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仍正常生产且产能倍增
2011年8月，福佳大化PX项目也曾引发群体事件，大连政府决定项目停产搬迁。而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该项目原70万吨PX项目仍正常生产，且后期又新投放70万吨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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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商人徐明的沉浮与薄熙来
从英国海边休闲胜地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顶层公寓里，目前已被免职的中国领导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看着窗外的一只热气球。游客在热气球上可以将地面的情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的。她想好了，大连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当时，她的丈夫正担任这座中国城市的市长。 谷开来找到热气球的老板，问热气球怎么买。然后她让这些人与大连商人徐明取得了联系。徐明在2000年年初拿出了购买一只热气球的资金。有照片显示，当年晚些时候他和谷开来一道登上了伯恩茅斯的那只热气球。 通过实现大连市第一家庭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徐明似乎取得了不菲的回报。薄熙来从1993年到2001年担任大连市市长，期间徐明在这座城市积累了一笔财富。几年过后，身为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的徐明登上了中国富豪排行榜第八名的位置。 现在他遇上了麻烦。据知情人士说，今年3月下旬，在中国政府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之后不久，徐明即被扣留。从那时候以来，此人一直不见踪影。知情人士说，照他们的理解，调查人员正在盘问徐明与薄熙来一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与谷开来的商业往来，以及他在帮助谷开来之子薄瓜瓜赴国外读书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因涉嫌杀害一名去年秋天被发现死于重庆的英国商人，谷开来本人已被羁押。记者无法联系到谷开来、薄熙来和徐明，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 徐明被扣凸显了薄熙来丑闻蕴含的一种更普遍情态：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金钱与权力已经交织在一起。 在中国，很多商界领袖都要依赖他们与共产党官员的密切关系。这些官员的权力无所不包，如制定政策，分配政府合同，分发国有企业信贷，以及控制警察、媒体和法院等。这些商界领袖常常是通过各种馈赠和优惠来培养他们与官员的关系。 在共产党禁止公众质疑自己的体制下，这类关系很少曝光。商业往来常常通过空壳公司和离岸工具而被掩盖。 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商人与政治领导人的密切关系并非薄熙来独有，各级政府都存在这种关系；你给我找找，有哪位中国市长没有这类特殊关系。 这些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在于，当共产党时不时杀鸡儆猴的时候（现在是拿薄熙来开刀），那么与这个挨刀者有关联的人以及亲戚朋友也会受到牵连。 本周，柬埔寨警方说中国已要求引渡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Patrick Henri Devillers)。上世纪90年代他住在大连时，与薄家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英国的公开记录显示，德维莱尔与谷开来的住址同为英国南部城市伯恩茅斯的一个地址。德维莱尔曾被拍到和徐明及谷开来乘坐飘浮在伯恩茅斯上空的热气球。 虽然薄熙来与徐明年龄相差20岁，但两人之间相当“投缘”。 薄熙来1993年担任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市市长时，徐明差不多是22岁，刚刚开了个小公司，做鱼虾出口和土石方项目。 薄熙来推出了一项计划，希望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工程将大连建成集运输、时尚和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中心。他这么做显然是急于给中共高层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 知情人士透露说，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候，徐明在一位美籍台湾生意人的帮助下，被引荐给了薄熙来及其妻子。 这位知情人士说，徐明此人十分聪明。 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徐明的公司发展成了一个涉及塑胶、金融和地产等业务的大型国内企业，这主要得益于与薄熙来打造大连计划有关的当地政府政策及工程合同。 大连实德的网站显示，成立头几年，该公司承接了很多土石方工程项目，先后参与了30多个政府大型土石方工程，其中包括位于大连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广场、大连金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星海广场等。但很快，徐明把目光投向了土石方工程以外的领域。 1995年，大连实德与一家德国公司联手，开始制造塑钢门窗型材。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运营这一项目要得到市长薄熙来的批准。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薄熙来1996年下令，全市多条主干道两侧建筑及部分住宅小区居民楼须安装塑钢门窗。中国中央政府办的一份杂志曾报道称，为了加快塑钢门窗的安装速度，大连市政府还提供了相应补贴。 这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公开资料显示，大连实德后来成为荷鲁斯咨询投资公司(Horas Consultancy)的共同所有人。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过去曾在该公司为投资中国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徐明还曾于14年前陪谷开来和薄瓜瓜去英国物色学校。此人说，他们还顺道去了奥地利和德国滑雪度假，并且说一切开销都由徐明承担，无论是机票，还是送给薄瓜瓜的电脑游戏等其它礼物。 这位知情人士说，整个旅行花了10多万美元，并且补充说，徐明都是用现金支付，这些钱分别带在随行人员身上，这种情况当时曾引起移民官员的怀疑。 这位人士说，他们在英国参观了薄瓜瓜后来所上的三所学校：Papplewick、哈罗公学(Harrow)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这位人士还说，谷开来涉嫌杀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至少帮助安排了他们与其中一所学校人员的会面。 2000年，在谷开来带着薄瓜瓜搬到伯恩茅斯之后，徐明再次前往英国拜会。当时薄瓜瓜还没有开始在Papplewick读书，正在伯恩茅斯学英语。 正是在2000年那次行程期间，徐明被拍到和谷开来一起乘坐她在自家屋顶花园艳羡不已的那只热气球。 一位参与那笔热气球交易并拍下那张照片的人士说，她觉得大连也应该有一只热气球，徐明似乎相信她的判断。 事实证明，花了数十万美元的大连热气球项目命途多舛。不仅费用超支，热气球还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但徐明的事业却继续兴旺。 在购进热气球的同一年，徐明的公司收购了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大连足球队。据体育记者和大连实德的一位高管说，徐明很少去看比赛，但把俱乐部看成推广公司品牌的一个途径。 薄熙来对球队感兴趣，则是因为他要用球队来提升大连的形象。大连实德公司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显示，薄熙来在和徐明一道视察徐明从英国购进的热气球时说：“大连足球实际上是大连城市精神的体现。” 2004年，薄熙来赴北京担任商务部部长。不久之后，徐明的大连实德集团就成为商务部发牌允许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几家民营企业之一。 2005年《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34岁的徐明名列第八，是两名最年轻的富豪之一。此后他成了国际商务会议上的常客。 到2009年，大连实德对薄熙来任职的另一个城市──重庆产生了兴趣。当时薄熙来已经是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和香港的公开资料显示，实德高管在重庆设立了一家公司，名为天实安德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家公司在重庆做过什么尚不得而知。本报记者致电其总部，无人接听。曾有多篇官方媒体的报道说，这家公司投资了薄熙来支持的重庆“两江新区”项目。 在今年1月的大连实德年会上，徐明着重谈到了房地产。据一位出席会议的公司高管说，徐明当时表示，在房地产行业投资200亿元，五六年过后应该就会获利1,000亿元。 知情人士透露，与薄熙来一样，徐明不惮于夸耀自己的成功果实。前不久他买了一架由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生产的私人飞机挑战者(Challenger)，并送自己的儿子去英国哈罗公学读书。 徐明虽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但在真正发声的时候，他跟薄熙来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与抱负。大连实德的公司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徐明接受采访的文字稿，其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刚从大学毕业时，谁不想当总统？ 徐明还说：你愿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我就是我！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过去一年，当薄熙来为入选中共最高领导集团而活动时，徐明也在私下里谈到说，打算把大连实德建成国际大品牌。 编制中国富豪排名数据胡润百富榜(Hurun Rich List)的胡润(Rupert Hoogewerf)说，徐明非常热情，也非常乐观。大约一年前，胡润在上海一个私人会所里见过徐明。胡润说，徐明传达出的意思就是：看着吧，10年后大连实德将是个超大的公司。 徐明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件事到目前为止仍是个谜。中国有关部门4月10日曾宣布称，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另外，有关部门还说，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党内职务，接受立案调查。但具体违反了什么纪律，没有明确指出。 然而，关于徐明的事，中国政府却始终保持沉默，警方和其它部门要么拒绝置评，要么说不知道这个人已消失。 大连实德除4月21日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外，也拒绝置评。声明说，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与徐明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大连实德均表示，他们认为徐明是被中共中央纪委扣住了。中央纪委目前负责薄熙来一案的调查工作。大连实德的一位高管说，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在调查有关徐明与薄熙来关系的一切。 这位高管说，大连实德的管理层在4月的最后一周对员工通报了徐明失踪的消息。他们说，就是因为失踪这件事，那些给大连实德提供了200亿元（合31.5亿美元）房地产投资贷款的中资银行要求提前还款。 这位高管说，5月中旬，大连实德的管理层再次召开会议，宣称收到了徐明的来信，信里说他将辞去董事长一职，并任命他的哥哥徐斌接手自己的工作。这位高管说，在这之后，那些银行同意给我们再宽限一些时间。 这位高管还说，徐斌说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这位高管说，徐明对徐斌说，自己在接受调查，不用担心。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有关徐明的消息。 JEREMY PAGE / BRIAN SPEGELE 相关日志 2012/05/09 — 博讯:薄熙来案：徐明供出更多关键人物，大连原班人马几乎全卷入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19 — 大连曾在1996年下达市长令 推广实德塑钢窗 2012/04/13 — 5人小组负责薄熙来案 涉大连副市长女儿之死 2012/04/13 — 亞洲週刊:薄熙來從大連開始的秘密 2012/04/12 — 星島日報:薄熙来「三宗罪」 两会期间乘徐明飞机私自离京返渝 2012/04/10 — 薄瓜瓜在英美读书费用，全部源自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 2012/04/01 — 消息称徐明被控制系因实德违规抵押非产权土地获贷款15亿 2012/04/01 — 大连实德内部通知证实董事长徐明失去联系18天 2012/03/31 — 消息称大连实德遭中纪委调查 董事长徐明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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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称徐明被控制因实德违规抵押非产权土地】据@财经国家周刊 引知情人士消息，徐明被有关部门控制起因是：其在用当地一块产权不归大连实德的土地为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15亿元去外地投资过程中有违规。与徐明同时被 控制的还有当地银行一些高层。徐明目前为大连银行董事。 【《财经》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旗下《财经国家周刊》4月1日援引大连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被有关部门控制的起因是：其在使用当地一块产权不归属大连实德的 土地为抵押、向当地银行贷款15亿元去外地投资的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与徐明同时被控制的还有当地银行的一些高层。徐明目前为大连银行董事。 3月31日，《国家财经周刊》网站报道称，徐明因涉嫌经济案被控制。报道称，与大连实德有着密切业务关联的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开始追缴实德的贷款，并对其全面停贷。 4月1日，新浪财经证实，徐明已取消博鳌亚洲论坛行程。 – 对大连企业的贷款调查早就开始了，各金融机构都在搞，这个是公开的信息。 徐的发家与不厚有较大关系，那些年就是不厚主政大连和辽宁的时间，不过徐还与天线宝宝的老婆关系密切，并给不少太子党洗钱，不过这次调查估计应该限定了范围，网上说的中纪委调查困难，可能就是牵扯的事太多了，带出来太多其他权贵，所以有些棘手。 实德正在变卖一些边缘资产，实德本身的资产估计已经被冻结了。 万达和本山的事不知道是否谣传，不过王健林近日还公开露面过，应该没事，但此次随徐被抓的还有一批大连企业家，估计都是当年与不厚有过交易的。 看来团牌这次是要往死里搞不厚了，瓜瓜不知道以前存钱没有，否则真的只能在海外写《青楼梦》了。 相关日志 2012/04/01 — 大连实德内部通知证实董事长徐明失去联系18天 2012/03/31 — 消息称大连实德遭中纪委调查 董事长徐明被控制 2012/03/21 — Emyn:关于银监会在大连的动作 2012/03/20 — 清查涉大连信托公司 银监会称正常检查(你信吗?) 2012/04/02 — 《商务周刊》旧文：徐明帝国幻象 2012/04/01 — 万达被传数位中高层吃“散伙饭”发言人否认 2012/04/01 — 华尔街日报:海伍德死前透露其失宠于薄熙来妻子 2012/03/31 — 赵本山资产曝光：身家十亿 产业三十亿 2012/03/31 — 商务周刊:徐明帝国真相–2001年突然飞来40亿 财技转折点 2012/03/30 — 传薄瓜瓜仍在哈佛正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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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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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年格瓦拉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 所见所闻 , 民主 , 社会 , 法治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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