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山东《齐鲁晚报》署名余丰慧的评论称：“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百姓收入快速增长，而至今连一个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真实信息都难以获得，这是我国统计事业的悲哀！”“有机构统计认为，我国2007年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而目前已经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更大。”“这部分‘隐性福利’包括高收入阶层偷逃税收那部分收入、官员等权力人‘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收入、形形色色的利益输送以及党政行政部门、国企内部等发放的各种额外福利。这可能是阻碍城镇基尼系数公布，进而阻碍全国统一基尼系数公布的拦路虎。” 广东《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称： “无论现在基尼系数是多少，肯定的是早已超过警戒线且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调查显示，占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即近一半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即使没有这些数字，中国成为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新闻、开着玛莎拉蒂挽着爱马仕包的炫富女，挤在小小校车里的数十个孩子、等着‘免费午餐’救助的贫困儿童，都勾勒出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图景。每个人都在贫富差距愈发严重的中国生活着，对于基尼系数民众必须知情，以任何借口来拒绝都不具有说服力。” 浙江《钱江晚报》署名温国鹏的评论称：“说实话，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当前，民众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想知道基尼系数，并非是对这个数据有多大的兴趣，而是对这个数据所代表的社会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更希望能借机一窥基尼系数下所掩盖的灰色利益链。统计局这样为公众着想把数据捂着盖着，不仅没能安抚公众，相反却让大家更加担忧。毕竟，按照国际通用理论，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状况的最佳指数，数值越高，说明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数值越低，说明财富分配越均衡。我国的基尼系数低到连统计局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儿。” 重庆《重庆时报》的社论称：“很多年前，业界一直有关于‘是否需要发布基尼系数’的争论，但历经多年的公共诉求与经济常识争论，这个问题相信已无需争议。现在，人们面对的真问题，更应该是，公共部门如何将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数据，更准确快速地宣之于民，而不是对数据选择性公布，或是经年累月地闭目塞听。”“公共部门能否及时、准确地发布基尼系数，就不仅关乎民众的知情权，更关乎国计民生与公平公正” 。“须知，对一个社会而言，能够维持优良公共秩序的，不是社会整体的丰裕财富，也不是国家公器的强力维持，而是公平与正义。” 香港《太阳报》“华夏透视”的评论称： “中国贫富悬殊早已突破警戒线，但国家统计局却拒不公布反映贫富分化的坚尼系数，声称‘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讯息’，事实上，当局是担心真实数据一旦公布，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动荡，坚尼系数已成为和谐社会一道伤疤，当局的难言之隐。”“惊人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变成全球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美英‘万恶的资本主义’更不平等。”“更可怕的是，当局被先富阶层挟持，权力被财富绑架，许多政策及其利益流向大多偏向先富阶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阶层产生断裂，中下阶层民怨滔天，群体事件风起云涌，若继续置若罔闻，坐视不理，再怎么维稳都是徒然。”

中共当局要“活埋”200人，此语一出，立即引起中国网络的热议。在推特与微博上，“活埋”一词成为今天的热词。在新浪搜索“活埋”一词，甚至可以找到569,784条结果。 除了余杰遭遇“活埋”威胁之外，滕彪、张林、刘德军、古川等人士都遭遇过国保的“活埋”威胁。

熊光清：为什么中国的问题如此之多？ （2012-01-16）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振兴就业市场 萨科齐要向德国学习 [中国早点] 两岸的距离有多远 [台湾大选] 社论：喜见马英九蝉联总统 [中东冲突] 伊朗警告邻国勿趁机增油产量 ● 熊光清 中国聚焦 　　似乎中国每天都要出事，突发事件不断，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抗争事件和重特大刑事案件等等，更让人摸不清楚的是，这些事件明天会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有人把中国的政府官员比着消防员，他们每天都要去灭火，实际上，真正的消防员也不至于如此。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问题会如此之多呢？ 还处于现代化早期阶段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中国，有些人，“一谈到马克思主义，就冷笑；一谈到社会主义，就嘲笑；一谈到共产主义，就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还是很有解释力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蒲国良教授就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都是社会问题复杂、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看看欧洲和美国，那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正是如此，阶级对立非常严重，社会冲突不断发生。后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起来，社会问题才不断得到解决。 　　严格地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可是，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真正大规模地展开现代化，应该说，还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样，当前中国正是处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社会面临着急剧的转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伦理道德、思想文化都在发生重大变革，旧的东西在被抛弃，而新的东西又还没有找到或者建立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中国要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那还真是奇怪了！拿新加坡作个比方，中国现在是正在建房子，而新加坡已经把房子建好了。当然中国是一团糟，什么都不顺；而新加坡则是整洁优雅，美轮美奂。等到中国把房子建好了，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些问题肯定就少多了。 　　中国人向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中国在这30多年来，尽管物质财富有了很大的增长，偏偏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非常严重。 富但严重分配不均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并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国际警戒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态势，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官方就再没有发布基尼系数了。但是，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意味着什么？第一，危及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关系到社会稳定。贫富悬殊造成了中国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使他们倾向于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一旦引爆，就是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并且，地区之间的贫富悬殊还加深着民族矛盾，成为中国边疆安全的一大隐患。

何清涟 发表 于 一月 10, 2012 《求是》杂志最近确实让国内国外大吃一惊，不过，国内外吃惊的重点却不在同一个点上。国外吃惊的主要是胡锦涛的署名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重提反对西方文化渗透，有人将此视为中共政府在换届年的文化政策指向。国内吃惊的是那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因为前不久，二号人物温家宝总理还批评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篇文章似乎指向温家宝的言论。 我倒还真没将这两篇文章太当真，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实践（极右的经济政策）与思想（极左的政治主张）的分裂，是从上任那天开始就充分展现的，比如这些年来，胡总书记从西柏坡朝圣、回延安一直到今天，坚持的无非就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类。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在第四代任期内始终并行不悖。真弄到薄熙来那样向外资与资本开刀，胡总书记也未必欣赏，至今未闻他为薄督“唱红打黑”背书就已经说明一切。 我认为这是胡总在今年交班即平安下车前，为自己做的一份自我鉴定。现在先分析他为什么需要做一份自我鉴定。 中国从2000年开始，逐步将省部级官员与主要国企领导人纳入离任审计，党与国家领导人虽然未纳入审计范围，但其成绩单何如，也有个风评，尤其是在北京那块地儿，各种消息更是肆意流传。胡锦涛作为党与国家双肩挑的一号领袖人物，内政、外交的成绩单如何，虽无问责制，但也有风评。且大致检讨一下其任期内的成绩单。 先看内政。第四代任期内GDP总量虽然成为世界老二，但后面拖着一大堆长长的阴影，比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数额见风长，上亿已经不是新闻；环境生态濒临崩溃，中南海连空气都要特供；世界工厂已接近黄昏，出口下降，失业剧增；地方债务成为一个巨大的泥潭；基尼系数保守估计已逾0.5；人均日消费一美元的人口超过3亿；群体性事件在2010年已逾20万起，按倒葫芦起来瓢，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江泽民前总书记当作荣耀申请来的奥运会举办资格，在举办时先是在传递火炬时被各种“反华反共势力”围追堵截，继而是出动重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开幕式那天不许京城百姓出门观看…… 再看外交。2003年交接班时，全世界都在看着、有的还期盼着中国“和平崛起”。欧盟被中国的“订单外交”牵着鼻子走，东南亚地区国家被中国的金钱外交与连横之策收伏，中国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龙头”，美国不得不退守太平洋第二岛链，并向中国表态要共同肩负世界领导责任。但这一切到2009年开始就结束了，周边国家不仅开始“合纵”，还将美国重新请回太平洋地区，北京被昔日的战略伙伴与兄弟国家孤立。围绕中国，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备。中国从俄罗斯买的航母还未展现雄风，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就在1月初下水。欧盟需要中国超大注资时，中国未能如其所愿救助，关系立刻冷淡下来。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计划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据悉，国防部的这份战略评估报告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 如此内政外交成绩单，已经不是GDP总量世界第二这床锦被能够遮盖得了的。国内甚至有人批评现代领导将难题留给后任，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因此，我认为这是胡总书记及其班底的“英明决策”：通过《求是》对自己的政绩评估。与其让人家来论短长，还不如自个说在头里，定个调。 如何定调才是上策？内政外交这些有硬指标的事情，很难说得嘴响，那就谈道德与文化建设吧。这两样没有什么硬指标，你说堕落了，可以举一堆实例证明；我说上升了，也可以找到不少样本。而抵制西方文明，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西方又不只有普世价值，还有其他的文化，比如黄色文化、性产业、同性恋，不都是资产阶级文化侵蚀的结果吗？那些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腐败官员写认罪书、悔过书时，哪个不是痛哭流涕地说自己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不能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忘记了党的教育，才会走上堕落之路的？ 这招确实是高，从《求是》文章出来后，温家宝总理也不敢再坚持说社会道德堕落，国内媒体网站噤声，只有少数网民躲在微博上哼几声，谁敢说《求是》的文章不对？这样一来，第四代核心离任的自我审计完成：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获得大幅度提升。 但外界的嘴巴却封不住。自1月2日开始，美国之音以“中国近年来道德状况如何变化”为题，在网上展开调查，截至1月5日美东时间下午2时，共有1860人参加投票，认为有“改善”的，只有2% （43人）；认为恶化的，高达94% （1763人） 。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新闻评述  |  标签：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总书记 , 求是  |  Leave a reply

房价已成为中国最令人纠结的社会问题：年轻人举全家资源为结婚买房，本应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沦为房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获得数万亿的土地出让金，有关系的开发商轻松获得巨额利润，被查处的贪官手握数十套房产亦不足为奇。公众的不满情绪由此而来。 面对房价问题的政治化，中央也不得不多次重申要坚定调控房价。但中央的调控政策难免投鼠忌器：房地产不仅绑架了GDP，更绑架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影响到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前景，乃至银行业资产安全。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中央的房价政策一直在走钢丝。 2011年以来，房价调控政策愈加升级：房产税、限购令先后出台，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限价令。不过真正产生一定效果的还是银行信贷紧缩。2010年－2011年，央行12次提升准备金率，这一旨在打击通胀的努力却“意外”影响到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陷入资金链困境的开发商近期开始被迫降价销售。 但是这样的调控效果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从长期来看效果适得其反。首先，过度提升准备金导致“硬着陆”风险加大。目前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铁道部都存在很高的违约风险，硬性的信贷紧缩，有可能导致经济硬着陆。其次，房价过高，是因为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太高。而眼下的调控正朝着逼死做为房屋“供给方”的开发商的方向演进，这与“增加供给、抑制需求”是相悖的。一旦信贷政策松动，大量观望需求涌入，而供给方又出现能力萎缩，结果将是房价新一轮的反弹。事实上，2011年12月初35个月来首次降低准备金率，已经预示了信贷紧缩不得不向“硬着陆”风险低头的结局。 那么，中国房价究竟有没有解？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房价泡沫的本质。 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房价过高问题。目前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8至10倍，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甚至接近30倍。相比之下，即便在美国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的2005年，全美国房价收入比最高值不过5.1倍，而泡沫最严重的拉斯维加斯也不过为5.6倍。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价泡沫时期的房价收入比也不过15倍左右。因此，相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中国房价严重泡沫化了。 另一方面，与美国2007年房价泡沫不同，中国一直对个人房贷有严格限制。美国房价泡沫的起因是银行不断降低个人房贷的门槛，最后干脆取消了首付款要求，甚至连月供都可以推迟交纳，结果滋生了大量“次级贷款”。但是，中国的房价泡沫并非买房者过度运用金融杠杆进行投机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的高房价既是泡沫又非泡沫。说它泡沫，是因为严重偏离了普通公众的购买能力；说它并非泡沫，是因为全社会做为一个整体有合理的支付能力来承受目前的房价。 出现上述悖论的原因并不复杂：中国房价泡沫，并非典型的金融泡沫，它不过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集中体现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左右，超过贫富分化最严重时期的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又偏好于投资相对于股市更为省心的房地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即高达5.4万亿。灰色收入与房地产的关联，从大量落马贪官案件上得到一再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