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你为什么总是抓住国家的阴暗面不放？难道你看不到政府做的好事和中国这些年取得的进步？       虽然很少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停止和读者沟通，只不过我采用的方式是写出更多的博文。好在这些年下来，读过我几篇博文的网友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去查看一下我博文后面的留言，除了极个别有可能是迫于生计的“专业读者”之外，已经没有人这样质疑了。       但今天，我却想正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我不但看到了国家的“光明面”，而且特别留意政府的每一个“善举”。我把两年来政府颁布的法令和规定、下达的行政命令，甚至对国民行为的道德要求，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做了两个很简单的资料搜寻：       一个是请网友在网络上帮我搜索政府推出某项政策法规之前，大陆网民的相关呼吁、建议与抗争；二是利用呆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到图书馆（很多历史资料没有上网）去查询所在国家（主要是美国与澳洲）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情况下推出这项类似的政策与法规的。       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可能让我比那些质疑我的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进步”与政府的“从善如流”，以及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点：       第一， 中国政府推出“善策”的频率，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不是夸大，更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很容易证实的：       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连续观察两个月，你会发现，平均两到三天，政府就会推出一个政策与法规，一般都是与改善民生、限制官员权力、促进法治建设有关的。       第二， 让我们暂时离开主流网站的新闻页面，进入博客、论坛与微博，搜索一下政府的某项“善策”，你会惊讶地发现，几乎在任何一项“善策”出笼之前，网民们一定一早就以各种方式、方法提出建议与抗议，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抗争，有些还付出了多多少少牺牲的代价，       例如，医疗改革、增加工资，改善农民工待遇，拆迁补偿规定，严刑逼供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等等。       第三， 中国目前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政策与法令，几乎没有一项不是西方国家在以前（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上百年前）早就推出过的。也就是说，经过网民推动，政府从善如流而推出的各项政策法令，都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明年一月一日开始，禁止在任何室内公共场合吸烟，而这个法令在西方国家也只不过严格实行了十年左右。这对于一个设有烟草专卖局，而且把提高销售香烟当成了政府政绩的国家来说（参见烟草局局长情色日记的网络事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凡是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突然推出了某项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的不得人心的规章制度，一般都会遭到网民强烈反对（有些不了了之）。这时，你去网上、图书馆查阅一下西方国家是否有过类似的政策法规，一般都找不到。       只要不是“逢中必反” 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如上三个现象，可是，我们却更不能否认现实中的另外一个事实：       政府推出的这些在世界其他国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法规，在中国推出后所起的作用有限，有些甚至在颁布之日起，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有些一推出就变味、变质，另外一些甚至被利益集团劫持，为他们捞钱保驾护航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或者我们这样问一下：是否有可能在保住唯一一点不与世界接轨，在其他领域大搞“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国真正崛起，实现和谐社会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的那“唯一一点” 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的事业：       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行政治民主化，限制并制衡绝对权力，获得政权的合法化。       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接轨与政治民主化之外，中国在其他方面与西方接轨得又快又狠。       有时从西方回到中国大陆，我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我从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国家，回到了课本上读到的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看电视新闻的话，就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中国来说，甚至已经比一些西方国家更“西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值得大家思考。       第一个是：当今这种保住那“唯一一点” 不变，却在其他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民生、与世界接轨，甚至“全盘西化”的做法，是否最终会促进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呢？       第二个方面是反其道而问之：是否有人正是在使用这种“改善民生”，以及除了政治制度领域之外的“全盘西化”，去刻意阻止最后那“唯一一点”不被西化？希望继续保持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些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有些人不遗余力引进其他先进国家的“普世做法”，却坚决拒绝这些“普世做法”背后的“普世价值”理念。       我认为，这一现象正是造成当今中国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一些年轻的网民和一些左派们看到了这种混乱的现状，却看不清本质。他们不明白，本来为了民众利益的改革措施为什么最终损害的却也是民众的利益，于是他们中出现了反对改革的声音，反对“普世价值”的声音，主张倒回到毛时代，甚至回到唐宋那种盛世中国。 殊不知，当今中国的乱象，正是因为引进了“普世做法”却没有吸收“普世价值”造成的！       这种做法还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我举个最近的例子，经过这两年多来不断被网民曝光的中国看守所里无奇不有的死法（躲猫猫、喝水与睡觉死亡法等等），以及屡见不鲜的屈打成招事件，中国政府“从善如流”地与西方接轨了：       宣布行刑逼供获得的“证据”不得用于判刑之用的规定。       ——咋一看这个消息，小民们感激得内牛满面。这不是“洋奴”们朝思暮想的向美国和澳洲看齐吗？你不赶快感激咱们政府从善如流，还在那里嫉恶如仇？       可稍微一想，不觉惊出一身冷汗：这种规定的宣布，竟然是党和国家机构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发布到公安、法院等政法系统的！       大家不妨翻阅一下中国的宪法与刑法，宪法里不但有不允许行刑逼供的理念，刑罚里还有具体规定啊，早就白纸黑字在那里沉睡了好多年了。       如果我们有独立的司法，如果我们政府的绝对权力得到监督与制衡，如果所有民众，包括嫌疑犯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行刑逼供就是一种犯罪，还用得着你政府部门如此重视，去用发文件与通知的形式来“规定”？       再说，难道你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行刑逼供都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都有行政权力介入的阴影？（赵作海事件就是当地政法委指示公安尽快破案造成的）单单就这件“善策”来说，我们又成功地用违反“普世价值”的办法完成了一件“普世做法”，你说，我们能够走多远呢？       与世界接轨，引进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与价值理念。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在某一个相对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个以民为本的皇帝或者与时俱进的朝代，并不鲜见，他们采取的休养生息、关注民生的措施，一点也不比现在差多少，可后来又如何呢？       我更怀疑那些期望靠在各个领域小打小闹的“改革”来拖延，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的“有识之士们”。他们只能抱怨自己生活在一个错误的时代：       这是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觉醒，而中国人也正在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民众对自己天生的人权与民主权利，是一定会“得寸进尺”的。       如果那些忙着为民做主，引进“普世做法”的“有识之士们”，生活在唐朝、明朝或者清朝，他们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从善如流”而名垂青史。而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做法，很可能会让他们成为阻挡历史进程的罪人。       当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是把怨气和希望都集中在执政者身上，那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更不公平。我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答案也并不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我看来，真正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的臣民和公民们：       当民众的素质决定他们只愿意当臣民，对于任何一点施舍给他们的“民生改善”都感激涕零的时候，他们其实不配享受更多的权利。       纵观历史与当今世界，几乎没有统治者会主动把“自由”和“民主”恩赐给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的臣民们。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你的房子被拆而得不到更多的补偿，不只在于血汗工厂，也不完全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甚至也不在于人民的公仆不肯公布财产，而是在于：民众没有民主权利，官员不是选举产生的，绝对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与制衡，……       ——也只有当越来越多的臣民变成公民，真正认识到这些的时候，中国才会走出真正的困境，迎来崛起与和谐并存的时代！       我想，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不因为政府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否定他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网民影响下，推出的各项有利民生的措施；但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措施而忘记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       我希望，一切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终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不应该延缓甚至阻止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即便在政府“从善如流” 的时候，我依然嫉恶如仇，这个“恶”是体制之恶，是绝对权力之恶，是缺乏自由与民主之恶。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冯正虎避开24小时守住他家门的警察、社保人员独自一人赴京访友。6月29日下午13：00许乘火车离沪，6月30日清晨抵达北京。

“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革命在高潮的时候，上面管的严，收敛一下，高潮一过，大家的嘴巴连带身子有开始“犯 自由 ”，领导管都管不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放映队一个月才能来一次，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别说麻将，连扑克都没有一副。 …

有一次演讲，有听众问我，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停止你的批评？我说，要我停止批评不难，只要给我一个官当，我就自然停止。听众听完大笑,然后整个会场就是一片哗然：原来你小子一直批评中国官本位，批评中国社会腐败黑暗，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官而感觉愤愤不平啊。 　　但是，随即而来的解释，却让听众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举出的例子是龙应台，她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学者，但是，她在做马英九为台北市长的文化局长时，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讲。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发表公开演讲，是卸任局长宝座之后。可见，要龙应台停止批评的责任最好办法也是让她弄一个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一个学者批评政府的动机就是准备以此接受招安，弄一个官当当的话，那是错误的。 　　龙应台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解释，我以为是很有意思的。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我表扬,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来评判。而此时，你恰恰是相反,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失职的。作为政府公务员，无权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学者，其天然具备批判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政府官员，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问题，也是你想办法解决，而没有抱怨的空间。这种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一个社会正如一条船，有人要当水手，有人要当舵手，还有人要当瞭望员。当舵手的就是领导人员，当瞭望员的就是学者知识人。船在大海上航行，当风平浪静、平坦无事的时候，瞭望员可以不必赞美天气多好，航海多顺利，盛世太平，但是，当大海上狂风巨浪，暗礁丛生,险滩多多的时候，瞭望员就必须及时作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航海平安无事。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发出警告，这就是瞭望员的失职，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让他讲，这就是舵手的失职。瞭望员只有在当舵手的时候，他才不必发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线与发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证安全。 　　中国“文革”时，大权已经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但是，他却表现出造反派的角色来。手握批判大旗，今天组织批判这个，明天又挑起那个事端，角色反串，应该行使批判使命的知识人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利，而手握大权的人，反而祭起批判的大旗,行使起批判的大任，这个社会因此就这样被颠倒了。美国林肯总统把新闻舆论的批评看着是政府这头牛的牛虻，虽然牛虻总也叮着牛的屁股，有时还鲜血淋漓，但是，这是不让牛偷懒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当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报纸。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话，没有政府的报纸远比没有报纸的政府要好。没有报纸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其实就等于是黑社会,那种公权必然会变成可怕的利维坦怪兽,祸国害民匪浅。因为权力不公开，不透明，这个权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来做坏事，还能够用来做什么？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但是有报纸，即使乱，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北洋时期，其实就全国范围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政府的，但是，那时因为有几份像样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明报》之类，居然还办出了几个像样的大学。鲁迅因一点小事，以一介佥事这样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这样的司法案例无论在后来的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成为绝唱。早在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有记者采访袁大头，袁第一次接触记者，问年仅二十多岁的一个女记者：记者是做什么的。年轻女记者回答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半级。然后跷起了二郎腿与袁世凯相对而坐。这个时候，中国就是有报纸的时代。可惜，这样的时代，随着袁世凯称帝而灭绝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走上专制。这里不能够说不是文化基因在起着作用，如果此种基因不发生改变，则无其他的指望，其按照专制成长的轨迹是不会改变的。香港在民主宪政文化下教化了一百年，现在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地步。这是一个拉锯博弈的过程，如果此时转向专制，则中国连最后一点改变的希望都没有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鸦片战争前。 　　其实，说到给我官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一个权力祼奔的时代，连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每一个官，都是有筹码价位的，多少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专门用来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岂能轻易到手？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的官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吗？不是。人的官位，只能从潜规则的实践中来，只能从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和走上层路线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里，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成功的三大法宝。因此，那个给我一个官当的假设，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因此，批判的使命即使像龙应台先生做个五年文化局长那样作短暂的停止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许锡良 链接：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7-7935.shtml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