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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 进入专题 ： 中国外交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放。     中国外交的外部战略选择涵盖方方面面，因为本栏这组讨论，聚焦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大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这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相关的方面，即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周边外交。     在中美关系上，最大的困难仍然在于中国如何认识美国。很多年里，这两大国各自对对方有过多的“情绪”而缺少理性客观的认识。这里不谈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实际上也一 直存在很多问题。在人们日常的讨论中，各种情绪是显见的。有亲美者，他们希望中国接受美国式的制度，演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这个群体实际上是喜欢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来促成中国国内的变 化。但是，在一些国际事务上，例如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他们也不希望美国站在中国的“对手”一面。有轻美者，他们往往藐视美国，认为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行事， 无需考量美国的回应。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主张中国以强硬手段来应付有关国家，而无需考虑美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当然，也有恐美者，他们对自己毫无信心，恐惧于美国的一 切。反映在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上，这个群体往往采取“怀柔”政策，或者被动应对或者无动于衷，最终导致局势的失控。     就中国的周边外交来说，中国最难以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存在”这个事实。不管是因为历史的因素还是现实的因素，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千丝万缕。很多中国人往往简单地把中国和周边国 家的关系，视为是中美关系的一环，把所有的麻烦和问题与美国联系起来，似乎没有美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因此，从主观上说，很多人还是想着有朝一日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个领域。中国的一些 行为（主要是反对美国在亚洲存在的言论），也被美国人解读成为中国把美国赶出亚洲的努力。对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美国来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令其十分担忧。          无法正确对待“美国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不能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当其他国家把这个因素当作起点，把“美国的存在”作为工具而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中国很多 人似乎不想承认或者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存在视为是负面的因素，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 化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在排挤美国的时候，就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持和强化其在亚洲的力量，来挤压中国在亚洲的空间；当美国感觉到中国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并且是合作的 时候，美国反而会愿意“分享”其在亚洲的空间。     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感觉到中国要把其赶出亚洲，因此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利用南中国海等问题只是美国诸多手段之一；而中国觉得到处受美国的挤压，要调整战 略来应付美国，如果不能直接针对美国，也要针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是国际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对方没有基本上的信任。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有倾向陷入这个“安全困境”。美国已经有了很清晰的思路和很多的动作。来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中国尽管还没有改变其政策，但社会层面的政策争论已经开始。从目 前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想象几幅场景。第一，正如有人已经提到，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也就是说，针对众多的周边国家，中国可 以做选择，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的政策。在众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     第二，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同时惩罚另一些国家。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 体，尤其是当欧美面临长期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实际上，中国很多人越来越难以相信：中国具有庞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搞得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在过去，中国 一直在提倡“外交为经济服务”，当中国的经济反过来为外交服务的时候，必然产生外在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国际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实际上，中国独特的主权概念有利于结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 那样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倾向有利于中国和具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打交道。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即使是在战略上，现在很多国家因 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但如果中国真正在战略上崛起了，情况就会很不相同。也就是说，当中国真正能够在安全战略上，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服务”（public goods） 的时候，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今天，很多亚洲国家需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中国的担忧，更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中国则没有。          合理判断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必要作这些选择吗？很显然，这些既不是中国追求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方式，更不能使得其国家利益最大化。对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中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威慑 （deterrence）还是围堵（containment）？威慑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为了防备中国做对美国不利的事情；围堵指的是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中国的外在影响力，甚至中国的内部发展。不同国家对同一政 策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例如美国认为其驻军澳大利亚是对中国的威慑，但中国认为这是围堵。再者，威慑和围堵战略也可以并用。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一方面用核武器来威慑苏联，另一方面用“ 孤立”、战略性贸易、西方同盟和军事竞赛等方式来围堵苏联。     理性地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不可能。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要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计划，而且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同属一个体系。不管美 国政府的意向如何，要美国的经济界完全脱离中国没有可能。所以，对美国来说，其对华战略充其量来说就是“威慑”。     如果是“围堵”，中美两国就没有了合作的空间。但显然，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美两国关系的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合作。自从上世纪冷战期间形成 中美建交对抗苏联霸权以来，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就具有了全球意义。现在更是如此。现在没有了苏联，中美关系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对中国有两种态度。一 是需要中国，二是防备中国。     美国首先需要中国。作为“老大”，需要“老二”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是世界的警察，每天都在承担着庞大的费用。如果“老二”支持“老大”，“老大”的世界警察地位更可以持续。但如果 “老二”不能为“老大”承担责任，“老大”需要更多的费用，其地位的可持续性就会成问题。美国现在处于相对衰落地位，更需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对美国而言）。这也就是美国近年来宣 称“中国责任论”背后的原因。美国也一直在抱怨中国“搭便车”，没有承担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对美国来说，中国拥有的国际空间，取决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     对中国来说，也是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需要的。例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经常被美国和周边国家视为是对区域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何应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可避免，不会因为 外界的担心而停止，但同时外界的担忧也是必须正视的。如果双方互相误解，造成一场军事竞赛，就会对中国大大不利。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结构，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必然促使中国走 向苏联的军事经济道路，从而使得经济不可持续。中国要军事现代化，但又要担心陷入军事竞赛，就必须改变军事现代化的方式，那就是要把军事现代化放置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话语中，并且也必须 在政策层面保证更为透明和可预期。     即使对很多人所担心的TPP，中国也应当做理性的解读。没有中国的参与，TPP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连美国人也是意识到的。美国的意图也是在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开 放。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享受了进入“国际体系”的好处，而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因为TPP的开放性质，中国也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尽早和一些国家开始谈判，尽早以参与的方式来影响其进 程，避免其最后成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集团。这样做，对美国和中国都是互利的。          从承担国际责任回应美国          在下一个层次，美国才会考虑上述讨论“威慑”和“围堵”等方面的策略，也就是说，美国要防备中国挑战“老大”的位置，也就是说阻止中国取代美国霸权。中国周边如此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刚好为美国提供了无穷的机会，从黄海、东海、南中国海到印度洋，从新疆、西藏到台湾，美国有太多的文章可做。而美国这方面的动作也是中国最为担忧的。     美国从中国周边入手来防备中国，不难理解中国的回应。但是也不难看到，要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必须从前一方面做文章，也就是从国际或者区域责任的角度。中国要承担区域甚至国际责任。 中美两国对责任有不同的理解。中国有自己的责任定义，不想承担美国所定义的责任。尽管有这种分歧，但一定的共识也是可以达成的。美国是体系的“老大”，中国是“老二”。美国要对整个体系 负责（尽管其背后是美国的自私自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整个体系负责。就是说，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中美两国有很多重合的利益，并且体系的整体利益和各自的利益，也有很多重合 的地方。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层面和美国达成更大的合作，在周边层面中国可以大大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能够从体系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利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会全然不 同。     和美国一样，中国实际上也在尽力“拉拢”周边小国家。越南和菲律宾最近这些年使劲拉拢和靠近美国，但中国并没有放弃，而是试图用经济因素使其不要过于靠向美国。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 有正面效果。相反，中国越拉，这些国家越靠向美国。为什么？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其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区域责任。上世纪以来，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和东盟（亚细安）国家 改善关系。在经济上非常成功之外，其他方面也有往好的发展的趋势。     但中国没有处理好南中国海问题。尽管中国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由中国引起的，而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所致，中国只是被动反应罢了。但中国忘掉了自己已经至少是区域大国，不可对像南中 国海这样重要的问题毫无准备。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显然必须放置于中国和东盟区域整体利益之内。在没有准备好如何在区域整体利益内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不仅给予了当事国 （越南和菲律宾等）更多的理由来邀请美国，而且也失去了其他和这个问题没有关联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和主权纠纷不相关，但他们必须关注区域的整体利益。很显然，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用国际水域“航道安全”来论证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的。     第二是中国忽视了小国家天生惧怕单独和大国打交道这一事实。在理想层面，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等政策口号，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但这并非容易。中国的真诚很难让小国家感觉得到。 这就要求中国从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这方面，中国如果学习美国，即不尊重小国家，小国家更会靠向美国。有关南中国海等问题，中国可以改变传统双边主义的做法，转型到现代新型的双边主 义，即在多边（中国和东盟）的构架内来讨论双边问题。这就可以大大减少小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感。实际上，去年有关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讨论，已经进了很大的一步。中国必须往多边主义方向 努力。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案例上，中国力图通过经济方法促使这些国家回到传统的双边主义，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也如此。     不管怎样，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付自己所面对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而增进国家利益。但这些空间的拓展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在国际关系上，英雄主义要不得，懦夫主义也要不得，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外交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1.html    

二．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 我上面列了几个方面的例子，一个孔子学院的例子，一个朝鲜的例子，还有就是一个我们购买美国国债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在外交当中出现的情况，我们经济外交、政治安全外交、文化外交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投入了很多，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回报。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这就是我要向大家讲的第二个部分：内政因素制约了中国外交。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这里分为几个部分：第一，是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第二，是畸形的经济结构；第三，是民族人权问题；第四，是政治改革的滞后；第五，是我们稳定第一的执政思维，共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可能没有概括到全部，只是我认为我们内政因素当中几个最重要的对我们外交的制约因素，拿出来分大家做一个共同的探讨。 1．决策层的战略素质问题 第一个我觉得必须要指出的是，比如说在前面提到的朝核问题当中，我们最高决策层的战略素质确实还有待加强。我记得昨天金正日死了以后，我们本地有个媒体，叫《长株潭报》，他的编辑发给我一个采访提纲。他问我，朝鲜还有没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地方？我说其他地方都没有，唯一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金正日的战略素质比较好。为什么说他战略素质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代以来，作为这么一个又小又穷又弱的一个国家，其外交表现可圈可点。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金正日，我也不喜欢，还有人不喜欢朝鲜。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在这20年的朝核危机当中，这个小国在外交当中有着出色地表现。他在利用各个国家之间、大国之间这个错综复杂利益矛盾方面，在自己的一些战略执行的效率、效果方面，包括战略实际情况的把握方面，应该说是非常精准的。这其中离不开金正日过人的战略素质。他的这种战略素质，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看得准。什么是看得准呢？就是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我们知道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对主要矛盾的把握。那么，金正日就看得很准。我们之前提到美国，金正日就知道美国不想跟他缔结和约，所以，他跟美国说得很好：我可以放弃核武器，我也支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你跟我来签订和约，你跟我关系正常化。这个要求多么的合情合理，对不对？这个朝战结束都这么多年了，50多年了，现在来实现关系正常化难道不合理，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金正日知道美国不愿意这么做，他就拿这个将美国人的军。这是看得准，把这个朝美之间的矛盾看得准。另外，包括在中朝之间，他也看得准，他抓住了中国领导层的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朝鲜垮台，不愿意我政权垮台。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你停止石油供应，我还是不改变政策，你最终中国还是会恢复石油供应的。为什么？因为我垮台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朝鲜不怕，赤脚的不怕穿鞋子，首先服软的还是中国。所以，他（金正日）在这种战略博弈当中，第一个特点就是眼光很准，看得非常准，看到了主要矛盾。 第二个，根据我的概括就是下手狠。什么叫做下手狠？大家别看朝鲜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朝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第二次朝核危机可以说是他自己主动挑起来的。第一次朝核危机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卫星一看，朝鲜在搞核武器，所以要核查，闹起了朝核危机。那么，第二次朝核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呢？是在上一届美国总统小布什刚刚上台的时候出现的。在朝核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就跟克林顿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在克林顿执政的后期，对朝政策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当时朝核问题也沉默了好几年，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矛盾。但是，小布什一上台，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邪恶轴心”。是哪三个国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北朝鲜，还有就是伊朗。小布什提“邪恶轴心”不是闹着玩的。他说，这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要一个一个来收拾。所以，我们就看到，虽然“9·11”事件发生了，小布什打“9·11”这张牌打了阿富汗后，但刀锋一转就朝向了伊拉克。所以，小布什政府对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三心二意的。后来奥巴马也批评他说没有真正反恐，这个批评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小布什念念不忘的还是伊拉克，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2003年就开始实施伊拉克战争。然而，伊拉克只是“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还有北朝鲜。这个伊拉克战争表明，小布什是说话算话的，先从伊拉克开刀。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朝鲜感到了一种危机，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访问平壤的时候，朝鲜就主动对他说，我现在在搞一个铀浓缩计划。朝鲜自己还说，我有权开发核武器以及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武器，他是主动曝出来的。美国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一回去，再将这个消息披露以后，第二次朝核危机就出现了。所以，朝鲜当时意识到，在不利的处境之下干脆先发制人。他知道在美国想打伊拉克但还没打的时候，不可能一下子对三个国家同时下手，所以先发制人。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站在后面，美国就是捏软柿子也不会捏到朝鲜身上来，美国首先要打的是伊拉克。在这个时机主动把这个问题爆出来，其实对朝鲜有利。这是第二个，下手狠。 第三，转变快。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形式瞬息万变，立场也需要适度地变化，不然就适应不了新的形势的需要。朝鲜就表现出很好的战略心理素质，比如在六方会谈的态度问题上，首先是朝鲜自己宣布不搞六方会谈的，甚至说狠话决不重回六方会谈。但现在他又愿意重回六方会谈，包括金正日死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在俄罗斯的时候，还多次说过他愿意重回六方会谈。为什么愿意重回？原来为什么愿意退出？归根到底的原因都是对朝鲜是不是有利。原来之所以要退出，因为他想搞核试爆了，他觉得经过几轮谈判，该拿到的援助都拿到了，该拿到的粮食也都拿到了，六方会谈没用了，我就去搞核试爆。搞了核试爆以后，美国人说要制裁，小布什政府后期还搞了一个战略核扩散的一个倡议，实际上就是派军队阻遏朝鲜一切有可能向外扩散核武器、向外扩散军备的一个措施。所以，朝鲜感到非常喘不过气来，经济上也受到波及。这个时候，他需要通过六方会谈来缓解形势，来获得一定的援助。所以，他就提出可以重返六方会谈，立场转变很快。作为一个战略家来讲，这是必须具备的一个素质。坦白地讲，在这些方面，我们领导人跟金正日同志相比还是有所欠缺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有制度的、民族主义的原因。在南海问题上，我们领导人绝对不会轻易地转变立场，要或者不要，打或是不打，有国内舆论的牵制。但金正日确实可以天马行空，反正朝鲜人民都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而中国有制度上的约束。但中朝两领导人在个人战略素质上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金正日从小就站在他父亲后面，研磨政经大事，所以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担心金正恩掌握不了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缺少金正日那种历练的阶段。金正日60年代大学毕业，70年代开始走上政坛，一直到90年代正式掌握大权，这其中20多年一直在历练，而且在很大程度实际掌握了政权。那么，金正恩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历练？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担心他能不能掌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先不提了。我们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工程师出身，技术思维主导，当然技术思维很重要，但是也要有超越技术思维之外的战略思维，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缺失的。 2．畸形的经济结构 第二个内政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畸形的经济结构。为什么这么说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就拿美国国债这个例子来讲，我们买了一万多亿美国国债，我们也曾经跟美国领导人说过，要确保投资的安全，确保相应的收益。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从来就没有有效的手段去要求美国做出一种特定的承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依赖。我们先不说政治上的，就看经济上的依赖。第一，在市场上。后面有一些数据，2011年我国出口额度总共是15779.3亿美元，其中向美出口2383亿美元，份额相当的大。关键的是，我们对美国贸易顺差是最大的。我们出口2300多亿美元，仅进口1000亿多一点，每年我们能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赚到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要素。还有一点，美国在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体系当中，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力。比如，前面提到的IMF。美国在IMF当中占据了17％左右的投票权，可以否决一切重要事项，我们中国目前要迫切增加在IMF的投票权，这就离不开美国的同意。所以，我们对美国有高度的依赖，依赖美国的经济霸权，依赖美国的市场，依赖美国的资本。这就反映了一个我们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对外部的过分依赖，对外部贸易的过分依赖，目前依存度应该是超过了60％，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一个是消费，第二是投资，第三个就是出口。这三者之间应该有个比较恰当的平衡关系，美国是消费太多，我们是消费太少，都不太正常。 除了严重依赖出口外，我们的经济还严重依赖政府的投资，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我个人认为，我们实际上离市场经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比如去欧盟，去其他国家，我们在交涉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对方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布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些国家是不承认的。坦白地讲，要我来判断的话，我认为中国也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基本的方面，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至少是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那么，我们现在远远没有做到。就拿我们这个4万亿来讲，我们知道，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国内的形势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出台了一个投资计划，就是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完全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而且，它投向的部门基本上也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庞大的资源配置里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政府，还不是市场。这是第一个方面，我就从市场要素配置来讲，不是市场经济。第二个是市场经济还需要公平。市场经济是不同经济主体进行平等竞争的经济模式。但是，大家在学校还没有深切感受，以后进了社会就会深切的感受：国企跟民企之间的差距。这倒不是说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地位上的差距。在银行贷款的投放上，我们银行不愿以贷款给中小企业。为什么？因为它觉得这些企业靠不住，而大企业有那么多资产在那里。然后是我们很多实际的政策，政府部门更多地向大企业倾斜，比如说像中石油、中石化已经垄断了石油的供应。一般来讲，国有企业应该占据的是那种非竞争性行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竞争性行业都由国有企业所掌握。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山西煤矿的整顿、整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温州人在山西购买了很多煤窑，后来政府说要整合，实际上就是由国有煤矿来收购民营煤矿。民营企业不放都不行，当然要给钱，但给的远不是市场价。对民营企业来讲，这实际上是对他们权益的一种侵犯。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竞争环境，垄断太厉害。市场经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了纠纷，能够要求法院秉公处理相关经济的纠纷。但是，我们目前做不到，特别严重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很多法院裁决执行不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从发展的比重来讲，对投资、贸易有过大的依赖。而且，正好是这种对外贸的依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就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外贸的时候，创造了越来越多顺差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么多外汇储备大家看起来可能会很方便，但我们领导人有时候看了也会很头痛。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国外把商品卖出去了，由于在国际上多使用美元标价，收回来的是美元。但是，美元不能在国内用，就得卖给银行，这些节存下来的钱就体现为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一多的话，对中国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为什么呢？它是一笔资产，资产有一个保值增值的问题。这么大的一笔资产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保值增值渠道，甚至贬值的话，就会很令人心疼，很令人焦急。中国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万多亿美元怎么办？有的人说，是不是可以拿到国内给每人分得几千美元？这个是做不到的。特别是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又不可能直接发美元，你要去消费只能花人民币。把这么多美元转化为人民币投入到市场的话，大家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外汇储备可以随便拿回来用。实际上是拿不回来的，但是你又得必须使它保值增值，怎么办？现在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还真想不出其他好的办法。有人说买欧元啊！现在欧债危机，欧元更加靠不住。买日元吧！日元做了弱势货币好多年。买资产吧，你买什么什么就会涨价，别人把你当冤大头来宰。所以发现，这么多国债，除了买美国国债，还真的没什么东西可以买，至少是相对保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畸形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没有这么大的对外贸的依赖，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着我们内部的消费，那么，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3．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的道德软肋 第三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人权成为中国的道德软肋。我们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有一道例行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批评中国的民主人权，不批评回国内就没法交代。为什么呢？一个方面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确确实实也有一些问题摆在那里让人去批评。当然，我们也有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每年出台中国的人权报告，各国的人权报告批评中国，我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也搞一个美国人权报告批评美国。但是，客观地看，我们批判美国没有美国批判我们那么有效。为什么？这里面涉及一些权利的保障问题，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比如我这里列举的几个方面，如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问题。前段时间搞了基层人大选举，在座的有去投过票吗？（一些同学说：没有！）投过票请举手。（几个人举了手看见无人响应又放下）没关系，你很自豪地行使了民主权利。还有吗？非常人，对不对？坦白地讲，我也没投过，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个选区的候选人是谁？在什么时候投票？我一概不知道。今年有一些新情况，有那么一些独立候选人。我这里列了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老师，作为独立候选人来竞选。因为当地选区的选举官员不提名，还阻止他获得选民的提名，他就以这种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去游说大家（向大家展未这个候选人展未竞选T恤的照片）。像他这样的例子在今年出现得很多，但最终无一例外的全部落选，而且这个落选的过程还不能用公平两个字来衡量。这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保障问题。 大家注意，在政治权利里面，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至关重要的权利，为什么？这是保障利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杠杆。比如，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打个电话给政府官员，第一个可能是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第二个即使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也是秘书接了。即使他本人接了，也很可能不会处理你的诉求。如果官员们都能积极处理老百姓的诉求，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了，更不会一定要闹到北京去上访了！官员们为什么不处理你的诉求？这个其实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选出来的，他没必要对你负责。那么，在美国就不一样，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美国有国会议员。美国人对整个美国的国会的运作评价是很低的，但是对他所在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的评价谢谢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国会议员一旦接到他选民的投诉，他非常高兴。为什么非常高兴？他就觉得我又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他可以替选民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他就可以作为政绩去宣扬，为下一次当选加分。所以，这不是美国议员有多么的高尚，而是这种制度使然，他需要去争取选票。所以说，选举与被选举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落实老百姓利益的重要杠杆。但是，我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现在没有得到落实。 那么，还有就是平等的问题，比如城乡的分割，自由迁徙的缺失。当然，现在城乡分割问题在淡化，但是并没有完全地解决。原来的分割在法律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歧视，比如在选举问题上，原来我们宪法就规定，8个农民投的票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投的票，后来又改到4个，现在是平等的，法律上做到了平等。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平等，就是城乡间资源投入的不平等。比如在城市里面拿的社保相对较高，虽然现在有些农村也开始搞了这种保障，但是标准非常的低。我的老家是长沙望城区，原来叫做望城县，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可以拿50块钱。5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现在还没有当家，不知道柴米贵，50块钱买不了一桶油。所以这就是资源投入的不平等，还包括公共建设，如在城市内能够享受道路交通等各方面的公共建设，这是在农村没办法享受到的。 第三就是这种言论、出版、学术自由方面的问题，还包括结社自由，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刑讯和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是使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事件，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乌坎事件”。具体来说，就是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村庄，叫乌坎村，属于汕尾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陆丰市境内。这也是当地的一个、实际上在中国也很常见的一个土地买卖过程当中的纠纷。就是村级的土地被村干部卖出去了，但是村民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保障，所以就去交涉、去游行，后来警察抓了几个人，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薛锦波，后来死亡了。警察说他是心脏病突发，但是，村民包括他的家属看到他的遗体后，认为是被拷打、刑讯致死的。最终，事态闹得非常紧张，这些村民集合起来，把这些村干部全部赶跑，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警察在外围包围，而内部可以说完全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这其中问题的关键，根源是土地买卖方面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生命权的保障，对刑讯滥用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在民主人权方面，哪怕用现在通用的标准来比，我们确实有比较大的缺失。当然，这种缺失有一些观念上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强调经济社会权利，而西方更多地强调公民政治权利。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权利都是我们世界人权宪章，包括1948年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后来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一个经济社会公约，一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共同承认的。无论是经济社会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当前，我们至少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方面做得还不太够，所以就成为我们在对外交往当中，特别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特别大的一个软肋。那么，西方就更多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批判、制约我们。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现实中用了很多的外交资源在海外去制止这种批评，去反击这种批评。比如，现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也有一个中国人，叫做刘xiaobo，他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我们中国由此断绝了跟挪威的经济往来。为什么？中国政府反对颁奖给刘，这个奖是在挪威颁发的，而且挪威还邀请了很多人来参加。我们中国人就为了这个问题跟挪威断绝了经济往来。除此之外，还有在很多类似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去做，这对中国外交来讲是个很大资源的制约和浪费。 4．政治改革滞后妨碍外交施展 第四个方面，政治改革的滞后妨碍了外交的施展。这个实际上是跟刚才讲的是有联系的。民主程度的发展，跟政治改革进程是有相关联的。为什么说政治改革滞后妨碍了外交的发展？前面提到了金正日的例子。金正日的成功，源于他抓住了中国领导人心理上的一个弱点，就是怕朝鲜崩溃。那么，中国为什么怕朝鲜崩溃？就是我们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那么，我们为什么担心失去朝鲜这个社会主义伙伴？这里有两个方面原因。一部分原因就是朝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空间。对中国来说，美国军队驻扎在朝鲜半岛南段和驻扎在鸭绿江江边上意义是不同的。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这个考虑是对的。另一个就是我们担心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这是出于我们意识形态的考虑，因为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丧失对国内社会主义合法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不愿意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崩溃，当然也不愿意失去这个战略缓冲区。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改革如果能迈出相应步伐的话，至少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担心就会不存在，我们可能就仅仅担心作为一个国家的朝鲜的崩溃，而不会担心作为社会主义在朝鲜的崩溃。大家注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因为现在金家把朝鲜搞得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崩溃。如果我们坚持对朝鲜负责而不是对金正日负责，我们就不会被金正日牵着鼻子走，至少我们的外交空间可能就会得到更大的拓展。 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例子。美国人为什么担心我们的孔子学院，其中刚才讲有误解的原因，但从他那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孔子学院不是非政府组织，它确实是教育部下面举办的一个向外面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政府机构。美国人对本国政府干预教育都很担心，更何况是来自于外国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更何况这个政府又是美国特别不感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因素可以说制约中国，特别是与西方打交道非常沉重的包袱。政治改革滞后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我这里还要提一点背景性的因素，就是在中西关系当中，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国外交当中有一个我们非常强调的原则，就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反过来，西方从来就没有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相反，西方现在一直在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他们情有可原。这是因为，站在西方这个角度来讲，现在打意识形态的牌对他们有利。我们在60、70年代，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是比较好的，也喜欢打意识形态牌。当时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以后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包括刚刚死去不久的卡扎菲，他是1969年政变上台的，他的国号里面也有一个社会主义，他也搞了一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在当时有那个优势，我们还提出要搞世界革命，把红宝书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但我们现在没有优势了，所以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可是，美国人有优势，他们仍然要以意识形态划线。所以，意识形态实际上本身就是国际斗争当中一个很自然的组成部分。国际上不但有力量的斗争，还包括观念的斗争、制度的斗争。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占据一个比较劣势的位置。 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包括前面讲的经济结构的畸形，市场经济的不够完善，都与政治改革滞后有很大的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民营企业为什么得不到政策上保障？归根到底，还是他还没有发言权，无论是在最高决策层也好，还是在各级政府当中也好，他都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现在讲官商勾结，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商人到底真正起了一个多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有很大疑问号的事情。在最高的决策权里面，包括中央委员会，商人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事件，大家可能知道，传说我们湖南最大的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的老总梁稳根可能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新闻？就是商人能够被提高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国最高决策机构，这是一个非常例外的情况。虽然国有企业老总中也有很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但他是一个官员，而不是真正做企业。所以，归根到底来讲，跟老百姓比、跟小商小贩比、跟我们普通老师比，商人是一个强势集团。但是，跟最高决策层比，跟共产党的干部来比，他还是一个弱势阶级。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否分配利益的工具，你在这个体制里面有多少发言权，这个体制就会反过来给你多少利益。所以，要使我们经济结构更加地平衡，真正要使民营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真正要使前面所说的人权得到更大的保障，就是必须要把各个阶层，包括商人、工人、农民的利益能够在这个体制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就需要推进政治改革的推进。所以，对政治改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要太意识形态地去看。有人认为，好像政治改革就是改掉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利益分配关系的再调整。比如说，现在农民没有农会，工人没有真正的工会，实际上把这种相应的体制建立起来，把相应的渠道建立起来，使他们的这种利益能够有一个发生的空间，有一个维护的渠道和工具，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5．稳定第一促成保守外交 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内部执政思维方面的问题延伸对外交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党有一个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国内的思维，其实这种思维也渗透在国际层面，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外交风格比较保守，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国际维稳。所谓国际维稳，就是包括朝鲜、利比亚在内的很多国家，我们不希望他们倒掉。有一个牌就多米诺骨牌，一倒就不得了。在利比亚，我们其实是不太希望卡扎菲的利比亚倒掉的，但最终还是倒掉了。叙利亚我们也不希望他倒掉，至少在目前为止还没倒掉。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刚前面讲过的，我们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来维系自己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这是本质上的保守。 第二个就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外交风格上比较典型的如南海问题。你说我们让步吗，我们也没让步，我们一直坚持，从来没有说哪块地方我们不要了，我们领导人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是，我们强硬吗？确实也没有强硬，没有说要武力来解决。我们在南海问题上，就整体的政策风格来讲，我这里用几个词总结一下，不能争、不能弃、只能拖，这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风格。邓小平说了，他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加有智慧，看样子我们现在领导人也相信下一代领导人更有智慧（大家笑）。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还在这里。那么，是不是只能这样呢？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哪怕是从国际战略、国际博弈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去争一下的。包括在南海这么复杂的问题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可为的空间。我曾提到过一个措施，比如制止单方面开采石油，这个就是中国可以用来打击越南、打击菲律宾一个很好的手段。为什么这么讲？南海现在有很多石油，但是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发，而开发最多的国家就是越南。现在包括石油在内的海洋产值，占了越南GDP的1/3。从国计民生来讲，已经成为越南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这种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为，中国是有理由狠狠地敲越南一下的。为什么？因为2002年的时候，中国跟东盟峰会有个行为宣言叫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其中里面就规定有关各方不得从事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这种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没有明确说包括不能开采石油，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去解释。而且，开发石油确实使这个地区局势复杂化了。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使用这个工具。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还是我们风格上的保守，我们领导人特别担心，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强硬了，引发事态的升级，然后会使事态变得不可预测，我们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如果去争，确实会变得不可预测，国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解决、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国际战略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现在的执政风格是不愿意冒风险，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也是如此。 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冒风险，为什么一定要稳定第一？我这里面涉及一对概念，亨廷顿曾经提出的一对概念，就是政绩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大家知道，政府的生存必须要有合法性，就是我们老百姓真正认可，他才能真正统治下去，真正的靠枪杆子来维持的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来的？亨廷顿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绩合法性，就是说这个领导人他能够向老百姓这么说，我当领导就能做到很好，让你们生活水平改善，让经济发展，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福利，使你们生活得幸福。这是政绩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程序合法性。就是说，我尽管做得不好，但是对不起，我是你们选出来的，不管怎么样，我先干完四年再说。这两者合法性的来源导致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当然，不是说强调程序合法性就不重视政绩，他也重视征政绩。比如说美国总统，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但是他为了连任，他会想办法要把他的政绩做到位，包括大家看到的台湾的选举，领导人搞辩论，马英九总是在强调他的政绩，申请了世大运，然后又做了什么实事。蔡英文则老是批评马“363”的承诺跳票，就是经济增长的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台湾也重视政绩。但是，对作为一个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来讲，他至少在他几年的任期内他有合法性，你不能够把他推翻，除非你通过罢免程序来做，他至少可以稳稳当当的做完这几年。政绩合法性则往往适用于没有这种民主程序的国家，这些领导人他没有固定的任期的限制，他没法或不愿意通过程序合法性来取得政权，就只能通过政绩。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强调一定要经济保八的原因，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一定要达到8％。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需要这么多增长才能提供必需的就业，归根到底还是政绩考虑。如果没有这个政绩的依赖的话，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合法性就会丧失，至少就会削弱。 所以，程序合法性的缺失、对政绩合法性过度依赖，是使我们执政风格趋向保守的一个原因。政府在取得这些政绩的过程中，总是过度地担心，如果我做错了的话，如果我失去这些政绩我会怎么办？在外交问题上就会担心，如果做得好就罢了，如果挑起了争端应付不好怎么办？例如对越南，如果你再开采石油我就动用武力，战争可能就会打起来。当然，中国打越南没问题，但如果美国干涉进来，战争进程就变得不可预料。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领导人承担不起这种风险，因为他的合法性都来自于他的政绩。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程序合法性的支撑，则愿意冒这风险。由于过度依赖政绩合法性，所以我们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推行比较保守外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所概括的，内政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这也是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感受。我总的感觉是，对中国外交来说，以中国这么大的块头，以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只要内部发展好，在国际上无论环境怎么复杂，无论美国怎样处心积虑的想搞垮我们，其实都不怕。从外部来讲，别的国家没办法去制服中国。真正可能打垮中国的、真正阻碍我们中国崛起的，还是来自于内部的问题。而且，这些内部的问题不但是对内政有影响，包括对我们外交的施展，也从各方面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制约和束缚。所以，哪怕仅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讲，要有更大的发展，也必须来逐步的推进和解决相关的内政问题，我们的外交可能才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作者：李开盛，网易博客

交换了意见——会谈各说各的，没有达成协议；

近日媒体报道，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教育部表示若在全国范围内购买校车，政府需要投入3000 亿，一年运行维护费用为1500亿，结论认为4500亿的政府买单费用太大，政府承担不起。很多人反问：仅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77390亿，同比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