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当然最重要是其权利应得到公平公正的保障。他不会因讨薪被老板威胁甚至痛打，他不会被当地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欺负，他的儿女在当地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如此，他们 在异乡就会“心安”，把自己打拼的那个城市当成自己的故乡一样去热爱而非怨恨。

但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座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象征的建筑被纷纷重建或拆掉，换上与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两样的高楼大厦

乡土世界，“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个中思虑，算是与培云《熟悉的陌生人》一文遥相呼应了。浮躁的年代，更需要安静的心。 ——思想国评论（ www.21pinglun.com ）   我以为，人间的味道有两种：一是草木味，一是荤腥味。 年代也分两款：乡村品格和城市品格。 乡村的年代，草木味浓郁；城市的年代，荤腥味呛鼻。 心灵也是一样，乡村是素馅儿的，城市是肉馅儿的。 沈从文叹息：乡下人太少了。 是啊，他们哪儿去了呢？ 何谓乡下人？ 显然非地理之意。说说我儿时的乡下。 20世纪70年代，随父母住在沂蒙山区一个公社。逢开春，山谷间就荡起“赊小鸡哎—赊小鸡”的吆喝声，悠荡，拖长，像歌。所谓赊小鸡，就是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刚孵出的鸡崽。卖家是游贩，挑着担子翻山越岭，你赊多少鸡崽，他记在小本子上，来年开春他再来时，你用鸡蛋顶账。当时，我小脑瓜还琢磨，你说，要是赊难的人搬家了或死了，或那小本子丢了，咋办？那岂不是冤大头？ 多年后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乡下人”。 来春见。来春见。 没有弯曲的逻辑，用最简单的约定，做最天真的生意。 他们把能省的心思全给省了。 原来只有乡下人。 城市人—这个新品种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擅长算计、崇尚精明，每次和他们打交道，乡下人总吃亏。于是，羡慕和投奔城市的人越来越多。 山烧成了水泥、劈成了石材，树削成了木板、熬成了纸浆……田野的膘，源源往城里走。 城市一天天肥起来，乡村一天天瘪下去，瘦瘦的，像芝麻粒。 城门内的，未必是城市人。 城市人，即高度“市”化、以复杂和谋略为能、以博弈和争夺见长的人。 20世纪前，虽早早有了城墙，有了集市，但城里人瑶还是乡下人，骨子里仍保留着草木味。 古代商铺，大清早就挂出两面帽子，一书“童叟无欺”，一撰“言不二价”。 一热一冷。我尤喜第二幅的脾气，有点牛，但以货真价实自居。它严厉得让人信任，傲慢得给从以安全感。 如今，大街上到处是促销、跳楼甩卖，到处是喜笑颜开的优惠卡、打折券，反让人觉得笑里藏刀、不怀好意。 前者是草木味，后者是荤腥味。 老北京一酱肉铺子，名“月盛斋”，其“五香酱羊肉”火了近两百年。它有两个规矩：羊须是内蒙草原的上等羊：为保质量，每天仅炖两锅。 有一年，张中行去天津，路过场村，闻一家糕点有名，兴冲冲赶去，答无卖。为什么？没收上来好大米。张先生纳闷，普通米不也成吗，总比歇业强啊？伙计很干脆，不成，祖上有规矩。 我想，这祖上的规矩，这死心眼儿的犟，就是“乡下人”的涵义。 重温以上旧事，我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草木味。 想想乡下人的绝迹，大概就这几十年间的事吧。 盛夏之夜，我再也没遇见过营火虫，也是近几十年的事。 它们都哪儿去了呢？露珠一样蒸发了？ 北京国子监胡同，新开了一家怀旧物件店，叫“失物招领”，名字起得真好。 我们远去的草木味，失踪的夏夜的营火虫，又到哪儿去招领呢？ 谁捡到了？ 我也幻想开个铺子，叫“寻人启事”。 或许有一天，我正坐在铺子里昏昏欲睡，门帘一挑——  一位乡下人挑着担子走进来。 满筐的嘤嘤鸡崽。 分享本文

在土地财政的利弊之争中，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坚决站在正方一边，反对轻言中国城市化道路改弦更张。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一边倒地否定土地财政，似乎它一无是处，则是十分危险的。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日前，赵燕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赵燕菁认为，土地财政模式需要改进，完善，而非放弃，更非转型。政府应当做的是完善二次分配，将土地和高房价中获得的收益，确保新增市民都有一次置业机会，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 “让市场决定房价，让富人多掏钱买房，然后通过‘房改’等二次分配机制，将这些财富转移给更广大的社会阶层。”说此话时，这位加迪夫大学博士同时拥有两个头衔：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对此，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