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五．用“山寨”论据否认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危险 步步淡化和消解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之后，茅于轼在否认差距过大的危险性上发力。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 0.4 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 30 年前为 0.28 ； 10 年前超过警戒线 0.4 ； 2009 年升至 0.47 ，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 0.5 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 0.5 ，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 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来个了不承认主义，断言“ 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 ”。 不承认，也是一种观点，但要成立并拿出来示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得靠证据支撑 ！ 无论警戒线还是红线，表示的都是某种情况发生的高概率。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这两地情况真如他所说，也属无效论证。 然而比无效论证更荒谬的是，用以证明不存在“红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来历不明的“有人说” ——“有人说 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 0.3 和 0.4 之间。 那么， 茅先生在把印度作为一个否认红线存在的例证提出来时，至少应该履行两个义务。一，告诉读者，印度的基尼系数，还有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二，他采用“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恐怖”为证据，就应告诉读者：此说来源？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数据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况只字未提，后面几问一概回避。就这样，凭一个很山寨的“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 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 ”。对读者实在欠尊重。 六．论据论点风马牛，误将他乡认故乡 否认了国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条标示危险的红线，末了，茅先生给出一个美好趋势安慰众生，称“ 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 然而，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经努力争取便可供人们坐享好处的趋势。中国经济大概是最受惠于全球化趋势的，但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不努力奋斗，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镜花水月。茅于轼无视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虚无缥缈说“趋势”，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忽悠。所说好趋势指“人格尊严上差距在缩小”，忽悠意味更大。 无须高深学问，有点现代社会常识也可知道，人格尊严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 茅于轼撇开要害侈谈“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既模糊人们视线又过于虚幻。举的例，则令人哑然失笑： “ 让农民给比尔· 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 ‘ 文革 ’ 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 要作论证，证据跟论点之间要有对应关系而不能风马牛。谈人格尊严上差距缩小“趋势”，把 比尔· 盖茨 对农民、总统对服务员、慈禧太后对李莲英⑥一古脑拉扯在一起，犹如一幅风马牛。不过我愿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许在做横向纵向比较？然而，横向举证 比尔· 盖茨 或总统对他人的尊重，那状况是彼处的而非此处的，不能误认他乡作故乡。纵向举慈禧对下人的态度，大概要证明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极端情况已成历史。果真如此，茅先生俨然桃花源中人。对现今源源不断出自官员，只有“更”没有“最”的嚣张语言和行径，他似乎懵然不晓。     不过，强调过去人与人地位不平等，这是事实。但说现在较过去平等，却属妄断。现实是， 过去的等级差别，这 30 年更细化了；特权阶层过去有的特权，现在一样不少，且更强化了，不仅强化，特权内容无以复加的扩展了。如果要说趋势，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等级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不良趋势还在加深。 至于“ 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 ”，就算只当宽心话，也太具反讽意味。 贫穷、富裕、权力、官位的代际传递已成正在撕裂社会的顽疾 。别的不说，仅各地曝光的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 茅于轼所谓“仍有人可以”，当然，出几个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对于证明他的社会趋势还有意义吗？ 七．结语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 用一连串乌龙证据和论证来否认，否认不了则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则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最后用不着调的“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认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无济于事。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 。很多迹象表明，一起始就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 ⑦ ，不久前见诸报端的几起尤其凸显社会病态——昆明拾荒兄弟双双自杀、陕西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等等……令人极为震惊。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2010年 7 月 16 日完稿   注： ① 该文链接：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70212462.html ② 包括变相的官商一体和垄断企业那种公开的官商一体。 ③ 另一处是谈政府主导的慈善机制遏制了慈善业发展。不过，无论官民冲突还是慈善困局上的观点都非茅先生独具，思想学术界早有人提出，民众也早已从自身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相同结论。 ④ 历史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高收费事实上排斥了贫者对这些遗产的分享，各地景区、甚至核心风景区越来越成为私家领地，更加剧了排斥。 ⑤ 这种说法含有贫困民众仰赖富裕阶层的钱生存的意味，跟他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时一脉相传。如果考虑到中国暴富群体对社会的掠夺，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颠倒。 ⑥ 茅于轼选取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本身就于下意识中流露出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级意识；“让农民倒杯茶”，一个“让”字更流露出颐指气使。类似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法，茅文中很常见，“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也一样。     ⑦ 去年，据民政部原副部长李宝库说，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4-5 倍。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到底有多高？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官方统计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足1.6万元、城镇最高收入10%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足4.4万元，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 统计上如此低的居民收入，怎样解释中国房市的火爆和房价的持续高涨？巨额的居民储蓄存款来自哪里？冲击房市、股市、流向境外的海量个人资金来自哪里？我曾在2007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国家统计局有关城镇居民收入，特别是关于高收入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需要大幅度修正。 2009年，我们做了城镇居民真实收入支出的第二次调查，并进行了一系列分析研究。这次调查，目的在于取得真实可信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推算收入水平与若干消费特征参数的关系，但不能用于直接推断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 在收入与消费的关系中，一个关键的参数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恩格尔系数是一个收入水平的指示器，其下降反映收入水平的上升。基于此，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方法，找出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真实关系，再利用这种关系来检验居民收入统计数据。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使结果更可靠，作者在大量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别使用了分组比较法和计量模型分析方法估算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 后一种方法控制了对恩格尔系数有影响的若干变量，包括城市规模、地区差异、居民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就业面等，得到了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之间影响系数的可靠结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官方公布的城镇居民分组收入统计数据进行了重新推算。 推算结果发现，中国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统计收入略低于推算收入，但差异不太大。从中等收入组往上，统计收入与推算收入的差距逐级增大。差距最大的是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到4.4万元，而我们用模型分析法的推算结果是13.9万元，是官方统计收入的3.2倍。这与作者2007年调查报告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这些未能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的收入可以称为“隐性收入”。其产生原因并不是统计调查方法或计算的错误，而在于官方统计调查难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数据。“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全国平均的城镇居民收入比原有统计提高了1倍，达到人均3.2万元。 计算说明，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而20%的高收入家庭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80%以上。中国实际居民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官方统计。 按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统计算则只有9倍。按城乡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10%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统计算只有23倍。 据作者推算，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这比按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高出9.3万亿元(可视为“隐性收入”)，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住户可支配收入计算高出5.4万亿元。 由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依据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计算的，我们把这个5.4万亿元的收入视为“灰色收入”。这个“灰色收入”，经由全国经济普查无法发现，但确是客观存在。 与作者2007年报告对2005年收入的估算相比，2008年中国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都扩大了近1倍(2005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4.8万亿元，其中按同样口径计算的“灰色收入”部分2.7万亿元)。而在同期，中国的名义GDP只增长了71.4%。“灰色收入”仍在以快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以上推算也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持。 根据2008年住户收入统计计算，居民储蓄总额(居民收入减去消费的部分)为3.5万亿元。但实际上，仅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加了4.5万亿元。加上居民非贷款购买商品房和自建房投资、居民自有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以及居民对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等金融产品的投资，居民储蓄总额估计在11万亿-11.5万亿元之间，比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3.5万亿元高出7.5万亿-8万亿元。 再加上居民消费支出的遗漏，国家统计局统计上遗漏的收入估计至少在9.5万亿-10万亿元之间。与作者计算的9.3万亿“隐性收入”的结果基本吻合。但不排除本报告仍一定程度上低估了“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可能性。 由于中国的“隐性收入”数额巨大且分布高度集中，其主要部分(即经济普查无法发现的5.4万亿元)不能看作正常的统计遗漏，而是“灰色收入”。所谓“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种收入。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由于存在巨额“灰色收入”，中国国民收入的实际分配格局和分配流程已发生改变。全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实际份额高于国家统计数，而该份额下降的速度则慢于统计数。但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因为，居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比国家统计数更低，下降更快(2008年居民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46.7%调整到42.3%)，非劳动收入的份额则更高(2008年非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2005年9.9%调整到24.4%)。 这导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分配更加不公。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估算，“灰色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可能在15%左右。这些增加的非劳动收入并不是正常的资本收益，而主要是来自不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时也包括非法收入，包括来自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及资产以及土地等资源收益的流失。 “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严重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这说明，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和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这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对中国前途的严重挑战。这也说明，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但在******方面已严重滞后。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励精图治，严惩腐败，更需要推进******。 在当前，要防止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首先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阳光财政，确保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缓解社会冲突，保证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是《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的摘要，全文将刊于中信《比较》第48辑 严防“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望跻身发达国家，但也可能由于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近4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清晰地显示：凡是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分配严重不公、非正常收入规模较大。 正因此，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持续研究就显得很重要。其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很快。2008年比2005年增长了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 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巨额“灰色收入”，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也就是说，中国或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 对上述测算结果，许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该研究调查的样本较少，以小样本做推断，能否得出准确的结论，理论上确实存在一些难题。但是，这个结论依然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2006年，我们也曾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在不同口径下，我们估算得出，2005年非正常国民收入分配总额为3.8万亿-5.9万亿元。就其中间值而言，与王小鲁对2005年的测算数相当接近。 王小鲁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最新测算，值得决策者高度重视。中国欲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确保切分蛋糕的正义性，严防权力与资本的结盟。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529041&page=1

          为何有的专家总是回避“国富民穷”？（转载）                     作者：邱林  来源：博客中国  2010-8-3       根据已披露的全国财政收入预测，全年财政收入总额或达8万亿元。针对此预测，有媒体随即引发有关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过重的讨论，并归纳出“国富民穷”结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近期关于“国富民穷”的说法失之偏颇，预测的今年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元，并不是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和“国”与“民”间分配格局的指标。（8月3日《中国证券报》）       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贾康针对“国富民穷”结论，频频发表看法。7月9日，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国富民穷”的说法“过于苛刻”，中国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百姓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成绩有目共睹，但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不容忽视。       7月26日，贾康在《中国证券报》发表题为《“国富民穷”太偏颇收入鸿沟须警惕》文章，认为“国富民穷”之说，带有明显的偏颇与内在逻辑的紊乱之处，但也可带来某些有益的提醒。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带有官方研究机构色彩的经济学家，为何频频表达对“国富民穷”的不屑一顾，或者极力回避？       有分析认为，由于他身份的原因，只能这样做。       当然，赞同贾康的观点的人也有，同样带有官方色彩的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张培森就是其中之一。张培森说，虽然中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财政税收安排明显体现了向民生倾斜、低收入者倾斜的力度，“国富”与“民富”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是有利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云云。       然而，上述专家的观点却与事实大相径庭！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4；据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       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 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       这是典型的“增长性贫困”，一边是中国GDP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收入跟不上GDP增长，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在日前新浪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应提防“增长性贫困”》的博客称，经济增长，未必社会和谐。只有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忽视国民和社会的利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才不会遭遇到“增长性贫困”之尴尬。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增长性贫困”正是发生在3000美元以下这个重要发展阶段，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从初次分配看，虽然近年来国内居民的收入在不断被增长，但是，其收入增幅远远落后于GDP和财政在快速增长，其根源仍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这正是中国“国富民穷”的重要原因。       由于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众所周知，GDP和财政收入，最终还是由普通百姓创造的，如果不还利于他们，就可能影响经济的再增长。       为什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困人口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却难以解决，普通大众不仅幸福感越来越消失，还为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许多人甚至怀念起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来，其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了。       那么，是什么人占有了主要的经济增长成果呢？是那些特殊阶层、是那些垄断行业。他们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垄断经营，首先攫取了巨额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种种霸王条款，收费、罚款，使普通公民原本有限的收入进一步缩水。中央的一些所谓惠民政策，也被他们或层层截留，大打折扣，或明顶暗抗，不予落实。       当前，“国富民穷”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极力回避“国富民穷”，并利用主流媒体竭力为其辩护，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居民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与之相对的是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近年来增长更明显。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了众多群众的不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