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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滞留、居住在香港的知名中国纪录片导演应亮透露，一个以制作、讨论及发行中国纪录片的组织即将成立。目前正在台北举行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周一邀请了在中国北京、南京和重庆举办独立纪录片影展的策展人座谈，各自介绍这三大纪录片展组织、筹办的历史和现况。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北京和南京的纪录片展近两年受到中国政府严厉的打击。其中北京位于宋庄栗宪庭基金会的放映场地、甚至曾经遭到当局「拉闸断电」。而重庆影展，也因为重要策展人之一的导演应亮成为「敏感人物」而无法继续举办。应亮是由于拍摄了与「杨佳袭警案」相关的纪录片，而遭到政府当局迫害，被迫流亡香港。对于中国民间拍摄独立纪录片的风潮，应亮分析它起于六四事件之后。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纪录片也被赋予了愈来愈强的社会性。零八年之后中国有一批导演，例如胡杰等人，和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合作，拍了很多以维权为主题的纪录片。拍摄者成为维权运动本身的帮助者和支持者，甚至就是维权者本身。纪录片也因此成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行动。而一旦中国政府觉察了这股风潮之后，就开始不遗馀力地打击纪录片的摄製及放映。应亮说：「一些被shut down（中止、终结）的影展，其实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当时在中国引起的反应有关。当时艾未未被抓，还有大量在宋庄的艺术家被抓。宋庄独立纪录片影展停掉，栗宪庭老师受到威胁等等。这些事件说到底，就是当局对纪录片工作者的敌对意识。」应亮在座谈会上说，二零一二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强力禁止、打击纪录片的摄製及观看。这样的行动引发了许多后续效应，其中之一就是这类活动开始到境外寻找出路。应亮透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中国纪录片工作者，预订将在十月成立「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针对涉及「敏感议题」而无法在中国国内放映、讨论的作品做一些保存和推广工作。他说主要的工作包括讨论、研究文字的整理。出版、发行一些在中国境内不能放映的片子，包括DVD或者相关书籍。也可能办理「工作坊」培训，招募一些贴近社会现实的人士，例如工人，培训他们拍摄纪录片。（记者：李潼 / 责编：胡汉强）

（德国之声中文网）李克强访俄正值一个敏感的时间点：俄罗斯因为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面临西方严厉制裁，亟需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渠道。正基于此，此次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的三天访俄在全球引起极大反响。 “我们是邻居，天然的伙伴、天然的盟友”–普京与李克强会面时这样称赞中俄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 北京是”普京的救命稻草”？ 俄罗斯政府官方Twitter对李克强的在俄行程进行了实时播报；中国媒体”东方财富网”发文：” 李克强上阵，普京最后的救命稻草？”–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意义可见一斑。”俄罗斯人正在竭力赢取中国人。事实证明，这个任务并不难”，李克强周日（10月12日）抵俄时”福布斯在线”这样写道。 莫斯科是此次李克强为期一周的欧洲之行的第二站， 他的第一站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隆重接待李克强，还陪同他逛了德国超市，这背后除了中、德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外，也包含了李克强在第二站莫斯科帮助欧洲与俄总统普京斡旋的期望。 默克尔希望李克强帮助欧洲与俄总统普京斡旋 对此，德国科学及政治基金会（SWP）的中俄外交问题专家克莱恩（Margarete Klein）说，她不认为李克强的出访会在斡旋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中方领导人可以向德国表明态度，没有兴趣和俄罗斯组成反西方联盟，也可以就俄罗斯触犯国际条约、协议提出一些批评–毕竟这也让中国感到忧虑。 “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希望真的被卷入紧张冲突之中，因为中国实际上从目前的形势中巨大获利。莫斯科不得不转向北京，华企进入俄罗斯市场也变得更容易。” “最好的时期” 普遍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之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和制裁将其推向东方近邻。而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资源市场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李克强访俄之际，中国官媒撰文称，中俄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 外交问题专家克莱恩认为，尽管中俄都反对、批评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权，然而两国根本利益有显著区别。”中国可能对与美国形成G2（Group of Two）更感兴趣……也不希望支持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野心”，她对德国之声说。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今年上半年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445亿美元。数字听起来庞大，然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研究员、能源专家爱德华·周（Edward Chow）认为，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中俄间的贸易量”小得不同寻常”。 “（两国）想要达到类似俄罗斯与欧洲能源贸易往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往来的水平，还需要很多年”，这位能源、安全专家说。他还表示，今年以来，与俄罗斯进行商业往来的风险显著增加，”我预计，这也将在中俄经济谈判中有所体现”。 李克强周一与梅德韦杰夫会面，签署巨额协议 俄罗斯向东转向成功？ 在周二的普李会前，李克强先在周一与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会晤，签署了38项协议，涉及天然气、高铁、卫星导航、金融、核能等多个领域。在此次会晤前，中国官媒曾报道双方将签署50余项协议。 “我们签署了大量协议，然而重要的不是数量。重要的是这些协议是在推动我们之间真正的合作，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既有能源也有高科技，这非常关键”，普京在双边协议签署后这样表示。 与梅德韦杰夫会面时，李克强称赞了俄方”强烈、热忱”的合作意愿。他说：”尽管严厉的约束限制妨碍了国际贸易的增长，今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在1月至8月仍然稳步增长……我们希望并且有信心中俄明年的双边贸易额将越过1000亿美元。” 今年5月，中俄结束了长达十年的谈判，签署了为期30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作协议–完成历史上单一能源领域的最大一单。此次，两国签署了经东线对华供气的政府间协议。 一片赞声之中，能源、安全专家爱德华·周更关注细节中反映的问题。他对德国之声说，两国在周一再次签署一项关于5月份敲定的天然气协议的政府文件，表明了此前并非一切谈妥。 “我注意到，当中方谈论俄罗斯急切希望开通第二支天然气管道–所谓的”西线”时，一直更为谨慎。从今天（周一）公布的内容看，（两国的）能源关系并没有新的突破，只是再提之前的意向”，这位能源、战略专家说。 无论是能源、经济还是外交，中国的表现都非常谨慎。或者用外交问题专家克莱恩的话说，中国不与欧美对抗，而从俄与欧美的对抗中获益–“对比俄罗斯，中国在政治上要聪明得多。”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历年评选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在为数不多的海外民主人士中，吴仁华是其中的一位。他因十年间呕心沥血撰写三部详实记录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著作而获选。吴仁华说要把“六四”刽子手有名有姓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做到了。吴仁华是一位历史文献学者。89民运期间，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与同学们一起走向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六四”屠杀后流亡海外，现旅居美国洛杉矶。从2007年到2014年，吴仁华先后出版了三部记述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专著：《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錄》。吴仁华与郭飞雄、丁家喜、赵常青一起获选为年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在致颁奖辞时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颁奖给吴仁华先生。他是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还原‘六四’真相，他写了三本六四专著，他说他要把刽子手有名有姓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做到了。这种开拓性的史料收集梳理，是一种旷日持久、呕心沥血的艰难工程，因过度劳累，他曾数次出现健康危机。但为了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历史真相示于世人，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完成写作计划。这三本书的出版，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轰动，对中国民主事业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通过阅读吴仁华的三部书，对当年的‘六四’真相有了了解，从而走上追求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吴仁华在领奖后发表感言，谈他三部专著的写作，他说：“作为一个文献学者，必须要把记录历史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我们今天没有人去记录‘六四’屠杀的真相，去出版记录屠杀真相的书籍，那么年轻的一代，包括后人，很可能就像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待五七年反右的历史、对待以前三反五反的历史、对待镇压反革命的历史、对待土改的历史一样，没有记忆，任由专制统治者去编造历史。”吴仁华特别以离我们不远的文化大革命为例，说道：“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到现在只过去了不到50年的时间，可是文革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今天有谁能够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能够记录他们遇难的经过？也不可能说出这几百万人是谁害死了他们。我们不能只是说毛泽东害死了他们，四人帮害死了他们，因为这几百万人不是毛泽东、四人帮亲手一一杀死的。所以说，‘六四’过去了二十多年，如果我们还没有人动手去探索真相，把这些真相写出来去告诉年青一代、去告诉后人的话，那么‘六四’屠杀的真相也有可能像文化革命的真相一样，会从历史记录中消失。”撰写三部89民运和“六四”屠杀专著身心疲惫的吴仁华并没有打算停息，他将与89民运的参与者、前北京警察、目前流亡澳大利亚的孙立勇合作，撰写第四部专著《六四抗暴者档案》。（特约记者CK）

有关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担忧正在让全球增长预期承压。但这次引发不安的是中国、而非美国，表明全球经济正在变化当中。 如果问经济学家今年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绝大多数人将会一口气说出包括中国经济硬着陆在内的一系列因素。 引发担忧的是房地产，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在其最新的经济前景展望中警告称，“中国房地产暴跌可能让全球经济复苏脱轨”。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住宅销售同比下降9.3%，为自2008年末以来最严重的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在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环比下降的城市有68个。 穆迪估计，一个悲观但合乎情理的场景是，中国房地产交易和价格均出现10%的下跌，那么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将会比当前预测的低1.5到2个百分点，即下降至5%-6%之间。 穆迪警告称，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将会“抑制”全球贸易，打击信心并“可能对全球增长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Fathom Consulting的经济学家劳拉•伊顿(Laura Eaton)表示，中国硬着陆的风险“在过去几年逐步增长”，并补充称：“中国还没有爆发全面的银行业危机，但我们现在显然处在山脚下。” 但在西方，人们很少会觉得，房地产市场会像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前那样对全球经济造成系统性风险。 世界各地的房价开始小幅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全球房价指数在过去7个季度连续上涨。 在该指数统计的51个国家里，有33个国家的房价过去一年出现上涨。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高级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表示，现在仍有“一些地方面临房地产风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房价显得有些高估。但鉴于近几年许多重要市场的房价大幅下跌，“市场进一步修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没有2007年严重”。 在美国，房价自2012年初触底以来已有所反弹，但从全国层面来说仍然只是收复了房地产崩盘以来跌幅的一半左右。高盛(Goldman Sachs)的美国经济学家Hui Shan表示，随着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复苏，“我们预计住房市场将会改善，不过步伐可能很缓慢”。 有了次贷危机蔓延的教训，各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机构十分注意不让人觉得他们自满。 今年6月，IMF副总裁朱民警告称，监管机构需要“防范另一场不可持续的繁荣”，但管理繁荣的政策工具“仍在开发当中”。 导致世界各地房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超低利率和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们既使人们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抵押贷款，又压低了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导致许多资金充裕的买家大举投资房地产。 香港率先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了贷款与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上限，IMF估计，自那以后20多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纷纷效仿，出台了某种形式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朱民在讲话中警告了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可能失效的两种情形：“房地产繁荣受到住房短缺的推动，或者流入的外国资金绕过国内信用媒介，增加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繁荣。” 有一个在许多国家困扰监管机构的因素：尽管柏林、伦敦和悉尼可能显示出市场过热的许多特征，或许需要加息来应对，但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的全球研究主管约兰德•巴恩斯(Yolande Barnes)表示，一些人对于泡沫的担忧有些“过头”，他补充称，“就其所在的国家而言，我们的一些世界级城市的房地产可能显得非常昂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市场都过热”。 她说：“所有权明晰和市场透明的英语国家呈现出一种‘避险和财富保值’的地位，拥有许多私人买家。” 汇丰(HSBC)的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洛克汉姆(Paul Bloxham)表示，尽管他相信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但如果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趋势持续太长时间，泡沫可能会被吹起来”。 译者/邹策

法国学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难得地独自一人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他对如何驯服寡头垄断的研究，帮助改变了企业监管的方式。 瑞典皇家科学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表示，梯若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明晰了“如何理解和监管只有几家强势企业的行业”。 梯若尔是知名的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直被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得主。将今年的经济学奖授予他的决定，展现了他在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竞争方面的深远影响力。 瑞典央行(Riksbank)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评选该奖得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来说，今年的选择标志着它回归争议较少的纯经济理论领域。去年，该奖被颁发给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尤金•法玛(Eugene Fama)和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以表彰他们在资产定价和有效市场方面有时自相矛盾的研究成果。 “不是一个方面，而是有很多方面，”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教授保罗•克伦佩勒(Paul Klemperer)表示。“他改变了人们对于工业组织的思维方式。 “他引领我们重塑对竞争政策的理解：从完美市场的简单模型，转向意识到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突显他对政策制定者影响力的是，法国前财长、即将出任欧盟委员会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的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表示，梯若尔的“研究成果指明了我们终结危机的途径”。 出生于1953年的梯若尔以分析具有强大市场实力的企业而闻名。他证明，简单的政策规则（比如针对垄断企业设定价格上限）有时弊大于利。 相反，通过他的文章和著作，他提出了一个设计更佳政策的总体框架，并将其应用于从电信到银行的多个行业。他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对大型科技公司如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的监管。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他的研究成果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说明经济理论可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