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致所有因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文/朱小福（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 念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的时间用来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的时间则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打盹，一半用来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以后要做什么。 我所在的中学，食堂菜色丰富，大师傅亦算和蔼。初中每天上午四节课，第一节课决定是去大食堂吃白饭加炒菜的套餐，还是去小食堂吃面和其它杂食，第二节决定套餐是要鸡肉还是番茄炒蛋，吃牛肉面还是炒面，第三节课决定吃完了饭是喝酸奶还是吃一个雪糕，第四节课决定酸奶和雪糕的口味。高中转学，每天中午去学校对面的粤菜馆，思考过程更为繁琐，略过不提。 中午饭之后的时间用来听音乐。标准的学生课桌，抽屉很大，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CD，听完一张，差不多就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下午的课多半乏味，地理，历史，不过总比上午的数理化好那么一点儿。数十个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期的肉体挤在一件教室里，空气热哄哄的，漂杂着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我趴在桌上看四周的同学，有人发短讯聊天，有人看武侠小说，有人趁老师回过身写板书的时候，赶紧把藏在抽屉里面的小杯的泡面捧出来喝一口汤，吸溜着鼻涕把泡面再塞回抽屉里。 要我说，这种猪一般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     写杂剧的贾仲明说，“饱暖生淫欲。” 淫欲其实很好满足。对我来说，饱暖之后，比淫欲更可怕的是关于“我以后要做什么”的没完没了的思考。 高中应该选哪些课——大学要学什么——以后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如何才算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价值能否反应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是否在其它的平行宇宙中存在——我在其它宇宙中的选择是什么——宇宙的本源。 每个思考人生的人都是神经病。 化学老师撺掇我去学医。我觉得学医挺好，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积阴德，下辈子投胎还生在富贵人家。什么时代都少不了医生，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谁能长生不老，一辈子健康？随便什么地方长点脓肿肉芽，都得求我治，我把该切的一刀切了，剩下的杂碎缝缝补补，你能不给我钱？ 生物老师建议我去学遗传。我觉得学遗传挺好，人都不是人，人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行为都有其生物学意义，小孩子为什么怕黑？怕黑暗中的未知威胁，怕威胁带来死亡，怕个体的死亡不断累积造成物种的灭绝。遗传的力量很伟大，张三的儿子像张三，李四的儿子像李四，王二麻子的儿子不像王二麻子，坏了，王二麻子的老婆不是好人。 物理老师不太爱搭理我，我中学几年物理就没及格过，学到高二串并联电路分不清，学什么都不会学物理。 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相貌不俗，伊常穿一件黑色羊毛大衣，长可过膝，头戴礼帽，脚上是黑色漆皮的balmoral lacing牛津鞋，还要一条大红色的开司米围巾作为亮眼搭配，极有海派风情。伊喜欢读我的作文，还问我作文的技巧。作文要什么技巧？识得三五千个汉字，读过几本闲书，平时是个话痨，谁都会作文。 决定文理科分班的时限快要到了。当时老头子已经退休，穿着伊的黑大衣，及其傲慢的在学校里走了几圈，遇见我，问我要学什么。我愁眉苦脸，我什么都不想学，委实不知道要选择什么。 老头子压了压礼帽檐，问我，“你为什么不去写诗？” 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文科班有写诗这门课吗？” 老头子又说，“你应该是个诗人。” 说完伊就走了。 那次之后，老头子在学校里就鲜有露面。伊退休之后在家里闲着无聊，曾经到学校来无偿的给初中学生讲宋词，自己写讲义自己印，讲了一学期，应者寥寥，教学大纲里说了不考的宋词谁稀罕听，周敦颐比周杰伦酷吗？方岳比方文山帅吗？伊遂罢了手，似乎不久就到美国养老去了。     直到如今，好几年过去了，我每每想到伊彼时彼地那句“你为什么不去写诗？”就难以入眠，推枕绕室辗转反侧。我不知道是伊当时就看准了我爱和自己较劲儿的神经病气质，还是伊干脆就觉得我这辈子只配做写诗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 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我当时应该会一把揪住伊的大衣领子，“说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应该是个诗人啊——混——蛋！”   2. “诗人”，开玩笑呢吧？ 我读现代诗的起源，其实是读中国近当代史的副作用。 中学里的官配历史书都是三从四德女儿经培育出来的良家妇女，中国近当代史更是其中之最。初看伊，羞羞答答，什么话都是说一半儿留一半儿，掀开了盖头再看，一张寡淡的清水脸，放在人堆里怎么也显不出来，处久了就觉得乏味，教条框架太多，若是要求伊加点猛料，伊义正词严，“此乃青楼娼妓轻佻放浪之行，恕妾不可为。”等到过几年再看看伊，原来这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幻觉，您有一句真话没有？ 我受不了这个，家花不如野花香。我看到教科书上讲了开头，就得去故纸堆里找它不同版本的经过和结尾，正史野史，名人八卦，我在历史课上把这些大毒草夹在教科书里，看得津津有味。 文革的史料我看的最多，开始时我抱着端正的学习态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各个角度剖析红色狂潮，解放思想廓清历史以史为鉴以求进步，后来我发现这么着不行，越看越糊涂。于是军事和经济就不看了，再过一会儿政治也不看了，只看文化，可是文化没什么好看的啊，主流文化只有八个样板戏，地下文学有手抄本和诗，手抄本就是黄赌毒大毒草，除了反特就是情爱，光《一双绣花鞋》我就看过三个版本，看来看去都差不多，女特务奶大腰细，男特务蛊惑青春少女，想炸的都没炸成，该死的全死了，忠诚的人民卫士万岁。 这么算下来，能读的只有诗。 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和太平天国时期差不多，洪秀全写的《天父诗》最好读，“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水平，“红小兵，反潮流，写出诗歌千万首，首首诗歌如排炮，炮声隆隆轰鬼头。”这是比较好听的，差一点的还有，其中数《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最有名，此诗气势之豪壮，韵律之铿锵，纵观千古无出其右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朗诵诗需左手叉腰，右手挥舞毛选，双目平视前方，注意诗的韵律和格调，结尾处“滚他妈的蛋”应重复三次，同时屈膝扎侧身马步，以壮声势。 十年动乱促使地下诗歌在这其间蓬勃发展，文革初期的诗人多为风头正劲的高校中的红卫兵，他们创办诗社，油印报刊，通过诗歌宣传政治主张，后来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文艺青年”遭到了残酷的惩罚，死伤无数，受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影响，充满哲学思想的诗潮也逐渐消弭。文革后期的诗人主要是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节造就了几十万人格分裂者，分布在云南，新疆，内蒙，东北，以及许多条件恶劣的边陲之地。他们白天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晚上却在肮脏简陋的住所里用他们唯一擅长的无用之技排遣心中的彷徨苦闷和强烈的幻灭感。     在饥饿，疲劳和孤独的状态下写出的诗句最最真诚，鲁迅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诗人皮包骨头，双眼布满血丝，胃里是盐水煮白菜，饿，可是又饿不死，累，可是又睡不着，孤独，无比的孤独，他想问为什么，可四周只有白的刺眼的墙，这时候诗人出现幻觉，写下一首诗。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树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 这些语句无比纯净，高傲，敏感，惊心动魄。 可是这些语句有什么用呢？在混沌的年代里，诗意不能长出橡胶树，诗意不能养出猪，诗意仿佛阴险的杀机，不但不能让营养不良的精神变的强壮，还会让本来就虚弱的灵魂死的更快些。   3. “也许他会冻死在寒冰，我望着迷蒙的雾，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死去的大雁。他是那样的年轻，他死了，但流露着使人难忘的，笑痕。” 郭世英的《大雁》是他流传在世的有限作品中最漂亮最鲜活的一首诗。诗人是郭沫若之子，著名的北京文艺青年，文革时最先被镇压的两个“成形的资产阶级文艺组织”之一“X社”的创始人，另一个“成形组织”则是张仃之子张郎郎创建的“太阳纵社”，当时徘徊在这两个诗社周围的有北岛，食指，芒克，这些后来的著名诗人当时尚属思想萌芽期。这两个地下诗社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被镇压，张郎郎被全国通缉，携女朋友私奔不成，被抓回来坐牢，狱友是遇罗克，遇罗克在1970年被枪毙，张郎郎运气好些，坐了十年的死囚牢，最终死里逃生。郭世英被捕之后被送去劳动改造，受了四年折磨，形式愈发严峻，隔离审查，严刑拷问，最终坠楼而亡，身上还绑着一把椅子，据说景象甚惨。郭世英的死因至今没有定论，是他杀还是自杀成了谜案。 总之年轻的诗人就这么死了，死的毫无价值。 当时与郭世英有交往的人零零散散的也写了不少回忆录，前些年逐渐浮出水面，但郭世英的形象始终有点模糊。大约因为但凡回忆亡人，口吻总是温柔，溢美之词甚多，反而失掉了其人的本来面目。牟敦白称其言必称“个性解放”，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周国平称其“极其真诚”，但也有传言称其早期“又红又专”。关于“X事件”的各种传闻也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近几年却少有人提及，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逐渐年老，伤痕文学也已成了过时的产物，前几日在网路上看到有人撰文，呼吁人们停止追究“X事件”，让诗人rest in peace。 想来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死虽然蹊跷，虽然毫无价值，但终归还是悲壮的。一个因诗意而死的“苦闷的象征”，如今沦为各方茶余饭后的口舌谈资，甚至被拿来比对其父辈的种种，而那些置他于死地的诗，却没有人再读，这多多少少有些不堪。 大浪淘沙，时间过了几十年，今时今日许多灵魂依然苦闷，终究不愿意再为诗意牺牲。 有一天，闲来无事，看《我爱我家》，十几年前的北京味儿十足的情景戏剧，比现在的无厘头要有趣的多。其中有一集是说全家老少一起阻止小女儿师生恋，说班主任老师不是好人，是反动分子，“曾经贴过‘打倒江青’的大字报”，小女儿听了不忧反喜，“您太了不起了！您和张志新遇罗克他们是一样的人！”我听到这句台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些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的动乱中的牺牲者，也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称作英雄，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台词。     遇罗克是因言获罪的典型例子，他有普罗米修斯的心态，想作为牺牲的先例。他在文革之后的全民自我反思过程中被迅速的神化，成为一个时代的烈士，说到底他其实是个只信奉马列思想的教条主义者。可是他代表千百万被压抑的人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是需要勇气的行为。《出身论》拿到现在，叫我们这辈人读，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他的思想已经被遗弃了。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是有信仰并且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人，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和极少数派，因此他们就不应该被历史剔除出去。而十几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又逐渐成为了隐秘的话题，被人有意无意的忘却。 好在还有人一直在我们耳边说，时代是在进步的。 在网路上看到了张郎郎的回忆，“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1970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遇罗克的万人审判，“现行反革命”，“死刑”。 “啪”，又一个因诗意而死的人。 当时的目击者北岛为此写了一首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4. 还是说诗人。 我觉得比较有偶像潜质的诗人是安东尼奥·波契亚，提到他的时候可以顺便卖弄一下因自杀早逝的意大利女诗人安东妮亚·波齐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说比较像绕口令。 时代变了，写诗写到被枪毙的情形大约不会再有，但是诗还是能要人命。 关于波契亚的介绍通常只有一句话，“阿根廷诗人，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遗忘的声音》。” “用一生的时间写了一首诗！” 简直是“孤独致死”的代名词。 他的唯一的诗，没有形式，没有技巧，写完了之后一一标上编号。 “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与最遥远的星辰没有什么两样。” “我看不见泪河，是因为缺少我的一滴泪。” 太文艺了！太文艺了！ 我在夜里读他的诗，被感动的热泪盈眶，恨不得要去街上狂奔。 这才是写诗的最高境界，所有八卦，所有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所有与政治和时代背景有关的猜测都是庸俗透顶！ 我出生了，我写诗，我死了。诗人留给这世界的任何踪迹都不可寻，除了这唯一的一首诗，仿佛从天而降。 诗是无用的，就让它无用到底！ 前日看了一篇妙文，《没有人看见草生长》，是上海女作家毛尖回忆八十年代的姑娘们供养诗人的风潮。文中提及马原，格非等等一票先锋文学青年，亮点甚多。文章最终的点题段落老调重弹，还是感慨“岁月神偷”，“青春不再”。但是本着“隔锅饭香”这个基本理论思想及其演化学说“别人的青春永远比我的有趣”，这篇小短文还是让我看的甚是眼馋，在图书馆里发出不雅观的啧啧称赞之声，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毫无骨气，恨不能立刻拉一个诗人来养着。举目四望，满眼净是不知诗为何物的工科男，仰天长叹，“工科者鄙！” 我觉得我读理工科是个错误。不过大多数人的前半生都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我期望我晚年时能够闭门免谈世事，在杭州小孤山附近找个老房子住下，从此不问苍生问鬼神，把脑子里面记载着的“有用”的知识统统忘记，做一个在智商上毫无优越感的人。 烧死布鲁诺，烧得好！ 磕红丸，一天三颗！ 炼丹修禅，打卦扶乩，问籤求谶，正经事！ 等到那时，我每天想着无用的事，说不定能写出几句诗，不过是做不了诗人的。其一，作为诗人，我前半生污点太多，我读过理工科，亲历过数次暴乱，竟然没有去掺合一下；其二，我是绝不会因诗意而死的，反革命言论不写就不写吧，“孤独”的心境时常有，靠暴饮暴食排遣足矣，写诗赚不来酒钱，只能抖擞精神腆着一张老脸出山，“作文辅导老师侬要勿啦？数理化也能教！” 我又再次想起了老头子的那句话，“你应该是个诗人。” 终于等到了高中文理分班，我左思右想，虽然以后的日子应该衣食无虞，但还是想学个所谓一技之长，用俗世的标尺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事一事权贵，为五斗米折一折腰。于是乎怀着阴微的心情进了理科班，上午依旧思考中午饭吃什么，下午依旧打盹，依旧思考人生。第一次物理测验的结果出来，我一看，从分班之前的全班倒数第十变成了分班之后的理科班倒数第一。抬头瞧一瞧物理老师，伊真可怜，学识满腹，却要为了五斗米打发我这种学生。遂不再想，趴下便睡。 熬到毕业，上了一个因为理工科闻名的大学，写论文，做实验，坚信科学能拯救世界。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导师讨论伊新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数学模拟部分做的颠三倒四，我基本没看懂，伊说伊也没懂，我满心疑惑，“没用的模拟你放这儿干什么？”伊诡秘的一笑，“这个模拟做出来的图放在论文上好看。” 我想，就在那天我的“科学拯救世界”理论被碾的粉粉碎。 上到高年级，对科研成果里的水分见怪不怪，“这是被广泛认可的理论”等同于“我找不到参考文献”，“以三个菌种样本为例”等同于“其它的菌种都被污染了”，对论文中的语言偷梁换柱成了一个技术活儿。 认识了一个和我选了同一门课的黑人兄弟，伊实验报告分数极低，在实验室外面闷闷的抽烟。我看了伊的报告，伊真是个老实孩子，有一部分实验数据的误差比样本本身还大，伊也敢往报告上写。我教育伊说这报告不是这么个写法，伊那张大黑脸绷的笔直，“绝不在科学中弄虚作假”，我担心伊这么弄下去连毕业都有风险，伊说伊不在乎，伊真心的热爱科学，伊愿意一辈子泡实验室，哪怕研究出来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的天，原来我错了。 理工科学校里也有这般愿意为“科学的诗意”而死的无用之人！     （采编：何凌昊；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妇女节特稿＞婆媳之争：中国女权史的一条线索 ＜天权＞卢瑟，伦敦和《金瓶梅》 ＜摇光＞责任的来源 本期主题：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评长春马六事件 无觅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聖誕後，正在旅途中。收到景明來信，說高華走了。 　　 　　　　她同時向幾個朋友轉達了高華最後的問候，她說，“高華情況惡化後，口很幹，電話來了，都由太太代答。這天他接過電話，問我，聖誕節到哪裏去玩？然後讓我問候香港的朋友，慢慢將一個個名字念出來。” 　　 　　　　景明說：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她很懊悔地說：“我是那麽笨，完全沒有想到他是道別，失去最後的機會告訴他：高華，我們愛你。”我想，她不是沒有料到，是內心拒絕相信，高華病後五年裏，景明每隔兩三天會打電話去問候，不論對面出現什麽情況，她都會以最輕松得體幽默的方式化解和安慰。假如偶有幾天沒接到景明電話，高華反而會擔心景明出什麽事了。如高華夫人說，景明是上帝給我們送來的天使。在高華面前，她是最無須懊悔的一個。 　　 　　　　我是痛悔的。尤其收到來自天堂門前的問候，心被瞬間穿透，留下一個永遠不敢回望的處所。得到的太多，回報的太少太少。那種感覺，就象回想自己已經遠去的親人。相信這樣的感覺很多朋友都有，行文至此，深感語言貧乏。此後一個月，我一直不由自主在看有關高華的消息和文章。常常想，同代人裏，高華為何如此與眾不同，沒有一個人如高華那樣，能得到那麽多不同類型朋友的敬重；他的成就似乎在把他推到高處，他卻始終很自然就踏踏實實留在地面，沒有一點點虛飾，真實、幹凈。有朋友試圖在尋找塑造他的文化根源，我發現，沒什麽道理可講，別人也學不來，是上帝就把他造成這樣，對高華，一切只是順其天性。 　　 　　　　2010年底，高華病重惡化來上海檢查。我恰在上海探親，就和朋友一起去醫院探望，順便一起吃飯聊天。去之前想到他的病情，我們不由緊張。可面前的高華還是原來那個透亮的高華，心態健康、積極光明、就象沒有病。高華不是“硬漢子”，緊張害怕難過都有，他只是給自己劃出一條線來，就能做到不跨越過去。見面後，還是他的歷史話題，還是對歷史細節的嘖嘖驚嘆和稱奇。探視變成了愉快聊天，聊得我們忘記了他的兇險病情。照料他的孫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對高華的照顧盡心、周到、細心。看後來的追悼會錄像，那個難以控制想去喚醒高華的，就是小孫。飯後他起身去廁所，因腹水起立緩慢，看他小心移步的背影，聽小孫匆匆談檢查結果，我們的心驟然落入谷底。高華回到桌旁，從我們不會掩飾的臉色猜到話題，就主動和我們聊了幾句自己的情況，平平靜靜。 　　 　　　　所以，不論何時提到高華，我不由提到的都是他的“人”，而不是“學”。而高華是以其學術成就而成為高華的。高華有他獨特的學術軌跡。 　　 　　　　我一直對景明說，高華其實是個特別的老實孩子。高華曾回憶，在文革中的1967年，他看到街上的大字報有“葉劍英講話”，說毛主席要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的腦袋轟的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註定要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了。”他趕緊去找了自己的小朋友賀軍，告訴他這個消息。他們討論下來，才一致認為，這不可能，這“違反了科學常識”。那年高華將臨十三歲。 　　 　　　　走過那個時代的孩子都會同意，童年的高華和賀軍並不尋常。在1967年，家庭受到文革抄家和沖擊的孩子不計其數，但是，因此就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不要說小孩，成年人都屬鳳毛麟角。而對待一個毛澤東高壽年齡的細節上，又看得出他不但還是個孩子，而且是個認真老實的孩子。 　　 　　　　高華是天生對歷史好奇，看他從小的閱讀方向、入迷地細心琢磨歷史時事和人物事件來龍去脈，這是天生素質。可是，是什麽決定了他的研究專題？感謝景明轉來了高華學生黃駿找到的資料，讓我看到高華內心深藏的情結。 　　 　　　　那是高華父親年輕時代的故事，高華父親的好友殷毅為他寫的個人史《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高華為論文集《在歷史的“風陵渡”口》寫的序言中說：“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識分子，父親因家貧，十二歲就在電鍍廠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著做夥夫舅舅的撫養，才讀了小學和陸續讀完初中。”這樣的青年，很自然就希望改變社會不公，容易被左翼思潮吸引，他在1946年加入地下共產黨組織。由於學了報務，最後他作為共產黨間諜，進入了當時首都南京的國民黨情報機構核心，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此後又進入南京警察廳本部電信科總臺。他的經歷幾乎就是電影《潛伏》主角的翻版，出生入死，比電影還電影。1949年以後，高華的父親是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代正科長。五十年代初，南京開始對原來地下黨作徹底清理整頓，和高華父親一起被送蘇州審查有十個幹部，其中八個是分局和局級幹部。結果，其中九名被認作“敵人”逮捕，有人後來死在獄中。幾十年後又全部平反。高華父親雖幸免入獄，也在1954年被開除黨籍；在1955年毫無證據被定為“國民黨特務”，調去小學教書；1958年在沒有任何“右派言論”的情況下被定為右派，被毆打、發配農場勞動；在1966年的文革，為避免被打死，他離家出逃，高華那年12歲。這是自己的父親，他是共產黨功臣，對“自己人”如此殘酷的肅整殘害，入迷於歷史的高華要尋找謎底，這和張鳴研究土改一樣。高華只有在參透了延安整風、張鳴只有在厘清了土改，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轉向其他歷史選題。那是他們生命中必須先解的情結，而龍應臺，百轉千回，也必要傾其心力走向《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高華父親就是一個“後延安整風”的犧牲者。 　　 　　　　高華是個老實人，在胡傑的采訪中，他承認自己認知的“過程”：“那本《革命年代》是我二十年寫的文章的一部分。這裏面有些變化，有些沒有變化……立此存照，讓讀者可以看到哪些變，哪些沒有變。這幾十年，我講的五零年代，就是我成長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相當大的，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對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它再見。” 　　 　　　　1999年，高華在他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之時，他的否定是有限度的。他有清楚的價值取向：“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同時，他不僅對紅色思潮的大量參與者充滿同情，他們就是他的父親，而且，他“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國共產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他的否定是聚焦在黨內“極左思潮”、“權謀政治”下內部整肅的“觀念和範式”，他父親遭遇的整肅，正是這一套路的翻版。我想，這是高華在1999年的真實認知，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紅色思潮是歷史進程的一個必然產物，另一方面，他也還在和主流影響告別的大半途。但是其後，高華的一系列研究如《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等等，他的否定已經完全超越了政黨內部整肅，而擴展到他父親在遭到整肅之前，也參與期間的那場旨在顛覆法治的革命。他在為他父親參與的革命所迫害的靈魂和被鎮壓的和冤魂伸張正義，那裏有張鳴的父親、胡平的父親、有他許多好友們的父親；待高華在最後歲月讀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的反應特別強烈。在他俯首痛哭的時候，我想他一定會想到一九四九年自己父親的潛伏，他是此方的孤膽英雄，是彼方的內奸罪人，那千千萬萬青年，如他父親一樣，懷著美好理想，卻誤陷一個註定要進入的悲劇。而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另有一種超越“敵我”的價值在。高華寫道：“歲月無聲，江山有情，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此時的高華，他早已經和父親參與的革命，和“主流影響”，徹底割裂。 　　 　　　　高華寫作是平衡的。你可以看到偶有內心強烈的觸動欲躍出紙面，但他天性的溫和及學者修養令他克制。我也在想，為什麽讀《紅太陽》，一點讀不出高華當時的認知局限，為什麽它無疑能夠成為傳世之作？謎底就在於老實的高華要求自己“求實求真為依歸”，高華寫道，“我認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因此，高華的著作只從“實證研究”角度作分析性論述。雖然他認為對這段歷史作理論分析也“極為重要”，但是謹慎的高華“又擔心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他著力於細節記錄、“個案研究”。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便不由自主地超越了他的局限。假如他不在後記中強調，讀者甚至不會感受到這種局限的存在。高華記錄的史實在說話，在突破這個局限。 　　 　　　　高華走後，我重讀高華這七百頁巨著條理如此清晰。他選擇延安整風為主要對象，是極為明智的選擇。因為延安整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全套整肅套路，它涵蓋了整肅“觀念、範式”的方方面面，配合編織的天羅地網已經成熟成型。而它的結局恰是絕對個人權威的確立，“紅太陽上升”。但是，高華的嚴謹記實，同時在指點一條他自己並沒有用理論去闡述的清晰路徑。 　　 　　　　延安整風是一場內部整肅，而它是1930年至1931年“肅AB團”的一個擴大翻版。它依據是國際紅色思潮的理論，確立一個超越傳統法治中“罪與非罪”概念的階級敵人概念。這個敵對階級，就是有產階級。紅色思潮起於西方工業革命突發的勞資沖突，所以“敵我”階級對立中，資產階級成為這個“敵”，產業工人成為“我”。紅色思潮湧入中國後，高華指出，它演變為一場農民革命。毛澤東的黨變為“農民黨”。也就是說，地主富農甚至在極端時任何有地產的人，都可能成為那個“敵”，而國民黨被認為是“代表了”有產階級，才成敵對政黨。黨內“土地政策”的“極左路線”和非“極左路線”之爭，只是這個“敵”的群體是只含“地富”，還是再劃入中農甚至一切有土地者。毛澤東就曾經主張沒收所有私有土地。 　　 　　　　於是，傳統社會“罪”和“法”的概念被顛覆。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但合法擁有土地者，是“有罪”的敵人，殺了這樣的“私產擁有者”，可以是階級鬥爭的正常行為，所以這樣“殺人”可以是“無罪”的。從“土地革命”（或者叫“土地改革”）切入的對“法”的顛覆，這是中共黨內整肅的理論根源。任何人只要被劃入這樣的“敵人”陣營，就可以任意殺戮。 　　 　　　　高華讓我們看到，甚至在“肅AB團”兩年之前，最早的內部整肅，即毛澤東在1928年領導的“洗黨”，期間“打擊矛頭”就已經可以“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而“肅AB團”的借口就是：“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地富路線控制”，並且可以“給負責人任意扣上’富農帽子’”。“洗黨”起於在內部“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那些被戴“富農帽子”、被當作“地主富農”整肅的幹部，當然不是真的擁有土地的“真地富”，而是被指控其思想立場站在地富一邊，推行“地富路線”。此刻，說不清道不明的“思想路線罪”，對被整肅的幹部已經可以是遭受酷刑和被處極刑的借口了。沾上“地富”二字，就獲得了高華所說的“鎮壓的正當性”。 　　 　　　　高華的如實描述，讓我們看到一條線索，延安整風之前是“肅AB團”、“肅AB團”之前是“洗黨”，再輕輕一扯，就可以扯出關鍵：起源於西方的紅色思潮理論在為中國共產黨內整肅異己提供“觀念”：每一個紅區的建立，“打土豪”都是第一要素。 　　 　　　　地主富農成為可任意處置的“敵人”群體，成為受迫害的核心。法律被徹底顛覆後，定罪失去標準有罪群體和“罪名”就可以任意擴大，只要和無限擴大的罪名沾點邊就可以是死罪。罪名可以是有產者，可以是有產者的子女、可以是有利於有產者存在的政黨，可以是有利於保存有產者的路線甚至想法。“肅AB團”時，紅軍“群眾”有“動搖”、“表現不好的”，都“應捉拿”、“究辦”了。那是個人人自危的可怕社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名紅軍內肅出了四千四百余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 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為革命出生入死的紅軍遭遇尚且如此，遑論“外人”。 　　 　　　　發端於蘇俄的逼供、酷刑、殺戮，劃罪、提供了肅、整“範式”，再結合中國式“個人權謀”的嫻熟運作，從打土豪、殺地富，發展到內部肅整，尤其是延安整風，高華展現了肅整不斷操練、直至爐火純青的細致發展過程，令人信服。 　　 　　　　1949年，五萬萬四千萬中國同胞，許多人扭著剛學的秧歌舞迎來延安。他們對這段延安歷史毫無了解、對這套“觀念和範式”的實質意味著法治消失毫無概念，所以也不會料到，他們從此再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安全。他們沒有去延安，是延安走向他們， 還是從土改開始，紅區打土豪變為全國性土改，開始攪動漩渦，延安進入城市，敵人的罪名也在擴大。從此大家身不由己，一批批被慢慢被卷入一次次整肅，漩渦越轉越快，卷入的人越來越多，直至文革深淵。成千萬人成千萬的人，沒能幸存。更可悲的是，幸存者也還是一臉迷茫：不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大家又速速接受官方解釋：噩夢只是起於中國偶遇幾個壞蛋攪局，現在一切撥亂反正，可以高枕無憂。 　　 　　　　1989年，文革結束十三年。父親已經平反，高華進入紅後代的行列，而且是紅色功臣之後。隨文革後“平反”的逐步展開，父輩恢復名譽，這是許許多多紅二代的共同經歷。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忙於準備接手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一些人利用家族優勢拓展事業，許多人過著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一些人，在籌備將軍子女合唱團，歌唱悠悠延河水，巍巍寶塔山，頌揚父輩起於延安聖地的榮耀業績。 　　 　　　　此刻，只有那個獨特的高華，已經老老實實讀了太多太多真實的延安故事，他在簡陋公寓的一個寫字臺前坐下，一個老式收音機裏，正在播放紅色先驅蘇俄的崩潰。 　　 　　　　高華展開稿紙，是時候了，他要寫出這段幾近淹沒的歷史，領我們，他現在和未來的朋友們，領他的同胞們，去看看他們災難的源頭。 　　 　　(轉載本文請註明“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以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