　 具体而言，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主要有二：一是中国自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内外、励精图治、放眼全球、更加主动有为;二是全球化与多极化难以逆转，世界力量对比”新陈代谢”与”新升旧降”对中国有利。 　　 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大致包括如下五点： 　　 一是国内转型期社会矛盾累积，各类群体性事件多发易发，外部敌对势力趁机插手利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统筹推进改革难度增大。 　　 二是”台独”、”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国际反华势力对其加以扶持利用，反分裂、反恐、反宗教极端主义任务艰巨。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三是中国加速崛起改变了国际与地区格局，引发西方大国不安不满与周边个别国家反弹对抗。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美国竭力维持世界霸权与亚太主导权，中美博弈更加敏感复杂激烈。日本不甘被中国全面赶超，企图摆脱和平宪法掣肘、实现军事大国野心。美日同盟加深、彼此相互利用，导致周边环境的”安全系数”下降，海洋争端加剧。 　　 四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严重依赖于境外能源资源进口与国际市场需求，经济安全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容易受制于人。 　　 五是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叠加，重大自然灾害趋于频繁、危害加大。 　　 战略方针与战略目标 　　 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方针宜采”辩证统筹、古为今用、主动运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其要有三：一是强化与贯彻”综合安全”、”大安全”理念，统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应对现实威胁与长远挑战。 　　 二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与谋略思想博大精深、堪称”战略宝库”，理应系统整理、古为今用，尤其是以西汉(从文景之治到武宣之政)、盛唐(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与清朝前期(康雍乾)三大盛世为代表，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的”务实王道”，也值得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中国所发扬光大，包括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合作与斗争并举、维护自身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兼顾。 　　 三是善于利用矛盾、借力打力、纵横捭阖，应主动谋划、积极博弈，防止被动挨整，制人而非制于人。 　　 在此战略方针下，应由近及远、制定分阶段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时间段： 　　 一是从现在开始的未来5年(2013–2017年)，目标是完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增强国家安全工作手段与能力，为全面深化改革、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为”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捍卫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确保周边安全环境总体和平安宁，稳步拓展海外利益。 　　 二是在”第一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周年前夕(2020年)，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逐步成为周边乃至国际安全环境的主动塑造者。 　　 三是在建党百年与建国百年这两个”一百年”之间的近30年”空档期”(2021–2049年)，稳扎稳打，促进国内长治久安，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国际安全环境，增加对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实现国内与国际安全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并在此期间以适当方式实现国家完全的统一与领土完整。 　　 四是在”第二个一百年”即建国一百周年之际与本世纪中叶(2050年)，为实现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成为周边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与国际安全新秩序的主要参与者。 　　 战略布局与战略重点 　　 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应坚持”内外兼修、内主外辅、全面推进、重点突出”的原则，统筹兼顾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综合运用常态化管理、事先预警与应急处置、危机管控，具体与扼要而言，包括以下八大领域的安全战略： 　　 一是政治安全。强化反分裂、反暴恐、反宗教极端主义斗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扶助弱势群体、增强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民族与宗教政策，加大反腐败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总体和谐与政权安全。 　　 二是战略安全。全面与均衡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扩大合作面、管理竞争面。稳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促进中欧互利平等合作。完善”金砖国家”机制，做大做强新兴大国互信合作，防止被西方大国分化，防止被西方大国联手压制。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三是周边安全。完善地缘战略布局，统筹经略陆海、着力开拓海洋。坚决遏制日本右倾化，打好全面赶超日本的”新持久战”，防止美日联手使坏。有效处置周边热点、难点，妥善化解南海争端，加大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周边安全话语权。 　　 四是军事安全。扎实推进中国军事现代化，强化细化军事斗争准备，增强军事威慑力，坚决捍卫领土完整。加强军事外交，增进军事互信。对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加大投入，抢占未来制高点。 　　 五是经济安全。大力扶持民族产业与自主品牌，积极投身世界新科技、新产业与新能源革命，逐步减少对外能源资源依赖，通过改革与强化风险管理维护金融安全，稳步推进周边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全球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扩大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预防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不利影响，通过制定并实施”走出去战略”强化海外利益保护。 　　 六是文化安全。坚持”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综合创新”，打造有说服力、吸引力、亲和力、竞争力的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强化公民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统筹内宣与外宣，改进网络时代舆论斗争方式方法，有效增强党和政府公信力与话语权，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主动应对西方强势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渗透。 　　 七是信息网络安全。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专门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强调要”整合相关机构职能，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确保网络正确运用和安全”。 　　 八是其他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应预防与有效处置重大疫情，如正在中东肆虐的新型呼吸道病毒;以及生态环境安全，应加强灾害预防与抢险救灾工作，防止极端气候与其他重大自然灾害引发严重破坏，如近期重创菲律宾的”海燕”台风等。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160.html 文章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钓鱼岛是二战遗留问题，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出于国家大战略考虑，对钓鱼岛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不失为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日本政客的煽动下高涨，而美国也出于国家利益采用了“重返亚洲”战略，联合盟友对中国围追堵截，试图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于是中国国际环境陡然变换，钓鱼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特别是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更是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底线和原则，丢失领土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和领导人都无法承担的责任，于是中国和日本更本质是和美日在钓鱼岛上开始了全面较量。 　　中日在钓鱼岛较量的第一阶段围绕主权属性上打舆论战、外交战、法律战，在国内国际舆论宣传上开动机器。中国通过第一阶段的暖身，第二阶段的较量集中在行政治理权上进行，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把海监船推进去，在海域形成了一个各自半管制的常态化的形态，实际上把一个领土主权问题的纠纷推倒一个国际舆论舞台上，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事实”。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较量，日本所谓的“国有化”全面失败，实际上已经将日本实际占领钓鱼岛的事实变成了国际公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事实，反倒为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提供了契机，可以说日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围绕钓鱼岛的较量，第一阶段中国有被迫应战的味道，第二阶段中国已经开始慢慢调整战略并逐渐清晰化。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随着中国领导层的顺利换届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把钓鱼岛纳入防空识别区实质上已将钓鱼岛纳入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大棋局，此举是中国海空战略重大突破，背后深藏的意义在于，中国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钓鱼岛，也不再只是东海中间线的油气田，而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更深层次的是突破美日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确立中国在亚洲与其国力相当的国家地位。 　　美日当然明白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战略意图和深远意义，于是，美日联合盟国强烈抵制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西方媒体也脱去客观中立的外衣，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指手画脚，试图逼迫中国让步，一时围绕钓鱼岛风云四起，战云密布。美日及其盟国的强烈反应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险恶，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深远战略意义。 　　钓鱼岛列岛均为无人岛，但处中、日两国间的冲绳海槽（琉球海槽），不仅周边具有丰富的资源，更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 　　如果钓鱼岛被日本非法占据，中日就得按中间线原则划分大陆架，中国不仅丢失大量的海洋管辖区和海底资源，而且美日对中国的战略封堵线，将从第一岛链又前推到中间线以西，中国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估计是美日的如意算盘。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不能走向远洋的国家终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而且钓鱼岛关乎二战反法西斯的成果，关乎中国的民族感情，故对中国来说，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关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故在钓鱼岛问题上，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棋局，也是美日亚洲战略的大棋局，是中国与围堵势力综合国力和意志的较量。中国对此应有长远的战略打算和短期的应变预案，在有理、有据、有节的防御中寻找突破口，等待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钓鱼岛问题。美日也应认清形势中国全面崛起的客观事实，学会与中国在亚洲和平共处，给予中国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不是对抗。一个和平的亚洲是人类之福，一个对抗甚至战争的亚洲也许会将全人类带入苦难的深渊。（作者莫佳庆系经纬智库理事）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03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