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密

不是不告诉大家，是俺真不知。    这是国家机密。但拧巴的是，这是人民该知道的事——仆人挣多少银子，主人能不知？    靠，主人有时就是这么窝囊。    由于公务员收入隐藏得很好，主人便对公仆产生了误会，普遍认为他们都像文强那样不差钱。    误会深了，就有些仇官，搞得社会不和谐，影响祖国在GDP二了后继续从辉煌走向辉煌。     其实，俺相信多数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好儿女，是奉公守法的，基层清水衙门估计挣的比农民工多不了多少——这其实也没啥抱怨的，咱共产党人不就讲求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嘛。    所以，俺不喜欢公务员哭穷——作为执政党的一份子，要像革命先烈学习，甘于清贫，坚强些。    由于人民公仆像人民一样成分复杂——一个同时涌现王宝森和孔繁森的队伍，偶尔还出现个别猛一看像孔繁森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宝森的人，着实甄别起来有难度，收入差距估计和社会贫富不均程度相当，不能一概而论。这也提醒那些削尖脑袋要混进公仆队伍中的革命群众:想靠当官发财不一定靠谱。     单从工资看，国家领导人都没几个银子，基层小吏要没外快，估计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连维持温饱都困难，谁还有心思为人民服务呢？做个不恰当比喻吧——中国目前官员收入有些类似明模式——工资过低，结果几乎招致无官不贪，害得朱元璋杀都杀不完。     目前中国反腐力度空前，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低薪官员利用发展市场经济暗中大量寻租。    单靠堵是行不通的，于是政策上开了口子——发津贴。1993年公务员薪资制度改革时，为使收入分配适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层面提出建立“地区津贴制度”，各地可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制定自身的“津补贴”。     主要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预算外资金为3855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90%以上。到了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入总量已与3.9万亿元的国家财政收入不相上下。这两年迎战金融危机，这笔银子主要拜托卖地获得的出让金——2010全国达2.7万亿。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各部门权力不一，结果天然形成了津贴差异，终演变成发钱大赛。    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公务员薪酬问题，据其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到300多项。    于是开始治理。2006年7月，中国实行新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同时开始对中央机关、各省市津贴补贴发放进行清理规范，计划用3年时间，将地区差控制在合理范围，并通过行政手段“削峰填谷”，使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目标是“阳光工资。”    对于各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标准，国家出台了一个范围，平均值不能低于年2.1万元，也不能高于4万元。    但由于预算外资金监管制度和手段的缺位，问责乏力，加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趋势严重，发钱大赛始终在暗中竞速，甚至蔓延至二政府垄断央企，黑洞越来越大，民怨水涨船高。     权威媒体披露，审计署2009年度抽查56个中央部门，发现5170张为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其中，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2010年6月，审计署再度指出，一些中央部门及所属单位仍存在违反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报告显示，一些部门及所属单位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10.95亿元。     然而，这些管中窥豹的披露除了为沸腾民怨添柴之外，也没见负责干部被严厉问责，官员具体收入仍旧是个令人浮想联翩的谜团。    现在限制个公车私用都费劲，何况查清官员收入？难啊。    背后是预算不公开——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进行了明确回应——“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但前提是权力运行公开、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而这又牵扯到深彻的体制变革。    当务之急是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哪怕先从房产公开做起，给中国声势浩大的房产税变革一个面子。    不冤枉一个清官，不放过一个贪占纳税人银子的贪官，既是党和政府的愿望，也是公民的心声。    其实，公务员收入增长到合理水平，过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人民不会有意见。前提是：您的收入得公开透明，您得踏踏实实地为人民认真办事。 http://blog.qq.com/qzone/622007965/1301539068.htm

韩国媒体普遍关注“上海门” 韩国政府称，没有发现其驻上海总领馆发生间谍事件，但存在外交人员严重违规行为。 负责调查有关事件的官员批评韩国驻上海总领馆外交官员工作作风不良。 韩国总理办公室官员称，已经要求对上海总领事馆10余名前任和现任领事进行惩罚。 韩国驻上海总领馆数名领事被暴露与同一名中国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 这一事件在韩国被媒体称为“上海门”，引起广泛关注。 政府官员说，卷入有关事件的韩国驻上海领事人员为这名姓邓的女子提供了非法签发签证的方便。 另外韩国上海领馆人员还发现主动或被动导致邓姓女子获取领馆紧急联络电话和韩国政要等人电话号码。 不过韩国总理室官员说，被泄露的信息没有涉及国家机密或触犯法律的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周一发布“2010全球死刑报告”，报告中指出，去年一整年，除去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执行死刑的人数，从09年的七百一十人，降为五百二十七人。但在中国大陆，执行死刑的人数被列为国家机密，但据估计，仍然达到数千人。换言之，中国大陆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全世界的总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台北报道

大赦国际表示，除中国而外，2010年全世界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下降；中国2010年处决了数以千计的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法新社援引大赦国际的数据说，2009年，全世界至少714人被执行死刑；这个数字2010年下降到527人或稍多。但是这两个数据不包括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因为死刑人数在中国是国家机密。但是，大赦国际相信中国在2010年处决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包括非暴力犯罪者。 旅美学者朱学渊博士表示，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非暴力犯罪者可以不判处死刑，他认为这个认识是个进步： “从历史发展的格局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非暴力犯罪是不能判处死刑的，非杀人的这些案件的案犯是不能判处死刑的。这一点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不认识。直到现在跟其他国家有所接触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此认识比不认识好，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进步吧。但是中国是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产生大量的暴力杀人的事件的人口基数也就相当大。每年枪毙较多的人势在必然。现在的问题是不要从数字上看问题，要尽快地解决非暴力犯罪不能处以死刑这一点。” 朱博士主张中国向美国学习，延长死缓期限，以便有可能纠正潜在的判决错误，从而减少死刑： “像美国已经大量地减少了死刑。现在死刑执行日期推延很多年，而且被判死刑的人在监狱里度过很多年之后才判他死刑。这就为执行减少错误提供了时间的条件。” 旅美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表示，大赦国际说中国2010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执行死刑并没有冤枉中国。他分析了中国死刑人数居高不下的两个原因：当局的 严打思维和司法不独立： “大赦国际因为对这一方面很关注，所以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是比较准确的。中国的死刑量没有下降，我想这个原因和政治有关系。每次运动以来，它就会‘从重从快’，‘从重’就是本来不该判死刑的也判死刑。这且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共产党内没有深刻反省。死刑居高不下和司法不独立也有关系。司法不独立，一般就得按照政法委的要求来决定判不判。如果判死刑的最高权没有在最高法院，那就很容易出现误判。尤其运动一来，像八三年的严打。” 这位权益人士表示，中国当局的严打思维并没有真正受到维稳效果： “中国不但没有稳定，而且花费的维稳经费越来越高，现在都高出军费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杀人的比例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最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把中国社会给稳定住了。中国还是一个高危社会。 朱学渊博士表示，要慎用死刑，但是对罪大恶极的罪犯不宜废除死刑： “像美国这个国家，这么讲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不废除死刑的国家。说明这个死刑在人类历史上是必须要存在的。” 记者：“你是不赞成废除死刑？” 朱：“当然，一定要有死刑。人类的伦理就是杀人抵命，这是一个基本的伦理。” 大赦国际的数据表明，死刑人数偏多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伊朗、朝鲜、也门等国。

国际特赦说全球死刑行刑数量在降低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一（3月28日）发表报告称，2010年世界上死刑的执行数量持续降低。 不过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没有给出中国的死刑执行数据。 该组织说，中国当局视死刑行刑数据为“国家机密”，因此无法统计，但称相信被处决的人数达到“数千”。 国际特赦从去年开始不再就中国的死刑数据进行具体的统计。 该组织最后一次发表中国死刑执行统计数据是在2009年3月，他们在当时发布的报告中估计中国在2008年处决了至少1718人。 国际特赦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没有中国2010年的具体死刑执行数据，但可以相信其人数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处决人数的总和。 其他国家 国际特赦统计，2010年全球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共处决了至少527人。 这比该组织统计的2009年被处决人数少187人。 国际特赦说，2010年伊朗处决至少252人，朝鲜至少60人，也门至少53人，美国46人，沙特阿拉伯至少27人。 另外，加蓬在去年宣布废除死刑，而蒙古也在同年宣布暂停死刑判决和行刑。 国际特赦说，蒙古的决定对于亚洲来讲是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