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阅读提示：有关黄文雄，微博上和论坛那些段子和文章有两处明显的错误。(1)不少大陆媒体人不做功课，把刺蒋的黄文雄当成旅日台湾作家黄文雄，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只是恰好同名，长相也不同。周围的异性总是被问候的日本作家黄文雄被称为“文痞”，是日本台独联盟的负责人。（2）为了赞美蒋经国，很多段子形容黄文雄是“三级贫户”，获得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出国留学，并恩将仇报，然后蒋经国如何大度…..事实上，此黄文雄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出身台湾新竹望族，小康家庭，也未获国民党奖学金。 以下为10月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特别报道： 编者按：1970年刺杀蒋经国的一刻，定格了“刺客”黄文雄的面孔。然而，他很快消失在东西方世界对他的关注中，隐身避世。直至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被一度将他开除出校友名录的母校颁奖致敬，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这位75岁的老者全无“刺客”的刚猛之气，谦和自抑，诚恳率真。当然，他还是一位永远对不合理体制说“不”的社会运动者。只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反对者”生涯后，这位永远的异议分子更加清楚自己的“反对者”使命：首先，他并不关心权力的走向，也不在意独统议题，不合理的体制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其次，无论在反对什么，他首先反对暴力——要做怎样一个反对者？黄文雄毕其一生找到的答案，是“非暴力”抗争。 永远的异议者 “刺客”黄文雄 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座礼堂里，台湾老牌名校政治大学正在举行85周年校庆。政大校长吴思华在台上宣布“杰出校友奖”名单。这份只有五人入选的名单陆续展开：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刘铁铮、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业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长郑丁旺……“黄文雄”，念至最后一个名字，全场寂静，继而响起一片掌声。 黄文雄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在台北一栋院内满墙爬藤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当天，他把手机关掉，只回复了几位发邮件祝贺的记者，表示失礼，“因为印刷厂在等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带病守候，不便受访。” 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总是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欢笑，你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一起被制服。风衣男子便是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纳尔大学读博的台湾留学生。在获保释期间，他逃离美国，开始了长达25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湾，成为“海外黑名单”中解禁的最后一人。 那件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母校政治大学从《校友录》除名。直至此次，获颁“政大杰出校友”，黄文雄归来。 三个月后，我联系上了他。已经75岁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与记者沟通和电话采访的那段时间里，他再次感染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俗称“小中风”，是脑中风前兆），不得不中断采访。医生禁止他上网、外联，但是事后他还是背着医生偷偷回邮件，对于短期内不能继续接受采访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给我的材料和邮件里，很较真地纠正一些原本听起来更“传奇”的刺杀细节，比如他们也没有朝天上扔传单、制造混乱；企图上前救他的郑自才身上也没有带着枪或者刀，这是没看法庭文件的美国媒体的编造。 “你为什么没有去政治大学领奖？”我问他。“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此时，台湾尚处台湾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21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化。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他第二天将上战场，架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时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此后黄父辞职下海，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中央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1950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 黄父重新被召回体制，并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主持当地市政建设。不久后，又调任新竹公共事业管理所担任所长。 黄文雄的性格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而他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惹事，乃至留级。 某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自己最讨厌上的公民课的老师曾因贪污而被判过刑。他悄悄剪下那则新闻，在老师上课前贴到黑板上。之后被学校处分，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他的高中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前者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些大半生夹在大陆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黄父的课堂上，日文取代了汉文。而到了黄文雄上学的年纪，“三民主义”已经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们拥挤在这个外形很像红薯的岛屿上，地理课上学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每天听一遍领袖发出的具有江浙口音国语。 外省精英成为最早的启蒙者，黄文雄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雷震是国民党党内温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起初，《自由中国》是份拥蒋反共的刊物，但当杂志的撰稿人——老干部及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后，杂志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 但当时的他，同时也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 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1960年，雷震被捕，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整个岛屿沉浸在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1960年代赴美读书的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藉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修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修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 。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当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们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独裁政权”，他恨之入骨。 此后，在其同样在美留学的妹夫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他们的一些目标，加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很快就能赞同。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一位台湾留学生如此形容黄文雄：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现在各种T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还好，黄文雄绝不是格瓦拉。 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纳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很快由谁来开枪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饭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饭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饭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到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带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纳尔大学后，才说出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到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订得很高，黄文雄需要10万美元，郑自才需要9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康纳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 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25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8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26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她，和他对望着。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挟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诘的光芒，“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已经回来了，要哭以后再哭。” 母亲的举动让黄文雄决定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归来。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在陈水扁执政时间，谢长廷内阁曾推出“台湾全民指纹资料库”计划，在居民更换身份证时，被强制要求按捺指纹。为此，在2005年5月24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为“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纹建档”计划。最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官司获胜后的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 他终其一生，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出生于日据时期，与传统的本土精英极为亲日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情感十分复杂，今天台面上的两极化说法都过于简单。 对台湾，他充满了感情。他常提及台湾学者曾建民的著作《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这本书描述了1945年8月15日台湾光复、日军投降到陈诚和国军接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台湾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规划战后重建，甚至有公民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萌芽出现。曾建民是统派学者，此书认为这种局面是台湾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完成的。黄文雄也没有反对这点，他也认为1945年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欢欣达到了高潮。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个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绝后，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于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湾的大陆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今天的台湾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吗？ 他年轻时深受影响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是标准的外省人。回到台湾后，他和柏杨第一次见面时，柏杨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的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依照2012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政党票来排名，绿党目前为台湾第五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关心劳工、弱势、环保议题。 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先生”，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打分数’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湾裔作家黄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日据时期，都曾是蒋政权的反对者，这样两个同名人士的确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黄文雄相比，这位黄文雄显得温和许多，几乎没有发表过针对大陆的任何评价和文章。 将“二黄”混淆的不仅只是一些大陆媒体人，还有中国社科院涉台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一位研究员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骂刺蒋的黄文雄为“刺蒋案主凶”、“恐怖幽灵”，并称黄现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员，其人权斗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后面这个职务，其实属于“作家黄文雄”。 这位反对者，虽然以一个“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历史画面，但他最终选择为“非暴力抗争”布道。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1989年，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做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源地址：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473326.html

这年头中国怪事多，最大的怪事就是“中国国情”。 我们总习惯于抱怨中国人“缺德”、“素质低”，可当中国人民真个要求做点“好事”和“正经事”，提高自身素质和国际形象时，就不可避免会撞上“中国国情”这块礁石。 “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中华大国民最为纠结的政治术语。 一、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此说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素质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就会出乱子？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他们为何把民主玩得那么好？民主进程远超在民主之路上同时起步的俄罗斯。 台湾人在我们大陆人面前可是“失败者”，是“腐朽没落的反动分子”，当初就是我们把他们赶到台湾去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理论，台湾“寇”能把民主玩得精彩纷呈；大陆“王”反到“素质低”不适合民主了？这是什么逻辑？ 不但台湾“寇”能很好的玩民主；中华文化的分支南韩也把民主玩得有声有色，才二十年时间就把军事独裁时期的流氓无赖玩成了绅士淑女。 中华文化的“亚分支”日本的民主政治也是地球上最成功的。这个动不动就玩“剖腹自杀”来表演“天皇万岁”的极端民族，奴性成份曾经和中华大国民不分伯仲，一样也能把民主政治玩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澳大利亚的民主是150年前的英国杀人犯抢劫犯玩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素质难道连150年前的英国杀人犯抢劫犯都不如吗？ 如果说贫穷是玩不起民主的理由，美国的民主是美国人230年前玩出来的，今天的中国难道比230年前的美国还穷吗？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民主是否真个不合“中国国情”？只要是正常人就不会认同此说！ …… 二、免费医疗、义条教育、养老保险也不合“中国国情”？ 提高国民福利是需要钱的，拿不出这笔钱才算不合“中国国情”。 我国经济落后吗？GDP世界第二能算落后吗？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的很多国家一样实行了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啊？ 我国政府拿不出这笔钱吗？我们每年“三公消费”过2万亿，这笔巨额开销的90%都是“腐败支出”，是完全能够节省出来的！节省出来的1.8万亿解决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和养老保险绰绰有余吧？ 干正事的钱没有，腐败瞎折腾的钱花不完？这是什么财政体制？ 买盐买米的钱没有，吸毒嫖妓的钱应有尽有？一个国家总不能玩“败家子”特色吧？ 有人说中国不是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吗？ 那能算“义务教育”吗？问问多数在校中学生一学期交了多少钱就知道了。 …… 三、“官员财产公示”不适合中国国情？ 这个“国情论”最杯具的了。飞骏曾以为就算什么好东西都会拿“国情论”做搪塞理由，但“官员财产公示”用“国情论”总无法自圆其说吧？可最后偏偏还是拿“国情论”做幌子？ 连“官员财产公示法”也不合中国国情？哪么这个“中国国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中国官场的多数官僚都利用职权贪贿聚敛了足以令小民百姓瞠目结舌的巨额非法资产，一旦公示就会引发官场大地震，激起中国人民的反贪怒潮呢？ 我们的主流官媒不是多次振振有词宣称中国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廉洁奉公的，贪污腐败分子只是一小撮吗？既然是一小撮，还有什么怕见光的？ 这个也用“中国国情”来搪塞太弱智了吧？找个说得过去的新借口行吗？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文明进步的提案；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动议，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都是无法通过的！ “中国国情”一词已沦为对抗文明进步的遮羞布！ 二０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源地址：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021605.html

内容提要： 2011年3月，缅甸结束49年来的军人统治，成立首个文职政府。组成新政府的前将领们上任后，陆续释放了将近700名社会活动分子、僧侣及艺术家，并在民主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他们放宽新闻管制，允许成立工会，允许反对党参加选举，同时疏远长期为缅甸提供援助的中国。缅甸的开放速度之快，颠覆了人们对政治变革惯有的叙事逻辑。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有上百个政权结束独裁统治，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和平民主转变却是少之又少的。今年四月份，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参加议会补选的选举活动，并成功赢得议会席位。这个缅甸的民主化之路带来了更多的希望。独裁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人民，过着怎样水深火热生活？缅甸又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自上而下的和平民主转变？缅甸未来的民主化道路，能否走得一帆风顺？《纽约客》记者 欧逸文（Evan Osnos ） 在今年三月份深入缅甸采访，为读者解开缅甸神秘的面纱。 目录 一、缅甸现况 二、昂山素季重返政坛 三、缅甸独立后的独裁军政府 四、吴登盛总统上任 五、奥巴马对缅政策 六、议会选举的悬念 七、美取消对缅经济制裁 八、缅甸的少数民族冲突 九、社会活跃人士的参政之路 十、缓慢而必然的民主化之路 一、缅甸现况 2012年1月12日，缅甸南部群山之间，热带植被长得正苍翠茂盛。这一天晚上，毛淡棉监狱的狱警来到漆敏礼（Chitmin Lay）的囚室，告诉他已经重获自由。有太多理由让漆敏礼无法置信。缅甸监狱与外界高度隔离，漆敏礼和狱友偷藏了一部收音机，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消息，得知一场变革正在席卷而来，逐渐瓦解着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人独裁统治。此时，漆敏礼已经38岁。1998年，漆敏礼还是仰光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因为参加校园里的游行示威活动而被捕。审讯过程中，漆敏礼既挨打又挨饿。公审大会上，法官当面宣判，漆敏礼未经许可擅自制作宣传册，触犯《紧急条款法》（Emergency Provisions Act）和《非法联合会法》（Unlawful Associations Act），获刑31年。按照这一判决，他要等到2029年才能获得新生。 1月3日，仰光永盛监狱，囚犯的家属在等候亲人被当局释放。 不到一天时间里，漆敏礼和众多狱友一边大声嚷嚷，一边纷纷走出监狱。为了脱离全球最臭名昭著政权的行列，缅甸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释放这批政治犯。没有人来到监狱门口迎接漆敏礼，他并不算名人。缅甸政治犯众多，就连社会活动人士持有的关押名单上，对漆敏礼名字的英文拼写也没有达成一致。多年来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漆敏礼左眼视力下降，不过身体还算健康。双颊饱满，脸上挂着开朗的笑容，看上去有股奇特的孩子气，身体就像停留在他被带走的那一年。从毛淡棉监狱到仰光的漆敏礼母亲家，需要一整天的车程，漆敏礼身上没有足够的路费。最终，当地的一些反对派人士给他了约合12美元的缅元乘坐巴士回家。 进了村庄，漆敏礼看到一路上满是金属屋顶的砖房。在他印象中，以前都是茅草屋顶的传统竹屋。漆敏礼兴奋地说：“还有手机，太神奇了。还有汽车，以前我从没看过这么闪闪发亮的汽车。”他还迫不及待地想要上网：“‘互联网’这个东西，我只听说过，而且听说非常重要。我早就打定主意，一出狱就学上网。”漆敏礼与面露惊色的母亲重逢，随后便开始考虑眼下的任务，“婚姻、家庭、工作”，还有注册Gmail账户。 缅甸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国土形状就像个像个箭头。长期以来，这个国家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政府昏庸无道，统治时间极久。这些日子，缅甸好像在小心翼翼地从牢笼中走出来。2011年3月，缅甸结束了49年来的军人统治，成立首个文职政府。前将领重新掌权后，迄今为止已释放了将近700名社会活跃人士、僧侣和艺术家，并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迈出了比过去40年更大的步伐。新政府放宽新闻管制，允许成立工会，允许反对派成员参加竞选，同时也疏远长期以来对缅甸施以援手的中国。 2012年6月，澳大利亚迈出象征性的一步，弃用“Burma”这个流亡者和华盛顿政府惯用的称法，支持缅甸政府提出的官方写法“Myanmar”。美国和其他国家中止了多年来企图削弱缅甸政权的多项经济制裁。这个与中国南部接壤的新市场突然开放，鼓舞了一批又一批乐观主义者飞去挖宝。前不久，常驻新加坡的美国投资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说：“我要是能把所有资金都投入缅甸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缅甸虽是标准的独裁国家，但这个曾为世界最大稻米出口国的繁荣国家，也有自身的独特历史。仰光曾是个接纳各地移民，存在多元文化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还产生一位犹太人市长。而今，仰光是个贫乏之地，它的美只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菩提树的树枝从破败的别墅和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办公室伸出来。日本人遗弃的旧巴士，如今严重超载，在凹凸不平的碎石路上呼哧作响。法院外，身穿崭新白衬衣及缅甸传统及踝纱笼的男子围着一台老旧打字机，蜷坐着，为政府机构提供信息。人行道上敞开的排水口露出下水道，臭气弥漫在热带空气里。在距离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上世纪20年代的住处不远的地方，书贩在毯子上摆放着图书，如《销售精要》、《无线电及电缆传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外汇管制第七年度报告（1956年）》。 在乡村，缅甸人靠烛光照明。虽然缅甸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水力发电资源，但是75%的缅甸人依然没有用上电。缅甸的人均手机数量位居全球最低行列，甚至排在朝鲜之后。全国只有不到1%的人能上网。掸邦东部，一名和我聊天的妇女，她连现任总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那里的马车数量也远远超过汽车。 缅甸的开放颠覆了人们对政治变革持有的一贯叙事逻辑：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群在遭受破坏的宫殿里捡拾东西，也没有独裁者被推上法庭。在过去25年间，世界目睹了上百次推翻独裁政权的运动，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却是罕见的。对于独裁者常见的下场，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化研究专家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言，“独裁者的政权是被迫让出的，通常由愤怒的民众夺取”。 不同于埃及和突尼斯的街头革命，也不同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缅甸许多前统治阶层的成员都保留了权力。一年前，原军政府中的高级将领卸任，脱去军装，但一名顾问曾告诉我，他们私下仍互相致意。只要政府宣布缅甸进入紧急状态，许多改革都可以逆转。现在还有数百名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几十年来，当权政府与少数民族反动派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现在仍在继续。虽然缅甸正在改革，但是缅甸人民发现他们依然没有摆脱一些人的束缚，那些人在不久前可是有史以来最顽固的与民主为敌的人。 回到目录 二、昂山素季重返政坛 今年3月份的军人节，我抵达仰光。在过去，军人节是将领们发表演讲和检阅军队的好机会。（反动派曾将这个纪念日改称为“法西斯抵抗日”。）缅甸当时正准备迎接新时代首个大考验——4月1日举行的特殊选举。此次选举角逐的议席只有不到7%，不过这是持不同政见者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1990年以来首次获得参选资格的一次选举。1990年，昂山素季所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然而军政府否认选举结果，这也成为缅甸陷入悲惨境地的标志性事件。那次选举中，昂山素季开始遭到软禁。之后的21年中，有15年的时间她被软禁在家里。在此期间，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缺席），成为全球最有名的政治犯之一。2010年11月，当局终于释放昂山素季，她在家门口会见了狂热的崇拜者 。这些崇拜者似乎在宣告昂山素季步入等待已久的政坛，缅甸历史有望步入新时代。 海外活跃人士则持怀疑态度，但昂山素季宣称缅甸“即将取得突破，走向民主”。她当时在竞选议会议席中代表果目镇的席位。果目镇是缅甸的一个乡镇，地域广袤，没有电力或自来水供应。在连续几周的竞选活动中，昂山素季站在开着天窗的汽车上，向支持者挥手，车旁有人为她打伞遮挡炎热的阳光，警卫在维持秩序。成千上万名支持者在路边成排等候着，不顾一切大声呼喊“素妈妈”（A’mae Suu）。 昂山素季是缅甸民族英雄昂山之女。昂山曾与大英帝国谈判争取缅甸独立。1960年，十几岁大的昂山素季离开缅甸，后来从牛津大学毕业，在联合国工作。虽然她提到要在缅甸设立公共图书馆，帮助缅甸学生出国，不过在1972年，她与研究西藏文化的学者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结婚，婚后同丈夫及两个孩子在英国郊区安稳度日。直到1988年，为探望生病的母亲，昂山素季才回到缅甸。不久之后，她横扫政界，成为反对派领导人。“和在牛津的学术生活比起来，差别真的很大。”在一次谈及命运转折点时，昂山素季说，“我们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评论，评价某人歹毒，但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歹毒是什么。” 1972年，昂山素季与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喜结良缘。 在春季大选前几天，昂山素季邀请记者到她家后院。她家是一栋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两层别墅，庄严而破旧。在最难挨的那段黑暗时期，昂山素季无精打采地从别墅的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后院的花园里，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我现在觉得有点虚弱。”昂山素季说。竞选让人精疲力竭，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医生敦促她要多加休息。“出现任何棘手的问题，我都要立刻解决。”她微笑着说。多年来，当局至少有过一次（2003年）企图杀死她，给她贴上“企图灭种的卖淫女”，并拒绝她丈夫临死前见她最后一面的苦苦请求（1999年，昂山素季的丈夫因前列腺癌去世）。尽管如此，昂山素季仍在这场竞选中尽力一搏，她说：“这是人民的期望”。 昂山素季多年来一直呼吁一场“精神革命”。然而，多年过去了，这曲战歌早已脱离了现实的乐章，正如一位作家绝望地形容道，它已“逐渐走向蒙昧主义和形而上学”。那天她在花园里再次强调了这一理念。这必须是“一场指引我们的人民克服恐惧，战胜贫困，超越冷漠，主导自己国家命运的革命。”她说，“单单一场选举无法改变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人民，只有人民精神上的改变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 以前，许多外国记者说起缅甸，都觉得这是一个只能悄声密语的国家：在通话过程中不能谈及任何人的名字，有时候甚至得戴假发，混在人群中才能甩掉特工。即使是与昂山素季的一次公开会面都令人感到混乱。而现在，来自路透社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R. C. Marshall）在人群前观看了昂山素季的演讲以后，这样写道：“难道士兵射杀抗议者和殴打僧人的现象仅发生在5年前吗？”许多年来，这个国家长期与外界隔离，外人只能够通过昂山素季与军政府首脑们之间的争斗来了解该国5500万人民的想法。头条新闻的记者们时常将此描述为一场“美女”与“野兽”的斗争。可是突然间，这个国家的故事不再是一则寓言，而演变成一章喧闹的乐曲。至少有30位曾入狱的人士也参与到选举中，给自己的政治生涯补上一节速成课。 回到目录 三、缅甸独立后的独裁军政府 缅甸独裁领导者的反复无常长期折磨着缅甸人民，“政府”也成了缅甸人历来哀叹的生活“五恶”之一，其他“四恶”为火、水、偷盗和敌人。缅甸历史并非没有过辉煌：在11世纪，缅甸建立第一个统一多个民族的王朝，都城为蒲甘，该王朝在11世纪得到繁荣发展。蒲甘王朝建造了极为壮观的佛寺和佛塔，而欧洲在100年后才出现能与之媲美的大教堂。蒲甘王朝还征服了现为老挝和泰国的疆土。1885年，一名英国将军率领大批头戴遮阳帽的军队来到缅甸，迫使缅甸最后一个国王坐着牛车离开宫殿，并宣布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小省。 蒲甘 1942年，日本入侵缅甸，包括坚定的年轻革命者昂山（素季的父亲）在内的缅甸人，协助日本军队攻打缅甸的英国盟军。3年后，昂山率领军队在英国的协助下，倒戈攻打日本人并解放了缅甸，并与英国政府签署了一项保证缅甸一年内实现独立的协议。这一成就使昂山成为一个圣人，同时他也是唯一一个获得多个少数民族信任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的头像印在缅币上，但他没能活着看到这点。1947年7月19日，素季当时两岁，昂山遭政敌暗杀身亡。素季的母亲被任命为缅甸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素季随母亲前往德里。在那里，素季学会了印度精英阶层的说话方式，还有一直保持到现在的笔直身姿。因为当时坐在餐椅上时，绝不允许身体靠在椅背上。 接下来的10年，缅甸相对平静。但首都位于仰光的文职政府日渐式微，军队也由于连年的外敌入侵和战争而进入真空状态。奈温将军（General Ne Win）立誓要防止发生“动乱”，于是他发动了政变，驱逐学生和援助者，禁止英语教学，同时将木材公司、报社和童子军归到国家名下。缅甸也随之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衰退，而奈温将军却跑到欧洲温泉浴场和伦敦阿斯科特赛马会去抚慰自己。奈温还有多个妻子，不过其中一个离开了他，原因是暴力的将军拿烟灰缸扔向她的喉咙。 丹瑞大将 到了1992年，权力又落到大将丹瑞（Senior General Than Shwe）的手中，他一手统治缅甸直至2010年。丹瑞本是一名邮局职员，后来成了越南心理战的专家，在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撰写的传记中，他身边的人一致认为“我们的领导者是一个很没文化的人”，以及“我们有很多聪明的士兵，但他不是其中之一”。人民的贫穷并没能遏制住他的野心，他曾经打算花费10亿美元买下曼联，当做礼物送给他的足球迷孙子。2007年，缅甸和索马里一同被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到了2010年7月，丹瑞掌权已经18年。他皱眉的样子好似牛蛙，胸前挂满了勋章。《外交政策》杂志将他列为世界第三大的独裁者，前两名分别是金正日和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 丹瑞大将统治下的政府闭目塞听，大将的助手也会挡掉不想让他知道的信息。博客写手赖乃风（Nay Phone Latt）因组织反对政权的抗议活动而在2008年被捕。审讯期间，他发现法官和检察官对21世纪的科技一无所知。“他们知道我是个 blogger（博客写手），但他们以为那个词儿是‘blocker’（阻扰者，‘blocker’英语发音与‘blogger’接近），以为我在制造‘block’（‘阻扰’）国家发展的经济障碍之类的。我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并非在开玩笑。他们从没听过 ‘blog’ （‘博客’）一词。”（赖乃风被判监禁20年6个月，不过已在今年1月份获释。）这种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连高官也不例外。拉貌瑞（Hla Maung Shwe）是个商人，他兄弟是国防大学校长。拉貌瑞告诉我：“在军队待了21年，我兄弟就只有一次外出的机会，到泰国访问3天。”讲到国家的精英人物，拉貌瑞说，“我们的思想意识处于石器时代。” 多年来，该政权总是无视人民对其的鄙夷，但2007年9月，他们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成千上万名僧侣涌入仰光进行抗议，这也就是世人所称的“番红花革命”。军方向人群开火，杀死僧侣和平民，逮捕了数千名抗议者。 丹瑞日渐年迈，开始担心自己的将来。缅甸人民也日益担心国家的明天。到2010年，联合国升级了对丹瑞的指控，认为他已可能犯下战争罪。丹瑞告诉来访者，他“十分不愿在国际法庭上露面”。（美国使馆在一份电报中如此描述，此份电报后来被维基解密公布出来。）此外，种种迹象表明一旦提起诉讼，被指控的可能远不止老头子一人；联合国已经将这种国家暴力归结为来自“各级行政、军事和司法部门”的暴力。如果要进行变革，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 回到目录 四、吴登盛总统上任 2011年1月，77岁的丹瑞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吴登盛将军（General Them Sein），他完全有条件成为缅甸的梅德韦杰夫。尽管世人普遍认为他能力平平，但2007年政府向僧侣们开枪时，吴登盛就是代理总理。如果说他身上还有一丝优点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满是贪污腐化之流的政权里，较其他人而言，他还算干净。缅甸一位有威望的商人告诉我：“吴登盛和其他人一样执行命令，但是每个做买卖的人都知道他是干净的——也就难怪他的势力一直都不怎么大。”丹瑞这个独裁者选个平庸之辈做接班人，还有另一个原因。缅甸最后一位国王即位时，他命令谋臣在三日内杀害了70名政敌以及他们的家人。缅甸有句俗话，一旦国王失去王位，“跟在他身边的就只剩把雨伞了”。丹瑞深知这一道理。当年，他的前任在软禁时去世，一个女婿和三个孙子也相继被打入死牢。选择这位平庸的继承人是个“万全之计”。那位商人继续说道：“吴登盛继任后肯定会宣布既往不咎。换句话说：大赦全国。” 吴登盛总统 然而现在看来，当年已经有迹象表明吴登盛并非完全是 “他所表现的样子”。作为独裁者手下的总理，他的职责不多，曾多次利用出国的机会，悄悄游览各国城市。2008年5月，热带气旋纳吉斯横扫伊洛瓦底三角洲（正好是吴登盛长大的地方），缅甸政府的反应之慢、救灾之不力令人震惊，而正是吴登盛被委派来负责这一烂摊子。（此外，军方担心外国借机入侵而拒绝了外国援助。）最终，13.8万余人死于这场灾难。 军中并非只有吴登盛一人意识到国家在救灾上的惨烈失败。寺庙在缅甸地位崇高，此次对僧侣的屠杀更是前所未有——军中众人对此事看法不一，开始出现分歧。从2007年11月美国大使的一份电报中可得知，一名军方线人告诉美国大使“丹瑞及其副手貌埃（Maung Aye）下令镇压僧侣们，并命令必要时可以开枪”。线人称，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与中层将领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第二年夏天，美国大使写道，“一些地区的将领已有意改革，他们已经意识到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2011年3月，吴登盛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工人的权利，并要求彻查腐败，同时欢迎国际专家们的意见。最令人震惊的是，他提到缅甸的少数民族“受到的苦难是难以形容的”，这表明他有意解决冲突，结束缅甸这场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 那位商人告诉我，“缅甸人听到吴登盛的演讲时，都说‘这太不寻常了，和我们过去40年里听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尽管缅甸的商人一直在催促政治改革以促进贸易发展，但是多数人还是很难想象态度强硬的丹瑞会对此首肯。丹瑞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消退得要比人们预计得快。他的退位使得年轻点的将领们可以大胆行事。美国大使馆前任公使普丽西拉•克拉普（Priscilla Clapp）说道：“他们现在身居高位，可以为改革而奋斗。如果前几年他们这么做，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被整肃的命运。”此外，远在千里之外的“阿拉伯之春”接连在多个国家推翻独裁统治，这也从外部刺激他们继续改革。正如总统顾问奈真喇（Nay Zin Lart）向记者说的：“我们不希望这里也来一场‘阿拉伯之春’。” 一些与军政府有关的缅甸商人、记者和学者正急切探索让缅甸走出闭关锁国的道路。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缅甸出路（Myanmar Egress）”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遭到海外社会活跃人士的质疑，他们担心该组织更想要控制改革而非发动改革。尽管如此，组织里的商人还是努力让年轻将领正视自己见识的浅薄。“缅甸出路”组织还为新总统提供了一套美剧《白宫风云》的DVD，目的是让总统对政府职能部门的运作有个初步的认识。作为总统吴登盛顾问的缅甸历史学家兼作家吴丹敏（Thant Myint-U）也敦促高层领导人考虑进行改革。“抽象的道德层面上的争论对于缅甸改革的破冰起不了多大作用。”他说，“这些高官对于西方人权理论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认为人权理论只不过是华丽的辞藻而已。”他们争论最多的是“比起邻国中国和印度，缅甸的经济太落后，除非我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否则发生灾难性的后果。”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把这个共识称为“邻国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他解释说，“当老挝的人均GDP都超过你时，就是该考虑改变国家基础战略的时候了。” “缅甸出路”组织下的商人曾与一位名叫昂米（Aung Mm）的将军交谈过。 昂米曾担任政府的情报官员，2003年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现在，他虽然头衔未变，但担子更重了，不仅要与少数民族武装反抗组织进行和平斡旋，还要拟定改革进程。昂米在曼谷访问时，”缅甸出路“组织就趁机带他参观了曼谷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该组织一位陪同参观的成员告诉我：“我们带他去美食街，乘坐轻轨。他坐在汽车里，看到了农场的现代化运作，看到车水马龙且井然有序的道路，也看到曼谷人如何征收通行税。”曼谷政府对民众需求积极响应，这些日常工作细节也给昂米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去欧洲访问时，他发现机场为减少飞机噪音对周边住户的骚扰，很少安排夜间航班，对此，他颇为赞赏。 今年春天在仰光再次见到昂米时，他一头清爽的短发，俨然像是亚洲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rnara）注。年轻时，他曾和吴登盛共事，当被问道吴登盛为什么要改革时，他说道：“本届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吴登盛知道他不能依照前届政府的方法治理国家”。他又补充道：”如果你不遵照人民的意愿，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此次采访昂米的经历颇为奇特。倘若是一年前，接近这样位高权重的高官足以让记者被逐出境。我也分不清他的话有几分是真的，又有几分是为了应付国际上的舆论。况且，他曾效力于丹瑞这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在他的内阁中任职8年，他以为人民会那么健忘？昂米说：”缅甸是百废待兴，但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 对于改革，前将领对改革的看法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派誓言改革，另一派则呼吁耐心。两派间关系颇为紧张，甚至一些改革的领导者也不太敢提“改革”一词。我采访了工业部部长吴梭登（Soe Thane）。他个子矮小，警惕性极强，曾是前海军军官，也是内阁中少数能讲英语的官员之一。采访中，他表情轻松，说道：”我们感觉很好。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当被问道他是否知道何时会释放仍被禁的政治犯时，他面露难色，说道：“我的职责与此无关。”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在提问中，提到吴梭登是“改革阵营”的一员，对此他神情紧张地大笑一声：“不不不不不。”没过多久，他就宣布采访结束，并大步离开。当我再次碰到他时，他同我解释道，他担心会激怒那些保守的同僚，“我们必须有耐心，给另一派一些甜头。” 说得再好，若没有昂山素季，缅甸政府要赢得国内外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昂山素季从联盟中能获得多少支持目前尚不明确。坚持了20多年来的不同政见，素季在国际社会名望颇高，但她在这场改革中尚未积极行动。在抵制2010年大选的活动中，年轻的活跃人士对她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深感失望。她本人尽管已被民众奉为圣人，却依然徘徊在改革核心力量之外。几十年来各方各派第一次有机会打破这僵局。在秘密沟通之后，去年8月，总统与昂山素季共进晚餐。回家后，她告诉全国民主联盟副主席丁吴（Tin Oo），“我觉得可以合作。”她的支持使事情有了起色。国际社会开始关注缅甸，总统也允许昂山素季的支持者登记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并且曾入狱的政治犯也获得参选资格。 回到目录 五、奥巴马对缅政策 总统吴登盛上台有了几项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招募了一批学者和前政府官员作为顾问，奈真喇（Nay Zin Latt）也是其中之一。奈真喇现在是位商人，以前曾参军，退役后当了政治评论员。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连抽好几根烟，对我说：”他们要我就美中两国未来五十年的发展写份报告”。 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得用长远的眼光来看，毕竟美国目前依然十分强大。” 20年来美国的对缅政策目的都是让军政府俯首。 1988年缅甸军政府血腥镇压事件发生后，美国就将对缅外交关系降格至代办级，召回了驻缅大使。华盛顿方面，除了一个由激进份子和立法委员组成的小团体之外，都选择完全无视该国。 自1997年起，美国就不允许国民到缅甸投资，在随后2007年和2008年的附加政策中，华盛顿方面还通过冻结资产和禁止出行来反对领导人和名门巨富的个人投资行为。 但2009年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外交官都纷纷接收到了缅甸政府希望进行对话的信号。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就职时宣誓会与敌对政权寻求接触，一些缅甸人向我援引了他就职演讲上的话： “如果你愿意松开拳头，我们就将伸出援手。” 美国政府把缅甸民众对军政府越来越多的不满看作是强有力的杠杆。 一段来自美国驻缅大使馆关于军政府的材料“建议美国加大对缅方高级将领的制裁，以充分利用军政府内部高层间日渐显露出的分歧”。 时任大使馆政务参赞莱斯利•海登（Leslie Hayden）向华盛顿方面发电报说：“这些将领们对制裁很不屑，认为这是在挑战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希望制裁被废除。 如果我们真的想从这些将领身上取得进展，那就得告诉他们会有什么回报。” 美国能提供什么？ 另一位外交官拉里•丁格（Larry Dinger）签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列举了几个选择，包括“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诱惑”，或者“考虑承认这个名为‘Myanmar’的国家。” 美国政府决定制裁与对话双管齐下。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曼哈顿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Waldorf-Astoria）酒店会见了当时的缅甸科技部长吴当（U Thaung）。但缅甸磋商代表跑题太远，谈论的是帝国主义和战争带来的影响，搞得坎贝尔晕头转向。 “我们得先弄清楚如何与这些人交流，” 坎贝尔告诉我，“我们本来只是想要探讨解决两国争端的方法，但他们却把此次会谈当作对缅甸历史遗产和发展轨迹的展示会。” 另一次是坎贝尔专程飞去缅甸要求政府举行选举、释放政治犯并恢复同各族裔武装团体的和谈。 他说，他会见了昂山素季，但却“并未与缅甸政府取得哪怕一丁点的进展”。 坎贝尔后来又访问了一次缅甸，但结果更糟，随后美国政府恢复了与缅甸的对立姿态，并要求支持组建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去调查缅甸的战争罪行。 但去年11月，受到昂山素季与吴登盛会面的鼓励，奥巴马致电昂山素季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如果她支持，我们就照这样做，”他对助手说道。第二天他就宣布希拉里•克林顿将访问缅甸，这也是自1955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之后美国国务卿的首次访缅。这次访问规格之高超过了外交标准；在强调了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后，希拉里和昂山素季都穿着白色的短外套合影留念。 据一位美政府官员透露，昂山素季在晚宴中告诉希拉里，“我不想做偶像，只想做一名政治家。”希拉里回答说，“那你得做好被攻击的准备。” 希拉里将艾森豪威尔和乔治•马歇尔的传记送给昂山素季做礼物，以助她了解这些转战政坛的军人的思想。 回到目录 六、议会选举的悬念 议会选举正逐渐临近，但独揽政权多时的军政府能否接受这场真实公正的选举？而缅甸民众能够怀揣足够的信任现身投票站？这还都是未知之数。 2012年3月21日，缅甸仰光市郊，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在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 在大选之日，我乘船渡过褐色的伊洛瓦底江，又搭上一辆破旧的士，来到高穆镇处于河流三角洲地带的小镇，去看昂山素季视察她所在选区的投票站。平缓的盆地风光之热气蒸腾，笼罩着蜿蜒的河流和茅草农屋。农民们驱赶着牛在稻田穿梭拉犁。九点出头，昂山素季到达纳辛孔（Nat Sin Kong）村的一所中学，轻手轻脚地跨过院子，“她手臂摆动的样子像个战士”。这句话出自她的传记作者彼得•波凡姆（Peter Popham）最近出版的《昂山素季》（The Lady and the Peacock）一书。 她来到一个十年级教室，教室墙上印着“遵守纪律、热爱学习、端正态度”。她仔细看了排成一行的塑料盒，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起身前往下一站，身后一窝蜂地跟着学生和记者。我留下来同一些投票者喝茶，遇见了钦玛玛漆（Khin Ma Ma Chit）。她是个农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投了反对派一票，她现在仍激动得头晕目眩。钦玛玛漆说：“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都盼着这一天，却未能亲眼见到。” 一位前外交官告诉我，假如反对派能赢得半数的选票，那将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不过很快我就可以发现更具决定意义的事情还未露出真面目。“我们有太多的情绪、太多的怨恨，只是都埋在心底。”另一位和我谈过话的母亲说道，“军政府老是欺压我们。每一个雨季，我们好不容易有点收成，他们就会以市价的一半都收走，还振振有词说‘这是为政府服务’。” 执政党虽已经承诺为那些贫民修建新学校和道路，但却招来人们的哂笑和嘲侮。反对派占据了45个竞选席位里的43个，反对派甚至拿下了公务员们聚集的首都居民区。那夜的仰光，数千名支持者涌至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所在的总部大楼，那座摇摇欲坠的建筑处在一家商店正门和一个车库的交叉点，上面贴满了泛黄的剪报，周围到处都是抗议者丢弃的扩音器、扬声器和其他垃圾。他们唱歌跳舞，嘲笑军政府。多少年来，破败的办公楼象征着缅甸民主人士艰苦抗争却徒劳无益的漫长岁月；而那夜，我觉得它成了另一种象征，象征着在突然而至的成功面前他们是多么缺乏准备。 第二天早晨我在地方总部遇见了仰光的前任市长昂登林（Aung Thein Linn）。他是一名军人，秃头谢顶，不过周围又黑又厚的头发掩盖住了光秃秃的头顶。他一会儿觉得愤慨，一会儿又认为受到了迫害，正如他一边为他的政党宣誓要举行公正选举而欢呼，一边又强烈抗议选举结果。他谴责对手派人们去围观投票的计数是一种“威胁”。“这可能会造成心理压力”，他说，“结果可能有些错误”。无论他如何恶意评价选举结果，昂登林还是知道他已经输了。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我身上伤痕累累，而这是为了国家利益战斗的结果。” 回到目录 七、美取消对缅的经济制裁 大选三天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美国中止对缅甸的制裁，并将派出22年来的首位美国驻缅大使。美国人权团体敦促美国国务院逐个行业放松限制，防止军方抢占能源行业。昂山素季也认为允许企业与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国有能源公司合作是一种“鲁莽的乐观行为”。但美国石油公司及其他公司称他们的业务被国际竞争对手抢走了，奥巴马政府也于七月中止对所有行业的制裁。美国社会活跃人士指责这项决定太离谱了。虽然政府加大了个人资产冻结和出行禁令力度，并要求企业上交在缅投资报告，但批评家还是坚持认为中止制裁“看来像是对行业压力的屈服，同时也削弱昂山素季的力量”。人权观察组织人权部主任阿尔温德?加内桑（Arvind Ganesan）这样告诉我。 缅甸为制裁流氓国家的讨论增加了新内容。经济制裁会起作用吗？缅甸的例子能否指导我们该如何处理叙利亚和伊朗问题？缅甸国内上下一致认为经济制裁并没有造成影响。“这种做法没有对军政府产生丝毫影响，”缅甸杰出实业家赛格潘（Serge Pun）对我说，“实际上，经济制裁伤害的都是普通人和贫苦人。大量工厂因为产品无法销往西方国家而倒闭。说实话，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邻国没有参与经济制裁，另外九个东盟国家也没有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明显是无法有效实行的。” 奇怪的是，多年来美国政府也存在这一共识。缅甸专家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ksi）作为经济制裁的拥护者，在第一轮制裁实施期间曾效力于克林顿政府，他说：“美国政府之所以实施制裁，只是想做点什么，并非真的以为制裁会起作用。”缅甸军政府的隐忍和自我壮大也宣告这些措施的失败。“美国对缅甸的制裁只足以削弱国家力量，却仍无法撼动统治者的地位。”缅甸总统顾问乃辛拉（Nay Zin Latt）对我说。 然而现在下定论或许为时过早。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和不加重视，确实削减了军政府可选择的余地。这些制裁促使政府领导人与中国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同时也引起他们的担忧，害怕落后于周边国家。军政府认为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是中国和越南变强大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然而缅甸却无法从它们那里获得支持。“他们意识到，如今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昂山素季上台。”貌扎尼（Maung Zami）说，“这不是价值观改变的问题，他们称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民众。这是技术上和战略上的转变。” 回到目录 八、缅甸的少数民族冲突 缅甸的民主之路经历了太过艰难曲折，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令人担忧的事实，也就是，在仰光数百公里外的边境，少数民族提出拥有政权的要求。这一事实也是缅甸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缅甸共有大约135个少数民族，这种多民族性既是缅甸的福分也是缅甸的困扰。政治变革开始的那一年，政府成功与大部分主要的少数民族达成重要协议。但是持续不断的冲突仍然激烈。在缅甸北部一处遥远的清脆山脊间，长达17年的停火在一年前被打破。内部矛盾不断的政府对克钦独立军采取武力打压。克钦独立军（KIA）是个反政府组织，该军要求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及更多控制国家自然资源的权利。缅甸这片土地拥有丰富的黄金、宝石等矿产资源及其他值得争夺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克钦之战才难以解决。战事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转为敌对状态。缅甸总统在2011年12月下令要求统帅停战，进入自卫状态，但战火依旧肆虐。这也表明，总统要么权力不够，要么没有足够的决心让军将坚决执行他的命令。 今年春季，我来到克钦之战的事发地。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显示，此战已造成7.5万人无家可归。从去年6月份起，人权观察组织谴责缅甸军方的恶劣行径，谴责他们“在有关克钦独立军叛乱分子信息搜集的审讯中，对平民使用威胁和刑讯手段，还强奸妇女”。据该报告，军方还“使用杀伤性地雷，并强征劳役”。该报告也谴责克钦独立军“征用童军和使用杀伤性地雷”。 我在缅甸雨季到来的前几天抵达当地，双方冲突已经升级。利用象群作为供给运输队的叛军，几个月来不断失去驻地，当时正在邻近中国边境的偏僻小镇拉扎（Laiza）重整军队。小镇上到处都是载满士兵的摩托和皮卡车，被冲突所控制的村庄，村民们也都赶到这个小镇。“这是我国变革过程中最紧张和最艰难的时期。”叛军政治翼的联合秘书昆塔拉南（Kumhtat La Nan）在我访问叛军总部时对我说。叛军总部位于一所小旅馆内，旅馆已增设了枪位，并悬挂着“主佑我胜利”的横幅。据报道，中国已在边境地区遣返难民，然而因无处可去，叛军指挥官预计战事中将出现大批出境人员。 2012年2月10日，云南陇川，来自缅甸八莫的难民儿童在救难营的一间帐篷内玩耍。 最近，吴登盛总统宣布将重新进行谈判，但我在克钦邦所遇到的人，都不指望很快就有结果：在地道口和散兵坑防守的、拥有七个孩子的父亲不那么指望。他因为“缅甸军夺走了一切（土地、田地和繁荣）”而与政府作战；担心暴力会让新一代年轻人走向极端的金辉牧师也不那么指望；房屋被毁，现住在为安置流离失所的难民而搭建的竹屋避难所的农民也不那么指望。该农民告诉我：“新政府口口声声鼓吹和平，但是如果我们得不到切实的权利，战争仍将持续很长时间。” 缅甸撤军将导致动荡局面的风险逐渐显露苗头。6月，在缅甸与孟加拉边境，穆斯林教徒 、罗亚兴教徒和当地佛教徒之间爆发了宗教冲突。吴登盛总统宣布这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总统上任以来第一次行使这样的权力。该地区重新恢复平静时，已有20多人死亡，3万人流离失所。这对建立少数民族间的和谐关系来说不是好兆头。在缅甸新开放的言论不受约束的网络论坛上，博主们把怒气撒向了罗兴亚人 ，称他们为恐怖分子、土匪、走狗。罗兴亚人 是个在亚洲遭受迫害、没有国家的民族，就像欧洲的罗马吉普赛人。 回到目录 九、社会活跃人士的参政之路 仰光算是缅甸改革进程的焦点，不断涌现滔滔不绝的思潮，不断接纳纷至沓来的投资。即使是这样的城市，改革也不知何去何从。惯常的街头茶馆，腐坏的办公大楼，无不弥漫着令人眩晕的情绪，找不到所谓的快乐。钦貌瑞（Khin Maung Swe）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6年。2012年1月的某个清晨，他从前门向外看，这时候，改革变得不再那么抽象。钦貌瑞告诉我：“以前每天都有个军事情报部的人等在那儿，现在却不见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对于那些毕生都在监听国民的间谍和看守而言，局势丝毫没有安定的迹象。一场竞选集会上，地方记者瑞温（Swe Win）正在做笔记，一名缅甸政治保安处秘密警察机构的年轻便衣把他错认为同事，悄悄走到他身边。“那个便衣警察跟我说，‘在这里，我们就像是离水之鱼，不得其所。谁能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按照旧有法律，只要有人参加五人以上的集会，他都应该把这些人全给抓起来。我跟他说，不如去找个座位坐一会。于是他听从了我的话，坐下来继续等同事。”瑞温曾在监狱里关了6年，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连连摇头：“我真的挺为他惋惜的。”美国前外交官克拉普把这些混乱不堪的安全机构比作“失去了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并且“双腿疲态尽显，胡乱摆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5月的一个下午，我见到了刚释放不久的漆敏礼，他已出狱4个月，对互联网有着浓厚兴趣。那时候，刺激和兴奋感已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失去”的清醒认识。漆敏礼意味深长地苦笑道：“14年了。”我们的碰面地点在一家名为 J’donuts 的咖啡馆。这家馆子位于带空调的购物中心，四处涂着糖果色，小两口坐在角落的位置上亲热。漆敏礼想去当老师，不过年纪已经超过了初级职位的年龄限制。他说：“现在呢，我只要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吧。”缅甸监狱奉行的文化，就是极力让人感到徒劳无益。比如有一所监狱，新来的犯人要干的事情就是擦陶罐碎片，要求“把淤泥擦干净，擦成像镜子那么亮锃锃”。 一天下午，我拜会了“88世代学生组织”（ ‘88 Generation）的领导人员。自从爆发起义那年起，这些活动分子一度从监狱里进进出出。如今，他们在一座两层楼房里工作，这里过去是一家妓院。我刚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正在后院的一间水泥棚屋里，围在一起观看有关环境的演示文档，试着弄懂什么是二氧化硫，什么是氮氧化物，什么又是重金属。小屋里，缅甸各界英雄名流济济一堂，比如魅力诗人敏哥奈（Min Ko Naing）、战略家科科基（Ko Ko Gyi）。众人滑稽地“嵌”在学校专用椅子里，胳膊放在塑料桌子下面。他们入狱之时还是大学生，如今已经年近五旬。这群人共同构成了一个不确定的新兴政治力量，既不同于街道平民，也不同于议会庙堂。 “88世代学生组织” 幻灯片放映结束后，科科基告诉我：“我们愿意跟新政府合作。”沉吟片刻，他又改口说：“合作，还要竞争。”终于，这些昔日囚犯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他们时常在这间凌乱堆满大米和大葱的厨房里抽烟，吃饭。经历了18年的牢狱生涯，科科基看起来清瘦而憔悴，但还算健康，一头黑色的卷发，发际线开始后移。他笑着说道：“刨去坐牢的日子，我现在应该是28岁。”之前，他被判处65年徒刑，单独监禁在七步之宽的牢房中，直到1月13日得以释放。出狱时，他只随身带了几本书，两本奥巴马写的书，一本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写的书，还有一本《三个月学会法语》（Learn French in Three Months）的教材；其余物品全部丢弃了。 这些旧日囚犯之中，科科基的政治之路最为人们所看好，不过像他这样的异见者想要跻身政界，简直是难之又难。只要有曼德拉，就会有瓦尔萨（Lech Walesa）。炽热而又固执的性格，能够让人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却不适合政坛。科科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个人的关注：“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还不懂得依赖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不断告诉他们，政治是每个人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游戏。”科科基补充道：“经过长年的独裁统治，公民不知道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每个人只顾自己逃避灾难，完全不管别人的痛苦。”他认为，只有人们之间变得重新变得互信，缅甸才有可能重新崛起。“最重要的是重建制度，而不能过于依靠某一个人。” 回到目录 十、缓慢而必然的民主化之路 初夏到来，缅甸人逐渐适应了缅甸在国内外急剧转变的国家角色。赢得议会议席后，昂山素季20多年首次出访外国，并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在欧洲进行17天的国事访问。在泰国停留时，昂山素季吸引了大批狂热的民众。吴登盛总统则取消了本将于几天后访问泰国的行程，看样子是为了避免自己受欢迎程度不如昂山素季的尴尬。这一插曲说明，当局还很难习惯这位来自果目镇的立法者，何况她还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泰国时，她引用自己在议会上首次发表演讲时说的话，呼吁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而不只是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战火并未完全熄灭。”昂山素季说。 在街上，缅甸普通民众尽情享受刚获得的政治自由。5月，季风到来前的闷热日子里，电力供应数度中断，人们没有风扇吹，也没办法开动水泵用来冲厕所。于是，1000多名抗议者走上曼德勒街头，抗议停电。这是缅甸5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游行结束后的当晚，我驱车前往曼德勒，沿途的乡村茫茫一片漆黑，市中心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警察把守。显然，这一事件关乎的不只是停电问题，而是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年来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骑着三轮车载我逛了附近一片黑暗中的村落。他指着一家用发电机发电的私人诊所，愤愤地说：“那是给有钱人开的医院。”街上的气氛很紧张，但还算平静。警方没有使用火力。 在西方国家眼中，缅甸努力走向开放和民主，触发外交关系中罕见的竞赛，看谁首先宣告赢得而非失去这个国家。美国政府对缅甸有种自豪感，虽然这种自豪感是带有风险的：缅甸证明了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参与缅甸政事是正确的做法，美国企业也赢得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缅甸也证明了那些善于灵活措辞的政客高调地赢了一把。“吴登盛采取的很多举措是大胆明智的。”一名美国官员认为，“问题在于，缅甸的底层官员是否会贯彻执行？地方司令是否会执行？这种循序渐进的改变，需要多年的时间，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实现的。” 缅甸的未来充满未知数。不过，缅甸的现状已足以令人震惊，这个曾被视为无可救药的国家已经悬崖勒马，回到正轨。几十年来，前军政府的将领时常受到嘲笑和轻视，如今享有国家权力，更赢得了尊重。此外，反对派最终也得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既然如此，这种自由也就无须浪费在暗斗内讧之中。不过这两派之间，究竟哪一方真正有能力推进一个开放的社会呢？这场较量恐怕要等到2015年下一届大选到来时才知道答案。 如今，缅甸人早已无法忍受过去那种离谱的封闭状态，随着时间推移，改革的成效也开始越来越巩固。但是，如果说之前认定缅甸无法改变的看法太过悲观的话，那么现在预测缅甸的未来将一帆风顺、安定和平，也未免过于天真。长达49年的暴力和猜疑，已把缅甸摧毁得遍体鳞伤。缅甸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是来自政权内部。自由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受到限制的自由是不稳定的。军政府将领自己或许也无法控制他们释放出来的权力。人们对缅甸所抱的越来越高的期望，让我想起了记者瑞温跟我讲过的故事。瑞温曾跟我谈起6年的牢狱生活，他是这样说的：“很久以前，他们不准我们读书，也不准我们写东西。后来有一天，他们给我们发了宗教书籍。再后来，我们就说，‘既然给我们看宗教书，那也可以让我们看看宗教以外的书吧。’他们说不行。但我们坚持要读，最后他们同意了。接着我们又说，‘既然看了非宗教类的书，那也可以让我们读读国营报纸吧。反正国营报纸都控制在你们手上。’他们说不行。但我们坚持要看。”通过瑞温和狱友的坚持不懈和软磨硬泡，等到瑞温出狱的时候，他们不仅可以看国营报纸，还能阅读当地发行的杂志，甚至可以读外国出版物。瑞温说：“前后花了3年的时间。不论怎样，我们最终还是实现了。” 回到目录   源地址： http://select.yeeyan.org/view/147927/316942

整个初中时间，我都沉浸在武侠的世界里。到了初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功力已经足够深厚，我躲起来开始自己写作武侠小说。当然……在我爹更加深厚的掌力之下，我只好回归学校了。 我看了全部的梁羽生、金庸和古龙，一部分的温瑞安、卧龙生、云中龙和诸葛青云，还有一些不那么知名的。我几乎跑遍了当时镇里所有的租书店，欠下了一屁股的租债，翘了所有可能翘的课。 只要翻开武侠小说，升学的压力，父母的期望，老师的苛责，全都消失。惟有那江湖无穷尽的恩怨情仇，剑侠刀客的侠骨柔肠，武功密笈的神秘奥妙，纵横四海的奇遇良缘，才是我惟一的牵肠挂肚。 然后突然有一天，大约是高中的时候吧，那个世界兀地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就像它当时倏忽而来一样。它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的生命，即便当我在大学中和工作之后试图重新寻回的时候，它也那么执着地只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曾动摇我的人生轨迹和心灵世界。 整个武侠世界在中国，似乎就像它在我的生命之中一样，在整个90年代像燎原巨火一样烧遍大江南北，在新世纪中倏忽而逝，再也不曾回来。不仅仅中国大陆不曾有过优秀的武侠小说家，曾经出产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香港，同样沉寂无声。整个华文世界，都失去了讲述武侠故事的能力。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影像武侠取代了武侠小说呢？你看，武侠电影和武侠电视剧如同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华文影视圈之中，占据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和眼球，夺得了大量的广告和奖项。可是，要知道，当年邵氏武侠风行华人圈，胡金铨和张彻的武侠片所达到的收视奇迹和艺术高峰，至今无人超越。今天的武侠影像，多数不过是滥竽充数、数量优势的炒冷饭而已，连最基本的故事都已经讲不好了。 许多人在研究武侠小说的时候都说，武侠是“成人的童话”。我却不大同意这样的论断。童话是什么？是人们所虚构出来的一个纯洁无邪的世界，是人们所向往的绿野仙踪，是仙人玉女的奇幻世界。而武侠世界呢？江湖恩怨，狭路相逢。冲冠一怒，血流五步。哪来的什么温婉奇幻，纯真飘渺？ 因此，在我看来，武侠更多地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文人对于江湖，甚或说，对于真实世界的想象。当年香港的三大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和传统文学根底。梁羽生乃是诗词大家，而金庸对于国学和佛学都有深刻的见解。 即便是那些等而次之，甚至有些诲淫诲盗的武侠小说家，例如卧龙生、云中龙等等，都试图在他们的小说中注入传统文化的元素，普遍地运用诗词、佛家、道家以及各类民间传说中的形象。 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敢说，其中深刻地掩藏着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不满和理想秩序的想象。这种秩序观，如果容易在当代的作者中被他们的叙述所掩盖的话，那么更加古老的武侠小说例如《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等能够明显地体现出来。 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和现实世界的秩序有着不同的秩序观。 与现实世界中掌握权力和金钱便掌握了世界不同，武侠世界中首先最重要的乃是义，江湖之义，人间之义。因此，仁义至上，武功次之。因为从武功来说，强中更有强中手是武侠世界亘古不变的真理。在一部《天龙八部》中，武功的能力等级不断提升，实际上连萧峰这种初期出现的高高手，都已经不值一哂了。但是在《射雕英雄传》之中，最后谁才是武林最高手？郭靖，这个武学天分并不高，然而却充满了仁义的傻小子。古龙的陆小凤系列和小李飞刀系列，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是对现存秩序的颠覆。当人们看见郭靖居然打败欧阳峰，小鱼儿居然干掉移花宫主的时候，那种仁义满天下的快感便油然而生。 朝廷在武侠中永远是个笑话，任凭武侠人物戏弄来去。就算勉强能够在武林之中寻找到位置，或者搞些阴谋，那么最终他们都会死得很难看。比如《倚天屠龙记》中，朝廷派了郡主来收拾江湖，结果连郡主都成了张无忌的女朋友；再比如陆小凤，经常搞死个把王爷什么的。西门吹雪和叶孤城，打架还要跑到皇宫的屋顶上。 这算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对于现存秩序和权威的反动和蔑视。如果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武侠小说家的话，他们也愿意把高手决斗的地点放在中南海的屋顶上。 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俯仰于政治的压力之下，所有人战战兢兢。只有在武侠的世界中，他们可以把政治的权威轻易地蔑视和无情地嘲弄，这又如何地快意恩仇啊。 可是，在武侠世界中，他们到底要构筑一个怎样的秩序呢？说实在的，这实在不是那些武侠小说家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的侠情在于破坏一个世界，而不在于建设一个世界。他们对于秩序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甚至仅仅是朴素的。许多的武侠主角，他们最高的理想就是归隐山林，就像《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一样，退回到古墓之中。楚留香的结果不是平定天下，挥洒正义，而是泛舟四海；张无忌的主要工作就是给赵敏画眉；小李飞刀想来是在终身的情殇之中郁郁而终。最接近于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就是令狐冲了吧，他消灭了所有的武林败类，登上武林最高峰。但是，他也只能带着任盈盈，和一群马猴玩耍去了。 这种朴素的秩序观只能停留在江湖的层面。在江湖之上，那些有情有义，侠骨丹心的人们，得以攀登武林高峰，而那些危害武林，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比如岳不群、江别鹤、欧阳峰等等，都最终被人间蒸发了。 人间的事情管不了，江湖清静了。无非如此。 但这就足够了，不是吗？人们所想象的秩序，无非是正义昭彰，好人好报。 所以我说，武侠小说只是文人们的想象，他们满足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些普通人的秩序想象，构造了一个虚拟的武侠世界，让人们把对于现实的无奈和抱怨，幻化成一个个身怀绝技的侠客飞仙，实践了空洞的正义和朴素的秩序。 可是，武侠世界到底是如何湮灭的呢？其实就是这样空洞正义和朴素秩序观的失落。现代世界已经演化到市场主宰一切的地步，惟有在金钱的沙场上，才是绝杀胜负的江湖。商业替代了江湖，商人替代了侠客，MBA替代了武功密笈。武侠，已经是一个不再必要的想象。金钱风暴已经把人们内心中湿润的部分全面风干，只剩下一片荒漠。 一方面，旧秩序已经崩溃，仁义、侠义和义气，显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需求了；而当代的文人们已经无法从旧秩序和旧文学之中汲取营养，于是只好全面溃退；另一方面，现代商业新秩序的崛起，使秩序的温润干涸，人性荒漠化，对于朴素秩序的需求也就不存在了。 武侠小说已经在中国存在和繁荣了千年之久，其溃退与其他传统文化的溃退一样，都是在新秩序之下的手足无措，而又没有足够天才的文人重新注入复活的血液。 可是我内心之中总有这那么一点残存的余温。武侠小说的存在，乃是人性对于一些基本情感和社会正义的吁求，无论怎样的社会，都需要那么一些温润的文化，来浇灌人们日夜不安的灵魂。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有人能够用新的武侠故事，让我重逢侠骨柔肠的简单世界。   源地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