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转载]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所谓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山雨欲来之势,从参与其事的部门和机构中所传出的信息也显示,政府的某种矫正方案很可能在年内推出;目前还没有任何信息让我们判断,将有哪些手段会被用来矫正收入差距,因此对未来的方案也无从评估,不过,仅从把收入差距本身视为症结所在这一点来看,有关部门似乎并未摸清脉象,更未摸到门道。 当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异常严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反映了其背后的诸多制度弊端和不公正;如果说这是一种危险,那也是导致它的那些因素所带来的危险,即便这些因素并未导致贫富差距,也同样危险,或者,其导致的差距被再分配政策强行扭转了,危险也会同样存在,相反,若这些因素被消除了,即便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也不会对社会安定有什么威胁,换句话说,贫富差距本身不是问题。 通常认为,通过赋予个人以满足各种需要所需的购买力,财富可以带给人适意、快乐和幸福,这是没错的,但是财富给人幸福的方式,是动态和相对的,即,满足感并非来自你拥有某种东西这一事实,而是来自你从不拥有到拥有这一变化,或你意识到身边其他人不拥有而你却拥有这一事实:一个刚刚做砸一笔生意的亿万富翁,未必会比一个刚刚挣到50块工钱的搬运工更快乐。 所以,我们无从知道,更高的财富水平,或者更小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让一个社会更和谐;缩小贫富差距,或许减少了穷困者的痛苦和焦虑,但也降低了较富裕者的快乐和适意;我们只能知道,财富增长的过程可以带来更多快乐;而且,即便我们能够消除由差距所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是否值得这么做呢? 如同快乐和满足感一样,痛苦和焦虑是进化过程为我们设计的激励机制,它确保了我们以生存和繁衍为目标的行为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焦虑机制被设计得很灵活,其阈值会随条件的改变而升降,要消除它们,需要抹除一切细微的差距和波动,到那时,或许每个人都会过得像唐氏综合征患者那样无欲无求、天真快乐了,但这果真是我们所要的结果吗?那时候,支撑我们每日劳作、求知、逐利、争胜、探索、创造的动力还存在吗?整个文明还能维续吗? 作为个人,喜欢宁静淡泊,讨厌紧张、焦虑和富于挑战性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社会整体,任何人是否有权主张它该变得更紧张或者更宁静?谈论总体的幸福水平是无意义的,因为快乐属于个人,不可加总和平均;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何种焦虑会导致和平合法的努力和竞争,而何种焦虑将导致破坏性甚至反社会的行为? 显然,如果引起我焦虑的种种差距,多数是由个性、天赋、机遇、努力和声誉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将更可能激励我去挖掘天赋、培养能力、寻找机遇、努力工作和建立声誉,相反,如果我所目睹的种种差距,多半来自特权、舞弊、欺诈、暴力侵占、杀人越货、欺行霸市和政治谋略,那么,我当然更可能努力投身于此道;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差距是由什么造成的? 一个法治良好、权利有保障、机会开放的社会,贫富差距不会危及社会秩序;在个人消费上,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远不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那么大,富人的财富大部分用于投资和社会性消费(比如慈善和学术赞助)上,而这些活动多少都能惠及穷人;即便从福利均等主义的角度出发,也没有理由让更多的人来控制这笔投资,除非再分配的程度达到能削减资本家个人消费的程度;实际上,从诺贝尔、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到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只有很小部分变成了其个人和家族的消费。 相反,在一个缺乏法治、机会依赖于特权、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富人们要么及时行乐,在失去权势之前尽快享用财富,要么不得不拿出很大一块资源,去保护财产免受侵夺,去谋求和维持其特权地位,去到种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合纵连横中争得有利位置,而从所有这些开销中,善良的穷人是分不到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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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与大国空巢

作者: 曹豫生  |  评论(1)  | 标签: 工人运动 , 计划生育 大国空巢是易富贤先生的一本书名,我这里用它指代那些在中国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最近几年,在两会召开时,总是有人提案要求放宽政策,准许二胎。易富贤先生属於激进一派的,他主张不仅彻底停止计划生育,而且应该鼓励生育,否则中国将难逃“大国空巢”的命运。 对此我是颇为疑惑的,在中国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的状况下,现在就开始担心“大国空巢”,这也太早了,也太有点危言耸听了。在当下的中国,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麽?因为这与我们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包括工人和农民工在内的劳工阶层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国家发展息息相关。 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问题。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就是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有明显的“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前的人们普遍贫穷的生活水平。这一切,使中国义无反顾的接受了比较优势理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充分的就业,让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贫穷也使得中国人为提高生活水平能够吃苦耐劳。这一切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社会基础。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曾经让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好处的“比较优势”,现在恰恰成了社会发展,广大人民自身发展的障碍。为了维持比较优势,劳工的收入长期低於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的速度,老百姓的收入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在下降。这样,劳工的收入在中国经济增长被视为奇迹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升反降,社会基尼系数甚至超过了美国。这就使得中国的消费难以提振,占经济增长的比例太低。如此又不得不依赖出口,可出口产品仰人鼻息,利润不停地被挤压,这反过来又使中国的企业更加依赖压低劳动成本的方式维持生产及利润。这也同样被西方国家诟病,我们曾有“输出通缩”的“美名”,现在又要为世界经济失衡负责。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又证明,出口是不稳定的,是难以依靠的。因此,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断的提及,几乎成了社会共识。 可是,我想不通的是,如何转变经济结构进而扩大内需,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依赖民众消费,而不是出口和投资。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政府和专家的论述,但是好像大部分都是强调经济转型和扩大内需的必要性,具体的行动方式却面目不清。我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的障碍之一恰恰是不断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一样,我认为“人口红利”已经走向了负面。反对计划生育的“大国空巢”论者,总是论述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丧失了人口红利,面临劳动力短缺及老龄化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这不仅不是个问题,反而是一个经济转变的必要促进因素。 我为什麽说“人口红利”是中国转型的障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的,这些产业利润较低,劳工的收入难以大幅度的提高,也就谈不上增加消费了,但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增加就业。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一定是向利润更高的产业转变,但是这麽多的人口离开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呢?我们知道,利润越高的产业,能够就业的人口越少。印度久负盛名的信息产业,从业人员不足200万人,这对於印度的总人口而言,微乎其微。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了保证劳动力的普遍就业,我们根本就离不开那些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剥削和压迫又是所有产业中最严重的,管理者又总是千方百计的压缩人力人本。这时候的“人口红利”不就转化成“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人口太多,就业就是个大问题,没有就业的人,比那些低收入的劳工而言,更没有消费能力。据说当年中国的“上山下行”运动,就是因为城市的青年不能充分的就业,所以让让他们去农村,这至少是“上山下乡”的原因之一吧。那些“大国空巢”论者,只注意的劳动力的充足问题,却没有注意到就业的困难问题。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转型?如何安排劳动者就业及获得较高的收入?记得以前看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问苍茫》,书中一家深圳企业,招收工人干活,在试用期里支付低工资,在试用期结束前辞退工人,再招收新工人。重要的是,它们这样做并不违法。为什麽它们可以这样做,不得不说,我们的“人口红利”是一条重要原因。现在,我们还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沾沾自喜吗?据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那麽我们的环境危机,粮食危机会大大的推迟,社会的压力也大大的减少。 在中国,劳工的底层生存状态已经被大量的描述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过剩的劳动力使得劳工丧失了和资本家们谈判议价的能力,只能接受低工资,高劳动强度。但是这种不能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游离于社会快速发展之外的最广大人群,没有希望的焦虑感总是伴随着他们,这必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威胁社会的安定和谐。面对这些,政府除了提出我上文所说的经济转型,扩大内需外,还提出人不仅要活,还要活得有体面,有尊严。这些理念都是不错的,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2010年,我看到事情似乎有了希望。年初中国南方的民工荒,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也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中国的劳动力终於由过剩向短缺转变,“人口红利”终於要到头了。“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到来,恐怕还难下定论,也许再过若干年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刘易斯拐点”迟早会来。今年因为民工荒,南方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上调工人工资。现在,由於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广本工人的罢工事件,也圆满的结束了,工人也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而且这种罢工风潮仍在中国蔓延。在劳动力逐渐短缺的情况下,工人们可以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更好的和资本讨教还价,增加自己的工资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可以让血汗工厂难以生存。计划生育的好处已经显现出来了。现在有些人担心,那些依赖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工厂难以生存,会倒闭和迁往海外,那麽工人就又失业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台资企业扬言要把工厂迁走。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毫无道理的,这些依赖压缩劳工成本的企业本来就是我们经济转型要淘汰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员工,收入又低,又无尊严,本来就是个人发展的障碍,倒闭或者走了才好呢?这不正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吗?反正劳动力不足,员工可以比较轻松找新的工作。因此,计划生育工作还应该坚持,这对於将来维护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尊严有莫大的好处。 中国的经济转型可以这样完成,一方面由於劳动力的短缺,由劳工自己和资本谈判,增加自己的收入和改善自己的劳动环境,逼得那些企业不得不转型,向更高技术,更高利润的产业转型,自然而然就减少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这是自下而上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劳资纠纷中要改变以往的站在资方一方的情况,现在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姚洋所说的中性政府,这次在广本的纠纷中,政府就比较中性,做的不错。政府还要严格按照法律如《劳动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处置违法企业,同时监督最低工资的执行情况,不能一规定就不管了。政府还可以加大对产业升级的支持,淘汰血汗工厂和准血汗工厂,这是自上而下的。上下夹击,中国的产业调整是可能度过危机,是可能成功的。这样扩大内需才可能成功。 综上所述,为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更和谐,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继续执行下去。太多的人口,生活是难以真正提高的,就像西方人所说的,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人的水平,几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西方人的说法当然是为了他们自己,但是却也是实情,那麽,在资源有限的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人口负增长,那麽我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就能提高的更多,资源的人均占有就会更多。如果我们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有意识的减少出口——这在我看来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源让我们既增加或者稳定出口,又同时大规模的扩大内需,那样我们离崩溃就不远了。减少出口,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艰苦的用自己的能源和人力为西方人打工了,我们是为我们自己更好的生活干呢!这样,我们中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另外,大国空巢论者反复提及的养老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不过这与我今天论述的问题无关,就不多说了。(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曹豫生的最新更新: 从袁腾飞事件看中国的左右活宝们 / 2010-05-28 10:22 / 评论数( 4 ) 微博再聚 / 2010-05-27 10:48 / 评论数( 0 ) 邹光先生这样的专制自由派到底有多少? / 2010-05-25 22:11 / 评论数( 0 ) 新《三国》好就好在“新” / 2010-05-24 22:47 / 评论数( 0 ) 扯扯电视剧《战士》 / 2010-05-21 10:54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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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文摘二篇:来自陈志武和王志安二先生

陈先生的文章,介绍了文明社会劳资双方的契约常识;王先生的文章,是我一直在想,却没有想得这么清楚,也就没能整理出来的想法,所以很感谢他。 陈志武先生论罢工(根据陈志武先生微博整理) 2010年06月02日 南方网   工会、罢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吗?没有。市场原则在于自由选择与契约自由。在就业市场,劳资都有选择自由,有权终结交易,谈判价格,企业可通过并购扩大谈判势力,工人可组织工会增加其势力。而如果公司可并购重组,但工人不能自由结会、罢工,等于剥夺工人的契约自由权。禁止结会罢工反而违背市场原则。   工人是可离职,但那是最极端选择,罢工、谈判是对双方更为温和的途径。罢工是集体违约吗?不是,现代国家的法律都保障罢工权利,亦即,当企业雇人时,每份契约中都自然包含了工人的罢工权,这是与工人发生雇用交易时双方知道的。故罢工没违约。   罢工跟暴力连在一起,那是对罢工的误解。我在美国看到那么多罢工,但基本都没有暴力,所以,两者不是一回事。罢工权不需要写进合约,因为这是法律保障的。   其一,在过去100年尤其是过去30年,公司并购越来越广泛,行业集中度总体上升很多,使各行业公司的控制权增加。如果在这一趋势的同时不允许员工组织工会并有权罢工,员工方就相对越来越劣势。企业组织发生变化后,劳动方应该有结社权。   第二,许多实证研究都是基于美国的数据。我们知道,在美国工人权利的保障形式和方式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等,即使没有工会和罢工权,也可通过辞职,找到别的工作。如果实在不行,还能找民主党议员帮忙。——我的意思,那些实证结果是整个体系内生的,但不能说明罢工权不重要。   我也参与过管理企业,不容易,没有哪个企业愿意面对罢工、面对工会。但,我们同时也该意识到员工也有他们的权利,必须尊重。在美国的多数州,就业是employment at will,意指雇主跟一般员工不用、也不会签劳动合同,雇主有权随意解雇人。听起来可怕,但据我所知没有企业那样滥用权力,因为如果企业还想做下去,管理者必然意识到:如果他们随意解雇人,其他员工会感到不安而提前另找工作的。所以,高人权的社会里,雇主跟员工都有权利自由博弈,包括员工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最后形成的局面是多数人没必要加入工会,因为有罢工和工会等威慑。 王志安:支撑高房价的购买力来自哪里南方都市报 2010-06-04 近两个月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调控的手段不可谓不严厉,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房屋的成交量虽有显著下降,但成交价降幅却不明显,有些地方的房价甚至依然在小幅攀升。许多认为房价高的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过去两年飙涨的房价,都是自由交易的结果,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讲,房价其实是消费者的购买力推高的。这似乎不符合常识,但却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而另一个有说服力的数字是,2009年全年房地产消费额为6万亿元,占到全年消费总额的50%以上,但居民的储蓄率并没有降低。任志强说中国人的钱都藏在炕头里,此话虽是戏言,但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民间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力的强大。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人的收入被统计数字低估了,这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疯涨告诉我们的事实。因为收入统计非常容易作假,但消费却从来不会骗人。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强大的购买力来自哪里? 早有主张房价虚高的人指出,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和工资的收入比已经远远偏离国际平均标准,但这个数据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工资收入没有纳入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股票收益、债权收益、艺术品投资和房地产增值都没有计算在内,单说房地产增值,目前全社会财产总值大约为100万亿,其中房地产价值大约为60万亿,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几年房价的上涨。虽然多数居民的房产不会变现,但同样可以部分转化为购买力。但这恐怕还不能全部解释房地产市场的飙升。 从全世界范围看,各国的国民收入都有一些无法统计的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法产业,例如贩毒、走私等行业,它们虽然不合法,但同样在创造着收入。此外,加上在经济生活中无法统计或漏掉的一部分,就构成了隐性G DP。国际上一般估算,隐性G D P大约占到一个国家统计G D P的3%到5%。前些年,有位经济学者曾经对中国的隐性G D P做过深入研究。其研究表明,中国的隐性G DP占整个统计G DP的比例相当高,每年大约有4万亿元人民币。 此外,由于国内税收体制的不完善,企业和个人偷逃税款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譬如我们每天手机都会收到提供发票的短信,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产业。这些发票最终掩盖了部分企业的真实收入。而城市居民从事的兼职产业,直接用现金付酬的也相当普遍,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没有体现到收入统计表当中。 最后一部分,就是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文强被抓之后,在他家池塘里搜出两千万元现金,这都是文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的贿赂,但这些收入,显然不可能被列入正常的收入统计。当然,像文强这样的干部也仅仅是个例。这些腐败的官员都是事发之后才发现有大量的非法财产,而不是因为被发现有非法财产而东窗事发。 综观上述隐性财富收入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隐性G D P的收入流向,多数集中在社会较有权势的群体。文强为“黑社会”提供“保护伞”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样看来,虽然我们整个国民的收入被低估了,但仔细观察,事实是原本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被严重低估了。低收入阶层收入被低估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涉黄产业里的小姐们、非法产业里的底层马仔,以及零散的难以统计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的收入。如果上述分析成立,这说明我们国家现在贫富分化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统计数字的水平。这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尚未突破警戒线,但社会冲突频繁发生的事实。 行文至此,前文提出的问题答案自然揭晓。中国房地产市场强大的购买力,来源于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及隐性产业创造的灰色收入,这是目前支撑中国少数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基础。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是财富聚集的地方,而房地产市场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藏匿财富和洗钱的市场,同时还能兼顾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刚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安徽省黄山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耿晓军,花了2216万买了38套房产,就是最好的一个佐证。理财有方的耿局长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房屋保有税如此之难了,因为征税的基础,就在于首先要弄清每位公民持有几套房产,这无疑将会使大量的隐性财富曝光。这对于许多人来说,实在太可怕了。但隐性的财富不曝光,灰色收入不根治,房地产的价格下降,难!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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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中国“奇迹”背后的可耻秘密

一面是对“更有尊严的生活”和“体面的劳动”的美好憧憬,一面是富士康一个个奔赴黄泉的绝望生命。两相对照,仿佛天上人间,让人百感交集。       一些御用文人似是而非的托辞辩解实在苍白无力,而所有来自亲历者的叙述,都如此触目惊心。在一篇题为“我所知的富士康的发迹史”的博文中,有一个数字细节令人诧异:      “1996年,富士康给客户制造Socket 370(电脑插槽配件)的价格是10美元一个,到了2000年,报价已经降到1美元一个。”五年之内价格压缩90%,仍然能够创造利润!       正是这种神话般的价格竞争力,使富士康连续七年雄居中国大陆出口200强榜首,跃居《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的第109位。       但是,数字背后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几近窒息的劳动压力、等级森严的“管理”、“被自愿”的加班、看不见日光的轮班制、永远不足的睡眠……       这令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经典描述: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的确,富士康也许并不是工资待遇最差的所谓“血汗工厂”,但这只是说明,践踏生命尊严、剥夺体面劳动的方式,可以如此多种多样。       或许,自寻短见的员工只是少数脆弱的“不适应者”,只是他们的“人肉”器官,与“机器”部分产生的“排异反应”;但是,少数人的极端行动,打破了大多数“适应者”的沉默,泄露了这个企业神话的可耻秘密:以人的尊严为代价来创造的奇迹。       社会的正义、体面的劳动,以及更有尊严的生活,不只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也是当今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没有国家政策和社会机制的有效的推动,这些理想要么落空,要么落实在各种不可预测的维权活动中。       如果工会的各级组织,不是“花瓶”,不是“摆设”,如果工会能淡化其“文娱俱乐部”功能,能真正稍微及时主动地将劳动者的维权诉求纳入合法、有力和有效轨道,而不是做资方的附庸和帮凶,那么,就可能形成一种制约机制,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就更有可能严肃地考虑员工的尊严与体面,而不是一味沉湎于低成本高效率的奇迹。       说到底,谁需要这么多奇迹?“奇迹”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在词源意义上,“奇迹”(或称“圣迹”)是指违背自然法则的事件,常被视为超自然力量或上帝所为。凡人创造奇迹,若非夸张比喻,就是僭越模仿神力。       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却弥漫着对“奇迹”的狂热痴迷,“开创奇迹”不绝于耳,“再造奇迹”此起彼伏,以至于我们几乎忘了“神州尽舜尧”只是浪漫的诗篇,而我们仍然“在人间”!       人间的所谓“奇迹”,哪怕只是附会,也只能偶遇。执着于奇迹,就是自负地藐视自然法则。这种张狂,往往是对灾难和悲剧的邀请:       有多少煤窑老板的致富奇迹,不是在拿矿难作赌注?有多少地方靠大肆变卖土地创造的GDP奇迹,不是涉嫌强制拆迁的野蛮暴力?哪里有奇迹,哪里就可能潜伏着可耻的秘密——环境的代价、人道的代价、人心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是,奇迹的“获益者”却不是代价的付出者,那些“获益者”既尊贵又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或“体面的劳动”,他们从来都无须操心和思虑。       ——“可歌可泣”的奇迹中,究竟是谁在歌?是谁在泣?       鼓吹奇迹,实际上就是在鼓吹“反科学”的发展观!是在以中国的“低人权优势”造就着世界级的无耻!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反动!       若是以“科学发展观”的严肃态度来思考过去30年的发展,我们不应当再陶醉于“中国奇迹”这类浮夸说辞,而是要在陶醉于巨大成就的同时,清醒而诚实地面对严峻的问题:       一个坚持“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国家,用于国内维稳和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已经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留一点羞耻心吧,勇敢点正视“奇迹”背后的无耻!       知耻才能后勇,摆脱对“奇迹”魔咒般的狂热,终结对高速发展的崇拜,确实着手医治那些“奇迹”般的发展留下的后遗症,还劳苦大众以“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                       (网文编辑  原作者:刘擎)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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