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以陕西曝光天价烟的记者在隐秘的官方压力下被停职为代表，近来一系列记者受打压的事件，让媒体人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受辱感、受挫感和无力感再次爆发。重重压力下履行舆论监督之职，曝光腐败鞭挞丑恶，却不料背后中枪，噤若寒蝉之余，更让人无比寒心。 发表日期 2012年 07月 03日 作者 : 中国青年报 – 曹林 河南某媒体曝光一家公司的负面新闻，该公司一名负责人通过微博对记者说：别高兴得太早了，等着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的诫勉谈话吧！ 记者报道不一定准确，媒体并非就代表着正义，但这种以权压人的威胁口吻让人反感。记者采访中时常遭遇种种呵斥——会被指责“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会被嘲讽 “不就是为了挣两个稿费”，会被威胁“再采访就拘了你”。当然，不只是话语上的威胁，还不乏殴打记者和“跨省追捕”。 以陕西曝光天价烟的记者在隐秘的官方压力下被停职为代表，近来一系列记者受打压的事件，让媒体人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的受辱感、受挫感和无力感再次爆发。重重压力下履行舆论监督之职，曝光腐败鞭挞丑恶，却不料背后中枪，噤若寒蝉之余，更让人无比寒心。 有人在微博上发了记者被打压的信息后，引来无数转发、评论和声援，一个政府官员跟我感慨说：你们记者真惹不起，惹了一个就群情激愤了。其实，“记者被打压” 的信息之所以在微博上引起极大关注，透出的信号不是“记者惹不起”，而恰恰是“记者很好惹”。其一，这种群情激愤，说明了记者受打压不是偶然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所以激起了从业者共有的焦虑和公众普遍的共鸣；其二，说明了记者骨子里有一种弱者意识，强者总是独来独往不可一世的，弱者才会惺惺相惜抱成一团。 令媒体人感动的是，在此类事件中，民众总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支持。公众对媒体人的声援，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公众理性，他们明白，记者面对公权力时的贫弱，是公民权利贫弱的一个缩影。弱势的记者群体背后，是弱势的公民社会和弱势的民众。 监督公权力，曝光丑恶，是记者的天职——如果说这是一种权利，它蕴含于“权力源于人民赋予，所以每个公民有权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共生同源。很多人喜欢将媒体称为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如果媒体和记者手中掌握的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也是源于民众授予，为了让民众知情，为了代表民众监督公权力，为了民众的利益而站在社会的船头作一个了望者。所以，记者权利是一个社会中民众权利的晴雨表，记者权利常受侵犯，记者权利缺乏保障，很难寄望民众的权利会有保障、民众的权利不受侵犯。桀熬不驯的公权力面前，记者没有尊严，其他公众更没有尊严。 相比普通公民，记者并没有特权，记者与公民无法分离。所以，并不存在“连记者权利都不受保护，更何况普通公民”的现象。记者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记者就是公民，记者不受保护，就是公民不受保护。如果一个社会，担负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报道真相的人被打压，真相被公然地遮掩，信息被操纵和垄断，民众不知情，民意就无法得到表达，民权就得不到伸张。 所以，有公共责任感的公民，一个告别一盘散沙的公民社会，会从记者的无力中，感受到公民的无力、社会的无力。——实际上，记者无力，不仅是国民无力，这个国家都会无力。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有强大的国民，而国民的强大，应以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为前提。 记者有力，贪官污吏才会无力，腐败官员才会慑服于舆论监督的力量，而不会嚣张地反击记者“拿这点钱怎么了，你怎么不去曝光那些贪更多钱的官员”；记者有力，公权力才会被驯服，被规训于严格将权力用于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以权谋私；记者有力，社会的丑恶现象才会被揭露，而不是被一些人捂着捂着，捂成了危害社会的大矛盾、大麻烦；记者有力，民众才能知情，这个国家才会安全，诚如哲人所言，让人民知道的真相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安全；记者有力，记者身后的民众才会有力，国家的强大并不是表现在强大的官员、强势的权力上，而是表现在每个公民的强势上，不会有被“跨省追捕”的恐惧，不会担心警察破门而入，不会担心因言获罪…… 高层一再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杂音噪音”。能树立一个国家形象的，不是花天文数字般的钱去国外做形象广告，而是实实在在的公民形象、公民权利。

尽管取消了对媒体的审查制度，但大多数的当地记者不相信他们有彻底的言论自由。 缅甸新闻部星期一（20日）宣布，取消对媒体的审查制度。 这是缅甸民选政府自去年上台后所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新的一项。 缅甸政府审查部门的官员说，记者从20日起不需要在发表稿件前交由国家审查部门审查。 但是，有关惩罚记者发表被认为是诋毁国家形象或是威胁国家安全新闻的几项法律仍然有效。 在缅甸军政府统治的近50年时间，包括报纸和歌词在内的一切出版物都需要经过当局审查。 有时，整份报纸都被禁止出版，关闭出版物以及监禁记者也是常事。 现在，缅甸当局说，记者不需要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或出版他们的文章或刊物。 此外，大约有3万个网站被取消限制，允许网民首次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网浏览有敏感政治内容的文章。 但缅甸政府部门的一名官员对法新社说，对电影的审查可能还会继续。 这是缅甸总统吴登盛实行改革的最新一步。去年，缅甸已经放松了新闻审查制度。 但缅甸在今年初承诺的一项新的媒体法至今仍然没有实施。 BBC记者海德说，有关缅甸少数民族紧张关系的一些敏感议题可能会测试缅甸政府的容忍力。 尽管取消了对媒体的审查制度，但是缅甸本国大多数记者不相信他们有彻底的言论自由。 一些记者们还担心，他们的作品发表后，如果政府想挑他们的错，他们还是会受到惩罚。

    明星运动员：体育市场投资学       2012年，当伦敦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时，C罗在奥运赛场外的征战同样炽烈。第十四届欧洲足球赛于不久前刚刚落下帷幕，2012/13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战幕又即将拉开，其间，C罗与梅西、伊涅斯塔的欧洲金球奖争夺战逐渐进入白热阶段。此时，历经曼联、皇马两大毫门的C罗在为俱乐部创造辉煌战绩的同时，还将自己的身价拔高至9000万元以上的惊天数字，位列欧洲第一。与战绩和身价比肩的是C罗的人气。三年前，当C罗正式以皇马球员亮相伯纳乌球场时，受到8万名球迷的热烈欢迎。而在2011年度金球奖评选阶段的民意调查中，C罗的支持率达到66.84%的顶峰——虽然在本年又下跌惨重。但可以推想，C罗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大量的观众，影响力遍及球迷、球迷的女友、女友的老妈，后者经常目睹这位27岁的葡萄牙帅气小伙，在清扬去屑洗发露的广告上。在遥远的东方甚至组成了号称“后援会”的强大团体，似乎枕戈待旦的准备在梅西再捧金球奖的时候把他干翻。总之，C罗作为一名运动员，已经超越足球的圈子而成为一名世界级巨星。 依靠本身直观的特点与强烈的视听冲击力，再借助于电视等主流传媒的渲染与传播，竞技体育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项主流的文化消费品，乃至与影视、歌舞比肩。而竞技体育的商业化与社会化，导致的是新的一轮品牌效应的来袭。与影坛、歌坛相似，体坛的发展需要偶像的塑造，自然而然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明星运动员。明星运动员作为竞技体育在媒体上的图腾，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竞技体育运作中不可获缺的要素。     社交奥运OR市场奥运？   国际奥委会社交媒体主管霍特说： “如果说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微博还只是一片雪花，那么到了伦敦奥运会，它就成了一个大雪球了。” 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也表示： “置身事外消极被动看比赛，这样的历史过去了。” 再引用一段有关伦敦奥运之社交媒体的数据：1）全球共分享了3060亿条信息2）每秒分享高达208333条3）脸书是社会化分享冠军，其中共产生了包括照片及视频在内的1020亿条信息4）推特共产生了50亿条推文5）博尔特在完成百米的9.63秒中，全球共产生了200万条分享5）菲尔普斯最牛逼，每天相关的分享大约有300万条。（Gemini娱记） 以上的数据引用只是为了印证对于本届奥运会的一项民间定义：社交奥运会。社交网络与新型媒体在奥运期间的突出表现，不由得让人产生了对奥运社会化的更高期待。在社交奥运中，奥运观众将更进一步的参与到体育盛会当中，而运动员与观众的交流也更加广泛与密切。奥运在传播上可能实现运营模式的跳跃性转变。这种转变，似乎是美好的。     当然，在另一角度上，社交奥运却呈现给人不同的观感。瑞士男足国奥队后卫米歇尔莫加内拉，在奥运男足小组赛瑞士队１：２负于韩国队的比赛之后，发布了一条针对全体韩国人的攻击性信息。结果除了被驱逐出奥运会之外，他的推特账号还被“人间蒸发”。 言论的滥用也在另一侧发生。７月３０日，一个名为“赖利＿６９”的推特用户发誓要淹死所有的英国跳水员，还恶语攻击１８岁的英国跳水名将 戴利 ，说这位刚刚在男子双人１０米跳台比赛中失利的选手“对不起你死了的爸”，戴利愤慨地回应说：“我尽力了……你个白痴居然发这个给我。”第二天一早，英国多塞特郡警方在一个家庭旅馆里逮捕了涉案的１７岁少年。 奥运的社交化缔造了一种奇异的信息交换格局，一方为观众，一方为运动员，双方处在一种看似平等但丝毫不对等的关系中，而且无法明确哪一方处在优势地位，毕竟观众人数众多，而运动员更掌握话语权。社交网络也许拉近了运动员与观众，但大量的、不受控制的信息交换却似乎在助长一种相互消费的发生。双方在彼此身上满足需要，消费改造着社交。于是我们很难定义，社交奥运OR市场奥运？ 一些数值也在证明奥运的市场化远甚社交化。 在奥运期间的广告投放上面，50%的品牌广告完全没有触及数字领域；只有10%的广告含有Facebook, Twitter 或YouTube 链接；而上述3个品牌没有在奥运会黄金时段投放广告。 （艾瑞网） 其实，哪怕在社交性的领域里，依然潜藏着大量的市场因素。运动员的社交参与，本身就存在自我包装与自我营销，再与运动员背后的庞大商业链条挂钩，社交网络再难维护纯粹性。甚至，奥运的社交是聚焦于运动员的圈形的社交模式。社交奥运无疑在加剧运动员的明星效应。     国有运动员OR私有运动员？   现今世界上大致存在两种体育发展模式。一种是商业运作，一种是传说中自苏联舶来的举国体制。前者意味着体育运动和运动员由民间管理培养，运动员基本上是“自生自长”的，组织参加奥运会的奥运理事会也都是非营利民间团体。代表为美国。后者则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代表为前苏联、前东德、中国、朝鲜等。前者催生了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权的运动员个体以及背后的商业运营、培养团队，运动员的明星效应来源于市场反应。后者则铸就了国家包办培养下代表国家利益又服务于国家的运动员单位，明星效应与爱国主义、民族感情、政治利益、国家形象等紧密相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定性：前者是私有运动员，后者是国有运动员。 雷颐 ： 体育举国体制谁是最大受益者？最大的受益者是体育总局与各省体育局。国为“举国”，所以大量资源由其掌握，才有权力。如果取消举国体制，许多体育行政官员不仅捞不到好处，还可能要喝西北风了。所以，他们坚决抵制、反对取消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实质是以“国家”之名，谋部门、甚至是个人利益。 崔永元： 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把中国得多少奥运金牌特当回事儿？除非与之有利益瓜葛。一个用举国体制搞体育国家,说白了就是国家圈养一些运动员代表你锻炼身体,把多数本该用来全民健身钱都挪用。只是锻炼身体这事能由别人代表吗？而且体育举国体制是特残酷一件事,背后满是肮脏和腐败。 胡锡进 ： 奥运会结束之时，我想问：真的有人嫌这届奥运会上中国金牌和奖牌得多了，为此很生气吗？印度只得了2银4铜，真的有人认为印度这样更光荣吗？奥运会同时是国力的综合验证，真的有人认为这很反常吗？举国体制肯定有需改革之处，但真的有人认为如果印巴也搞个举国体制就能金牌第二第三吗？中国人别骗自己。 安普若-安校长 ： 中国主要以少年体校培养运动员，培养一个运动员约需7-8年，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如果这些费用也算在内，则每一枚金牌费用十分昂贵，奥运备战年约耗费50亿。1988年汉城奥运时体育总局的经费约10亿，2000年悉尼奥运时已涨到50亿。雅典奥运备战4年约耗费200亿，以中国夺得32面金牌计，每枚金牌成本超6亿。 参考消息 ： 在美国，培养一名少年体操运动员，家庭要付出什么代价？《福布斯》说：每月费用1000美元，父母一年300天接送训练。运动生涯的最大障碍可能不是没能力，而是没钱。那么，与运动员“为了脱离贫穷而拼搏”的举国体制相比，“做运动员便意味着贫穷”的商业逻辑是否同样值得怀疑？ 李克难：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制里，哪里有民众的快乐，哪里就有商机。竞技体育的提供者，在利益诱惑下会积极地寻找那些能为民众带来最多快乐的项目，并给予其巨额资金赞助，而那些缺乏娱乐性的项目，则难以吸引资金投入。 路安： 商业化绝对是美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动力，而且也十分成功，这也是美国政府绝不插手体育的原因，我以为恐怕这是美国与其他国家“政治体育”的最大区别。 其实，无论私有运动员或国有运动员，争执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算帐。投入与产出比成为论定举国体制与商业运作孰优孰劣的重要依据。的确，经济收益是体制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无形之中我们也在默认一点：运动员是盈利工具。当一个运动员成为明星时，也就意味着利润高峰的到来。     运动员明星化OR运动员商品化？   运动员在历经苦训、夺取胜利从而获得社会声誉的同时，自身的商业价值也在极速增长。 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金后，就一直是毫无争议的“代言王”。2005年，其代言的广告总收入达4.61亿元，代言单价1500万元，是中国体育商业价值的高峰。据福布斯杂志统计，2008年之前，林丹的年收入仅为170万元；夺得北京奥运冠军后，他的收入便飙升千万元，当年进账1250万；2009年，林丹的年收入甚至高达1475万元。而在今年伦敦奥运会后，美国权威游泳杂志《游泳世界》预测，孙杨明年的代言收入极有可能突破2000万美元(约1.14亿人民币)。 （新浪财经）巨大的商业价值前，孙扬与游协由于分红问题产生的矛盾也逐渐浮上水面。商业价值几乎成为衡量运动员的全新指标。由于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主要集中在广告代言，而广告代言又借助于运动员自身的明星效应。可以说，只有明星运动员才具备真正的商业价值，运动员收获社会声誉跻身明星行列的同时，也完成了价值商业化的跳跃。而运动员的商业化，同样使之成为争议的焦点。     网易视界：带伤出征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但中国人那些日复一日的梦想还是需要你，他们只是把你当成了一个符号。所以你不必自责，更不要愧疚。其实本来这一切都是我们欠你的。只是我们太善忘，忘了你曾带给我们的好。 胡紫微 ： 1刘翔时代结束了。2在赛场上，跌倒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3跑出差成绩和摔倒在第一个跨栏边，对于刘翔作为运动员的价值和对于赞助商的商业价值都是无缘晋级挥别赛场，所以说表演策划之类未免想多了。4刘翔上次的表演赛，会让他这次背负不应有的羞辱，也是一种还债。5姐从不喜欢刘翔，但今也生惜别之心。 我是闻正兵 ： 关于刘翔大家无需用悲情、煽情、同情来掩盖刘翔及其团队的算计和愚蠢。刘翔只是一个被商业绊倒摔跤的孩子。刘翔如果要道歉、他的教练孙海平如果要像4年前再哭一次，都应该只针对赞助商。作为一个运动员，刘翔尽力了；作为一个商业代言人，他应该为自己被高估的商业价值道歉。 在社会舆论中，从正方到反方，都或明或暗的把刘翔表述成为一个商业棋子、盈利工具。作为棋子兼工具的刘翔，或为此遭致忌恨，或以此博取同情，但无论如何，当一个棋子和工具肯定不值得高兴。此时，运动员已不再是商业结构中独立的能动的主体，反而萎缩为商业利益链中一个关键而零件的环节。远动员从属于商业运作，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忧虑，尤其近期被普遍认为商业潜力巨大的孙扬，不少国人就担忧他会成为灌注商业气体的泡沫，娇贵且易碎。商业机器的强势推进下，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分辨，运动员究竟是在商业营销中成为明星，抑或是在明星包装下沦为商品。     总结：说体育，道市场   如何发现、培养、建设、经营一个运动员？这个问题的答案十有八九是商业化。商业化是大势，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渠道中拼搏厮杀争取生存立足已经成为社会生产与分配的主流模式。体育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它适于采取商业化运作，而它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也决定了它能够商业资本的追逐。 体育的商业化命运，是否无可回避？ 肯定有人的脑海里会闪过一片举国体制下春暖花开万物和谐的美好景象。先撇开举国体制在金牌到手之后的举国谋利体制不谈，再撇开举国体制在运动员身上疯狂植入广告的举国赞助体制不谈，最后撇开举国体制背后的举国无投票权体制不谈。我们单纯地谈一谈，举国体制究竟是否化解了体育商业化的症结？ 6月30日，退役已经13年的前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徐伟利到医院看病，因为交不起600元的治疗费泪流满面。目前徐伟利无正常工作和经济来源，也没有医保等保障，身患肾脏疾病的他经常向朋友借钱治病，但根本无法应付治疗费用。 （中国广播网7月1日消息） 另外：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只能在澡堂里为人搓澡,曾经是亚洲举坛“巨无霸”的才力因为无力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用英年早逝,技巧世锦赛冠军刘菲退役6年一直失业,一些足球、篮球运动员因俱乐部欠薪一再罢训,一位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居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一位亚洲冠军的学历仅是小学六年级,“泳后”戴国宏卖服装、卖菜,马家军“第一金”刘丽至今待业…… （光明网） 事实上，商业化本身是无罪的。如果把运动员视为一种消费品，任何一种消费品都有其生命周期，其商业价值或许巨大，但不可能无限。一旦价值面临枯竭，自然会有淘汰的危险。不幸的是此一进程被大大的加速了，而加速这种进程的责任者绝非运动员自身，而是运作整套商业体育的“投资各方”。投资方不合理的运作方式和过度的价值榨取是摧毁运动员的罪因，而运动员在商业运作中缺少话语权又让他对此无能为力。 在美国，商业化的体育运作已经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段传奇。在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或许是——如何运营。尤其是，我们需要在体育与商业、运动员与运营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承认趋势，并且努力在技术上寻求改进，或许才是克服问题的真正办法。我们应该相信，这无损于奥林匹克圣火的圣洁，而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圣火的光辉将日益灿烂。     （编辑：魏烨 钟欣格 责编：张舸）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说法＞第二十一期：医事关系诸多法律问题探讨 （上） ＜七星说法＞第二十四期：制度的问题，还是国情的问题？ 第二期： 灰心丧气的时候可以默念以下几句话：您的月工资达到3000元，击败了全国88%的用户；您的月工资达到5000元，击败了全国97%的用户…… ＜七星人物＞第二期：周菁——间隔年：转变的思想 ＜天璇＞异国恋这件小事 无觅

　　周昂 　　 　　　　1949年以前的全民偶像，50年代的“反动文人”，如今熟知于一个窄小的圈层，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胡适的回归之路依旧没有走完。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对于成长于这个时期的普通人来说，胡适只是一个面目可憎而又难以说清的反动派。 　　 　　　　“在儿童时代，我就知道有这个人，但只知道他是一个跟鲁迅对着干的坏人。”出生于1959年的演员六小龄童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曾在2009年的电视剧《北平战与和》中扮演胡适。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他在两岸之间形象的差别，在这一段时期被对比得黑白分明。 　　 　　　　2月26日这一天，台北各界赶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蒋经国于早上8点05分第一个赶到，他说，“前天在南部听到胡先生的噩耗，内心里好像突然受到了重击，使我无限难受”。三天后的3月1日，全台湾公开瞻仰遗容，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对胡适遗像、遗体三鞠躬。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3月2日。上午公祭后，下午大殓发引。胡适灵柩被盖上了“国旗”和北大校旗。灵车从殡仪馆开到松江路，约有五六万人壅塞道旁送行，治丧委员会不得不动用一辆警车开道。灵车驶入南港镇郊后，“路旁一些贫寒人家在门口摆上路祭的香案，祭品有的只是些甘蔗、杨桃、香蕉、桔子和三炷香，案旁的男人或女人，手拈香火，双手拱拜，他们简直把胡适当成‘神’一样地恭敬着。”有记者写道。 　　 　　　　这天，参加胡适大殓发引的民众高达三十万人。类似的景象，大陆的百姓们第一次经历，那是二十多年后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新中国对胡适的离去没有丝毫反应。2月24日胡适病逝当天，新华社刊发的消息，除了外交部抗议美国对越南南方武装干涉的声明属“国家大事”外，便是各地欣欣向荣的建设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批鄂伦春族的历史文物，邮电部发行了“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江苏省培训技术人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春灌，等等。 　　 　　　　1962年7月，正在上学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放暑假，回老家安徽绩溪上庄——也是胡适的故里，把“胡适死了”的消息告诉绩溪父老，“老一辈读过书的摇了摇头，笑了笑，并不答话；年轻一点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一个人的胡适路 　　 　　　　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北大街的东厂胡同1号，原本是胡适从1946年到1948年的住所。今天，胡适故居早已荡然无存，坐落在其原址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7月，被称为中国“胡适研究第一人”的耿云志在这里接受了《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 　　 　　　　1971年，历史为胡适的归来提供了一个契机。这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并建议组织人力撰写中华民国史。社科院近代史所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负责人是李新。1972年10月，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组成立。 　　 　　　　34岁的耿云志成为了第一批加入者，分在“民国人物传”这个小组，又偏重思想文化这一块，胡适研究就成了逃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从这时起，耿云志开始接触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极左思潮依旧占上风，胡适这个人物依然敏感，不能做系统研究。“那时候大家都还是原来的观念，胡适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耿云志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开始整顿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停滞的各方面工作。耿云志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把所里留存的两千多个卷宗，十几万页的胡适资料大致翻看了一遍。 　　 　　　　此时，耿云志对胡适已经有了一些过去不同的理解：“胡适不是原来批判那样不学无术，而是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胡适是居功至伟，而且对国家、民族有长远的有利影响，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1978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年，耿云志撰写的《胡适小传》发表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上，在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中，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里的功劳做出了肯定。不过当时的环境下，依然存在着一些禁区。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胡适的）哲学是实用主义，原来认为是反动透顶。我觉得他的实用主义，有很多是接近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有红学研究，“胡适对红学可以说是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上科学道路很重要的一步，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些观点当时未能提及。 　　 　　　　这一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了思想解放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二年，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社科院近代史所根据中央指示，准备组织一个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耿云志受李新嘱咐，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文章中“几乎全面肯定他的主张”。这篇文章被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拿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很新鲜，而且也无法辩驳，“因为我看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人可以跟我比，我占有那么多的材料。要不读那些东西，根本没法批我写的东西。”耿云志说。八十年代，胡适研究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冻。 　　 　　　　1979年版的《辞海》对胡适的介绍，虽然保留了“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等评语，但也肯定了他是“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对学术界颇有影响”。到了1999年版《辞海》，上述反面评语也消失了。 　　 　　　　不仅学界，一些普通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位大师。北京奥运会影像视频主任设计师、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7年的一天，西安的外文书店搞了一个港台书展，高中刚毕业不久的高小龙在其中惊奇地“看到了一批我们历史里面所谓的坏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那个封面的照片就是胡适坐在那儿，面对镜头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当时的刺激特别大。我那个时候对胡适只是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坏人，怎么会卖他的书？另外我说这个坏人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坏人，怎么长的样子这么好看，这么亲切，这么温和的一个人，哪是坏人啊？” 　　 　　　　二话不说，高小龙把这本书买了，“像做贼一样”，偷偷带回去看，很多东西当时看不懂的，但是书就当宝贝一样放着。 　　 　　　　未完成的回归 　　 　　　　但是，胡适的回归之路依然不平坦。 　　 　　　　1979年，黎澍与耿云志商量重印《胡适文存》，请耿云志做校对。校对了一多半，耿云志突然得知，中央一位大员在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发话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胡适的东西’，这是原话。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下面还有更狠的话，‘谁要出版胡适的东西，我就跟他拼命’。”《胡适文存》因而宣告夭折。 　　 　　　1986年，安徽绩溪写了一个报告，上交到统战部，希望把胡适故居升格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来征求耿云志的意见，并邀请他去部里开了一次讲座。“讲完了说，你干脆替我们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后来报告批示说对胡适还是要避谈，目前对胡适仍以不作全面评价为宜。不作全面评价，就等于不评价。所以统战部也没有对安徽做批复，安徽后来自己把它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是胡适诞辰一百周年，耿云志萌生了再组织一次研讨会的念头。但是“社科院的一个普通研究员，出面搞这个事，都怕犯错误，被人追究”。趁着一次开座谈会下来休息的时候，耿云志与当时的社科院院长、党史研究权威专家胡绳说起了这个想法，“我说明年是胡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尽管大家对他的看法、评价不一样。但是胡适在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建立的影响是谁都否认不了的。明年估计海外各地都会有活动，组织纪念。我们大陆的学界如果一点反应没有，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人家得说这些人当时怎么想的。”胡绳果然支持了他的想法，这使得耿云志得以用近代史所的公章向全国发邀请函。 　　 　　　　至于地点，耿云志曾经考虑过合肥、黄山，但在绩溪宾馆，有个工作人员的话将他彻底打动了，“他说耿老师你在北京举行我们什么话都没有，你要在别的地方，不在我们绩溪举行，那我们心里实在过不去。”可见故乡人民对胡适还很尊敬，很有感情。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的论文集《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后来竟有机会再版，共发行了一万多册。这是很少有的。“1991年以后全国形成了一个气侯，后来唐德刚说形成一个新学科——胡学。”耿云志说。 　　 　　　　此后，《胡适全集》上马，由耿云志任会长的“胡适研究会”在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胡适研究步入了一个快轨。进入新世纪，耿云志认为胡适一些政治方面的主张也可以开始提及了。 　　 　　　　2009年，最新版《辞海》的“胡适”词条，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介绍胡适“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这或许可以视为一个例证。2010年5月24日，北大一场以“胡适人文讲座”命名的学术活动，被一些媒体认为是“胡适归来”的表征。 　　 　　　　但是，“我想把胡适研究从学者圈走出去，让尽可能多的大众来了解胡适、认识胡适。这个做起来有难度。”耿云志说。 　　 　　　　高小龙或许会对这句话有同感。2012年7月，高小龙执导的纪录片《重回适之路》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小型看片会。这是媒体人邓康延筹拍的《先生》系列中的一部。“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戾气，充满那种不宽容，充满暴力的基因，人和人之间剑拔弩张的，这很可怕，随时都有那种撕裂，真的是有彻底断裂的可能。胡适温润的性情，包括这样的宽容，是我们社会需要的。”高小龙认为，这部纪录片有别于以往作品的地方在于，它更加侧重于探讨胡适对当下的意义。 　　 　　　　片子一开始，是一句旁白，“对许多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胡适，是他们高中语文考试的一个选项题，狂人日记的作者，A鲁迅，B胡适，选择胡适，就没了这2分。” 　　 　　　　这句旁白，是这部纪录片的年轻女制片提供的，她说这是她们这些80后非文科类大学毕业生对胡适的普遍印象。高小龙觉得这句话为他的这部纪录片提供了绝佳的启发和特别独到的切入点，“胡适之的一生，被压扁到今天中国大陆青年学生的一个2分试题里了。” 　　 　　　　随后是一段街头采访，问“胡适是谁”。“他是一个美男。”一位女生的回答引起全场观众一阵哄笑。 　　 　　　　高小龙说，当时一共采访了六七十个人，“特别明显，就两极，要么就是特别了解，片子后面北大的学生，说得头头是道，基本上把胡适的东西给概括了，要不然就是完全茫然，没有中间层。” 　　 　　　　胡适离开得太久了，他的知名度依旧仅限于窄小的圈层中。正如陈丹青在片中说的：“一个人你不能随便抬，也不能随便抹掉。一旦抹掉达半个世纪，你要再来恢复他，人已经换了两三代了，大家还有没有兴趣读他？” 　　 　　　　显然，胡适向民间的回归，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74岁的耿云志目前的愿望是，“第一，如果有机会，搞一次中学生和小学生作文比赛，就以胡适为题，可以考虑在胡适的故乡绩溪，或者在北京哪一个学校里面小规模搞一次，积少成多；第二，我想呼吁一下胡适的故居，也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起来。胡适在北京住过好多地方，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没法找了。钟鼓寺的那一处很确定，应该保护起来。” 　　 　　　　曾几何时，胡适是学生们的偶像。1952年11月26日下午，胡适在台北第一女中发表完演讲，走出讲堂后，被早已守在那里的数百名女生团团包围，要求签名留念。进退维谷时，幸有校长江学珠帮忙，胡适才匆匆挤上汽车，突围而去。 　　 　　　　此情此景，时人只道是寻常。 　　 　　来源: 中国周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81565735.html

一个腿伤不足以完成比赛的人，为了十几亿人的期待，不得不站在赛场上，失败后还要经受谩骂。有一句话说得尖锐：“在这里，胜利属于全体人民，失败则只属于失败者自己”。 奥运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而已，没有运动员应该被当做这个国家的性药。     奥林匹克的另一副面孔   文/mlln     昨天，在伦敦奥运会体操比赛中，陈一冰完成了一套非常完美的吊环表演，却因为裁判的打分而屈居亚军。自然，这时候中国人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裁判的不公意味着什么？ 赛后，“奥运微吧”用一条微博替我们进行了调查：“此刻，请给伦敦一句话！” 近十万转发、四万回复，凶猛如潮水袭来 。一位名为“你好、詹詹詹”的网友写到：“中国和英国现在有三笔账要算：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伦敦奥运会。”更多网友称英国为“大阴帝国”。几乎所有人都在愤愤不平地说：在这次奥运会上，西方列强对崛起的中国百般刁难。 且不对这些回答做出反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回答另一个问题：如果在北京奥运会上，西方国家的选手因为打分不公没有得到金牌，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在对西方国家刻意刁难？     如果回答是可以的话。让我们看看以下的两个来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例子，这些例子也许我们并不熟悉。 爱尔兰人帕蒂·巴尼斯（Paddy Barnes）在48公斤级男子拳击比赛半决赛中遭到失利。比赛回放证明，他的一些有效得分被算在了对手身上。比分被定格在0:15。他的对手最后获得了冠军，他来自中国，名叫邹市明。 中国一位射击运动员在双向飞碟比赛中打丢了一次，却被判定为全中，最终获得一枚铜牌。这名运动员叫胡斌渊。 只要我们使用google而不是百度，都能轻而易举的搜索到更多类似的争议。这些争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完全被排除在国人的讨论之外。自然，我想，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有趣的故事能够得出“中国阴谋论”的结论。故事的意义仅在于，奥运会的主办国总会得到裁判的照顾。这几乎是心照不宣的惯例。而其中的不公，并不应该被放大到体育竞技之外。 然而，中国人总会对奥运会寄托一份错杂的情感。在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期待中，奥林匹克也会悄悄展露出两副面孔。 一方面，奥运会是承载着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盛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奥运会成为了中国人完成崛起梦想的替代物。所以，一方面，我们期待自己的运动员得到全世界的朝拜。另一方面，我们总会将中国运动员所遭受的不公上升到不相匹配的高度，说这是对于“中国崛起”的刁难。 更有甚者，前几天，中国一对羽毛球双打选手为了避免提前与本国选手相遇，故意消极比赛。这一明显有违体育道德的举动竟然被很多知名人士热捧。白岩松说，这是比赛规则的问题，中国选手是受害者。实际上，全场的嘘声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奥运会的急功近利，恰恰并没有“为国争光”。因为，金牌和国家形象，并不能划上等号。有时候呢，价值观的失败，远胜于一枚金牌。     另外，在追逐金牌的游戏中，我们也会将自己的运动员一分为二：胜利者承载着一个国家的胜利，有些失败者，则要承担一个民族的排斥。 孙杨在取得两枚金牌之后，中国人已经无法容忍任何有关他的质疑，如同八年前的刘翔。前天，章诒和女士在微博上转发《北京晚报》新闻，指出孙杨两年来的训练费用高达近千万人民币。换来的是这样的评价：“你这个臭女人，这个钱我们愿意花。你管得着么？” 失败者可没有这么幸运。今天下午，刘翔因伤未能完成比赛，网络上很多著名人士封他为“影帝”。刘翔不得不顺应人们对于他的批评，蹦着完成了整场比赛。一个腿伤不足以完成比赛的人，为了十几亿人的期待，不得不站在赛场上，失败后还要经受谩骂。有一句话说得尖锐：“在这里，胜利属于全体人民，失败则只属于失败者自己。” 我们因为一位成功的运动员，而拒绝任何对于体育制度的批判。也会因为一位运动员的失败，用所有不堪的言语将他埋没。奥运承载了中国的崛起，你的失败并不是中国的失败，你只是不属于这个想象中的崛起年代。     一位朋友的评价非常到位：刘翔本是110米栏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集财富名望于一身，但赢得金牌之后，他被媒体绑架、被政治摆布、被商业挟持、被整个国家全面包装，然而他失败了。于是我们说，看，这个影帝。之后，丝毫不出意外，宣传部不合时宜地下令，媒体不得负面报道刘翔，不得猜测任何商业阴谋。 我们对于奥运会的竞技成绩和社会的舆论如此在意，甚至不惜动用宣传机器。而面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却视而不见。奥运会这场媒介事件几乎拯救了期间所有的社会不公，所有的教育问题，所有的通货膨胀。所有所有，对于生活的不悦，都在其中被想象融化。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掩盖各个方面的落后，因为奥运会可以带给我们最为及时的快感，甚至只需几分钟的时间，中国就能完成一次占领世界顶峰的动作，完成中国人充满快感的空乏想象，完成了四年一次，每次半个月的勃起。 然而，奥运仅仅是一项体育竞技而已，没有运动员应该被当做这个国家的性药。 是的，没有，无论是今天的刘翔、还是明天的孙杨。   原文链接：http://www.douban.com/note/229808466/     （采编：宋晓慧；责编：佛 冉）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百科＞第三十八期：奥林匹克精神 ＜天权＞蒸日的金锄头 ＜天璇＞满枕信笺破梦来 请客气地使用性工作者一词 ＜摇光＞一盘姑娘，油焖茄子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