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

信報   2012年6月22日  絢麗荒涼專欄 有一句新聞媒介的名言，要一引再引：‘Freedom of the press is guaranteed only to those who own one.’美國記者李伯齡 (A.J. Liebling) 提醒大家，誰得到新聞自由的保證？只有那些擁有新聞媒體的人。 什麼叫「編輯自主」？很多情況下就是「總編輯自主」，普通記者編輯不能過問；誰主總編輯？自然是北望中國，對巨大市場垂涎欲滴的媒體老闆。 《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於六月初李旺陽事件曝光當天，午夜改版，縮小報道篇幅 ，回應下屬質疑時，拒絕解釋，並直道：「如果你不喜歡，你識得點做。」(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總編輯自主」現象，又多一個實例。猶幸還有不願忍氣呑聲的下屬，公開事件，令自我審查的細節，在陽光下被審視。 所謂自我審查，從來難以證實，自閹者總有諸般解釋。香港記者協會2005年報告提到，媒體處理新聞有偏頗有遺漏，究竟是自我審查，還是編輯的公正判斷、或避開法律風險，有時難以判斷。而總編輯們亦早已學懂，凡事留有後著，趁讀者不察，就能瞞天過海。 例如這次《南華早報》低調處理李旺陽被自殺事件，雖然由總編輯親自下令，臨時改版，但不會「除惡務盡」完全刪去，總會留有餘地。自我審查者可以大條道理解釋：報道篇幅雖然由六百字刪至一百字，但擺放位置卻由內頁A8版下方，移到A6版左上角，自閹者可以辯解：「我們有報道，並且位置更顯著。」不過， 文章大幅刪減後，缺乏前文後理，粗淺難明，而且全文大小，不及旁邊一宗外交新聞的巨大粗體標題的三分一，讀者容易忽略，就算讀了，也不會看出案情疑點。 這一招，可稱為「人有我有」，輕描淡寫數語，就算已作報道，好向讀者與下屬解釋「我們沒有自我審查」。 第二招，則叫「後天下之憂而憂」，初則低調處理，但過了一天，發覺群情洶湧，其他媒體大篇幅跟進；總編輯們為免落後於形勢，遂容許記者較詳細報道，也因為其他媒體已當「爛頭卒」，政治風險降低，總編輯們容易向大老闆與西環交代：「不是我們首先大篇幅報道的」，所以不算「政治不正確」；能夠安撫主子的不滿，又能維繫報章信譽，遇公眾質疑時，還可振振有辭：「我們一直有跟進，有評論、有社論，何來低調處理？」然而， 正是抱著這種心態，新聞界監察政府、提出質疑的天職，越來越被動，大家「你眼望我眼」，不走第一步，傳媒的自主性，一點一滴慢慢自削自閹。 總編輯們還有很多板斧，例如他們可以辯解：事件還有很多疑點，負責任的媒體要先聽一聽官方的回應，不宜妄加評說或報道篇幅太大。這一招數，姑且稱之為「刻意迷信官方立場」，一如羅范椒芬聲稱「六四未定性，不知平反什麼」而迴避問題一樣。如果政府受民眾監督、有信譽、說真話、守規矩，總編輯們祭出「平衡報道」的大旗，還算有道理。但在李旺陽事件及其他很多內地敏感話題，高中低層內地官員一直迴避、拖延、拒答，涉案者的家屬朋友卻繼續被失蹤、被噤聲、被軟禁；網上網下媒體全線封殺，不准談論甚至不准暗示，而總編輯們還說要等官方反應，這種行為連緣木求魚也不是，純屬「刻意迷信」，找藉口而已。 總編輯們還會苦口婆心勸勉下屬，內地網上謠言甚多，要先查證才報道啊。說真話、報道真相，是記者天職，網上消息當然要查證，沒有記者會反對；但現實裡，總編輯們強調要查證，卻不安排記者證實或證偽謠言，不編配人手資源，不能核實真偽，很多光怪陸離人神共憤之事，往往數語略過，不了了之。 還有一招，名為「忽然愛心」，媒體平日對內地弱勢社群、維權人士視若無睹，你死你事，甚少關注；然而，當是非黑白分明，不得不報道時，總編輯又會以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慨嘆著：我們越是報道，他們處境越是不堪、越是危險啊！李旺陽接受記者訪問後被自殺，令一些公眾也有此疑問；記者當然有責任衡量被訪者的人身安全，令他們明白風險，但李旺陽事件是特例，而且這個「神九上天，萬民下跪」的年代，無數被壓逼者不顧一切，就等待一個發聲的機會。「忽然愛心」以自我審查，不質疑權貴加害弱者，反而擔心傳媒造成更大傷害；這種論調，既能欺人，也能反過來自欺，以此理由減少報道弱勢社群，正中當權者下懷。 自我審查是一門藝術，總編輯自主下，軟硬兼施，扭曲再扭曲，刻意地不經意；無痛自閹，暗合道妙，境界高超；由讀者到記者，不能不察。 

信報   2012年6月11日 六四硬漢李旺陽的死訊傳來，稍有良知的人都難以不動容。官方的說法是死於「自殺」，但現場圖片曝光，只見李旺陽吊在窗邊死不瞑目，雙腳踏在地上，左手輕抓衣架，布條綁着超高難度的專業繩結，但死者是眼盲耳聾兼行動不便的六旬翁……種種疑團活現眼前，稍懂邏輯的人都不相信這是單純的自縊。 若硬要說李旺陽是「自殺」，那麼他自尋短見的過程應長達二十三年──始於1989年的春夏之交，終於2012年的飛霜6月。如今其遺體已被強行火化，受盡人禍折騰的殘軀化作一柸骨灰，那顆爭取民主的鬥心不會湮滅，歷史一定會記着李旺陽的名字，他是六四事件遲了歸隊的冤魂！慘案未平反，責任未追究，請莫談原諒。 誰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李旺陽原本在內地知名度不算高，如今更變成忌諱詞，網絡被禁，媒體上「被失蹤」，其妹妹李旺玲及妹夫趙寶珠都受到嚴密監控，連日來與外界隔絕，欲幫忙的親朋好友以至律師，不是被傳喚至公安派出所問話，就是帶往外地「旅遊」。沒有公開公平公正的驗屍程序下，就這樣被毁屍滅迹了。 在這種強權無道的情況下還奢望官方嚴查死因，甚至推翻「自殺」之說，除非像薄熙來案那麼曲折離奇，否則只是癡人說夢，不可能實現。因此，民間毋須奢求官方會改變李旺陽命案的定性，我們姑且連同二十三年前那筆血債一起算吧。那麼說來，這宗絕對是「謀殺案」──從追究六四屠城責任計起，再徹查李旺陽被殺的手段，然後嚴懲兇徒。這筆賬就算再等多少個二十三年，都應該這樣算。 香港人為李旺陽的死特別悲憤，原因是看到有線電視於本月2日播出的專訪。片段可見李旺陽已嚴重殘障，多隻牙齒都打斷了，連走路也要人攙扶，只靠在大腿寫字與記者對答。 他為爭取民主坐了二十一年冤獄，但仍對着鏡頭堅定不移地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實現多黨制，我就算砍頭我也不回頭。」結果他的頭沒被砍，但四天後卻掛在窗邊。誰會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作為傳媒工作者，聞悉李旺陽死亡，除了哀國家的黑暗，也為採訪這宗新聞的記者憂心，他就是有線的林建誠。建誠兄是行內有名的「亡命之徒」，全天候緊盯各種新聞材料，沒有所謂真正休息的時刻，國內哪裏有大事就往哪裏跑。記得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役，他與攝影師第一時間趕到震央，沿途好幾次都是生死一線間，不是險跌落山崖，就是幾乎被泥石流打中，慶幸撿回一命，讓外界得知災區的真實情況。 難得的是，林建誠與有線中國組的採訪團隊不是追求刺激的災難畫面，而是特別關心中國維權事件，無論是呂秉權抑或吳紫敏等記者，對四川豆腐渣工程、譚作人被判監、劉曉波坐牢、結石寶寶趙連海枉判尋釁滋事、陳光誠夜奔出走等等，有線團隊都發揮人民精神，贏得中港行家的尊重和讚賞。 須知道，香港雖說享有國內難得的新聞自由，但基於政治立場、成本和市場價值考慮（排名絕對分先後），若非有一群真正關心國事、主動爭取採訪的有心記者，許多維權新聞只會湮滅在八卦小道新聞當中。 林建誠得知李旺陽的死訊，多天失眠且淚流不止，自責是那個訪問間接害死了他，他哭着跟傳媒說：「這根本是暗殺，如果不滿意採訪，可以殺我，不要殺他！」其上司好友或行家都好言相勸，但正因為他是有心人，心裏的痛就更深，那種悲慟非一時三刻就能解，行家都覺傷感。 公安施虐罪不在傳媒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公開說：「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有人因為真相而死，不是你們的責任，如果你們因為講真相的人死了，而不再為講真相的才是問題。現在不是說對不起的時候，一個政權是抵擋不了眾多傳媒的問題，希望香港的傳媒不要再悲哀，做回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對李旺陽最好的哀悼。」 誠如梁國雄所言，「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但傳媒工作者的另一「天條」是「沒有任何新聞比生命更重要」。若知道有人會在受訪後被殺，就算對方是自願，也不會有新聞工作者故意犯上「幫兇」之罪。而林建誠採訪李旺陽的出發點，絕對是想他生存下去。 根據過往經驗，得到外界關注的維權或民運人士，縱使可能受到加倍監控，但中共還不敢「公然行兇」，尤其是在6月初的敏感時刻，再添幽魂只會觸動民憤。因此，更多的說法是指湖南公安施虐過度令李旺陽喪命，為了掩飾罪證必須火速燒屍滅迹，罪不在傳媒。 哭過痛過之後，相信建誠兄會更堅定去揭露黑材料背後的真相，且與各路新聞工作者共勉。 目前香港和澳門成為能夠公開討論這宗命案的特區，李旺陽的靈位不在家鄉湖南，卻在境外兩個小小特區，實在令人不勝唏噓。值得一提的是，李旺陽死後，本港三份左報首兩天均隻字不提，直到上周六（本月9日），《文匯報》終於有一百八十二字的短文，標題是〈李旺陽湖南病房自縊亡〉，內容撮要為：「……死者李旺陽，男，62歲……2012年6月6日6時許，同室病友李某發現李旺陽上吊在病房西側窗護欄上……初步確認李旺陽係自殺身亡，有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香港要推行國民教育，大可以把以上短文，跟其他李旺陽的頭版報道作個對比，討論主題應該是「何謂黨性重於人性」。 什麼叫「不是說不感動」？ 面對18萬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說：「我不會……不是說我不感動。我不會評論。（I will not…I am not saying Iwas not touched. Ihave no comment.）」這是撿了便宜的古惑句子，一般市民容易看作「也算感動」，但細心拆解，只能排除「不感動」的形容詞，留白處不見得就是「感動」，加上結尾的「不會評論」，等於沒有表態。 同樣地，梁振英連日來被追問對李旺陽命案看法，他的回答是：「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會公開評論。」答案跟回應六四集會時如出一轍，表面是「有看法」，背後卻空洞蒼白，最終還重複了十一次「不會評論」。 作為香港的未來首長，梁振英一定知道六四事件是港人的心結，面對大是大非而沒有帶領民眾去思考，連一句良心話都不敢說，那種「不會評論」的堅持，已是助紂為虐的惡。 

2012年5月4日 Vic：我不會說余英時先生是「 華人學術界最後的良心 」，但覺得他非常可貴可敬，確有大學者的風範－－至於 「大師」的稱號 ，就留給識時務的俊彥吧。 昨天看 自由時報的報導 ，還有點懷疑「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會否是報紙自己加的。今天搜尋網路，看來確是余先生親筆所書。 這封信值得各地華人細閱，尤其是已落入中共手中的香港，以及正面對中共滲透與統戰的台灣。不認清中共的面目，就可能做了奴隸還不自知。面對「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統治集團」，面對為了私利，「下定決心迎合中共意旨」的政客、商人與無恥文人，我們甘願屈服，甘願同流合污嗎？ ————— 國昌先生： 收到五月二日來信，附來「五四座談」大綱及蔡其達先生大文〈 春祭，怎奈得暗黑鉤沉 〉，十分感謝。 很多年前，我因為在《中國時報》上發表文字的關係，曾和蔡其達先生通過幾次信，他當時是負責編輯。其達先生學識廣博、專業精當、品德卓越，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不忘。現在讀到他的大文，看他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我感到無比的憤慨。你們決定在五月六日「以座談方式探討『蔡其達事件』對台灣新聞自由與民主發展所蘊涵的意義，以及民間社會應該如何看待後續發展」，我完全贊同並全力支持。  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 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中共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 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和這次「五四座談」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 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 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稍有鬆懈，便必將落進中共的「統戰」謀略之中。 「拒絕中時」和「五四座談」都是及時的「救亡」行動，足以將上述那一類商人和政客的原形展示出來，使廣大的台灣人民有普遍的警覺。 稍知中國大陸內部真實情況的人，都不會為中共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惑。從中共「維穩」經費超過國防經費這一點來看，這一政權已在無比的恐懼和慌亂之中，正符合「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古話。剛剛發生的薄熙來大案和陳光誠國際事件，都為我們提供了最可靠的事證。這些事件不過是浮在水上的冰山一角，其下層的崩解動向可以想見。 像中共這樣一個橫暴、下流、腐敗、殘忍的統治集團，是絕不可能獲得「穩定」的 ，現在大陸各地群體抗爭事件每年不下一、二十萬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說不定什麼時候局面失控，一種不能想像的解體局面便會突然出現。前蘇聯的崩潰並無絲毫外力在起作用，極權體制內部的無數矛盾才是逼使它走上滅亡的力量。 台灣有不少人患著「恐共症」，中共勢力之所以能透過政客與商人而滲透進來，便是由於這一心理因素的作祟。我盼望台灣知識人能在解除「恐共」心理方面，能發揮一點作用。 二O一二年五月四日 余英時

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讓大家見識到，政府資訊透明開放和媒體的高專業水平，在一場大災難中可以發揮的神奇作用。好了，中國網民當然大有話說，因為中國政府奉行完全相反的另一套。 不久前，理性沉實和敢言的長平被趕出「南方報系」，行裏行外譁然，因為，這宣告着中國媒體進入嚴竣的寒冬時期。長平刻下在香港當訪問學者，我約他訪問，在維園等，原來他常常來香港，對香港問題也有看法。 他果然是敢言的，他說內地有官員真心相信，五年後香港就會變成跟內地一樣，人民不可再上街，媒體要聽宣傳部指揮。 自我審查 問﹕其實，你們知道寫文章的底線在哪裏嗎？在我們來看，你們很勇敢，像《時代周報》主任彭曉云搞「時代一百人」選舉選出趙連海（最後因而「被休息」），這些東西我們《星期日生活》常做的，但我們不會有問題，在你們的立場，則是很勇敢。 長﹕所以她就要付出代價了。做之前你不完全知道這個代價，你知道可能要冒一點險，有時候你想去try，因為如果你不試就更不知道。我們沒有新聞法，邊界是不清楚的，不去試就不知道在哪裏，而且愈收愈窄。它很大程度靠你自我審查和領會，靠自律和領導打電話、開會，但領導的話也不夠明確，我們叫這做領會領導的精神。領導就是上司，或更上面的。 （自我審查不能避免？）不能避免。（是生活的一部分？）對。 問﹕香港不是這樣。香港有新聞自由的基礎，如果報道有逃避或隱瞞，該說的沒有說，就會被批評為自我審查。 長﹕我們是不該說的說多了，你們是說少了。 問﹕你們去try，似乎官方領導也在try，放手看你們去哪，有問題就收窄。 長﹕有時也因為臨時的事情，如奧運會，亞運會，要我們收一下，媒體很無辜，只因奧運會就開個會，說不要報了，就收緊了。 問﹕受害的是公眾吧，他們應有知情權，老百姓有這個概念嗎？ 長﹕這幾年媒體有機會就告訴老百姓要有知情權。 官方有一套理論，媒體講多了會引起社會動亂、思想混亂，說媒體有錯誤的信息，造謠，誤導；比如SARS，不告訴大家，大家就會好好的生活，你告訴大家，大家就會很恐慌。 問﹕○三年的SARS是一個轉捩點吧。 長﹕○三年之前就開始了，但○三年進一步強調了這個事情，北京市市長和衛生部部長因為晚報下台了。 但事實上，後來的那些官員還是晚報，沒有下台，沒有實則性的轉變。下台只是休息，錢照拿呀，待遇沒變。我們的官除非政治鬥爭被捉起來，捉起來也是面子，對他們的影響主要是面子。陳良宇在監獄裏很好的，都是半公開的。所謂待遇，比如一個副部長級，飛機坐頭等有司機有專門特供食品——即是不會吃到有毒的菜，拿多少錢，有警衛員，這些都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問﹕《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九七年創刊，被認為在媒體之間起了先鋒作用，當時媒體在社會的角色如何？ 長﹕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媒體一是黨的宣傳機器，一是文以載道的文人角色。南巡講話之後各方面開始市場化，我是在那時候進入媒體的。那時拿到一個開號就可以辦報，開號可以賣和租，大報像《南方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則自己申請開號辦子報賺錢，包括《南方周末》（下稱《南周》）、《南都》，後來的《人物周刊》都是。 媒體利用市場化開拓更多空間，為讀者辦報，為廣告辦報。《南都》雖然九七年才開始，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九二年後全國出來很多都市報，很多對新聞有理想的人，在黨報內無機會，也去了都市報，一方面用市場化做武器，另方面為自己的理想開路，到《南都》出來，走更市場化的路，警匪娛樂明星，同時有理想的媒體人看不過眼不公義，會利用機會做揭露性的報道。 溫總的話，為什麼刪？ 問﹕最近是否走回頭路了？溫總在兩會的報告談到人權民主竟然被廣州的媒體刪掉，何以連國家總理的話也可以刪掉？ 長﹕最近以來媒體很緊張。媒體市場化後，並沒有打破官方對媒體的控制，另方面，商業對媒體的控制卻產生了。賺了錢老百姓就膽小了，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有更多的自我審查。目前媒體這兩方面的影響都很嚴重，而且會合謀。 你知道連坐嘛，像計劃生育，一個村子裏你的太太多生，你的鄰居會被罰款，因為他沒有告發你。（很神經啊）神經啊。同一個集團，如果《人物周報》犯事，會罰《南都》的錢。這就是他們的管理辦法。 網絡新聞拓大了一些言論空間，沒有發言機會的普通人可以開一個微博，其實很多人沒看到另一方面，所有網絡公司都是商業的，利益第一。推特在國外沒有人組織話題，但新浪會找很多明星來，設計一些話題，炒熱，新浪的股票去年翻了三倍啊！為怕這東西會被關，要審查，配合宣傳部。 要打破媒體管理，還是要爭取體制的改變。 問﹕你進去的時候就已經抱有很清楚的新聞理想？ 長﹕我讀文學，開始時只想找個工作，去了很快覺得很有點意思，可以為老百姓說話，去反對那個很討厭的新華社報道，反抗假大空。進一步就想揭露腐敗黑暗，另外很早開始寫專欄。最早在《成都商報》，後來《成都商報》通過這些變大了，變成既得利益者，我就到了《南周》，然後開始學習美國歐洲的媒體，看報道和研究理論，做調查報道，發表評論。 ○二年出了一件事，有一個黑社會頭目張君，像電影一樣，對兄弟很殘忍（手作開槍狀），搶了很多銀行，他在重慶被捉，捉的是文強，就是去年被槍斃的公安局局長。當時他是明星了，作秀了，把人按在地上一直踩在他的頭上，打電話說「張君就在我的腳下」，記者就去照相。公安放開讓傳媒報道，全國媒體報道他的情書，去監獄採訪，公安的追捕過程……我在《南周》當副主任，就叫幾個人去他的老家看他是怎麼變壞的，發現他個人性格有原因，但也有農村青年的出路問題、農村政策問題、警方的問題——因為開始時犯一點小錯被捉了，他自己說進去一次就變壞一次。故事很哄動，沒有人想到可以用這個角度來報道，現在這樣報沒問題，當時中宣部很生氣，讓我離開《南周》。這是我第一次失業。 新一代眼中的「神聖」 問﹕當時一定很意外了…… 長﹕對，當時很年輕，一腔熱血，幹新聞很high啊，也很享受，《南周》新聞部主任是很好的職位，突然就說不讓你幹了，太奇怪了。 後來也沒所謂，去中央電視台看看他們怎麼搞，兩個月就待不下去，去了上海參與辦《外灘畫報》。上海是管理最緊的城市，媒體很落後，想辦一份有《南周》氣質的報紙，宣傳部門根本不能容忍。○五年《南都》找我過去，同時一直在寫評論，現在更多人知道我專欄作家的身分。 ○八年寫了〈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討論西藏三一四事件。內地媒體有好多條高壓線，有電的，不能碰的，一碰死人﹕民主問題，宗教問題，軍隊問題，主權問題，邊界問題；西藏事件全部都有，超級敏感。我不是要去碰那個高壓線，只是想找到它，把它往外推一點點。當時大家都在罵CNN、西方媒體扭曲報道，我想，好，如果大家這麼看重新聞價值，客觀真實公正，那我們討論一下，把別人都趕走了，讓CCTV獨家報道，肯定不符合新聞倫理，錯誤更大。 另外，我們到底應該怎樣跟少數民族相處？過去我們可能花了很多錢，叫紅蘿蔔，你怎麼還不滿意？很多老百姓也是這個思維，很生氣。我說我們應該跟少數民族有平等對話的習慣，不要高高在上。結果很多人罵我漢奸走狗敗類搞分裂。 我們是個世俗的國家，無神論，但會把很多東西神聖化 ，比如國家領導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你敢說我們討論一下，他會非常憤怒，怎麼可以討論。這太奇怪，但很多人覺得不奇怪。 問﹕這個你反而從來沒有想到過，一直都只想著官方的封鎖、那條線。 長﹕對，在辦《南周》時我們感覺到的都是老百姓的歡呼，去大學演講都像明星，像劉德華一樣，簽名啊，後來真的有變化，九十年代的教育強化民族主義情緒，也強化了所謂中國模式。因為經濟發展之後，當局有了一些信心，開始強調我們的中國文化特色，然後八九年以來人權老是受到攻擊，她也發明了一套﹕干預內政、西方的陰謀論，也教育了一代人。他們會發現過去上一代人歡呼的《南周》 「怎麼老是攻擊我們的體制呀」，他們是美國人的走狗。後來還引發出普世價值大討論，爭論到底人權民主自由是否普世的，後來成龍都說「中國人是喜歡被管的」…… 《北京晚報》社長親自發了《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用文革一樣的語言罵我，也是文革後第一次把一個人的名字寫進黨報標題來攻擊，大家都很驚訝，過不多久又發另一篇，後來，報社也收到壓力，一年後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也在一個很大的媒體老總會上不點名批評我，之後就不讓我當副總編。這是我第二次失去工作。去年七月突然南方集團接到通知，停止我在《南周》和《南都》的專欄，我在這兩個報紙寫了五六年了，今年一月突然要我離開報社，過程我於過年前在「世紀版」發了文章。 體制內的平庸之惡 問﹕文章中你大力指摘報社，說你過去的採訪評論為報社賺了很多錢…… 長﹕都指摘……因為都是幕後操作，猜測中宣部副部長某某某，網上都有說，其實是誰都不知道，他們甚至不會留下文件，沒有留下文件為什麼能執行呢，就因為報社配合。體制的前置應該是言論自由，它首先要受到譴責，但報社配合也應該受到譴責，尤其是《南都》有好名聲，實際上如果背後配合就等於欺騙讀者。十年前開始就知道要對南方報業整頓，像（前總編）程益中敢說話的被排擠出去，像我稍為敢說話的被趕走，未被趕走的邊緣化，上來平庸聽話人的當領導。漢娜．阿倫特講平庸的惡，一個人以自己的職權為借口做壞事，這叫做平庸的惡，因為你沒有那個能力，你沒有去反抗這個集團，在我看來他們也是。這個體制不是空的，由所有東西組成，包括《南都》的配合。南方報業也有好的傳統，有理想的記者會跟平庸的領導鬥爭，有時還會出一些好的報道。 問﹕有去逛逛街看看香港底層的生活？ 長﹕我以前常常來。香港的貧富懸殊太嚴重了點，香港在商業上是比較變態，財富太集中，就會出現很好笑的，如豪門，很落後的一個詞，但大家仍津津樂道「嫁入豪門」，英國也有看皇室，但人家是多角度的，有些是很羨慕的，有反省有調笑的，香港媒體這個很不夠。 問﹕四叔抱孫，全港的報紙第一天報道都喜洋洋的…… 長﹕對，一開始就應該當醜聞。不應該那樣仰視的，好像他們有錢有地位他們的故事我們都該這樣做。我覺得這跟經濟有關，貧富懸殊太大，香港社會商業化太重，遏抑人民的多元視覺如女性權利、自由平等的角度， 不止是地產霸權，是由地產霸權帶來的文化霸權 。過度商業也影響媒體，所以媒體也會覺得賺錢是件大事，這是觀念問題，觀念是值得檢討的。豪門在電影裏也有很多，現在也很影響中國，內地也有好多暴發太子黨，但大家不敢說，心裏有這個觀念，所以特別喜歡說香港的豪門，梁洛施的新聞在內地也大賣。 香港的價值 問﹕有留意香港的反高鐵運動嗎？怎麼看這件事？一次某的士司機跟我說載過一個內地人，說內地人想高鐵總站在深圳/廣州而不得，香港人好蠢。 長﹕內地發展觀這十年腦子更窄，發展觀就只為了GDP，反高鐵有很多理由，這些理由都應該尊重，都應該可以表達，最後有一個機制把這些都拿進去考慮。抗議文化本身是有價值的，香港可以上街得要珍惜，說不定哪天不能上街了。如果你只看經濟，沒有其他價值，內地可以用錢就把香港買下來，內地也有一個策略，去打台灣一個價錢，所以簽APEC (??)。 問﹕關於香港的變與不變，我們看見的中國盡都是有毒奶粉，無制度無法治，談融合會恐懼香港的制度被消弭，香港政府也做得很差。 長﹕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對市民負責？誰給我權力給誰負責，香港人要爭取的，不是要找個有能力的人來，還是普選。 香港的民主實驗和作為一個有特殊歷史的城市發展，提供對香港、亞洲和全球很有價值的影響；過去是因為香港富太多了，經濟港口金融中心只是一部分，上海也可以是金融中心，但香港比上海有更多，香港的文化應有更好的發展，包括商業文化、教育，應守住這些好東西。抗議文化內地確實沒有。我也有熟悉的內地官員，他們真心相信，只要五年就可以把香港變成內地城市，就是不能上街，由宣傳部給你們（媒體）發指令，確實要小心。 還好啦，香港的年輕人跟內地年輕人比會上街。 不要把自己當皇帝 問﹕你覺得香港在爭取中國體制的改變有角色嗎？早前的政改爭議經歷五區公投到最後關頭，立法會通過了無普選承諾的方案，當時有一種心理，怕過激會得罪中央，連現在僅有的那點民主都被收回。 長﹕應該明白一點﹕ 民主不會是恩賜給你的，是動態的，不會是過了幾年我放著會給你， 不爭可能愈來愈少 。唐英年說民主是妥協，已經有了民主才可以說這句話，沒有談什麼妥協呢，我覺得抗議是很重要的。我反對所有恐嚇式的東西，政治家可以考慮代價， 民眾應正直誠實表達自己願望 ，要普選就直接說。內地每個人都想朝廷的事，中國皇權統治就是要老百姓失去自我，把自己當皇帝，說國家很難治理。普通人在政治前面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不要過多替中央政府考慮，替特首考慮。 中國的民主最重要是中國人，香港人應爭取自己的權利。曾經有一種想法，以為香港回歸多了一個民主力量，這其實有誇大成分，這麼多年這些人失望了，發現香港沒有帶來幾多這方面的東西，反而用些奶粉錢就哄住了——當然最初他們不應抱那麼大的期望。 問﹕你樂觀嗎？ 長﹕中國體制特點是不確定，有可能很多年不變化，有可能很短的時間內突然發生巨大的變化，蘇聯解體前沒有人能預測到。 最重要是堅持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 ，作為媒體人就堅持拓大言論空間，不是因為明天有新聞自由了我就趕緊表演，明天不自由，後天不自由，這輩子都不自由，作為媒體人可做什麼？你也可以選擇不幹。 最重要它是動態的 ，如果你想到很絕望但我還要掙扎，恰好它可能就在中間發生，會轉好。 什麼人答？長平 前廣州《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專欄作家，農曆新年前因言論遭到解僱。《南都》向以敢言及具有新聞理想著稱，事件引來網民聯署聲援及社會迴響。 正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擔任訪問學者。 什麼人問？黎佩芬 在享有新聞自由的香港任明報《星期日生活》主編，常警醒自己不要看風駛，要帶給讀者更多另類角度和思維刺激。 文 黎佩芬

新世紀周刊 2011年3月1日 最近幾年國人喜歡討論「話語權」這個概念。聽起來十分洋派十分後現代，似乎與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所說的「discourse」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仔細查究，便發現這三個字其實沒有什麼現成的西文對照詞。它也許只是中國人發明的一個術語，關涉的問題也只是中國自己的問題。 以媒體為例。許多人認為，今日全球媒體環境最嚴重的毛病是太過倒向西方。不只幾家有環球影響力的傳媒機構是西方媒體，連它們說話的方式和話語背後的觀點、立場和傾向也是西方的。在它們的影響下，非西方世界的現實被扭曲了，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聲音也被遮蔽了。何以致此？那全是因為西方人掌握了話語權。 身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我們中國自不能在這場話語權的較量上繳械投降，任人曲解，任人主導。因此，他們說，中國有必要建立自己話語權。 據知，建立中國話語權的辯證法之一，是弄一些和CNN、BBC相似的跨國大媒體，不讓那些西方人專美於前。而最可供參考仿效的成功前例，是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 根據國內媒體上某些專家的意見，半島電視台成功的原因不外諸點：大量資本投入；聚集大批高端專業人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然後，比較籠統地提到「要懂得搶大新聞，在非常重大的事件上佔領報導先機。同時還要不懼爭議，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發現這些分析都很看重前面三條，對「搶大新聞」和「引起爭議」卻草草帶過。 利比亞一騷亂，著急國際局勢的觀眾，就想轉台去看半島電視台。這時候最可憐的大概是那些美國人了，因為多數美國有線網絡都不轉播半島頻道。原因是在伊拉克戰爭時，半島電視台說了太多「另一邊」的聲音，被美國當局視之為「恐怖分子的喉舌」。照理講，這是個很鼓舞我們人心的事。一來它說明了美國的信息其實也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自由；二來它更加證明半島果然代表了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心聲，足以挑戰西方話語權，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好榜樣。 但問題在於，半島既然那麼了不起地把伊斯蘭世界的話語權放到了地球的上空，為什麼埃及前政權又要在人民剛開始鬧事的時候，就立刻關掉半島駐埃及的記者站？這個待遇要比其他的西方媒體壞多了，人家的記者還沒有挨打，半島的人就已率先遭到驅逐。理由很簡單， 半島不僅是整個中東、北非一直到印尼和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地區的最大型跨國電視台，還一直被世人視為該地「話語權」的代表；但它同時也是這個地區言論最開放、觀點最大膽、報導最自由的電視台。正因為它「不懼爭議」，老在言論節目呈現出各種 非官方 非主流意見，所以才成了當地觀眾最想看最歡迎的頻道之一，也才有資格在全球媒體環境中成了他們的代表。 半島是伊斯蘭世界的代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總是要為這片地帶的政府說話，正如它也用不著在伊戰中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一樣。我曾見過它的記者在吉隆坡頂著警方水炮的攻勢，站在鏡頭前對觀眾解釋馬來西亞兩年前一場大型示威：「看，這就是馬來西亞式的民主。」它並不急著替突尼斯和埃及的前政權說話，反而大幅報導反對派的活動。當利比亞也開始亂起來之後，它沒有幫著卡扎菲安撫群眾，更沒有照顧官方感受而少播幾個畫面、少講幾句敏感詞。出力興辦它的卡塔爾政府，也曾被其評論節目毫不留情地抨擊過。 這樣的電視台竟然成就了阿拉伯世界的話語權，是不是有點奇怪呢？當然不。大家會覺得「美國之音」是美國的代表性媒體嗎？當然不。比起揭露過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美國之音」只不過是美國政府的喉舌而已，而喉舌和話語權好像是兩回事。 不管哪一個國家，不管要代表哪一種聲音，如果抽掉了媒體的靈魂，拿去了它的普遍原理，它都不可能奪得想像中的那種話語權。只靠大量資金、高端人才和先進技術，卻缺乏最基本媒體價值的媒體，最多只不過是個「語話拳」罷了。 說真的，每回聽到高談「話語權」，我腦中浮現的居然都是「話語拳」這三個字。