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高级五毛党”、“为政府说话”、“没有脊梁”……诸多骂名背后的阮次山，站在愤青的对立面，主张像对待信仰一样爱国，却因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推崇等原因备受争议。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体现出阮次山对节目的控制力。徐帆在对凤凰卫视进行调研时了解到：“阮次山是比较个性，对这个节目有决定性的把控力。他的制片人仅仅是负责业务上的一些外联啊或一般的电视事务。” 　　这也或多或少印证了一点：在行事风格上，有些凤凰同事私下认为阮次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认为他的意见别人包括高层都应该听。”对此，阮次山回应，“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是做人的原则。所有的考验都在公众，我何必要改变他们呢。” 　　制片人周周去年年初接手《风云对话》，基本是顺着阮次山的思路做节目。制作团队有时也觉得阮次山的言论“是不是太靠近上面的思想，比如他听到一些观点以后，我们会有疑问，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朝这些方向去宣传？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宣传的话，是不是有些部门就会觉得是对的方向？” 　　2010年8月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阮次山在评论中为菲律宾警方开脱，又批评香港特首曾荫权致电菲律宾总统的行为属于“越权”，引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在港菲籍人士的强烈反感。凤凰卫视除收到大量电话投诉外，并迫于压力让阮次山暂停参与《新闻今日谈》两个星期之久。 　　有凤凰卫视内部人士提到，他们多以《阳光卫视》为诫，不能因为言论过激而完全丧失传播的空间。有些同事感到不妥，认为阮次山的表现“有一点影响到凤凰卫视的声誉”，外界也有批评认为阮次山的一些言论“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感因素”。“他们叫这个山鸡台嘛。凤凰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可能香港有一部分观众对这种有内地背景的台不是太信任……” 　　但也常有戏言，称阮次山的存在让凤凰卫视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增加了做新闻的空间，起到一个微妙的相当于“安全阀”的平衡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我只就理说话，我不在乎情。不会在乎香港人的感情啊、网民的感情啊，我只在乎理，感情不是我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评论员，评论一个事情，我只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阮次山回应。 　　南都周刊x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 　　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 　　南都周刊：网上流传你的段子，“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你怎么看？ 　　阮次山：国籍问题我过去讲了很多次。比如讲，以色列建国以后，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去了，或者捐钱。在此之前，有些人只是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从来没有回国一次。这种浓浓的爱国心，你说他爱什么国呢？他们是犹太人么，流浪各地。犹太不是人种，是个宗教。我不是在国内体系长大的，为什么我爱国？这是中国，这个国家，不管上面政权是什么，领导它的是什么，我爱的是这个国家。 　　南都周刊：也是一种信仰？ 　　阮次山：这是个（对）国家的感情，一种理念。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不理解。你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地方而有所异。比如说肖邦，离开波兰的时候，为什么把国土带着？为什么每次演奏钢琴要把这国土放在那里？那国土就是国家，那时候波兰是一种独裁政权，不一样，他爱的就是这国土。我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能理解。那你去问肖邦，那土地代表什么？对我来讲，一样的感情。这立足点还不够吗？ 　　南都周刊：在凤凰卫视内部，你也会遇到和自己观点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阮次山：不是观点的问题，有时候是分析的深度。这个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它有灰色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观众自己去作判断，这就是媒体的目的啊，我不是强制你要做什么。所以最近我的宣传片就讲了，评论不是结论，而是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它提供很多方式，你同不同意那是两回事。#p#分页标题#e# 　　南都周刊：在媒体对话题关注趋同性的前提下，你的节目特殊性在哪里？ 　　阮次山：我的特殊性，第一，没有把握的问题我绝对不讲。所以我的评论节目，《风云对话》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定要做到深入。第二，要提供我们国内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是你随便说的。我们的观众都是专家，有很多上层人士，我的最大前提是，要让我的评论让专家让这群人都服气，要不然，别人说你外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常常做节目不是光看材料，还打电话去各方查证、交流，美国的官员、欧洲的官员、台湾的官员，各派人，我都跟他们交流。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也因为立场问题备受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份报纸？ 　　阮次山：我天天看，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争议。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对的，比较开放。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中央对它角色定位的问题。它转载很多东西是内地禁止转载的其他媒体的东西，比如，美国之音、台湾《自由时报》、美国《华盛顿时报》。我们正式的管道，央视、新华社，包括我们凤凰卫视，都不能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知道。这些（媒体）尤其是美国之音、日本《产经新闻》，常有恶意的歪曲。《环球时报》原封不动转载。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南都周刊：以你的经验，跟当局的互动，怎么把握分寸？ 　　阮次山：多沟通吧，有疑问，我这个人不会猜，就打电话去。打到部门、朋友都有。国台办、国新办、外交部、卫生部，多了。也有过有关方面打电话来，说你是对的，理在你这边，算是私人鼓励。我所把握的最大尺度是，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第一，我都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愤青的角度，所以我的判断很少失误；第二，我很少被“迎客松”，因为我绝不会逞口舌之快，所有的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从政不合我的兴趣 　　南都周刊：你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大家批评你为政府说话。 　　阮次山：我没有为政府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看问题太肤浅，我没有为任何政府说话，也没有为党说话。我提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句话说咧，如果政府做了对的，你为什么不能替它说话呢？我觉得国内太多愤青思维，你稍微讲一点不属于负面的东西，他们就认为是替政府说话，这是不对的。我这么多年来，常跟学生探讨问题讲，看问题一定要从另类的观点来看，不要从愤青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觉得你如果不骂政府，就是替政府说话。 　　南都周刊：比如你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就很受争议。 　　阮次山：“中国模式”不是我创造的，而是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想找出“中国模式”。在这种体系之下，你有目前的成就，很明显你能用你自己的模式来调度你的资源，来发展。比如像高铁，如果没有“中国模式”，绝对没有今天的高铁。出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高铁今天的成就，改变了中国的文明，也改变了世界文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会因为高铁而有大不同。我最近到二三线城市，你看公路的建设已经超越美国啦。如果没有“中国模式”，这做得出来吗？我在洛杉矶住了25年，两条地铁，到现在只造了一条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中国模式”，它是“美国模式”，要通过议会审查预算，议会争辩不休。我们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所有，计划经济，我们觉得对的就去做。因为我走过了世界，经历了美国的政治、国际政治，拿这些来比较，就知道中国伟大在哪儿了。 　　南都周刊：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是两个既成的概念，而在你的眼里，“中国模式”是正在进行的，没有定型？ 　　阮次山：对，90%的人看贪污腐化，是从愤青的角度看；我看贪污腐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你生病了，所有医学界的发展都是有病才发展医药。没有可能说我发明了药物，预测十年后会发什么病。有SARS紧急地去研制的，有禽流感紧急去研制的，换句话说，有了毛病，你才能找药。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进步，所以你不要把毛病变成膏肓。毛病是促成一个社会进步的根源，你有了毛病，贪污腐化，我有法律马上治他。你逃税漏税，我有法律治他。法律规章永远滞后于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中国有毛病，对我来讲，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进步，你永远不会有问题。 　　南都周刊：你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 　　阮次山：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不是问题。不管你是谁，今天发生矿难，你赶快去解决矿难；今天渤海的油田漏油，找出办法来解决，这是进步。是谁去解决，民意，还是政府，这都不重要，只要有解决的管道。 　　我们在美国上政治学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从外国人的角度看美国政治的可爱之处，它永远犯错，可是它永远有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只要有纠正错误的过程，而不要像卡扎菲啊像非洲的一些国家那样。 　　你们这些年轻的脑筋啊……我说你们爱国，满腔热血，可是如果爱国没有脑筋，你就是匹夫。尤其忌讳用愤青的方式看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讲我这个节目爱国的程度比内地的人还高，说你要爱国不如加入共产党。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同样爱国，可是我的出发点跟你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你也提到现在很多人用愤青态度看问题，能否结合你倡导的“大国民运动”谈谈你的看法？ 　　阮次山：“大国民运动”跟现在网民对此的反应，是两回事。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网民反应都是直接的，没有用思考来反省事实。我为什么不常看网络？我觉得有时候啊，我是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我最近自己在新浪设了一个微博，现在已经有63万粉丝。我要自己变成有牙的老虎，如果哪一个人说得不对，我会在微博上回击你，63万粉丝，是吧，我应该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南都周刊：“大国民运动”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样实践？ 　　阮次山：我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就是“手上的火把”，是大我。有大我有小我，大我的火把第一个要爱国，第二个是关怀社区，守法、勤奋；小我是你的内心要做到的感恩、孝顺，这是小我，是我们“心中的蜡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国民是很散的，不像美国，美国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国，我们这边是没有的。相反的，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愤青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言论，对国家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是不爱国的。我提倡爱国有多少人骂我，冷嘲热讽。 　　南都周刊：你有想过从政吗？ 　　阮次山：我不想从政。 　　南都周刊：为什么？ 　　阮次山：在台湾我有大好的机会，如果我当年继续在台湾，我现在可能是什么部长。我从来不想从政，因为这不合我的兴趣……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局限我自己。 　　南都周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限呢？ 　　阮次山：你进，就是过河卒子了。政治有很多潜规则，有它的终极目标，我如果一身陷下去了，我现在走到什么路，我都不知道。

　　1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被称之为“帝国的年代”，20世纪则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的年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10年，共产主义集团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土崩瓦解。政治学家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盖棺时，亨廷顿如同先知一般又提出“文明的冲突”。刚刚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新世纪，911就如“约”而至，正可谓一语成谶。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战士成功劫持3架美国波音飞机，撞塌世界资本主义象征物——纽约最高摩天大厦世贸中心;这场工业时代的“行为艺术”使3200多商业精英丧生，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此次事件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几乎将其与珍珠港被袭相提并论。以“9•11”为节点，世界历史刚刚迈出意识形态阴影下的冷战，又跨入文明冲突的恐怖主义时代。 　　911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下楼买啤酒，在小店的电视里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世贸大厦，就随口问老板：“什么电影?”老板面无表情地说：“不是电影。”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守着凤凰卫视连续看了24小时…… 　　尽管美国四分之一的民众怀疑政府公开的911真相，甚至认为是美军导弹炸毁了世贸大厦，而不是被本·拉登战士劫持的波音飞机，但无疑911揭开了后冷战世界进入恐怖主义时代的序幕，意识形态之争在恐怖主义背景下几乎冰消雪融。恐怖主义使战争进入到一种没有敌人的、不对称的超限战时代。越是强大的对手往往越是脆弱，越是弱小的对手往往越是危险。 　　恐怖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战争，首先它是一场战争。恐怖战争拉平了弱者与强者的等级，如同癌细胞与人的身体，如同蚂蚁与大象，恐怖成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危险胜过武器本身。 　　911悲剧在当时曾经引发了愚民教育下的中国青年广泛的欢呼，从这种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出恐怖主义的世界基础。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半年后，2002年那个不幸的春天，中国接连发生数起严重空难，数百人遇难。中国民间同样是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坐飞机的不是贪官污吏就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信念下的世界国家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一个被唯一一个社团用暴力和权力统治的封闭政治体。开放外向的美国更多地面临着来自传统文明和其他不同文明的杯葛和挑战，封闭内向的中国则主要承受着内部的压力和冲击。因为去公民化和去竞争化，再加上信息极度不自由，透明度极低，缺乏普遍信仰与共识的中国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暴力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法律与道德几乎已经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强者以暴力掠夺，弱者以暴力抗争;强者以暴力伤害弱者，弱者以暴力伤害更弱者。一个中国逻辑的“和谐”社会下，已经不再有是非之分，而只有强弱之争。 　　2 　　当人们都在关注震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美国911”之时，或者我们更应当低头反思“中国911”，虽然它没有改变世界，甚至没有改变中国，但它却是中国人不幸的当下，甚至是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未来。在人们做出应有的改变和努力之前，这种事件将以不断重复的方式为人们带来更多悲剧，从而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印记。 　　2004年9月11日，美国人正在纪念911事件3周年。这一天，41岁的杨国柱携带汽油和水果刀，闯入苏州市小剑桥幼儿园。20分钟之内有28名儿童被砍伤烧伤。 　　因为右腿微瘸家境贫困，杨国柱虽然在苏州辛苦打工，但一直未能成家。2002年，政府催逼约4万元的统筹款提留款，并威胁要拆他家的房子。杨柱国的父母吓得双双自杀。杨国柱随后不间断地上访，但无人过问。在这个陌生而又冷漠的城市，这个本分内向、爱小孩子的老实人只能把怨气积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崩溃。可以说杨国柱是郑民生的前传而已。虽然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难以避免崩溃的杀人狂出现，但我们似乎应当避免杨国柱郑民生们的批量生产。 　　在杨国柱的“911事件”一年之后，2005年9月11日，31岁的河南农民工艾绪强劫持出租车冲进王府井步行街，制造了3死6伤的又一起“中国911”。 熊培云曾经写了《艾氏911》，来分析这个中国911悲剧的原因。 　　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离婚后到北京一建筑工地开铲车为生。来北京打工5年，但经常拿不到工钱。“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慷慨激昂。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