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4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7·23”甬温线动车特大事故的惨状仍历历在目。但调查结果迟迟未公布于众。 　　尽管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表示，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已于9月完成。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最迟至11月30日，国务院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就应公布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这一天，相关部门没有发出只字片语。 　　《财经》记者通过数月调查，试图对“7·23”动车事故调查过程中责任攸关方的博弈进行还原，同时亦发现此前大批动车召回事件的关键隐情。 　　导致动车追尾事故的原因，既有信号设备软件设计缺陷，亦有非正常行车下的调度指挥失误。实际上，从信号设备提供商，到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的行车处理，到电务部门的维修、登记，事故暴露出铁路多个部门均存在问题。 　　据接近调查组的人士称，调查报告迟迟不出，系高层对责任认定难以取舍。若认定信号设备供应商承 担主要责任，则对中国高铁的国际形象乃至出口更为不利；若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若信号设备缺陷说被推翻，供应商不再担责， 铁路系统也不会全然接受此说，相应会要求承担较轻的管理责任，缩小处理范围。此外，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上海铁路局调度所、温州南站行车值班员各方责任孰 重孰轻，对所追究责任人的范围、职位亦有影响。 　　调查报告逾期不出，调查组成员三缄其口。四个月来，舆论呼唤公正调查结果的声浪此起彼伏，调查公信力在声浪中亦风雨飘摇。 　　在此期间，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又将54大列CRH380BL问题动车组召回整改，后于11月 16日分批重新投入运营。对于为何未在空车试运行期间就发现相关问题？问题车到底进行了哪些整改？供应不合格配件从而导致故障问题的分供方承担了怎样的责 任？等等，同样语焉不详。 　　在中国高铁受到国内外广泛质疑的敏感期，对重大的事故调查和召回事件采取更公开、更坦诚的态度，向公众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细节，并实事求是地进行问责与整改，才是立足高铁发展大局，营造正常发展环境的明智之举。 　　——编者 　上篇 　　三问动车追尾事故 围绕“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问责仍在持续发酵，舆论聚焦于事故调查报告及其处理情况何时公开，其中不乏质疑调查报告逾期公布已违反国务院有关条例的声音。 　　角力 对事故定责的考量，涉及设备商、铁道部，以及铁路各部门间的多重博弈 铁道部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声称系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五天之后，临危受命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指出，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 信号设备的集成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下称通号集团）旗下的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下称全路通号），成为首个被推出的可能 责任人。但“7·23”事故调查组副组长、中国隧道研究中心主任王梦恕对媒体表示，“软件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结论，系有人想拿全路通号顶包，全路通号对此 并不服气。11月25日，王梦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故调查组并未认定信号系统软件 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甚至未重点讨论此问题。 11月30日，一接近铁道部的人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的事故调查中，全路通号的责任被弱化。 调查组成员、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黄毅曾直指温州电务部门的责任:温州南站电务值班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发生。除继续承认信号系统设计缺陷外，电务部门的责任由此凸显出来。 此话一出，引发杭州电务段强烈反弹，于8月26日网上发布公开信逐一反驳。对此，相关部门并未作应答，《财经》记者获悉，8月31日，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前往温州南站，对杭州电务部门做了安抚工作。 多位事故调查专家组专家提及，动车事故的书面调查报告于9月完成并递交国务院。按照国务院493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为特别重大事故，事故调查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20日。 同时，上述条例第32条规定，特别重大事故，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 即使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递交时间按照9月底推算，最迟至11月30日，有关部门也应该按照上述规定，批复动车调查报告，给出处理意见。继而公布 调查报告和事故的处理情况。但时至今日，相关信息皆未公开。担任调查组领导之职的国家安监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仅对媒体称，不会太久。 对于调查、定责的消息多变，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事实上“7·23”事故调查中发现，信号设备、安全管理均有问题。然而，技术鉴定结束两个多月来，事故所涉各方均在推卸责任，导致报告迟迟无法出台。 上述人士表示，如果认定铁道部调度管理承担主要责任，则牵涉责任人众多；如果定责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全路通号存在设计缺陷，则对国家形象、高铁出口等影响巨大；且牵涉其他应用该信号系统的站点安全，当然作为信号设备的用户，铁道部则减轻了安全管理上的责任。 事故发生五天后，全路通号首先被指为存在“严重缺陷”。然而，随着铁路系统人士受到舆论压力被迫退出事故调查组，究竟应当如何定责，决定权已归国务院。 “信号缺陷是真实存在的，如只让铁道部担责，其肯定不服。”上述人士分析，若信号设备提供商的责任确被弱化，则对铁道部来说，最有可能的是处分 数个直接当事人。至于高层所负的领导责任，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原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副局长何胜利已被免职，铁道部原总调度长安路生也已离 开原职。 　　一问：雷电防护缘何失灵 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造商又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 雷电，是这起事故的导火索。 调查组曾委托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利用电力系统全国雷电定位监测系统，对事故发生时段温州南站附近的雷电活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10月25日，王梦恕对《财经》记者表示，7月23日当晚，雷击强度罕见，超出了设备防雷设计容量，导致设备电容被击穿。 随着集成度提高，以及计算机设备的广泛应用，新兴的客运专线、高速铁路的确更易受雷电干扰。但被认定为事故“首凶”的真是罕见强度的雷电吗？ 据知情人士表示，事故当天，温州一天打了400多个雷。但这并不算多，北京、成都、广州等地均发生过一天上万次雷电现象。事故当晚，距离温州南 站最近的雷电发生在5公里外的山头上，根据雷电传导的规律，待达到车站信号楼时，雷电能量只有发生时的1/25左右。信号楼内，两处设备在雷击中损坏，除 引发信号失灵的信息采集板外，另有一处闭塞电路。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发现，雷击中损坏的元件中，并无放电的黑色痕迹，可见导致设备损坏的雷电电压不高。 根据
铁道部规定，所有信号设备在集成之前，对设备本身都要进行防雷性能检验。雷电防护中，需考虑电路布线、地网、屏蔽等多种因素，如果内屏蔽和 外屏蔽连到一起，可能会出问题，因此设备电源线和电路设备要严格分开，但温州南站设备的电源线排布“不是非常标准（没有严格分开）”，上述知情专家表示。 除一般的防雷设备外，要提高防护能力，信号设备本身也应当在设计电路上做好安排，提高其耐雷电能力。比如印刷电路板的设计中，合理排列电子元器件、做好包覆，耐雷能力会提高。 “这部分由信号设备制造商负责，但他们也未必和雷电专业人士会商，采纳其意见。”上述知情专家认为，近年来，铁路系统在防雷上有所放松，设备制 造商对此往往不够专业，没有严格按照防雷标准操作。但在一些事故中，雷电常被当做不可避免的自然原因，京沪高铁初期运营发生故障时，亦推责雷电。 　　二问：缺陷系统如何通过评审 铁道部质检中心权力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紧随雷电之后，甬温线信号设备被认为软件存在重大缺陷，而且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据一位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7·23”事故暴露出软件设计的缺陷，在于程序的容错思路有问题。 当晚，相撞的前车D3115次列车从永嘉站发车行至红光带区间前停车，约两分钟后重新启动，以20公里时速缓慢前进。按照列车故障导向安全原 理，当后车D301次列车驶向同一区间，进入红光带前应减速，或停车。但是D301次列车却以120公里左右的时速撞上前车D3115次列车。 这期间瞬间雷击破坏了列控中心产品LKD2-T1的信息采集板。导致信号系统不仅没有使D301次减速或停车，却向其发送了错误的“绿色通行 证”。这说明，当设备发生故障后，系统检测机制还保持、记录前一个正常状态，而不能实时状态归零。虽然还有另一个设备去检测故障，但故障设备的信息不能及 时返回，后者读取的信息也停留在前一正常状态。 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在程序编写中，应当设置有一个时限，比如5秒内无法读取故障设备信息，程序要自动返回、清零，显示为故障、报警，但在甬温线应用的这一套软件程序中，没有类似设置，可见其核心理念并没有足够“故障导向安全”。 全路通号的软件产品基本采用同一套版本，在全国58个台站使用。目前国内提供列控系统（CTC）软件的公司一共有五家，全部都是自己开发，各家产品界面均不一样，全路通号的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 信号设备上线之前，铁道部都要组织质检中心所属的相关测试机构，进行包括电磁兼容、防雷、产品功能等的测试。缺陷产品如何通过评审？ 一位信号设备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测试只针对常规应用环境下产品功能是否正确，而不是产品的安全分析和安全认证。比如，在做测试时，不会有意识地去损坏电路板上的某个器件并进行全覆盖的故障测试。 信号产品在国际上实行四级安全认证，目前中国国内没有一家认证公司能进行认证，因此只能委托给欧洲公司。而铁道部并未强制要求信号设备必须通过第三方的安全认证，所以是否去进行安全认证，或者找哪一家认证公司来认证，信号设备商可自行决定。 这就导致一个现实情况，即目前中国大部分信号产品都没有经过第三方安全认证。而通过国际安全认证的国内信号产品，也不一定能进入铁路运用的许可范围。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铁道部质检中心是一个权力很大，但实际承担责任很小的部门，所有上线产品都要经其认证，很多公司为了认证自己的产品，还要托人打招呼。但如果产品出问题，质检中心并不承担连带责任。 事故发生后，应用全路通号同类型产品的58站全部改为采用站间闭塞方式行车，即每次只允许一趟列车进入站间闭塞区间，实际上是放弃了信号系统的追踪功能，以牺牲效率换取安全。 该款产品目前的修补是在系统上增加了一个切断保护装置。一个信号系统可能有上百个信息采集板，按照过去的设计，一个信息采集板发生故障后，不一 定要强制切断信号系统，而是开始故障排除，更改行车模式，但目前是采用了“宁可错杀一千”的应急处置，无论哪一块采集板断电，立刻切断信号装置。 单从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修改目前的软件缺陷，工作量其实不大。上述接近调查组人士表示，编程中可在状态监测的线程中增加对读取时间的限 制，超时即强制返回，显示为故障。若依此设置，在“7·23”事故中，信息采集板损坏后，地面信号灯将会变红，不再向后车发送“绿色通行证”。 “7·23”事故信号系统暴露的或许只是一个低级错误，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还未暴露出的问题。 “7·23”事故之后，国务院发起全国高铁安全大检查，其专家组成员在广州进行高铁安全大检查时发现，在运行时间精确到秒的高铁线路上，由全路 通号、卡斯柯两家公司提供的CTC产品中，列控设备从轨道电路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与车载ATC从列车采集到的实时信息不一致，“比如CTC 界面显示，此时时间为22点，ATP界面（记录列车实际运行状态）却显示为21时57分，相差可达3分钟。” 在非正常行车中，这可能导致调度人员错误判断列车位置，存在隐患。 　　三问：管理程序为何失守 温州电务、车站皆以在网上发公开信的方式为自身辩白，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因未被提及责任而保持沉默 在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黄毅发出，“温州南站电务人员未按有关规定及时汇报，未进行故障处理，没能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杭州电务段温州电务车 间旋即发表公开信，反驳上述指认，且表示是负责在调度人员和电务之间进行协调的车站值班员只向电务通知了轨道电路（导致异常红光带）故障，并未通知列控系 统故障（导致车站联锁系统和CTC界面显示不一致）。 温州南站一位行车值班员在11月1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其通知模糊。他表示，行车值班员发现轨道电路、CTC双故障，按规定通知了上 海铁路局的调度员，以及电务、工务。但其在通知电务时，只是说设备闪红。“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列控中心CTC出了问题，还是轨道电路闪红，都属设备故障， 是否对电务意味着不同情况，不是我们考虑的。”该行车值班员辩称。 通知不准确，影响了故障的排除。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当晚，被雷击损坏的信息采集板位于面板背后，位置比较隐蔽，电务维修中没有找到。事故发生之后，才找到这块采集板，进行更换之后即恢复正常。 9月27日，一封署名温州南站的公开信也发布在铁道论坛上，信中为车站值班员辩驳称，电务如果按规定登记停用区间信号设备，那么调度员必定采用“停基改电”方法，按规定一个区间放入一趟列车，“7·23”事故即可避免。 前述接近调查组的人士表示，电务的失误还在于带电操作，在信号设备未切断情况、车还在行驶中，电务直接接线，“发现了故障，但不知道是哪个故障，就拔、插、试”。按照正常程序，电务首先应当通知车站、调度，信号系统出现问题，停止行车，再去维修。 在维修过程中，调度人员、车站值班员对行驶或者停靠在站内的列车都应该做相应处

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被驯化的字典      文/范承刚 （暨南大学）     写在前面的：   齐泽克一直很不满《一九八四》。他认为奥威尔对集权社会的分析很不得要领，天真地认为苏联真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也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很多时候，体制对人最大的伤害，不是敲打，而是恐吓；不是毁灭，而是赎买；不是被黑暗吞噬，而是与魔鬼共舞。“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恐惧源于体制，但懦弱发自内心。囚笼的缝隙，正是被我们的懦弱所填满的。 就像杨武听闻妻子被强奸时、萧瑟发抖立于其中的那个“隔壁房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许多。这间黑屋子，是我们常主动走入并甘于藏身其中的。平凡人之怯、之昧、之恶，不该被谴责、嘲笑，但理应得到自视、自惭、自伐。       一 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这年4月，中国首枚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伴随着卫星所发出的激昂旋律，大地上的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这年9月，同样曾以《东方红》为题写作小说的作家赵树理，则作为“黑标兵”被批斗致死。人们陷入“宇宙高歌东方红”的狂热中，甚至不会发觉：卫星放出去，中国的形象却未因此“亮堂”起来。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 安平秋的同事、北大教师曹先擢曾经“傻乎乎”地问总领导：新华字典的编撰一直是社科院语言所的事，这次怎么落到了北大的头上？ 对方回答：语言所都烂掉了，他们全都是封资修，被分配到了五七干校。 避免了被划为“烂掉了”的那一撮，重获了任务与位置，这群“臭老九”们感到“心酸的幸运”。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解放军接连攻克长春、沈阳、徐州，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只是那时的他们未曾想到：这群“谈论着中国前途”、“在炮声中信心增长”的知识分子，在完成字典编撰后，便成了“新中国”最不欢迎的一类人。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在一次学习会上，魏建功甚至特别发言感谢工、军宣传队的领导，因为他“又能为人民工作了”。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巨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曹先擢这样形容当时的忐忑：“这个编撰工作，和业务无关，就是一场政治仗。”   二 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在他们看来，字典就是战场，每一个字词都是区分敌我、新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 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连带着它们所指示的人与物，从此消失于中国。 70年代之前，《新华字典》共有7个版本。人们曾认为，这7本字典如此的修订，源于强硬的国家意志，但曹先擢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这并非来自高层授意或干预，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知识分子自觉的政治热情”。 换一种说法，那是知识分子们主动的“思想洗澡”。 而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三 字典修订初期，曹先擢和同事们都是“待罪之身”，他们所怀揣着的心态，是“自我保护都恐之不及”、“我们就是来打工的”。当时曹先擢的脑子里就一个声音：“知识分子算什么？臭老九，扫厕所的，需要被工农改造教育的，大家都唯恐自己在思想上达不到高度，跟不上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 但工作伊始，他们很快惊奇地发现：工、军宣队的领导，对他们居然都“很客气很尊敬”，没有“我认为应该怎么样”的指使；周总理仅提出了“小改应急需”的意见，科教委也没有“明确的修订标准和规范”。 曹先擢回忆，短暂的无所适从之后，修订组却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状态。因为没有标准和规范，于是“拼命往左靠”成为唯一安全的堡垒，“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上”的原则，也迅速被每个组员所遵循并恪守。 那时，修订组每一天的工作是这样的：将1965年版新华字典一页页剪开，贴在中文系教研室的墙上。面对着满墙字词，大家开始逐个找“封资修”，并“事无巨细地作政治检查并加上政治套语”。 一切以“去封资修，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为准绳：“清官”不许要，要改成“清廉”，因为“清官”是吴晗提出的；例句里提到的“外号称‘二诸葛’”也要删掉，这是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利人利己”不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换成毛主席语录里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当然也有“难办”的时候：在修订《化学元素周期表》时，有两种元素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另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美国历来反动，老大哥也不那么亲了，怎么办？辗转反复，修订组最终采取了“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两全办法”。 修订组也想请一些专业领域比如科技、经济界的学者参与，但“不讲专业性、只讲政治性”的门槛还是将其阻隔其外。整本字典关于“业务”的修改，仅有两处：一个是改了一个生僻字“炁”，另一个则是请人重画了“头”的示意图，好使其“眼睛更坚毅，眉毛更浓密”，这样更符合当时“典型的工人阶级的模样”。 字典的初稿，最终修订了“接近一两千处”。但当70年11月修订组将初稿递交中央后，意想不到的情况接踵而至——周总理看到字典，有些气恼，要求的是“小改应急需”，怎么成了这番模样？ 前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回忆，有一次总理问他：“为什么‘背着太阳’删了，改成了‘向着太阳’？”迟群回答：“编辑们觉得这有影射之嫌。”总理怒了：“神经过敏！” 而当看到“殿下”一词作为封资修被删掉，周恩来有些无奈：“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还要来，我们还要称他为亲王殿下……后代要查什么是‘殿下’，字典都没有，我们怎么交代？” 安平秋说，那时他才慢慢明白：言论的笼子并非如想象般密不透风，他开始试图扭转“神经过敏、政治性太强”的头脑，让字典重回“小改”的轨道上。 然而不幸的，他接着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大家当时都疯了。”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及未知恐惧，许多修订者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与挑战底线的勇气，将锁链看为花环，自觉走进了笼子并将其视作忠诚。 安平秋回忆，编到“茹”字时，举了一个例子“茹毛饮血”。有个张编辑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要呀，删掉！‘茹’是吃呀，‘毛’是毛主席呀！”魏建功先生惊诧莫名：“你怎么能这么想？”她更火了：“你是不是攻击我，想攻击我想歪了？” 类似事件接连发生，安平秋总会搬出“总理的要求”来解释。有一次，一个教授怒了，大叫：“我管它周总理还是李总理！就是要突出政治，就是要删！” 而最让安平秋唏嘘的，来自于被囚禁的一群人。当时他拿着修订好的字典，来到一所五七干校，请那里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分子提提意见。一个在新闻出版系统从事了几十年文字工作的干部，指着“屈”字下的“屈原”一词，拍着桌子，怒吼道：“怎么能把屈原放进字典里！屈原哪里是好人了？” 安平秋很委屈：“这只是一本字典，不是批斗场……”   四 多番争论，修订组确立了折中的规则：“尽量做减法，减去封资修，尽量不多加法，言多必失。”当时很红的词条，如大跃进、大字报、三面红旗等词条，都未收录。曹先擢说不是不想收，而是不敢收。“谁敢给这些字词下定义呢？这是要报中央政治局批准的。” 最终，1971年版《新华字典》得以出版。安平秋至今心有余悸：“要经过多少次的搏斗，才编成这样一本字典？” 然而，当我们今天翻开这本字典仍会发觉，政治话语犹如生长在每一页纸的癣症，依附在每一个字词上并角化结疤。修订者刘庆隆说，这版《新华字典》成了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唯一合格的字典”。 这本字典的影响有多大？ 曹先擢回忆，1970年，大学停课，中小学还在勉力维持，但当时社会上已几乎没有出版物，包括一本小字典。就算是1965年曾计划出版一本“农民版字典”，也在文革后不久被彻底销毁。 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村小学教师，因为手头没有字典，遇到学生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字，就坐在村头，一个个问过往的路人，直到遇到认识这个字的人。 于是当1971年《新华字典》出版，即迅疾得到推广，发行以千万计，成了整个文革年间唯一流通的字典——也或许是十余个版本里最为“左倾”的。于是，这本字典所构建的话语系统，如章鱼般向四方伸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咿呀学语的儿童、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类的头脑中。 无数的人们，从这本字典获得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比如，人们懂得了使用“阶级”划分敌我，学会了规范严肃的腔调去交谈，并用小心谨慎且四平八稳的语言去评论世界。“群众”或“党员”成为人最基本且选择不多的身份，“社会主义”也被所有褒义词竞相环绕。 直到90年代初，字典的修订才尝试着重返常识，但人们发觉，这一套话语体系，已如魂灵般在中国挥之不去，你轻易地就能在报纸、电视、广播中发觉它的存在。 在奥威尔那本著名的《一九八四》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新话系统”。它的创造者如此解释它的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 奥威尔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他所描述的语言的消亡，往往并非是由统治者，而是由人民自己所完成的。 只是很遗憾，在1970年，又或者以往或未来的任何一个年代，人们总是轻易地将罪责归结于体制。就像那一年字典的修订者陈原所说的：“千万不要责备参加这次修订的人们，谁都只能依样画葫芦，那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年代。”                                        （采编：徐海星 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摇光＞红袖章 ＜开阳＞洗不掉的血迹与遗忘的历史 “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伪“公共” 一个赶着80末班车人眼中的中国教育 故意想不出好题目

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却更多源于杯弓蛇影般的谨慎。恐惧最终凸显在纸墨上，让每一个铅字都瑟瑟发抖。      被驯化的字典      文/范承刚 （暨南大学）     写在前面的：   齐泽克一直很不满《一九八四》。他认为奥威尔对集权社会的分析很不得要领，天真地认为苏联真有那么严密的国家机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也并不存在奥威尔描述的“毫无反抗的统治”。 就像俺在搜罗1971年版《新华字典》的修订时所看到的，这是一本如此怪诞并成功将怪诞传播于世的字典，但它的怪诞却并非源于严令。更多的，是草木皆兵下读书人的自我催眠与自觉作恶。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很多时候，体制对人最大的伤害，不是敲打，而是恐吓；不是毁灭，而是赎买；不是被黑暗吞噬，而是与魔鬼共舞。“我们被欺骗，是因为我们想被欺骗”。恐惧源于体制，但懦弱发自内心。囚笼的缝隙，正是被我们的懦弱所填满的。 就像杨武听闻妻子被强奸时、萧瑟发抖立于其中的那个“隔壁房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庞大许多。这间黑屋子，是我们常主动走入并甘于藏身其中的。平凡人之怯、之昧、之恶，不该被谴责、嘲笑，但理应得到自视、自惭、自伐。       一 1970年，文革已有四年，接到修订《新华字典》的任务，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安平秋很紧张，就像“流放已久的战士重新被征召”。 这年4月，中国首枚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伴随着卫星所发出的激昂旋律，大地上的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在这年9月，同样曾以《东方红》为题写作小说的作家赵树理，则作为“黑标兵”被批斗致死。人们陷入“宇宙高歌东方红”的狂热中，甚至不会发觉：卫星放出去，中国的形象却未因此“亮堂”起来。 当时，欧洲最小的国家——摩纳哥的国王访华，赠送给中国一部多卷本的《摩纳哥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则只能尴尬地回赠一本小小的老版《新华字典》。 这般“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深深刺痛了党国的自尊与骄傲。更让人难堪的是，就算是周总理送出的这本1965年版《新华字典》，也因文革的冲击遭到了被封、被毁的厄运，平民老百姓甚至无缘得见、无书可读。 为了来日有一本更“像样的书”送给外宾，也受困于当时中小学没有字典可用的窘迫，周恩来下令重新修订《新华字典》。 小小字典的修订，成了“国家工程”。一个30余人的修订组迅速成立，成员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那时安平秋已做了多年的中文系“黑帮爪牙”，其他编撰人员也大都属于“反革命小集团”。修订组的总领导，是工宣队、军宣队派来的两个“工农兵代表”。 安平秋的同事、北大教师曹先擢曾经“傻乎乎”地问总领导：新华字典的编撰一直是社科院语言所的事，这次怎么落到了北大的头上？ 对方回答：语言所都烂掉了，他们全都是封资修，被分配到了五七干校。 避免了被划为“烂掉了”的那一撮，重获了任务与位置，这群“臭老九”们感到“心酸的幸运”。安平秋的老师、时年69岁的教授魏建功，则作为北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最为幸运的一个”。 魏建功是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1948年，解放军接连攻克长春、沈阳、徐州，国民党败局已定。语言学家魏建功邀请金克木、周祖谟等人，商讨编撰一本属于“新中国”的字典。金克木如此讲述那时的情境：“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只是那时的他们未曾想到：这群“谈论着中国前途”、“在炮声中信心增长”的知识分子，在完成字典编撰后，便成了“新中国”最不欢迎的一类人。魏建功在文革中因“反对鲁迅”而历经多年批斗，患了严重胃下垂，余生每餐只能吃软烂的面条。 更让学生安平秋有“莫名的悲哀堵在心间”的，是当重被召回修订字典，魏建功仍像“一个老儿童”那样的认真和得意。安平秋回忆，魏先生听惯了直呼其名的训斥，会因为在修订组里听到一声“老魏”，而“十分满足和高兴”。 在一次学习会上，魏建功甚至特别发言感谢工、军宣传队的领导，因为他“又能为人民工作了”。 于是，这群暂离了牛棚与批斗的教师们，就这样背负起了如“国家形象片”般盛大而艰巨的字典修订工作。周总理批示，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等“重要领导”校正——安平秋有时半夜惊醒，会感到“喘不过气”。 曹先擢这样形容当时的忐忑：“这个编撰工作，和业务无关，就是一场政治仗。”   二 在修订1971年版字典的日子里，魏建功和安平秋师徒俩常会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漫步。有时，魏建功会喃喃地对学生说，对他的批判有些很有道理，“自己从旧社会过来，因袭太重，该当扫荡扫荡”。 事实上，从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问世开始，每一版的编撰者们就已主动作别旧时代的“老语言”，转而拥抱崭新的“社会主义语言体系”。在他们看来，字典就是战场，每一个字词都是区分敌我、新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楚河汉界。 布尔什维克、三反运动、单位、合作社等国家新词登堂入殿，大获褒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蒋介石等词，则是每一个解释及例句猛烈抨击的“靶子”。 比如“惨”字的例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太惨了”。“苦”则被排除在社会主义新生活之外，因为它多指“在旧社会压迫下所受的痛苦”。我们也不能再相信“命”，那是“剥削阶级骗人说人的贫富、寿数等生来就注定的……”甚至要严格区分“爱”，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四角号码查字法，就被视作“污秽”而摒弃了。因为发明此法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官员，叛逃去了台湾。 1962年版的字典上，还进行了一场“字面上的抗美援朝”——《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上，美国被列在倒数第三，朝鲜则被排在前列，并注明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汉城，一个是平壤，并用括号提示是“临时首都”。翻遍字典，找不到“韩国”一词。 过往传下来的词，如绅、儒、丞、伶，也都在字典里戴上了“旧社会”、“封建时代”、“剥削制度的产物”的帽子，连带着它们所指示的人与物，从此消失于中国。 70年代之前，《新华字典》共有7个版本。人们曾认为，这7本字典如此的修订，源于强硬的国家意志，但曹先擢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这并非来自高层授意或干预，而是新中国刚成立后“知识分子自觉的政治热情”。 换一种说法，那是知识分子们主动的“思想洗澡”。 而当历史翻到1970年，这一次，编撰字典的人们猛然发觉：自己或许还有那一份自觉的“热情”，但心中更多的，则是散发着大字报与牛棚味道的恐惧。恐惧源于当时“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