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

高王凌：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标签： 朝鲜战争 ● 高王凌       近日读到姚监复一篇文章:“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其中写道：     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杜润生老人，在“六四”以后，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党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润生突然考我：“你说，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我答道：“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决议中定的浩劫？”杜润生摇摇头后深沉地说：“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仅认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于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一种看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要务。另一种看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应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本来对两种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调和并列的二元论的毛泽东，逐步改变了模糊不定的观点，认定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认为，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     在决定是否参与朝鲜战争时，中国领导层有过激烈争论，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以外，总理和各位副总理、九位元帅及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出兵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林彪、粟裕两位战将都以有病为由婉辞帅印。事后看来，不出兵的意见是正确的。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薛理泰、赵刚：《中国国家安全的罩门——谈朝鲜半岛局势之走向》，《领导者》总第37期，2010.12，第11页）。     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事。毛连声问道：“我们出兵对吗？”“我们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刘少奇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即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沈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会见过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当时就讲过，他看过美国内部资料，在1950年杜鲁门有一个对台湾的处理方案，在大陆解放军解放台湾时，美军第七舰队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反而会将蒋介石送到菲律宾去流亡。接着，美国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企图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是大铁托，不会像东欧领导人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联斯大林。薛君度叹道：“你们共产党缺乏战略情报，判断失误，才决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     所以，抗美援朝最终取得停战协议的平局，虽然提高了国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牺牲近百万人命、延迟了建设和开放、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和遗留了台湾难题的沉重代价，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是一个建国以来“绝对错了”的极大错误（以上有删节）。     佚史氏曰：各位同学，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暨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和“放弃”。而其中不能绕开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朝鲜战争”。其影响可谓极为重大。     没错，对有关问题，我们曾在杜老领衔的研究小组中讨论过（参见《评说发展组》；我还在未“交代”的某战略研究所跟同学一起学习讨论，包括拿出几周时间给大家准备），现将其结论简述如下：（在一定的前提和时代背景下）朝鲜战争造成了几点重大的后果，即把发展军工和准备打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所谓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不是重工业而是军事工业优先）；完全断绝与美国的关系，而更靠近苏联；不再可能有较大的来自国际的物资的和资金的援助，从而放慢步伐以致改变发展模式；同时也放弃了在农业改造上学习东欧经验的可能（有关部门曾研究东欧经验，如所周知，东欧各国都没有“全盘集体化”，有的比例还很低，就不要说南斯拉夫了）。这，自然要延及内政。     不过应该说清，并不能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没有经济封锁，当时的中国就可以“改革开放”了。甚至就可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我在二十余年前即听到此一说法），这是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心结和理想目标，让他们（比如刘少奇等人）轻易放弃，不试一试，是不可能的。也有人把这称之为“历史的选择”，我则称之为“在劫难逃”。中国人必要过此一关。     姚监复的文章谈及抗美援朝的人员损失接近百万，对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不会同意。我则在小时候就听说（大概是五十年之前了）：光共产党员就死了三十万！前两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曾赴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电视报道中说到一个很高的数字，各位可去查一查。     薛氏所言，亦不无可议。如没有美国第七舰队隔开两岸，是否能一举攻克台湾，经金门一战，即不可断言。     中共之“误”，恐怕也不在“料敌”，而在于“知己”，此就事实上言，从事理上，亦未有手电棒照人，专挑客观原因者，如同一力谴责“战争”，而放过“革命”，若是如此，还要“检讨”作甚？     还有一个“不能小看”的林彪，记得去年有一个报道，说他其实是主张出兵的，但屯兵于朝鲜北部山区，相机而动，并不一定要打。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其间，许多人、事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包括打台湾），就不说他了。     我认识一位很聪明的老外，他曾读了有关的所有苏联档案，说：没看出斯大林怎么“怂恿”别人啊？我只好回答，所以说斯大林“高”啊！     各位，我始终说，“当代史”最难，而且也是对其史才、史识的一大检验，你以为如何？          2011-8-31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13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一，美国通过印度传话：不停战就要施行核打击 　　金日成在斯大林支持下于1950年6月25日发动的朝鲜战争，在1953年7月27日由交战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从发动到结束，每一步都包含了重要的“内幕”。近年来因为苏联解体，档案解密，历史学家发现，恋战好战的毛泽东之所以爽然同意签字，是因为3月5日斯大林逝世，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反对继续打下去，并通知中国，使中国不得不同意停战。 　　今年，我在化疗中精神倦怠，文笔不思，随意阅读早先购买的《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布莱特雷(1893—1981)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二战期间，布莱特雷征战北非和欧洲，担任过美军与盟军的高级指挥官，声名显赫的巴顿将军就是他的下属。战后时期他出任美军陆军参谋长与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军事方面的最高指挥官。他披露，还有另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原因，促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停战。这就是美国方面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之后，极力主张停战，并且通过印度向中国传话：“如果中国不愿妥协，拒绝结束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状态，美国将‘不受任何世界性君子间协定的约束’，将‘不限制我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不承诺将敌对状态限于朝鲜半岛’。众所周知，杜勒斯将这一观点通过尼赫鲁传达给了中国政府。”这就是明白无误地向中国宣布，如果中国不同意停战，美国就要使用核武器，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视原子弹为纸老虎的毛泽东，这下子不得不认真对待这只“纸老虎”了。 　　我全文抄录《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的有关记叙于下： 　　1953年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1953年春，应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和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能途径进行了数项研究。这些研究建立在克拉克OpIan8—52方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种更具进攻性的立场。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前所未有地建议，“应该考虑对影响我们在朝鲜行动的军事目标及时使用核武器”，而且“作为补充，就对中国和满洲里发动直接进攻制定计划”。 　　同一个月，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此后不久，我们得到信号，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和斯大林时期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没有完全盲从一个逝者所制定的路线”。马林科夫会向周恩来施加影响，以结束朝鲜战争吗？ 　　同时，艾森豪威尔自己独立做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决定：如果必要的话，将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他的理由是，如果美国没有在“必要的时刻”使用原子弹的“意愿”，美国将不可能继续承担起其对全世界的军事义务。因此，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决定让共产主义者知道，如果中国不愿妥协，拒绝结束这一令人难以容忍的状态，美国将“不受任何世界性君子间协定的约束”，将“不限制我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不承诺将敌对状态限于朝鲜半岛”。众所周知，杜勒斯将这一观点通过尼赫鲁传达给了中国政府。但艾森豪威尔写道，我们还“谨慎地向台湾以及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传达了这一观点”。 　　3月下旬，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表明共产主义者即将回到谈判桌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都同意首先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这是长期谈判取得的一个突破。周恩来走的更远。他说，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时机成熟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表明双方停止了在朝鲜的敌对，并且可以讨论签订停战协定。 　　我们不知道周恩来的这番话是不是具有诚意。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制定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计划。我们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如果谈判再次失败，我们就对共产主义者发起全面的进攻。这一进攻包括‘在中国和满洲里广泛使用战略和战术核武器’，以配合第8集 　　团军发动地面进攻，在朝鲜半岛的“腰部”夺取阵地。国家安全委员会投票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如果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在朝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我们的建议将作为“总的指导原则”。 　　4月26日，中止了6个月的板门店谈判继续进行。李承晚竭尽全力破坏这次谈判，以至于我们计划在有必要的时候发起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他。幸运的是，李承晚最后还是听话了。7月27日，停战协定正式签署。…… 　　在中国解密这一部分档案之前，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最终决定同意在朝鲜停战。也许是因为马林科夫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中国屈从于我们即将使用核武器的外交威胁，或者，中共也和我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和无谓的流血。不管原因是什么，看到朝鲜战争在我仍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结束，我感到极大的满意。我更加满意的是，这么多年以来，韩国一直是个自由国家。(《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郭莹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657—659页) 　　二，为遣返战俘，周恩来八次接见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 　　在朝鲜战争中，印度是中立国。印度是否接受美国的委托，起到了传达信息、调停韩战的作用呢？这些事情，当时中国的报纸有所报道，我们自然不知其内幕。查《周恩来年谱》，从斯大林逝世到签订停战协定，周恩来为朝鲜停战谈判接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8次。这是有案可查的记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也有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指示。他当然是周恩来的幕后决策人。既然“调停”活动已经启动，中国也接受了调停，实际内容一定会很丰富。 　　第一次，4月12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谈战俘遣返问题。” 　　第二次，5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接见印度驻华使馆参赞高伯登，把我方将在七日提出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第二方案交他转达印度政府，并指出：我方提出新方案后，仍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如果美方对我方新方案的态度恶劣，我方仍然回到老方案上。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方老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在两个方案中宣布只欣赏第二方案。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互助。” 　　第三次，5月15日，接见赖嘉文和高伯登。赖嘉文转达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先前中国提出的两个方案的意见。周恩来阐述了中国的观点。 　　第四次，6月5日零时接见赖嘉文，会谈内容略。 　　第五次，6月7日零时接见赖嘉文，告知：“昨天(朝鲜谈判)会上，对方已基本同意我方的修正案。看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增加，落空的可能性减少。” 　　第六次，6月19日，接见赖嘉文，会谈内容略。 　　第七次，7月8日深夜，接见赖嘉文，会谈内容略。 　　第八次，7月26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指出：板门店谈判中的一切协议均已准备好，军事分界线已重新划定，双方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一事，已达成临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亦将于明签字。随即将补充协议中英文本交大使，请其转交印度政府。”(《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如果是中国请求印度担任信使，出于礼貌，这时应该表示谢意。不表谢意，说明非也。 　　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死伤军民数百万人、历时三年七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 　　《周恩来年谱》当然回避了、隐瞒了美国主动委托印度充当信使的背景和内容，所以读了《周恩来年谱》，人们会对中印之间的沟通不知其所以然，以之印证布莱特雷的回忆录，就明白原委了。 　　三，叫停韩战，美苏不谋而合 　　《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是1983年出版的，所以那时他没有可能读到解密的苏联档案，不可能知道苏联和中国的内幕，只能知道“同一个月，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接替了他的职务。此后不久，我们得到信号，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和斯大林时期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没有完全盲从一个逝者所制定的路线’。马林科夫会向周恩来施加影响，以结束朝鲜战争吗？……3月下旬，我们得到了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表明共产主义者即将回到谈判桌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都同意首先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这是长期谈判取得的一个突破。周恩来走的更远。他说，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时机成熟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表明双方停止了在朝鲜的敌对，并且可以讨论签订停战协定。” 　　现在，除了中国可能还有若干朝鲜战争的文件没有解密，苏美印三国的文件大概大多解密了，也不难收集，历史学家有可能把当时四国的内部指示与外交活动，排比起来，还原历史真相，应当是一件饶有趣味的工作，笔者因为身体不佳，无力从事此事了。比如，到底是苏联先通知中国要求停战，还是美国先告知中国不停战就要实行核打击。不过我们可以判断，朝鲜停战签字的根本原因是美苏两国几乎在同时都明确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时间差不大。布莱德雷说：“在中国解密这一部分档案之前，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他们最终决定同意在朝鲜停战。也许是因为马林科夫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中国屈从于我们即将使用核武器的外交威胁，或者，中共也和我们一样厌倦了战争和无谓的流血。”现在，我们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可以判断，是上述第一第二两个原因，即美苏不谋而合，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停战，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厌倦了战争和无谓的流血”。只是他的解放全朝鲜的战略计划胎死腹中。 　　我想，仅仅只有苏联叫停，大概毛泽东也不敢一意孤行地打下去，但有了美国叫停，毛泽东就没有任何恋战的余地了。此时，毛泽东唯一的选择就是同意“签字”。朝鲜战争以毛泽东下定决心的“抗美援朝”而扩大化，最后又以毛泽东的同意签字而停战。假若没有“抗美援朝”，今天的朝鲜人民就真解放了，今天的中国也一定是焕然不同的另一番新面貌。 　　最使毛泽东不满意的是志愿军战俘要按照美国的方案“自愿遣返”，有1万4千名战俘“拒绝遣返”，选择了去“自由世界”台湾。这些战俘绝大多数是内战时期被俘或起义的国军士兵，他们虽然被称为“解放”战士，但和军官的政治地位不同，军官大多被“处理”了，而他们却得到信用，还可以提拔为干部，我在军队就见到过并共事过这样的干部。在历史上，他们许多人是被拉壮丁当的兵，共产党正是利用这些经历来对他们“洗脑”，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调转枪口打“敌人”。他们读红书，唱红歌，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已经三、五、八年，没有想到他们还心恋旧主，一旦机会来到，选择了回到“蒋匪帮”巢穴的决定。这对毛泽东是极大是打击。但是令这些“反共义士”感到安慰的不是台湾的隆重欢迎和安排，而是那些“忠于革命忠于党”的7110名回到“母亲怀抱”的战俘，不为党文化所容，回来了也是“失节”，后来都受到严厉的整肃，大多开除军籍、党籍，发配农村苟活。而一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释放回国后，还能步步提拔，当上空军部长。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本质区别。更有戏剧化的情节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那些去了台湾的战俘，虽然年届花甲，但纷纷回到大陆老家探亲扫墓。他们西服革履，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受到当地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奉为上宾，使那些坚守革命气节反而受到整肃的回国“战友”感慨万千，后悔莫及。 　　但朝鲜战争终于停战了。这是一场斯大林、金日成合谋发动的不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大战，终于停战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中国报纸赐给杜勒斯的头衔叫“战争贩子”，这顶帽子绝对要“摘”。给谁“戴”合适呢？ 　　四，毛泽东曾认为参加韩战错了 　　不久前读姚监复著《杜润生：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该文转引了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不过这是对苏联人说的，斯大林死了，他可以发点牢骚，表达不满。他对中国人是不会认错的。他永远是英明领袖。 　　姚监复还转引了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的记载。王明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在莫斯科邀请他谈话，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事。刘少奇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即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沈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196—197页)这些经刘少奇转述、再经王明记载的话，有多大可信度，可以考虑。谈此话时，斯大林还在世。不过毛泽东因为“不知彼”而判断错误而有点“苦恼”大概也可能。但看毛泽东关于朝鲜战争的一系列指示，他哪有“尽快结束”的意思。 　　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毛泽东积极参加韩战，主要动机是为了叫斯大林相信他不是铁托，而是“国际主义者”。但韩战没有打完，斯大林死了。这可能是毛泽东最失望的。 　　五，不可饶恕的“译者”错误 　　布莱特雷坚决反对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当麦克阿瑟积极主张打过鸭绿江时，受到白宫撤职处理。为此，参议员的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布莱特雷回忆说：“在我第一次作证的时候，我就表示扩大与红色中国的战争将是一个错误。‘坦率的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战略，就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很多粗心的读者把这句话当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争的评价。”(第636页) 　　但是善于断章取义、偷梁换柱的中国官方学者，为了证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合法性，也是故意歪曲布莱特雷讲话，把他反对和红色中国打仗的“假设之言——如果采取这种战略”，变成“对朝鲜战争的评价”。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刊于这本《布莱特雷将军回忆录》首页的“译者的话”，在文末说：“他(布莱特雷)深刻感慨：‘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既然“译者”本人都要犯这种“粗心”的错误，那么谬种相传，贻害无穷，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作为一名“译者”，不是误读的“粗心”错误，而是丧失了起码的学术道德。翻译的第一要义是“信”，可信，我们能相信她的译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