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 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当时陶铸是广东的第一书记，赵紫阳是第二书记。杜导正和这两位领导人成为了朋友。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摇摆的改革     杜导正从书房找出一本书画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写的字：“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这几句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杀前跟朱德秘书说的。     杜导正相信田家英的话，1980年，他看着它成为现实。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杜导正和好友李庄坐在观众席的第四排。在他的记忆中，江青在现场很疯狂，跳了起来。“两边是两个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过来两个男警察，没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点，她立马瘫倒。”     现在回过头看，杜导正觉得“四人帮”的瘫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文革’还要发动群众整人，粉碎‘四人帮’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经过代表大会什么的同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结束后，杜导正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军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杜导正看到这篇文章，很兴奋，在征求新华社领导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决定全文转发。总社给各个分社发电报，让他们请各省委书记逐一表态。     1979年6月，杜导正路过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写了七百余字的短新闻——《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在197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杜导正认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才摸索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点。此后，他陆续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一。习近平在正定县任职时，曾经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     同样是在1982年，杜导正从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他的老朋友鲁谆是副总编辑——鲁谆如今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成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的编前讨论，他都会参加——鲁谆说，“他那个时候抓新闻，抓典型报道，张华、蒋筑英、华山抢险这些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道，都是他组织做的。再一个，他在报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比如说‘文革’期间的报纸新闻，记者是不署名的，也没有内部稿费，拿固定工资。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这些，在机制改革上，调动了记者、编辑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多写稿、拼好稿。”     中央当时有两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些稿子《人民日报》不太方便刊登，就通过《光明日报》发表。鲁谆觉得80年代前期的中国思想界是活跃的，社会强调的是解放思想。     我给杜导正带去过几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泽厚。杜导正看到后说：“他跟我们是同一拨人”——当初我采访李泽厚时，李也说自己很认同《炎黄春秋》这拨人对于中国的改革思路。     李泽厚是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文字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般，对80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与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前进”相似。民主宪政无法一蹴而就，“告别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共识。     然而，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被认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击范围更大的“反自由化”运动中，李泽厚成为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     杜导正在80年代也还不能接受一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那时候，我爸很讨厌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时，都得先把鞋脱了，偷偷装到包里，然后才进屋。我放邓丽君的歌听，他也不喜欢。”杜导正的小女儿杜明明说。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外人看来，这是杜导正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却不为之感到自豪。“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的大政治背景是‘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杜导正说，“我上来后，一个任务就是赶快搞新闻法。这么个泱泱大国，没有新闻法行吗？”     在鲁谆的印象里，杜导正“直爽，重情义”。“他胆子一贯很大，退下来之后更大。”他觉得，杜导正在位的时候有所顾虑，“也不完全是为了保住职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讲得比较多的是：换位思考。他做过新闻出版署署长嘛，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是很难的。”     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与此同时，他决定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 ……，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73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 记者_ 郑文 北京报道 实习记者 高燕群、温雅琼、吴思凡   摄影 _ 刘浚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 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 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体现出阮次山对节目的控制力。徐帆在对凤凰卫视进行调研时了解到：“阮次山是比较个性，对这个节目有决定性的把控力。他的制片人仅仅是负责业务上的一些外联啊或一般的电视事务。” 这也或多或少印证了一点：在行事风格上，有些凤凰同事私下认为阮次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认为他的意见别人包括高层都应该听。”对此，阮次山回应，“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是做人的原则。所有的考验都在公众，我何必要改变他们呢。” 制片人周周去年年初接手《风云对话》，基本是顺着阮次山的思路做节目。制作团队有时也觉得阮次山的言论“是不是太靠近上面的思想，比如他听到一些观点以后，我们会有疑问，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朝这些方向去宣传？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宣传的话，是不是有些部门就会觉得是对的方向？” 2010年8月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阮次山在评论中为菲律宾警方开脱，又批评香港特首曾荫权致电菲律宾总统的行为属于“越权”，引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在港菲籍人士的强烈反感。凤凰卫视除收到大量电话投诉外，并迫于压力让阮次山暂停参与《新闻今日谈》两个星期之久。 有凤凰卫视内部人士提到，他们多以《阳光卫视》为诫，不能因为言论过激而完全丧失传播的空间。有些同事感到不妥，认为阮次山的表现“有一点影响到凤凰卫视的声誉”，外界也有批评认为阮次山的一些言论“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感因素”。“他们叫这个山鸡台嘛。凤凰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可能香港有一部分观众对这种有内地背景的台不是太信任……” 但也常有戏言，称阮次山的存在让凤凰卫视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增加了做新闻的空间，起到一个微妙的相当于“安全阀”的平衡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我只就理说话，我不在乎情。不会在乎香港人的感情啊、网民的感情啊，我只在乎理，感情不是我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评论员，评论一个事情，我只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 阮次山回应。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办公室接受本刊采访 南都周刊 x 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 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 南都周刊：网上流传你的段子，“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你怎么看？ 阮次山： 国籍问题我过去讲了很多次。比如讲，以色列建国以后，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去了，或者捐钱。在此之前，有些人只是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从来没有回国一次。这种浓浓的爱国心，你说他爱什么国呢？他们是犹太人么，流浪各地。犹太不是人种，是个宗教。我不是在国内体系长大的，为什么我爱国？这是中国，这个国家，不管上面政权是什么，领导它的是什么，我爱的是这个国家。 南都周刊：也是一种信仰？ 阮次山 ：这是个（对）国家的感情，一种理念。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不理解。你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地方而有所异。比如说肖邦，离开波兰的时候，为什么把国土带着？为什么每次演奏钢琴要把这国土放在那里？那国土就是国家，那时候波兰是一种独裁政权，不一样，他爱的就是这国土。我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能理解。那你去问肖邦，那土地代表什么？对我来讲，一样的感情。这立足点还不够吗？ 南都周刊：在凤凰卫视内部，你也会遇到和自己观点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阮次山： 不是观点的问题，有时候是分析的深度。这个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它有灰色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观众自己去作判断，这就是媒体的目的啊，我不是强制你要做什么。所以最近我的宣传片就讲了，评论不是结论，而是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它提供很多方式，你同不同意那是两回事。 南都周刊：在媒体对话题关注趋同性的前提下，你的节目特殊性在哪里？ 阮次山： 我的特殊性，第一，没有把握的问题我绝对不讲。所以我的评论节目，《风云对话》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定要做到深入。第二，要提供我们国内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是你随便说的。我们的观众都是专家，有很多上层人士，我的最大前提是，要让我的评论让专家让这群人都服气，要不然，别人说你外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常常做节目不是光看材料，还打电话去各方查证、交流，美国的官员、欧洲的官员、台湾的官员，各派人，我都跟他们交流。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也因为立场问题备受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份报纸？ 阮次山： 我天天看，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争议。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对的，比较开放。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中央对它角色定位的问题。它转载很多东西是内地禁止转载的其他媒体的东西，比如，美国之音、台湾《自由时报》、美国《华盛顿时报》。我们正式的管道，央视、新华社，包括我们凤凰卫视，都不能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知道。这些（媒体）尤其是美国之音、日本《产经新闻》，常有恶意的歪曲。《环球时报》原封不动转载。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南都周刊：以你的经验，跟当局的互动，怎么把握分寸？ 阮次山： 多沟通吧，有疑问，我这个人不会猜，就打电话去。打到部门、朋友都有。国台办、国新办、外交部、卫生部，多了。也有过有关方面打电话来，说你是对的，理在你这边，算是私人鼓励。我所把握的最大尺度是，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第一，我都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愤青的角度，所以我的判断很少失误；第二，我很少被“迎客松”，因为我绝不会逞口舌之快，所有的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从政不合我的兴趣 南都周刊：你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大家批评你为政府说话。 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看问题太肤浅，我没有为任何政府说话，也没有为党说话。我提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句话说咧，如果政府做了对的，你为什么不能替它说话呢？我觉得国内太多愤青思维，你稍微讲一点不属于负面的东西，他们就认为是替政府说话，这是不对的。我这么多年来，常跟学生探讨问题讲，看问题一定要从另类的观点来看，不要从愤青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觉得你如果不骂政府，就是替政府说话。 南都周刊：比如你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就很受争议。 阮次山： “中国模式”不是我创造的，而是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想找出“中国模式”。在这种体系之下，你有目前的成就，很明显你能用你自己的模式来调度你的资源，来发展。比如像高铁，如果没有“中国模式”，绝对没有今天的高铁。出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高铁今天的成就，改变了中国的文明，也改变了世界文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会因为高铁而有大不同。我最近到二三线城市，你看公路的建设已经超越美国啦。如果没有“中国模式”，这做得出来吗？我在洛杉矶住了25年，两条地铁，到现在只造了一条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中国模式”，它是“美国模式”，要通过议会审查预算，议会争辩不休。我们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所有，计划经济，我们觉得对的就去做 。因为我走过了世界，经历了美国的政治、国际政治，拿这些来比较，就知道中国伟大在哪儿了。 南都周刊：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是两个既成的概念，而在你的眼里，“中国模式”是正在进行的，没有定型？ 阮次山： 对，90%的人看贪污腐化，是从愤青的角度看；我看贪污腐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你生病了，所有医学界的发展都是有病才发展医药。没有可能说我发明了药物，预测十年后会发什么病。有SARS紧急地去研制的，有禽流感紧急去研制的，换句话说，有了毛病，你才能找药。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进步，所以你不要把毛病变成膏肓。毛病是促成一个社会进步的根源，你有了毛病，贪污腐化，我有法律马上治他。你逃税漏税，我有法律治他。法律规章永远滞后于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中国有毛病，对我来讲，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进步，你永远不会有问题。 南都周刊：你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 阮次山： 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不是问题。不管你是谁，今天发生矿难，你赶快去解决矿难；今天渤海的油田漏油，找出办法来解决，这是进步。是谁去解决，民意，还是政府，这都不重要，只要有解决的管道。 我们在美国上政治学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从外国人的角度看美国政治的可爱之处，它永远犯错，可是它永远有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只要有纠正错误的过程，而不要像卡扎菲啊像非洲的一些国家那样。 你们这些年轻的脑筋啊……我说你们爱国，满腔热血，可是如果爱国没有脑筋，你就是匹夫。尤其忌讳用愤青的方式看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讲我这个节目爱国的程度比内地的人还高，说你要爱国不如加入共产党。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同样爱国，可是我的出发点跟你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你也提到现在很多人用愤青态度看问题，能否结合你倡导的“大国民运动”谈谈你的看法？ 阮次山： “大国民运动”跟现在网民对此的反应，是两回事。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网民反应都是直接的，没有用思考来反省事实。我为什么不常看网络？我觉得有时候啊，我是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我最近自己在新浪设了一个微博，现在已经有63万粉丝。我要自己变成有牙的老虎，如果哪一个人说得不对，我会在微博上回击你，63万粉丝，是吧，我应该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南都周刊：“大国民运动”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样实践？ 阮次山： 我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就是“手上的火把”，是大我。有大我有小我，大我的火把第一个要爱国，第二个是关怀社区，守法、勤奋；小我是你的内心要做到的感恩、孝顺，这是小我，是我们“心中的蜡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国民是很散的，不像美国，美国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国，我们这边是没有的。相反的，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愤青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言论，对国家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是不爱国的。我提倡爱国有多少人骂我，冷嘲热讽。 南都周刊：你有想过从政吗？ 阮次山： 我不想从政。 南都周刊：为什么？ 阮次山： 在台湾我有大好的机会，如果我当年继续在台湾，我现在可能是什么部长。我从来不想从政，因为这不合我的兴趣……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局限我自己。 南都周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限呢？ 阮次山： 你进，就是过河卒子了。政治有很多潜规则，有它的终极目标，我如果一身陷下去了，我现在走到什么路，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