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

政總外越夜越熱鬧，萬名市民到場聲援絕食人士。馬泉崇攝   轉載自《蘋果日報》9月7日 A08版 / 記者：翁煜雄、袁樂婷、韓耀庭 政府總部外反國民教育科集會已度過第八天，昨晚吸引逾萬人參與。若耶和華花六天創造萬物第七天休息，這便可算是全新的一天，年輕人的毅力與決心，已叫許多人感動不已，「我哋唔使要洗腦科，呢度已經係最好嘅公民教育示範」。 清晨的廣場，絕食的、撐場的仍睡在帳篷內，幾名青年已悄悄拿起掃帚清理空地，讓公民廣場多天來仍很乾淨。太陽漸掛正中，有白領趁午膳來支持，送來便利雨衣，有人更叫來多份披薩（pizza），熱呼呼的，叫義工們暖在心。午後，廣場氣氛有點緊張，因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突然召開記招，「會唔會講撤銷國民教育科呢？」連原定3時開記招的中大社工系學生，也刻意押後，「想聽埋胡紅玉點講」。 結果，廣場內只有失望。「吳克儉師兄，記唔記得你當初選讀社工嘅理想？」50多名中大社工系校友及學生，無奈地宣讀近700名師生聯署的家書，希望同屬該系畢業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莫改初衷，重拾當初決志當社工的公義之心，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眾人將一篇篇心聲拼成一幅民意大象圖。 年輕的臉無懼下雨 傍晚前更多學生放學後趕過來，部份更邊聽台上發言邊做功課。雨越下越大，年輕的臉不理四濺水珠，專心地聆聽八大院校學者發言，「我哋係俾你哋嘅熱情吸引嚟嘅」。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稱，這些年輕的臉孔讓他想起23年前的那個5月，「聽到北京戒嚴，我哋中大學生想衝去灣仔前新華社，結果好多的士司機義務車我哋去。民主往往係靠小市民去推動嘅」。 學者、市民發言時都呼籲孩子們要繼續關心政事，又稱受年輕義工的自律而感動，不少義工下雨時主動派雨衣，又有與會者遞上市民送來的生果、清水。就算面對挑機，年輕人都極克制，面對「維園阿伯」的臭罵，只別過臉，還叫被挑釁而激動的市民：「唔好同佢鬧。」結果那些手持啤酒罐、醉醺醺的阿叔阿伯狀甚無癮。 街燈亮起，更多市民下班後來參與，逾萬人很快坐滿四條行車線。英皇書院學生上台發言，坦言心情既喜且悲，因一邊為校友黃邦豪絕食而感動，但也為師兄梁振英對絕食者的不仁而蒙羞。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的公開信，突然交到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及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惜姿手上，邀兩人今晚在政府總部廣場就國民教育公開辯論。黃之鋒拒絕「陪做騷」，「大家嚟到唔想係聽我哋辯論，我哋有好多重要嘢做」。他質疑劉夢熊在立法會選舉前夕作出邀請，只為建制派站台。面對市民連日來的支持，他在雨中有點激動地說，「20年後，我都唔會後悔」。

黃之鋒拒與梁振英握手 / 程志遠攝   轉載自9月1日《星島日報》 / 記者岑詠欣 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學民思潮昨日繼續於政府總部外紮營和絕食。行政長官梁振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分別到場探望學生；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將寫上「反對洗腦教育．捍衞思想自由」的示威牌送予梁振英，黃之鋒批評梁振英「做騷沒有誠意」。另外，三名絕食的成員表明若政府不回應訴求，不排除延長絕食時間。 學民思潮周四發起「佔領政總」行動，至周日深夜，並在今日下午二時起舉行集會活動。昨仍有五、六十名成員在政總外紮營集會，清晨七時許，一直未於公開場合與學民思潮對話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聯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到場探望學生，並與召集人黃之鋒對話。 梁重申國教非硬推 梁振英只重複國教科開展期長達三年，學校毋須新學年便推行該科，又強調當局現時未有該科的參考教材，日後教材亦須通過「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的審視。黃之鋒則質問對方，「為何新政府口講聆聽民意，現時卻無動於衷？」 梁振英無回應黃之鋒的提問，但有接過寫上「反對洗腦教育．捍衞思想自由」的示威牌，希望學民思潮成員紮營時注意安全，並伸出手欲與黃之鋒握手，但黃之鋒拒絕，只以鞠躬回應。黃之鋒事後批評對方「做騷沒有誠意」，只是不斷「推銷」國教科。 黃之鋒又指，若政府新學年前態度依舊，開學後將有新一輪行動。他坦言，除非事態發展有任何突變，否則自己下周一原則上會如期上學。 絕食三子面露疲態 對於梁振英及吳克儉未有探望絕食成員，正絕食的凱撒表示失望，「我們已經贏了市民的心，若政府開學前仍未撤回，不排除延長絕食。」他與另外兩名成員黃莉莉及林朗彥的絕食行動尚餘五十小時，三人雖堅稱身體狀況良好，惟開始面露疲態。唯一女將黃莉莉坦言感到肚餓，前晚「被雨聲嘈醒，帳篷又滲水」，但相信仍「撐得住」，會多喝鹽水。三人昨晚離開帳篷，轉到政總的露天地方休息。 胡紅玉午間探望 新成立「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昨午亦到場探望絕食成員，她指到場是出自個人意願，希望成員保重身體，至於會否撤回該科，她指委員會將於本月開會討論。

文 / 梁正 本文原載於《陽光時務》第二期 我到香港之前，在一個飯局中，父親的一個朋友得知我將到港念書，眉飛色舞地對我說：「爭取在香港當個公務員！」接著他還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補充了一句，「但記著不能當李柱銘那樣的壞官。」我當時並不知香港的公務員處境如何，更不知道李柱銘何許人也。但是，對於這種推崇體制的熱烈話語和對建制的盲目崇拜，我內心還是有著深深的懷疑。 後來在香港，我再沒有聽到過對於公務員有這種推崇的敘述。相反的，我發現媒體和香港市民對於公務人員的關注和要求，往往比其他行業要嚴苛。每天翻開報紙不難發現總會有關於政府施政的評論。施政者的公權力在市民的監督中最大限度回歸到市民手中，公務員還原為專業的城市服務者，公務者不再得到盲目的崇拜。相比內地的現狀，這樣的情況無疑要好不少。 後來我也發現，那位叔叔口中的李柱銘，並不是什麼官，他是一個資深大律師，曾做過立法會議員。估計國內政體長期的模糊重疊，才讓人有了官員和立法機構代表不分的錯覺。更有趣的是，李柱銘曾是香港民主黨主席，被港人稱為香港民主之父。他非但不是官，還不時與建制作對，雖然他在與外國政要交流時提出的觀點曾讓民族主義者詬病，但是這些尚只是爭議，很難與「壞」有任何聯繫。 這位叔叔就像這個共和國裏面大多數年紀相若的普通政務者一樣，在這個體系裏面庸碌了幾十年，有穩定的收入，有公車出入，有體面的生活，他隨口兩句話竟然嚴重地暴露了他的認知空白，在他對體制推崇的背後，也隱含著他在政務工作中的價值扭曲。 我能理解，在這種缺乏商業動力的小鎮來說，公務員是這位叔叔這輩子能見過的最優裕的工作了，這是他生活經驗的全部，經過這三十年的經濟浪潮的洗禮，他沒有不為之狂熱的理由；我也能夠理解，這個華南小鎮能看到香港電視台，卻在新聞時段常常被遮蔽，能知道香港有李柱銘這樣人已經不容易，雖然這個名字是被扭曲後妖魔化後存在於他的腦海。在這個資訊相對封閉的空間內，井口的邊緣就是他眼中那片天的極限。 我無意過多地貶損這位叔叔，我想說明的是，我也來自一個這樣的地方，或許我也曾經篤信過這樣的思想，坦然接受這種價值體系。隨著見識的增加，我對他的話，最初只是簡單的懷疑，後來更是感到些許鄙視。 後來，我發現這些感覺是來自傳說中的「智商優越感」，而這些所謂的「智商優越感」，只因為我恰好處於遼闊之地，能看得更多更廣。每想至此，我總會覺得能處於遼闊之地，是更應該乘風呐喊。我們幸運能夠有這個機會，則應肩負更多責任。 用常識走近真相 後來我知道李柱銘是因為他多年來民主路上的戰友，而我知道他這位老戰友，卻是因為某個被列入敏感詞的日子。 我很小的時候，就在香港電視台的新聞中聽到某個敏感詞日子，有時還會有相關人物的名字。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絕大多數在港臺漂亮的主播姐姐說完這個數字的時候，電視總會變成另外一些插播的畫面。 在初中的時候，我剛知道有網絡搜索引擎能夠找到各種網站，我曾經嘗試打上我好奇的那兩個數字，不知道是我家機器太爛的巧合緣故，還是真有些莫名的機制，在搜索這兩數字之後，電腦便出現死機的情況，這讓我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時，也讓我覺得沒必要為了糾纏這個而阻礙的我玩網絡遊戲的進度，這也讓我的好奇一直沒有進展下去。 我也問過我的父親，他說當時也確實是腐敗不堪，但是廣場上的學生們有否被利用也未可知，在能不知道真相之時，還是不能作出判斷。來香港之前父親曾經多次告誡我，香港有一些機構的特別人員會監視我這種內地學生的舉動，讓我不要胡亂參加一些活動。我口頭是不相信，但是之前的經歷還是讓我有少許陰影。但帶著這種被監視的幻想和一顆叛逆的心，還更是激發了我去聽講座的好奇。 我抱著圍觀的心態去聽「別有用心的境外反華勢力」的演講。選了一個比較後面的位置，一方面我有點害怕，想對幻想中的監視特務表示我對「反華勢力」並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似乎認同，以一種看似中立的抗拒態度，等待真相出現，才是瞭解事件最佳的方法。 在講座上我看到一個瘦小樸實的老人，他和藹慈祥，他講到了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不需要講稿，但敘述清晰有力，他的停頓間歇不需要鼓掌，但字字鏗鏘。 後來我讀他的自傳，知道他曾與紅色中國走得非常近，卻又在八九年與之完全決裂。後來我也知道這位老人，他在每年六月前夕，總會到各個學校去講解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可以想像，相同的話題他說過多少遍，相同的問題回答過多少次，在這樣的年復一年，不厭其煩的重複中，他傳遞了多少薪火，又喚醒了多少良心。他去世後，有人稱他為香港的中國良心，我想他完全配得起這個名字。當然這都是後來的事情。 司徒先生的話告一段落，我對他的話半信半疑，畢竟那是「境外勢力」的一面之詞，而不是我所等待的「真相」。在講座問答時間，我表明內地學生的身份後，故作中立地提出了問題，問司徒先生對內地政府對事件定性的看法。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他表示他也不在現場，也很想知道更多當時發生的事情，也希望能夠去查證。他說了他最近關注天安門母親因調查事件被監控、阻撓的事情，他說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各種禁止和掩蓋。他說公開的調查，就是了解真相，還原歷史的最佳方法，誰願意調查，誰不願意調查，誰的說的是真話，誰的是假，憑藉簡單的常識來判斷，都是顯而易見的。 結合我之前經歷的種種封鎖、模糊和掩蓋，我猛然發現，在這些遮掩行為前面，一切的義正詞嚴的辯解都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 也許我們並不能時光倒流，還原一切，也許我們並不在現場，未能秋毫畢見，但是就是一些帶著常識的思考，帶著常識去判斷，其實一切的是非方向，還是能一目了然。 我後來反思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發現我原來所等待的事實真相，實際上內嵌的是一種長期被灌輸的等待答案的思維惰性，是一種不願思考的思想犬儒。我們總是希望有人能夠告知，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正如我們長期被訓練的選擇正確答案，等待公開答案，等待分數評價，等待權威解答。 後來，我從書籍、網絡、影像看到關於二十年前的事情的更多資料，從歷史中梳理出更清晰的脈絡。還記得，一本由廣場現場的香港記者編著的記錄文集《人民不會忘記》裏面，那些正直、專業的香港記者的描述，是我們瞭解事情、幫助我們判斷直接資料。而書的末尾還附錄了當局對於事件的官方報告，經過對讀，很容易發現，在常識的思考和判斷面前，一切掩蓋和詭辯，其實都是我們接近真相的佐證。 那年的五月，我早早寫完學期的論文，等待著六月的到來。據說六月那天晚上，香港人十多年來，風雨不改地在那個公園的球場點燃燭光，我很想去看看。 世界的另一種模樣 前幾天，李克強8月18日訪港大，校園的安保權力過大，讓學生在校內行動自由受限制。在內地，特別在內地的學校，因為領導行動的一切事情造成的一切不便，都會被理解為正常。 但是這些正常的事情卻引起港大師生校友的激烈反彈，在隨後幾天的一晚上，港大校友邀請了學生、校友、市民與校長，共逾千人，在港大圖書館前面的廣場上，一起聆聽，一起表達。每個人只要願意，都有相對平等的機會能夠獲得三分鐘的發言機會。當中，我驚喜地發現了有幾個內地學生上臺發言，我感覺他們有些激動，可能也因此缺失了說話的條理，也可能因此讓說話內容顯得有些「激進」。 但是我能理解這種看到「另外一個世界」的那種激動，那種渴望參與，甚至有些頭腦發熱。 我所在的學校，學生曾與校董會對於校政的未來規劃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正當代表政府的校董會一方打算一意孤行的時候，學生會根據會章的程式，發起了要求校董會辭職的「全民公投」。 事實上，我在中學已經有對學校——這種另類極權「建制」產生不滿，學生對於校方「規則」的反對永遠都是錯誤，縱使學校的規則中帶有濃厚的極權色彩，縱使老師的「審判」是用有罪推定的推論方式。學生的反抗永遠都是「犯規」的，久而久之，學生只能用陷入一個用「犯規」來反抗的惡性循環。 我從沒想過對學校的政策不滿，能夠用如此積極方式表達，這種方式有理有據，有章可循。我彷彿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激情異常噴發，投入到這場校內的「民主運動」當中。 後來也因為這個「公投」，讓校董會成員不得不接受學生的邀請，在廣場舉行的交流大會。同樣的，那次也是有上千人參加。我第一次感受到廣場的力量。那裡只有你有足夠的勇氣，有自己的意見，登記你的學生證號碼，說出你的名字，就能開始與「執權者」直接對話，向在場全體師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那裡，臺上的不會永遠的是所謂的「學生代表」，而你也不再需要「被代表」。 集體主義是我們這一代接受的「主旋律」，「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是週一班會裡面聽得最多的說話，我從來都是被這樣的語言暴力告知，集體才有力量。在學校的廣場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個體的力量——多元個體在有機整合之後產生的無限的力量。 那是第一次某種形式的民主自由的價值形態在我生活中讓我切身的體會。我後來在校內學生會參與了更多，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價值帶來的更多形態，包括組內閣參加學生會的「全民」選舉，做校內媒體讓意見表達發聲於校內事務和社會事務，成為民意代表來監督會務和參與會章的完善。香港的大學學生組織就是民主自由價值實踐的啟蒙之地，很慶幸我曾經參與其中。 當然經歷過這些後，回顧一切，我也認知到這樣價值與制度中有各種問題，有時我會對這些民主價值的形態有懷疑，特別是我在看到各種政體在這個道路的實踐中，總會不自覺地想到，它是否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社會。 又或者，我所經歷這些的動態循環，正正就是這種價值的好處所在。它鼓勵參與，讓你感知體驗；它包容懷疑，使你免於狂熱；它推動思考，直到你能找得到更好。

文 / 馮自強 　　幾天前，香港中學生、家長和教師發起了大規模的公民行動，督促香港政府撤回9月份即將推行的國民教育科。三天前，香港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宣佈絕食抗議。昨天晚上，兩位年逾六旬的中學老師宣佈加入絕食。一部分香港高校教授、演藝界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亦加入聲援。由於茲事體大，不少內地同學 必有所耳聞，亦生出不少爭論和非議。其一，因「國民教育」這幾個字實在很好聽，很容易引起粗暴的感情（「不接受國民教育，你還是中國人嗎？」）；其二，因 為今年以來中港矛盾幾度升溫，前塵往事、新仇舊恨……交織在一起，也助長了不少成見。但就事實而言，很多細節並非大家想當然的那樣。比如我會告訴你，在香 港關於中國歷史的教育，在港英時代做得比回歸後還要好。容後再述。 　　 關鍵材料 　　香港市民爭取撤回的「洗腦」「國民教育」，全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香港政府將在今年九月順應新高中課程推廣的一門必修課。而引起最大爭議的，是兩份有關的材料： 　　一是香港教育局公佈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 （下稱《諮詢稿》）； 　　二是由香港政府資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編寫的現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參考材料《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下稱《手冊》）。 　　文件不短，洋洋灑灑二百多頁，諸公可自行細閱。當中固然有不少「正常」和「官腔」的部分。而以我的個人觀點，這兩份文件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將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混為一談 　　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在西方被認為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但教育局編發的諮詢稿一直試圖將兩個概念並排/交替使用，不做區分，有混淆視聽之虞。比如《諮詢 稿》第63頁說「就推行德育及國民/公民教育的課時，不同國家和地方各自有其安排」，隨後把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課與其他國家的「公民教 育」一同列舉。 　　港府官員一再推行國民教育的說辭是：「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這說法倒也未必 不符合事實（雖然，即使同為國民教育，其細節也可大相徑庭。參看：吳凱宇《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簡述美國、英國、澳洲、德國的制度》）。然而，即使 要以此為理據，亦不應偷樑換柱，將其他國家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與中國式的思想政治課混同，以顯其正當。須知此二者的內容可謂天壤之別。 　　 2、渲染情緒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諮詢稿》從第131頁開始列舉了一系列由教育局編寫的 「教學事例」。其中第173頁列舉了事例「我為國家隊打氣」。該事例要求教師引導學生為國家隊的勝利而歡呼，為國家隊的落敗而沮喪，並從中體驗國民身分認 同感。在給教師參考的注意事項中，有如下一句：「教師如發現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強烈時，不要批評，並接納其表現，但仍請學生為此作自我反省。」 　　在《諮詢稿》同頁推薦的另一則事例「國旗下的講話」中，更以「同學心聲」為題記載以下感想： 　　「在國旗升起時，我確實是激動了。這一刻，我感受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此時的國旗顯得特別莊嚴高貴，國歌亦是多麼的激動人心，我的眼眶一下 子紅了，多麼振奮人心的時刻！我的眼光隨著那五星紅旗上升，心裡也火熱起來了！我緊緊握著手中的國旗，似乎感受著過去中國烈士的風采，感受著國民身份的深 刻認同。」 　　 3、偏向性褒揚 　　市民對國民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是其是，非其非。縱觀《手冊》全書36頁，只有第27頁以「反思‘中國模式’」為題概述了近年發生在內地的幾 件負面事件（我爸是李剛、動車追尾、毒奶粉、綠壩），對當代史上的幾次重大敏感事件隻字不提（如敏感詞、敏感詞和敏感詞），其餘內容均對現執政集團不吝溢 美之詞。其中第10頁稱現執政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 　　 4、攻擊別國政治制度 　　在「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頁，《手冊》又以「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為題攻擊美國的政治制度。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結論（我猜當然會 有人認同，但它至少遠未至一個被普遍承認的結論），以如此毫無異議的方式寫入課本，嚴重違背了關於政治教育的《博特斯巴赫共識》的第一、第二原則（見後 文）。而對別國的現行政治制度進行定點攻擊（而且理據也簡陋得可笑），更非國民教育應有之義。 　　有趣的是，《手冊》的編者近日終於在官網上承認「‘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標題確有不足之處」，並解釋說這只是指該制度的「理想形態」。（卻為何寫別國多黨制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想形態呢？） 　　文件中諸如此類者比比皆是，恕不一一。熒幕前的諸位大可撫心自問，若膝下有兒郎，可願意送他去學習如此課程？ 　　 港英時代的教育 　　對於某些特定的人群來說，對於別人爭取權利的行為總有一些特定套路的指責，比如「女王洗得，我（黨）洗不得？」——雖然這種阿Q式邏輯本身不值一駁，但究其本身也不符合事實。讓我們從港英時代的教育說起——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 　　港英時代有愛英國、愛女王教育嗎？ 　　沒有。 　　港英時代有愛中國、愛民族教育嗎？ 　　也沒有。 　　如果要概括英治時期香港教育的最大特徵，那就是「只有公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如果說這種特徵造就了香港人回歸後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低下，還未嘗沒有道理。但若說殖民政府教導香港人效忠女王，恐怕既不公道也不真實。 　　 香港青年不瞭解國情，責任在誰？ 　　有一種反對反國民教育的意見認為，現時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國情認識不深，所以應當推行國民教育，加深其認知。這個命題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但結論卻站不住腳。要認識國情，想必應先熟悉國史。我們可以看看香港中學的另一門課程——「中國歷史」課的離奇遭遇： 　　港英時代，「中國歷史」是中學必修課。 　　香港回歸後，港府將「中國歷史」降格為選修課。 　　2012年，港府推行必修課「國民教育」，「中國歷史」依然是選修課。 　　何漢權出席一個電臺節目時說，曾經向行政長官曾蔭權反映有關問題，但曾蔭權的態度令他覺得是浪費時間，何漢權期望新的行政長官撥亂反正，將中史列為獨立必修科。 　　——2011年10月《教評會批評港府不重視中史》 　　《中國模式》手冊不過是把話題推向風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亂不清：政府推行國民教育，卻在新高中課程中將中史降格為選修課程。讓香港新的一代，對中國歷史一竅不通。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曾對我說，到博物館參觀的中學生，有的連「唐宋元明清」的歷史常識都不懂。 　　——香港大學新聞系教授陳婉瑩 《國民教育之爭是「一罐機緣」》 　　我們不要忽略，很多學生和家長在打出「反對國教」（國民教育）的口號同時，也呼喚「還我中史」（中國歷史）。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教 育（如果它有的話）不是建立在熟習本國歷史的前提上的。而港府一邊淡化中史課，卻一邊強推國民教育，可謂本末倒置，如此行事，實乃曠古奇談。這樣的國民教 育到底意欲何為，簡直是匪夷所思。借用我一個香港朋友的評論，更可看清此間脈絡： 　　「我是96年讀初三的, 中國歷史好好的寫到1984年, 最近回香港找來看看, 依學術角度來說還是精簡而嚴謹,對共產黨也不褒也不眨, 只是直說其施政得失引起的後果. 同類的大陸教科書就顯得不倫不類先入為主了. 現在的香港小孩對大陸不熟悉不是沒有國教問題, 而是中史教育的忽視。」 　　 《博特斯巴赫共識》 　　1976年，在曾深受納粹之害的德國，政治教育家齊聚博特斯巴赫，達成了政治教育的最低共識——《博特斯巴赫共識》。該共識包含三個原則： 　　第一，禁止灌輸。不允許教師用任何手段對學生進行灌輸，因為這會妨礙學生獨立判斷的形成。這是「政治教育」和「灌輸」的區別所在，因為「灌輸」與民主社會的教師角色不相匹配，也與被普遍認可的、學生獨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教育目標不相符。 　　第二，保持爭議。在科學和政治上有爭議的一切內容，在教學中也必須保持爭議。這與第一個原則密切相關，因為如果打擊爭辯，壓制不同的觀點， 就會重回灌輸的老路。人們經常擔心，教師的政治觀點會以各種形式對學生產生影響，比如教師處理當前政治問題的方式，特別是在討論有爭議的問題時，給學生下 明確的結論。這就要求教師的個人立場，無論是政治觀念還是科學觀點，都必須是中立的、客觀的，與其本人觀點對立的觀點也應該被探討。 　　第三，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與維護個體利益的能力。政治教育必須使學生能夠分析政治形勢以及他自己的相關利益，能夠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尋求影響既定形勢的手段。這種原則強調學生需掌握一種操作性的能力，是前兩個原則的邏輯結果。 　　 參考： 　　彭正梅《德國政治教育的里程碑：〈博特斯巴赫共識〉研究》 　　德國漢堡大學蒂爾曼•格雷莫教授訪談《德國公民教育的歷史、經驗與趨勢》 注：站轉載文章皆遵循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協議 ，僅在免費版網站發佈而不會在收費雜誌刊登。作者如有任何版權問題，可即時與我們聯繫。

文 / 練乙錚 轉載自《信報》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注：站轉載文章皆遵循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協議 ，僅在免費版網站發佈而不會在收費雜誌刊登。作者如有任何版權問題，可即時與我們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