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赶上的大革命，就是文革。说是赶上了，也是懵懵懂懂，不明里就，因为还是个孩子，1966年，我9岁。长大以后，读历史才发现革命不一定要禁欲，辛亥革命就不禁欲，革命党人该泡妞的泡妞，逛窑子的逛窑子。革命党人的风流逸事，是革命的佳话。后来的大革命也不禁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杯水主义盛行。男男女女，都在性的享受中非常欢愉。大革命中的武汉，还出现过裸体游行。但是，我赶上的革命，在男女性事上，却相当严厉。性似乎专属资产阶级，一度，大人们谈性色变，也感染了孩子，觉得那种事特别不好，特别可恶。记得当时的我，还跟一个父母都是医生的同学争起过，说我们的父母绝对不可能做过那样的事。
但是，我当时所在北大荒，却是个在性事上特别开放的地方。自打有人以来，人们都正经不起来。男多女少，而且都是移民，原来的社会的规矩，到这个地方就不大灵光了。一个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有一个或者几个拉帮套的（副夫），稀松平常。土著（其实也是移民的二三代）如此，我所在的由转业兵组织起来的农场，也好不了哪儿去。我家周围的若干位漂亮的阿姨似乎都有拉帮套的，也没有什么人看她们不起。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有这样的风流逸事，大人们说起来，眉飞色舞，说是他妈妈对拉帮套的特好，每晚上只要栅栏门一响，只一脚，就把他爸从床上踹下去，他爸也只好乖乖让位。其实那时，大家的住房都挺紧张，所谓让位，也就是从这个炕上挪到另一个上面，大抵还是在一个屋檐下。当年的北大荒，有多少多夫制的家庭？没数。但从来没听说有争风吃醋打架动家伙的。都说东北人野，动辄拔刀子，但好像那时候真的挺和谐的。这和谐，不能说没有性开放的功劳。北欧国家性开放之后，犯罪的事也直线下降。看来无论中外，食色性也，疏与堵，自是不同，天下的道理都一样的。
可是，革命一来，一切都变了。一大批出身贫下中农的男女，突然发现，他们的乐事，变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派生物。若干农场局的头头，在挨批的时候，虽然说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怎样反对毛主席，但真正让大家兴奋的，还是他们跟女护士、女办事员之间的那点事儿。反复细致地让他们交待，死抠细节，就是要细节，多多益善。斗来斗去，最后发现耗费最多时间的，还是性事。凡是揪出反革命，只要是女的，游街的时候一律挂上一串破鞋。我们一位女老师，也被学生揭发，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跟一个号称表哥的人一个被窝。斗的时候大家同声喝问：为什么一被窝？！一个低我一班但似乎已经成熟的女同学，突然之间被大人们发现跟她的姨父睡了很长时间，这点事，由于涉及乱伦，居然让大人们兴奋了好几个月，几个月里，大人们一直在纠缠这个事情，深挖每个细节，细到每次的过程，从头到尾。最后发现其实整个事情，都是小女孩的主动。但革命中的性事，一旦大白于天下，就是性虐，必须带有惩罚性，所以，最终那个倒霉的姨父，在审讯中被打得半死的家伙，还是被定性为强奸。并且将情节公布，让所有人举手表决，该给他什么刑罚，连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有表决权。记得好像我们当时就在操场上举手投票，所有人都是同意判他死刑。人们对所有的性事都兴奋，但对所有的涉案人都残忍。性，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之中肆虐着。
但是，上面说的是革命已经深入时候的事。革命刚来那阵，在我们那里，有点像狂欢。斗争还没开始，人们只知道有了红卫兵，弄块红布，用纸板刻上红卫兵仨字，印上去就行。红卫兵在我们这里盛行的时候，其实在北京老兵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这里的人，根本分不清联动之类的老红卫兵跟后来的造反派有什么区别。大家只是感觉，能当上红卫兵挺神气，连场领导都另眼相看。排成一队，走到哪个连队，都可以白吃饭，吃好的。那时候，我们那些享受多夫制的阿姨们，还挺年轻，觉得红卫兵她们也可以做。但是她们心里也知道，一边跟拉帮套的鬼混，一边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似乎不大好。于是想了又想，一咬牙，一跺脚，就断了帮套，挺身，扭着硕大多肉的屁股，上街革命去也。说实在的，这样的阿姨红卫兵，其实相当不错。她们上街游行，喊口号，扭秧歌，甚至还演节目，但斗争性却不强。对我这样的狗崽子，也狠不起来。有时候，阶级阵线还挺模糊，看见你，如果手里刚好有个胡萝卜，还可能塞给你。所以，到了后来两派打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悄然隐退，重新跟旧相好重续前缘，享受性福。当然，经过一番变故，她们跟相好之间也有一些重组的迹象。
再后来，我们这些狗崽子不能在场部待了。跟一些来自农业连队的子弟，一并塞到一个废弃的连队，挂了牌叫五七中学。这种学校，是半工半读的，每天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是废弃的连队，但老职工还都在，只是没了知青。原来知青住的宿舍，给了我们住。由于要半天劳动，不得不跟老职工接触，实际上，等于是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提前进入了农场人最底层的生活。农场的老职工，多半都是从山东、河北和辽宁一带来的盲流。不知道他们在老家如何，反正到了北大荒，早就一切从俗，在性事上随随便便。革命在高潮的时候，上面管的严，收敛一下，高潮一过，大家的嘴巴连带身子有开始“犯自由”，领导管都管不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放映队一个月才能来一次，放的不是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别说麻将，连扑克都没有一副。谈性，说性，操练性，是大家唯一的消遣。学校没有电，老职工都不喜欢电灯熬油，天一黑，就脱衣睡下。无论男女老幼，睡觉都是绝对的裸睡，每人都坚信“睡一宿穿三朝”的古训，即穿衣服睡觉，对衣服的磨损，睡一晚等于白天穿三天。那时大家都穷，买布还需布票，省着点也对。这样的睡觉习惯，只是让我们这些场部来的学生娃有点尴尬。那时候我们接到指示，要帮贫下中农做家史，做村史。白天不是上课就是劳动，只好晚上访贫问苦。到一家敲门人家不开，换一家还不开。最后才知道，人家都脱光光了，不乐意为了这种事再费事穿衣服，况且还得点灯费油。后来时间长了，跟老职工混熟了，我们的同学也有家就在此地的，带我们去他们家玩。时间一到，人家爹妈什么的，还是到点就脱衣睡觉，根本不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后来才听说，我们这些土著同学，他们爹妈做爱，也不避他们，就在一个炕上。底层社会的性教育，就是这样直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闺房，闺训之类的玩意，大概只给绅士们准备的。后来做社会史研究了，发现在多数的时候，中国农村，从南到北，生活居住条件都不怎么样，农民男女之间的间隔，根本做不到。所以，孔夫子说，礼不下庶人，绝对是对的。
晚上访贫问苦，唯一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叫二哥的人。他姓甚名谁，现在我不记得了，其实当时大家也都不记得。人人都管他叫二哥。在东北，二哥就跟上海骂人戆肚，四川说人哈儿一样，是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人傻。二哥很能干，待人也热情，但就是喜欢吹点小牛，吹的又不高明，经常被人识破。年轻的时候，据说跟老毛子（俄国人）干过（可能是给俄国人做过苦力），因此会两句俄语，真的会说，每次吹牛都说。说是在老毛子那里还做了官，有老毛子娘儿们喜欢他，非要跟他上床。俄国娘儿们如何高大，皮肤如何白，奶子大到什么地步云云。每到这种时候，大家都会追问：上了没有？二哥肯定支支吾吾，从来不肯给人个肯定的回答，只是有一次吞吞吐吐地说，那些俄国人，生活作风可那个了。二哥喜欢说话，一说就是当年俄国“稍鞑子”（士兵）如何，“格皮但”（军官）如何，稍鞑子和格皮但加起来又是如何的蠢，他如何高明。讲到兴奋处，还会唱歌，因此，经常给人带来欢乐。其实，二哥最令人传诵故事是他的婚姻。我们那里，老职工找老婆，多半得回老家，老家半数以上在山东。二哥当然也不好破例，攒了些钱，也回老家找媳妇。只是二哥出来的早，山东老家没有正经亲戚了，加上他钱又不多，找起来就有困难。正好当地有个寡妇，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活的很艰难。于是有人就打二哥的主意，说是给二哥介绍一个对象，让着寡妇的妹妹出来跟二哥见面。二哥一看不错，答应了。临到上火车，才发现原来是寡妇，还带着四个孩子。二哥想要不干，架不住寡妇哭，大伙劝，二哥心一软，带着寡妇连同四个孩子回来了。牛还是要吹的——人家找媳妇找一个，我一找就是五个。二哥好吹牛，其实是个实在人，在学校，苦活累活净他一个人干。吹牛说自己力气大，吹到最后让人绕进去了，有一阵子，学校磨豆腐居然不用驴了，二哥在那里亢哧亢哧地抱着磨杆推。所以，唯有二哥这样的实在人，我们去访贫问苦的时候，才会给我们开门，但麻烦的是，他经常会忘记穿上衣服，下体赤裸，后来我们也就不敢去了。
我们学校的老职工里，还有一位著名的“破鞋”，很多老职工谈起她来，都眉飞色舞，兴奋异常。谈的内容，好像都是她如何如何自己送上门，跟她做爱如何如何有趣，她的技巧如何如何的高之类。当然，听那口气，几乎每个人都跟她有一腿。但是，如果看见这个“破鞋”本人，却似乎一点都感觉不到人们所说的风骚。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说话平平常常，眼睛似乎还有点呆滞，只是比较丰满而已。那时候我已经看过了《红楼梦》，觉得按老职工的说法，此人就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多姑娘，可是怎么看，就是看不出多姑娘的感觉来。由于是半工半读，我们学生也要养猪，第一批猪是原来连队的猪号拨过来的刚断奶的小猪。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弄了一群刚断奶的猪崽，根本喂不了，猪崽什么都不吃，吱哇乱叫。一时间，师生束手无策。“破鞋”是饲养员，走到小猪群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小猪想妈妈。你们养不了，还是让我来吧。然后她就到校长那里，把小猪换给她养了，把一些半大的猪给了我们。我看过她养小猪，真像猪妈妈似的，真叫上心，真叫慈祥。说实在的，后来在农场连队干了四年，见过的贫下中农多矣，干活卖力，真正让我感动的，还就是这个“破鞋”。那时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每月32元，干多干少，一个样。像她这样操心的饲养员，不会多拿一分钱，而且，什么表彰也不可能有，因为她是“破鞋”。那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队（相当于村庄）都有一两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是不是都像我们学校那位温和而慈祥，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无非是比其他结过婚的女人的尺度稍微大了一点而已。她们的风骚甚至淫荡，多半是占了便宜或者想占便宜的男人，用自家的嘴巴制造出来的。造出来好叫单调的生活，多一点滋味。
再后来，革命在名义上还在继续，我已经从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农场连队的养猪人。在黑灯瞎火的村庄里，除了知青还偶尔开开会，出期板报之外，革命其实早就死了。大家最热衷的，其实就是性事。知青有知青的性事，老职工有老职工的性事，基本不交叉。老职工们有条不成文的禁忌，知青不碰，碰了倒霉。那是个全体人民出工不出力的时代，上班磨洋工，工休期间就做性游戏。结过婚的男女们，互相扒裤子，在性器官上做文章，每次花样不多，但人人乐此不疲。这种游戏的规矩是，不跟没结婚的女子做，据说也不兴玩真的。只是私下里，还是断不了有玩真的的，因此争风吃醋，打架的，还真不少。其实，这种游戏，看起来像模拟，实际上真摸，真弄，真假之间很难分辨，玩大了，自然就真了。由于游戏不像拉帮套那样伙伴固定，流动性过强，所以纠纷就难免。好在即使有纠纷，也不厉害，小醋一壶，没人会为了这个玩命。如果都是男人，老职工就讲段子，没有一个段子不黄的。东北人，越到底层，口才越棒，段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老职工告诉我们，在解放前，这种事都是由二人转包办，过瘾极了。除了性游戏和黄段子，扑克也开始被默许了，买不到，就有能人开始自己做扑克，用薄纸壳，高级一点的用医院里的X光底片。居然这种自造的扑克，也有性。我就见过一付扑克，老K就画一根棍，Q就画一个圆圈，大王画一头公猪，小王画一头母猪，性器官写意而清晰。这样的扑克，如果还能找到的话，博物馆该收藏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幸运，在我年少莽撞，经常触犯政治禁忌的岁月，能生活在北大荒。那里的人们，由于对性事的爱好，长期的“死不正经”，即使在革命最火热的年月，革命的激情也不那么高。因此像我这样的人，犯了事，跟性事无关，固然挨整，也整得比较马虎，虎头蛇尾。中学毕业那年我被人出卖，一封发牢骚的信，白纸黑字，有反文革的言论。全团批判，每个连队都要把我的言论挂出来开大会批。我也躬逢了其中的几次，但在特别难堪的时候，总是能看到阿姨大妈们慈祥怜悯的目光。听到她们喃喃私语：这小伙子，白瞎了，这下找不到对象了。然后，我就去放猪，除了个别小孩子，没有人再提这回事。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在城里，多半是要进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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