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 劝架老人生命最后的四十米
68岁的郑修院最后一次从地上爬起来,但已站立不住。他双腿一弯,身子像棉花一样软软地向后躺倒下去。同村的两位老人跑上前,其中一位老人用手使劲地掐郑修院的人中穴,但已无济于事。 郑的妻子陈碧英当时正在附近卫生所输液,听到消息,拔下针头赶到现场,看到丈夫脸色发黑,已没有气息。正在镇上教堂作礼拜的郑修院的弟弟郑毅,骑车赶到时,现场已经围了很多人。哥哥已经不行了。...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4 月 11, 2014
68岁的郑修院最后一次从地上爬起来,但已站立不住。他双腿一弯,身子像棉花一样软软地向后躺倒下去。同村的两位老人跑上前,其中一位老人用手使劲地掐郑修院的人中穴,但已无济于事。 郑的妻子陈碧英当时正在附近卫生所输液,听到消息,拔下针头赶到现场,看到丈夫脸色发黑,已没有气息。正在镇上教堂作礼拜的郑修院的弟弟郑毅,骑车赶到时,现场已经围了很多人。哥哥已经不行了。...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3 月 5, 2014
@香港報社:昨日,阆中宾馆门口上演了警察当街打狗的残忍一幕,被网友用手机拍下发到网上,图片中最大的亮点不是血腥,而是:这只可怜的狗一直被一名流浪汉用铁链牵着,流浪者一直萎缩的坐着,目不转睛的看着警察当着他面,打死自己牵着的“同伴”,眼神中只有无助。...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1 月 17, 2014
作者: 信力建 近日,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率队到访广州大佛寺,与大佛寺主持释耀智举行会晤,并发出倡导“日行一善,从垃圾分类做起!”,危伟汉说,“垃圾处理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佛教可以净化心灵,我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向信众和市民传递‘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思想。”释耀智表示,在发达地区也有佛教配合开展垃圾分类,他20多年前曾到访台湾,当时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已经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并专门组织信众加入义工团队,去捡垃圾。近年来广州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越来越多,释耀智倡导“心灵环保”、“生活环保”、“社会环保”、“生态环保”四个理念,其中生活环保就包括了减少产生垃圾,反对浪费的要求。 看到这个新闻,让我想起前几天在老友田炳信的引领下,到广州市城管委参观,并与危伟汉主任当面做了一些交流。对于作为市民的我连番抛出的关于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的问题,危伟汉一一作答,没有半点的官架子。 关于城市管理,危伟汉认为,国家必须有城市管理机构,建设部不应该管盖房子,而是要做好管理,所以要把建设部改为建设管理部。 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危伟汉介绍说,10吨的塑料可以还原3吨石油,价值很高,技术含量很高。广州每天产生1.8万吨生活垃圾,进入焚烧厂和填埋场1.3万吨,参与垃圾收集、运输、压缩的工作人员有4.2万人,广州为卫生保洁和垃圾处理一年投入30多个亿。 但是,城管的文明执法是我们一行人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田炳信有一番高论,他说,城管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城管为什么被妖魔化?第一是现在普遍有仇富仇官仇警的心态,但这些都离得比较远,唯独城管穿着制服,像警察不是警察,不是武警胜似武警,不是政权代表政权,老百姓能够与之血拼的就在这个战线上。第二城市35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给小商贩留有的空间确实不足。从纽约到南韩,包括香港,都留有走鬼活动的空间,现在很多大花园大空地只能看不能坐。 对此,危伟汉回应说,我们与国外境外的现实情况不一样。广州的小贩大概有35万,每天的营业额大概1.5亿。这些小贩中有95%以上是外地人,养活上百万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香港才两千个小贩,而且有一千个人在管理,我们虽然有124个安置点,安排了5万人,但还是无法全部安排。 为此,我特地查了相关统计,截至目前,广州全市已确定了120个区、街、社区临时疏导区(点),提供摆卖摊位近1万个,安置近2万人入场入点经营,疏导近10万人进入社区摆卖。据介绍,经过努力,暴力抗法事件逐年下降,2010年流动商贩暴力抗法事件比2009年下降了49.8%,2011年比2010年下降了32.1%,实现了“多方共赢”。可见,危伟汉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 通过互相交流,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所谓“刚性、柔性执法”都是伪命题,有法必依则执法必严。城管在执法时最关键就是两个前提:以合法为前提,以服务为前提。在美国是没有城管的,只有警察。美国警察作为国家法律执行者,在执行公务时具有绝对的权力权威性,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事者若不服气,可以事后去法庭上诉,但绝不可以与警察争辩,更不能伴有任何肢体动作。虽然美国警察个个全副武装,威风凛凛,但工作态度友好,处理问题有理有节,很少说粗话和动武力,处罚了你还要说一声“谢谢”,因为他们认为执法也是一种服务。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朝野应该多沟通,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政府与民间对话,民间与民间对话,左派与右派对话。我党是当政者,不应该用陈旧的思维和一言堂作风来进行管理,应该多些对话少些专制,倾听民间呼声,回应民间诉求。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就是小贩之死,而后引起了公愤,随后埃及倒台,北非几个国家都波及。 危伟汉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补充说,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是永恒的主题,但现在99%的精力在研究发展,没有人研究秩序。 因此,我认为重构秩序是当代最重要的命题,也是需要社会共同的努力。没有秩序,政治改革、经济发展都无法推动,文革的时候对社会最大的破坏就是搞乱了秩序,每个人都不讲道理不讲规则。 说到文革,田炳信这个“段子王”还说了个网上的段子,记录如下聊博网友一笑:当年文革,毛在天安门会见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群众,人太多,听不清楚毛在说啥。有一个新疆的老头从北京回来,人家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说: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等了很久很久,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穿着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帽子,然后他摘下来,对这边挥手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在场的群众都兴奋地挥手说:我的!我的!然后老头又走到另外一边,挥着帽子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那边的人也都挥着手说:我的!我的!后来老头说:这么多人要,给谁呢?谁都不给!最后他戴上帽子就走了。
阅读更多发布者老子到处说 | 12 月 19, 2013
2013-12-19 10:56 荷兰在线 20 岁的荷兰新闻专业学生 Steven Piek 今年带着学校的报道任务前往中国,他眼中的中国 是一片复杂、未知且奇妙的广袤大地。 Steven 对城管的话题一直很有兴趣,因为在荷兰,不存在城管这个概念。此次中国之行, Steven 终于有机会和城管来了次亲密接触。“中国增长了我的见识,我一定会再回来。” 文/Steven Piek 编辑翻译/荷兰在线 在谷歌中输入“城管”这个词首先找到的是与暴力相关的事件,比如“城管,粗暴和可恶的地方警察”,“城管欧打街头卖瓜小贩”或是“街边小贩和城管发生冲突后死亡”等等。 数据统计,目前中国各大城市共有城管局656个,而城管人员在民众眼里的形象极差。西方观察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城管在中国实行的是暴力执法。那么这种暴力执法,尤其是针对街头流动小贩的暴力执法是如何形成的呢? 暴力执法问题棘手 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摆摊的流动商贩比比皆是,其中多半都是无证非法经营者。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中国有关部门规定街头小贩必须要到管理部门注册和申请执照,并且只能在指定地点摆摊。可是申请执照对那些通常都是外来流动人口的小摊贩来说费用昂贵。正如中国当前存在的许多其它社会问题,整治市容规范流动商贩也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检查的风头上或者不妨碍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商管理部门对流动商贩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过问。然而城管人员还是会来强令他们离开并没收他们的东西,之后流动商贩不得不向城管付罚款赎回自己的东西。 “大约下午4点城管来到我们摊位要没收我们摆摊儿的车。我老婆护着车就是不给。结果那三、四个城管抓住她的胳膊拧,硬是把她的胳膊拧断了。我们的车和卖的玉米全被没收了。” 这是一个36岁的北京街头小贩的遭遇。 据人权观察的不完全统计,在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就有18个街头小贩因城管暴力执法而最终死亡。 城管职业素养不达标 尽管上司不让谈论有关城管的问题,可是上海市静安区城管部门的秘书李德新还是愿意和笔者悄悄会面谈了他对此的观点。他说:“ 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冲突问题是有的,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城管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合格。从城管的建立到发展的今天我们一直缺乏对城管人员的专业培训。” 李德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手做比划:“城管发展加速,职业中介公司负责在社会上招募新的城管从业人员。尽管被招募的人员作为“助理”城管上岗,可是实际上他们做的工作和其他受过正规培训的同事没有区别。这些新的城管人员没有受训和接受测试就上岗,对城管的规则也一窍不通。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 成立于1997年的城管正式名称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因为中国的城市规模急速扩大,为了协助公安管理城市市容市貌、治理占地摆摊的城管由此诞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管的权限也不断扩大,职能也不断增加。现在的城管说白了除了抓人之外什么都管:从上街搜寻无证摊贩到规范流动商贩经营等。城管的职能不断增加下属部门也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部门是城市市容和环保监督,俗称“白帽子”。这个部门专门管理流动商贩。在执行公务中这个部门常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白帽子”的名声很臭。 猫捉老鼠的游戏 现年46岁的王小德穿着笔挺的城管制服,头戴白色的城管执法头盔。他在街上推着自行车告诉笔者:“我以前在街上摆摊卖水果,最后自己也加入到了城管。”作为助理城管王小德从早上6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半,其中包括两次半小时的休息。他的工作地点就是上海的街头。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不在街口的角落偷闲一下时他对笔者说:“平常街上都是城管的同事,哪能那么做!”王小德来自外省,两年前他和妻子撇下两个孩子来到上海谋生。老婆在人家做家务他上街卖水果。想到当时的情景他说:“上街摆摊卖水果非常幸苦,每天都要和城管打交道。他们虽然对我没有用过武力,可是他们总是看不起人,赶我走还骂人。我的东西也常被没收,之后还要的总局去付钱把自己的东西再买回来。” 有一天正当他踌躇满腹的时候王小德看到报上一则招募“市容和环保助理监督”的启示。极富戏剧性的是他决定自己也加入到城管队伍中去,他说:“经过短期培训立刻上岗。现在虽然工作幸苦可是我每月能挣到3600块。比我卖水果挣得多多了。”他做过小摊贩的经历对他现在当城管的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他接着说:“我对流动商贩都很客气,在执行我的工作任务的同时我对他们都很尊敬。其他的同事就不这样,跟他们说也没用,我的城管同事不会明白做小摊贩有多辛苦。” 流动商贩们私底下也会相互通气,如果一个摊贩见到城管会马上传信给其他人,这样他们还有逃脱的机会。黄花骑着她的小货车急匆匆地对笔者说:“听说城管就在附近我得赶紧走人,没时间啦。我和他们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了,每次都要罚款,金额从50元到500元不等。有一次城管要没收我的小货车,我不给还被打了。” 客客气气和笔者道别之后黄花急忙骑着她的小货车远去。 少了城管谁来管 上海静安区城管局的李德新表示:“对城管来说要有好的名声是很难的。就拿警察来说吧,他们的工作很光荣,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的职责很鲜明,抓坏人维持公德。而城管的职责有的时候却不是很明朗。驱赶贫穷的街头小摊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多数小摊贩也就是想在大城市里赚点钱混口饭吃,也不想招惹谁。可是换个角度讲他们有可能销售不健康的食品或者质量恶劣的商品。有的时候是周围的居民向城管反映要我们去没收流动商贩的东西驱赶他们的。” 他认为中国政府有意识地纵容媒体对城管进行负面报道,他的解释是:“政府想把城管当成人们发怒的对象。媒体是不允许对警察有负面报道的。这事不是没有,如果有警察透露民众和警察的磨擦你在中国的媒体上是不会看到的。可是如果城管在街上一有事马上就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政府想用这种方式提高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他们的威望远远高过其它执法部门。” 说话时李德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名为《上海行政执法规则》的书:“这本书,这里的行为规范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真正受过很好的专业培训的城管人员会遵守这里面的条例。这样的城管人员太少了!” 当笔者问他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顺其自然让流动小贩自由做买卖时李德新答道:‘如果你是政府的话你会这么做吗?让小贩们随处摆摊、无证经营?你愿意担当不安定的风险吗?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僵局,如果我们让流动商贩们随意经营,市面上会出现混乱。我们必须对此进行监督管理。目前也只有按照城管的方式了。” 注:本文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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