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城管为什么被妖魔化？

作者：信力建 

近日，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率队到访广州大佛寺，与大佛寺主持释耀智举行会晤，并发出倡导“日行一善，从垃圾分类做起！”，危伟汉说，“垃圾处理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佛教可以净化心灵，我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向信众和市民传递‘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思想。”释耀智表示，在发达地区也有佛教配合开展垃圾分类，他20多年前曾到访台湾，当时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已经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并专门组织信众加入义工团队，去捡垃圾。近年来广州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越来越多，释耀智倡导“心灵环保”、“生活环保”、“社会环保”、“生态环保”四个理念，其中生活环保就包括了减少产生垃圾，反对浪费的要求。

看到这个新闻，让我想起前几天在老友田炳信的引领下，到广州市城管委参观，并与危伟汉主任当面做了一些交流。对于作为市民的我连番抛出的关于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的问题，危伟汉一一作答，没有半点的官架子。

关于城市管理，危伟汉认为，国家必须有城市管理机构，建设部不应该管盖房子，而是要做好管理，所以要把建设部改为建设管理部。

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危伟汉介绍说，10吨的塑料可以还原3吨石油，价值很高，技术含量很高。广州每天产生1.8万吨生活垃圾，进入焚烧厂和填埋场1.3万吨，参与垃圾收集、运输、压缩的工作人员有4.2万人，广州为卫生保洁和垃圾处理一年投入30多个亿。

但是，城管的文明执法是我们一行人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田炳信有一番高论，他说，城管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城管为什么被妖魔化？第一是现在普遍有仇富仇官仇警的心态，但这些都离得比较远，唯独城管穿着制服，像警察不是警察，不是武警胜似武警，不是政权代表政权，老百姓能够与之血拼的就在这个战线上。第二城市35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给小商贩留有的空间确实不足。从纽约到南韩，包括香港，都留有走鬼活动的空间，现在很多大花园大空地只能看不能坐。

对此，危伟汉回应说，我们与国外境外的现实情况不一样。广州的小贩大概有35万，每天的营业额大概1.5亿。这些小贩中有95%以上是外地人，养活上百万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香港才两千个小贩，而且有一千个人在管理，我们虽然有124个安置点，安排了5万人，但还是无法全部安排。

为此，我特地查了相关统计，截至目前，广州全市已确定了120个区、街、社区临时疏导区（点），提供摆卖摊位近1万个，安置近2万人入场入点经营，疏导近10万人进入社区摆卖。据介绍，经过努力，暴力抗法事件逐年下降，2010年流动商贩暴力抗法事件比2009年下降了49.8%，2011年比2010年下降了32.1%，实现了“多方共赢”。可见，危伟汉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

通过互相交流，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所谓“刚性、柔性执法”都是伪命题，有法必依则执法必严。城管在执法时最关键就是两个前提：以合法为前提，以服务为前提。在美国是没有城管的，只有警察。美国警察作为国家法律执行者，在执行公务时具有绝对的权力权威性，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事者若不服气，可以事后去法庭上诉，但绝不可以与警察争辩，更不能伴有任何肢体动作。虽然美国警察个个全副武装，威风凛凛，但工作态度友好，处理问题有理有节，很少说粗话和动武力，处罚了你还要说一声“谢谢”，因为他们认为执法也是一种服务。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朝野应该多沟通，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政府与民间对话，民间与民间对话，左派与右派对话。我党是当政者，不应该用陈旧的思维和一言堂作风来进行管理，应该多些对话少些专制，倾听民间呼声，回应民间诉求。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就是小贩之死，而后引起了公愤，随后埃及倒台，北非几个国家都波及。

危伟汉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补充说，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是永恒的主题，但现在99%的精力在研究发展，没有人研究秩序。

因此，我认为重构秩序是当代最重要的命题，也是需要社会共同的努力。没有秩序，政治改革、经济发展都无法推动，文革的时候对社会最大的破坏就是搞乱了秩序，每个人都不讲道理不讲规则。

说到文革，田炳信这个“段子王”还说了个网上的段子，记录如下聊博网友一笑：当年文革，毛在天安门会见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群众，人太多，听不清楚毛在说啥。有一个新疆的老头从北京回来，人家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说：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等了很久很久，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穿着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帽子，然后他摘下来，对这边挥手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在场的群众都兴奋地挥手说：我的！我的！然后老头又走到另外一边，挥着帽子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那边的人也都挥着手说：我的！我的！后来老头说：这么多人要，给谁呢？谁都不给！最后他戴上帽子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