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

动向|牟传珩:习近平扛不起的共产主义大旗

民间“非共”思潮席卷全国正当海内外舆论广泛聚焦,《学习时报》公开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首次表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命题时,近日中共当局高调大谈“共产主义”信仰。为此,共青团中央特别推出了“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却遭到网上民意的激烈反弹。北京政协委员、红色太子党任志强说自己被这句口号骗了十几年遭五毛们围攻后,九月二十二日更撰写了长文,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接班人”表述的荒唐可笑。接着,中共团中央宣传部长赤膊上阵,亲自写文章攻击任志强,招致地方共青团组织一哄而上。而党喉舌《环球时报》则紧跟助阵,进一步挑衅民意,结果激起更大的反对声浪。一时间,来自网络的民间“非共”思潮,席卷全国,已经导致中南海陷入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即使中共鹰派少将罗援也承认,现在的民心向背是:“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九月八日,中纪委书记、太子党王岐山在“二○一五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上,首次谈到中共合法性问题,并强调其源自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王岐山自证“合法性”的悖论王岐山如此自证执政合法性,不过是意识形态宣传的一贯逻辑。他从貌似合理的前提出发,暗含貌似合理的逻辑推论,但结果却推出了一个自我指涉的矛盾式,使之陷入了无法解脱的两个自证悖论:其一,如果中共暴力夺取政权成功就具有合法性,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不合法的政权产生,人类对政权合法性的追问与证明就失去了现代意义。据此逻辑便可得出,作为前朝国家人格的继承者——国民党政权,曾经也是打败满清统治的胜利者,也可谓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共产主义的暴力推翻,岂不就是非法性的暴乱反叛,本身就不具有正当性?其二、如果王岐山认为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背叛初衷,搞“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拒绝还权于民,已丧失合法性,因此中共的“暴力革命”具有正当性,那么今天中共同样拒绝“一人一票”,而且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发挥到极致。以王岐山的自证逻辑,岂不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并由此证明了今日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还以革命,同样有了政治正当性。其实,王岐山当此之时,强调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隐情,就是中共太子党们已经深陷于执政合法性危机的恐惧。中共以往的“共产主义”说教,早已陷入在当今中国是代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两难境地。如此自我解构的政治信仰,决定了他们在以市场经济为执政的条件下,不可能成为劳资冲突的中立人或仲裁者,其“三个代表”更是非驴非马,自我否定。由此验证了其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早已瘫塌,其执政合法性更是失之无据了。然而,习近平上台初始就逆潮流而动,刻意要挽救颓势,重整共产主义旗鼓。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他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二○一三年一月五日,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接着又大谈“革命理想高于天”。由此可见,习近平刻意要在中国大陆,将一直萎靡不振的共产主义推向高潮的用心所在。共产主义遭唾弃太子党兔死狐悲其实,在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以同类为仇恨或消灭对象的暴政:一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它主要以侵略或征服其他民族、称霸或统治世界为野心,以虐待、残害或屠杀同类为对象,在全球范围酿成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命、财富和精神损失;二是马列共产主义,激化阶级斗争的暴力革命,主要以消灭政治异己,镇压人民反抗为特征,和打击、迫害或消灭有产阶级为对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辟了另一个红色恐怖的世界,在每个以“苏维埃”为模式的国家中,都无一例外地不仅制造了国内政治对抗,也“输出革命”,酿成对同类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斗争的恶果。二○○七年,在深受共产主义灾难的乌克兰首都基辅秘哈伊尔广场,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公开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共产极权政权。他表示,“全世界谴责共产主义暴行的时刻就要来了!”尤先科在此次活动上特别强调:在谴责共产极权主义以前,乌克兰必须穿上“洁白的衬衫”,去掉身体里共产极权的烙印。他表示,布尔什维克罪行、斯大林罪行、法西斯罪行,他们都具有一个性质,就是“仇恨人类”。记得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将共产主义比作恐怖主义,称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他说,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二十世纪人类的惨痛历史永远铭记:无数中国人,在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死于非命;柬埔寨人被刺死于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东德人遭射杀在柏林围墙上;波兰人被屠杀于卡提恩森林;伊索比亚人被屠宰于红色恐怖;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死于尼加拉瓜桑定独裁政权;而古巴人则溺死于投奔自由的海洋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的今天,许多国家都像送瘟神一样,尽一切可能迅速地抛弃共产主义历史,“暴力革命导师”列宁的雕像,也早已被纷纷推翻粉碎,而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噱头,残害人民的大大小小刽子手们,也无不遭到正义的审判。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大旗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破落的现实,和所有以“苏维埃”为模式的执政党,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普世价值唾弃的结局。日前,中共鹰派少将罗援接受陆媒采访,谈到游历罗马尼亚的体验,感慨共产主义落败时,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地说,“共产党人连骨灰都难留”。其实他是对那些血债累累,残酷实施了反人类罪所遭到历史报应者的命运的由衷恐惧。作为中共太子党的罗援,发出如此强烈的恐惧,立即引发舆论的广泛热议,被认为这正是在今日中国当权的“少东家”们,集体心声的生动写照。当此之时,曾抨击前苏共倒台竟无一“真男儿”的习近平,又岂能螳臂挡车,扛得起共产主义这面早已破落的大旗?《动向》2015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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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报|冯海闻:朱云来吃了豹子胆,挑战中共第五代

前总理朱熔基之子朱云来近日就中国经济政策发表「惊人之语」,抨击中共第五代目前实施的政策本末倒置。由于朱云来身份特殊,他公开发表这些言论,让人浮想联翩。前总理朱熔基之子朱云来朱云来十月十六日在新加坡高层论坛上表示,政府不断投入稳增长项目,其实是给旧的经济产业找借口和出路,最终阻碍改革进程。健康的发展模式应是将政策主基调从「稳增长」转变为「调结构」。朱云来认为,一系列稳增长项目其实是非市场因素的投资行为,为中国旧经济产业保底,阻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很多项目可以索性停止。朱云来还称,今年国家已经投入了接近二万亿元的稳增长项目,其实很多都是资源浪费,为过剩产能兜底。如果政府担心社会问题,直接去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可能不需要花二万亿元。建造那么多的公路,其实并没有这么庞大的需求,最终收不上费其实是亏损的。朱云来这番论调与第五代目前实施的经济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值得注意的是,朱云来这番讲话发表之后,当天内地各大网站大量转载,并置于显眼位置,但一天之后,这番讲话却被全部删除。显然,内地对朱云来的讲话有不同看法。朱云来是朱熔基之子,曾任国企中金公司的总裁,其一言一行都令外界关注。按理,如果他对现行政策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通过私下渠道向第五代「进言」,或者按照「组织程序」撰写报告,但他选择在公开场合抨击,让人怀疑他另有目的。金融领域 风声鹤唳早前中纪委放风开始重点巡视各大国有金融公司,要揪出金融领域的大老虎,随着中证监主席助理张育军以及中信证券等一众高层被调查,整个金融界风声鹤唳。众所周知,朱熔基当年主管金融领域十年,在金融界培养了一批人马,不少现任金融界高官都带着朱系人马的特征。正因为此,朱云来今次放话,多少有点放言警告第五代的味道。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有大企业很多表面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早被一些豪门权贵暗中控制,比如电力系统、电讯系统、石油系统、银行系统,很多都成为权贵们的囊中之物。今次第五代将周永康拉下神坛,清洗蒋洁敏、苏树林、廖永远等石油帮一众干将,才将石油体系真正收归国有。如今金融系统又大整风,那些既得利益阶层难免会有所动作。来源:太阳报 / 冯海闻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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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刘云山子刘乐飞亲信疑涉违法交易被捕

大陆股市在当局越救越跌之下,据财经网报导,北京当局日前突然宣布对三个机构的10多名有关人员进行拘查,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等8人,当局指他们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而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刘乐飞,正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据 苹果日报报导,徐刚就是刘乐飞的直接手下。

另南华早报引述中国证监会一名前任高层披露,这次的拘捕行动,其实早已在好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展开调查,“调查焦点并非只是有关目前的股市调整,而是涉及更广的层面,比外界想像的还要复杂”。

报导指,徐刚是1998年加入中信证券,去年薪酬为502.42万元人民币,拥有中信证券股份87万股。当局没有举出徐等人涉何违法证券活动。但由于涉案人数多达8人,料非个人行为,身为中信证券副董事长的刘乐飞恐怕亦难卸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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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习近平是亡党之君,还是开创新局?

今年七一,是中共建党94周年。因为不是逢五逢十,官方不会大张旗鼓地纪念,面临各种生存压力的中国民众更不会有多少人在意这个日子。它只是提醒人们一个事实:中共离“百年老店”的门槛只有一步之遥。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中共经历了从诞生、青少年和壮年时期,现在已进入风烛残年,百病缠身,来日无多。应该说,习近平上台前对中共的现状是很清楚的,知道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不想做亡党之君。习上台后,用“中国梦”开局,宣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下大力反腐,企图扭转颓势,再造共产党,使其起死回生,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告慰以毛泽东为首开创红色江山的父辈。作为红二代出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借反腐震慑官场,树立个人权威也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他昧于大势,反腐的目的和采取的方式,与世界潮流和人心所向背道而驰——反腐只是为了救党保权,只反贪官(老虎苍蝇),不反皇帝(一党体制),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习近平的困境习近平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党国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而他本人恰恰就是这一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本来反腐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心可用,但习近平怕危及一党天下,不敢动用民间道义资源,反而把要求公示官员财产的活跃人士抓进监狱,结果只是习王两人与整个官场孤军作战,虽然占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却缺乏体制内的支撑力量,势单力孤。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既挫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场,两头失塌,里外不是人,陷入“不反腐亡党,反腐也要亡党”的两难困境之中。本来,习近平准备重判周永康,借其项上人头,来震慑官场,彰显铁腕反腐的决心,但遭遇滑铁卢。对周永康来说,其实判死缓和无期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但党内高层就是不买习的账,由此可见习王的孤立,不得不做出妥协,高层反腐到此为止。在此之前,反腐已经受到党内各方的抵抗和反弹,显示出大局逆转的迹象——先是两会期间曾庆红的秘书高调反击中纪委“庆亲王”的影射文章;接着,郭文贵在海外揭胡舒立的隐私,影射王岐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成为大局逆转的重要节点,此后高层反腐戛然而止。除了来自党内的抵抗之外,令反腐大局逆转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全面下滑,实体经济一片萧条,长期积累的房市泡沫、地方债务泡沫、内贬外升的虚假汇率三大问题逼近同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更让问题雪上加霜的是,习王反腐得罪了整个官场,集体懒政怠工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场的“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习王不得不调整反腐的力度,软硬兼施,说服官员以大局为重,为党分忧。但是,习王铁腕反腐破坏了多年来中共官场的潜规则,重搞毛时代的你死我活,一人落马,全家遭殃,让中低层官员感到心寒,离心离德,表面上敷衍,实际并不真出力。“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迟迟落实不了就是例子,急得李克强干着急没有办法。而在党内高层,习王反腐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特别是以反腐为名集权,掺杂私货,为了扶植习家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把挡路的团派和江派绑在一起打,炮制周、薄、徐、令“新四人帮”的做法,受到高层各派的联手抵制,处境相当孤立。反腐能否救党?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反腐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中共官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屁股是干净的,反腐动了官场所有人的蛋糕,与整个体制为敌。如果不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反腐只是在挖党的墙角,自毁形象。借用最近《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说法是“反腐败是把双刃剑,打的是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疼的是组织,损害的是党的形象。”因为大家都在共产党这条船上,把船弄翻了,谁也不会答应。这就是习王反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孤掌难鸣,受到众多制肘反扑,搞不下去的原因。习近平铁腕反腐,搅动了江胡时代的一潭死水,已经没有退路。中共高层内部已经为此撕破了脸,目前达成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平衡,随时可能打破。习近平以反腐开局,为了救党,反而危及了共产党统治的稳定。如果反腐不了了之,习近平的新政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打虎不成,反被虎噬,势必遭到反对势力的清算,这是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心病。习近平生逢末世,心高命薄,虽想力挽狂澜,但志大才疏,缺少历史的大视野,囿守一党之私,没有勇气开创新局。他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四面出击,八面树敌,几乎得罪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老百姓非但没有得到反腐的实惠,反而受到各种打压,生计上陷入困境,党内外人心思变。习近平虽然不想做亡党之君,但这种搞法,明显逆历史潮流而动,已经把上台时的一盘好棋走成死局,照这样下去,能不能撑到中共建党100周年,只有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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